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左的本質是懦弱

文:山姆·哈里斯

前言

  本文是作家、科學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與索馬里裔無神論者、作家阿亞安·希爾西·阿 裡Ayaan Hirsi Ali在2014年5月的一次訪談筆錄,核心話題是歐美社會所謂的「伊斯蘭恐懼症」。  

本訪談發布於www.samharris.org  中文翻譯:子曦 校對:oztiger

  阿里1969年生於摩加迪沙,和其它索馬里女孩一樣,她小時候就被家人和社區強行割禮,後來逃脫了父母包辦的近親婚姻,在荷蘭獲得政治庇護。在阿姆斯特丹電視上,她以親身經歷痛斥伊斯蘭迫害女性的惡行。  

阿里和著名畫家梵高的後代特奧·梵高 Theo van Gogh一起製作了穆斯林女性受迫害的紀錄片,結果梵高因此被當地穆斯林青年公開殺害,連中7槍再割喉,胸口被紮上對阿里的死亡威脅信。白左當道的荷蘭,阻止她公開批評伊斯蘭,認為這有損文化多元主義。阿里被迫到美國定居,繼續堅持她的研究。

  阿里在著作《達瓦的挑戰》中認為,「達瓦」指的是伊斯蘭主義者們以宗教之名持續不斷發動的全球意識形態運動,該運動是是對聖戰的補充。伊斯蘭主義借著宗教的包裝,就像特洛伊木馬,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最大威脅。  

既然無法消滅批評,那就消滅批評的人。多位伊斯蘭宗教領袖已經對阿里下達了死刑令,溫和派信徒無法容忍她帶來的不和諧,而虔誠的信徒更願意割破她的喉嚨也不願意聽她說話。

哈里斯:阿亞安,很高興與你交談。從近來發生的事情看,這