文： Liesl Schillinger
是什麼讓一位個兒高腿長、眼神犀利的年輕女記者 將晚飯推遲到半夜，從桌上抓起她那精緻鑲皮的寶巴莉 眼鏡，不顧外面寒風刺骨，奔赴在零下二十多度的紐約街頭，只為了趕往酒吧，去跟有一個明顯不懷好意、且最後未必會出現的男人約會？ 一切都是因為神經元們，那些任性妄為的神經元。它們早已為她的身體和心智預編好了程序，無視她出於邏輯 的各種判斷，催促著她趕往那個能讓它們得到電化學興奮的地方——它們將其認定為「愛」，而她的朋友們和她自己的理性則稱其為「傻」。 為什麼強大的神經元們會做出如此不明智的選擇呢? 因為，在圍繞渣男的主旋律播放已經不知多少年月的洗腦循環中，神經元們也是身不由己。 三個世紀以前，法國物理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寫下了這樣一句話：「心自有理智所不知之理（The heart has reasons that reason cannot comprehend）」。之後的300年裡，對於帕斯卡的這個洞見，無人能再進一步——科學家們能做的只是對此表示贊同；被愛情沖昏了頭的追求者們把這句話繡在沙發的靠枕上；被拋棄的癡男怨女們將這句話寫在給愛人的最後一封情書裡…… 時間來到1988年，百憂解（Prozac）問世了，事情至此有了轉機。它的出現證明了，相比酒精、精神分析、愛莫能助的朋友們的建議，大腦中跟情緒有關的化學變化在更大程度上受到血清素（Serotonin）的影響。 於是，三位來自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心理學家聚在了一起，並決定共同驗證帕斯卡的觀點是否正確——情緒與理智的運作機制是否真的大不相同。 三位博士——托馬斯•劉易斯（Thomas Lewis），法拉利•阿米尼（Fari Amini），理查德•蘭龍（Richard Lannon），碰巧都是男性——猜想帕斯卡是對的；畢竟，從長輩們到希波克拉底，每個人都這麼說。但手握全新神經學與藥理學數據的他們，為了保險起見，還是決定利用現代科學的便利覆核一遍。 他們把研究結果寫成了一本書，名為《愛的起源》（A General Theory of Love）。帶著些許篤定，在前言部分，他們就開門見山地表明已經掌握了答案：「帕斯卡是對的，儘管他未必知曉這背後的原理。」 作為科學家，三位博士的這一假設似乎少了些審慎和嚴謹；事實上，書一面世的時候，他們的著作就跟那些發表在嚴肅期刊上、晦澀難懂的研究報告的畫風大不一樣，而更接近於一場機智詼諧又乾貨滿滿的牛津聯盟辯論賽（Oxford Union Debate）。 書的第一章「心之城堡：科學對愛的探索（The Heart’s Castle：Science Joins The Search for Love）」延續了這種詼諧的文風；博士們輕巧地鋪開了愛的序曲，勾畫出了心碎的原理，註入了希臘神話，並引用了感性十足的詩歌，因為「對愛的探索本身也是一種冒險（The adventure itself demands it）」 。 然而，正當你開始想像他們是否只是被過譽的新時代的智者,在租來的、位於托斯卡納（意大利文化名城）的別墅後院裡相聚，一時興起，一邊吃著蘸了Vin Santo小甜酒的意式脆餅，一邊信手組了一個後現代的研討會時——他們又一口乾下了手邊的雙倍濃縮咖啡（double espressos），大步邁出了別墅大門，進入了最為先進的愛的實驗室。 帕斯卡是對的，他們解釋說，因為「負責情感和理智的神經系統是分開的，兩者的不同步也由此體現在了人類的思維和生活等方面。」你無法選擇被誰吸引，正如你不能僅憑意志力來驅使自己講出從沒學過的普什圖語或彈奏弗拉門戈吉他一樣，因為「執行這些活動所必需的神經結 構並不能單憑意願或愛好就合併在一起。」 不管你喜不喜歡，我們所有人知道的都只是如何去進行那種我們的大腦已經演練過的愛。以最優秀的科普作者的方式——就像《達爾文的危險思想》(Darwin』s Dangerous Idea)的作者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或者解開語言之謎的斯蒂芬·平克(Stephen Pinker)那樣——三位博士開闢了一條即便是毫無專業基礎的讀者也可以安全循徑而上的道路。 神經認知學證實了女人們長久以來所相信的——男人有著爬行動物腦。 在任何人開始覺得有被冒犯到之前：女人也是一樣的。爬行動物腦是讓你的心跳動和血液流動的分腦，當被宣布腦死亡時，實際上這個人的爬行動物腦仍然活著。當這個腦也死亡時，個體才算在生物學意義上真正死亡了。爬行動物腦是大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單獨來看，它不會使你在餐桌上成為一個禮貌的客人。 每個人的大腦都包含新皮質，這是我們能夠書寫、說話、謀略、以及在智力競賽節目中贏得100萬美元（如果足夠幸運的話）的前提。海馬體是大腦新皮質的準附屬部分，它儲存和促進外顯記憶：數字、日期、事件細節和各種名稱與定義。 上面提到的並不是全部，我們還有另一個分腦——邊緣腦或稱邊緣系統，它是蜥蜴等冷血動物所不具備的，但所有哺乳動物都有。邊緣系統依偎在爬行動物腦與新皮質之間，是情感、生物直覺和荷爾蒙的倉儲庫，也是關於教養、創傷和深層偏好等內隱記憶的貯藏室。 正是邊緣系統及其相關的化學物質——血清素、鴉片劑和催產素——使得母親們養育並照料自己的下一代，而非將後代丟棄在沙灘上，然後悄悄溜走。也正是邊緣腦讓孩子想要和小狗一起玩，小狗想要和孩子們一起玩——邊緣系統的存在讓哺乳動物得以在彼此之間形成依戀關係。 狄奧提瑪（Diotima）是蘇格拉底的一位被稱為「智慧女性*（Wise Woman）」的朋友，連柏拉圖也在他的《會飲篇（Symposium）》中對她大加讚賞。這樣優秀的狄奧提瑪在2000多年前就曾解釋說，「愛的一部分被分離出來，並被冠以整體的名字」，到了今天，我們已經知道所有這些部分的名字; 大腦的新皮質負責思考，爬行動物腦負責維持生命，而愛則絕對是被劃歸於邊緣系統的。 這種劃分糢式被稱為三位一體的大腦（Triune Brain）。儘管像所有解釋事物的理論一樣，它有一定的爭議性，但同時它亦被認為是可靠的科學認識。不過，關於如何準確地將這三部分整合在一起的問題，還有待商榷。 在劉易斯、阿米尼和蘭農看來，發源於邊緣系統的感性會受到大腦新皮質發展出的理性所影響。在大腦的外顯記憶庫中，神經元們會不斷地激活和建立相互間的聯繫。 隨著時間的推移，某些聯繫通過不斷重複得到鞏固。大腦的這種編碼習慣是一種十分成熟的進化產物，甚至被套用到了現代計算機搜尋引擎和智能機器上，這些作為高仿產物的機器可以診斷出人類的健康狀況，並從自身的錯誤中學習。然而作為分腦之一的邊緣系統卻不會進行診斷，也不會自我修正；它所做的只是去感受。 具體而言：如果一個人曾經養過貓，那麼每當這個人看到「貓貓」這個詞時，撫摸貓咪或讓它在人的腳踝間遊走的隱式邊緣記憶就會被喚醒。甚至只是看到與貓有關的「喵喵」這個詞時，也會聯想到貓和與之有關的記憶。 出於同樣的原因，一個女人(不妨稱她為X小姐)習慣性沉溺於關於一名男子的記憶中，那是一名皮膚黝黑、不苟言笑的男子(不妨稱她為Y先生）在她看來，有一顆虎牙的他，眼神總是電力十足；Y先生愛吃某種食物，而且喜歡聽Josh White（布魯斯流派的歌手）——這些記憶在成千上百次循環之後，將Y先生烙印進了X小姐的大腦裡。 在他離開很久以後，每當她看到尖尖的牙齒、聽到Josh White的歌，或聞到他喜歡的印度料理的味道時，她大腦皮層中的神經元們就會建立起一條新的聯結——這些源自新皮質的細節沖刷著她邊緣系統，灌溉著有關Y先生的記憶的溝渠。她遇到的任何一個與Y先生存在相似之處的人，都會激起曾經溫暖又熟悉的感覺，反之，則很難有「來電」的感覺。 在心之所屬這個問題上，《愛的起源》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沒有人能夠在思想中排除邊緣吸引子的影響，因為吸引子本身就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思想結構中。” 這也就是為什麼，當X小姐嘗試跟一位開朗豁達、牙齒整齊、喜歡爵士樂多過布魯斯音樂、愛吃芝士牛排而不是印度咖哩的男士約會時，她就是覺得自己跟對方不來電，沒有心動的感覺。 三位博士的解釋是：「偏離某人的情感原型的關係在大腦邊緣系統中相當於讓人處於情感隔離的狀態。」然後又補充道：「大多數人寧願選擇和他們大腦邊緣系統認定的伴侶痛苦地生活在一起，也不願意和一個他們的情感依戀機制無法探測到的「更合適」的人一起享受愉悅的時光。」 話雖如此，依然也還是有希望的; 對於捉摸不定的心來說，跟它講道理是講不通的，但有時我們卻可以騙過它——當X小姐厭倦了放著真誠的追求者不要而跟遊手好閒的酒吧老手瞎混的生活後，她可以通過增加與靠譜、優秀又體貼的人的約會次數，來重新調整自己的邊緣共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人能夠在她的新皮質裡重新種下一組健康的神經網絡在大腦皮層，直至最終打通她那被邊緣系統蠱惑的心。 劉易斯、阿米尼和蘭農寫道:「人與人建立關係之後，他們的大腦便開始互相影響，心也會隨之相互改變。身為哺乳動物和神經動物的最大特點，就是擁有邊緣修正能力，這種力量使我們能夠改變我們所愛的人的情感活動。」 所以，邊緣失調、害了相思病的人們可以到哪裡去修正自己呢?」 在三位作者的觀點中，除了一位合格的愛人可以提供邊緣校準之外，更簡便易行的是聯繫一位靠譜的心理諮詢師來為自己提供健康的邊緣共振，最終使自己達到與諮詢師的邊緣系統同步的效果。 麗斯爾·希林格(Liesl Schillinger)是Base紐約的評論家、譯者和主持人。她在美國中西部的大學城長大，耶魯大學(Yale)比較文學專業出身。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工作了十多年，並於2004年成為《紐約時報》的常駐評論員。
補充閱讀：
1.劉易斯, 阿米尼, 蘭農(2020). 愛的起源：從達爾文到現代腦科學 (黎雪清, 楊小虎 譯). 重慶: 重慶大學出版社.
2. Schillinger, L.(2000, Feb 27).In The Heart, Or In The Head? Three Psychiatrists Explore The Neurobiology Of Love. 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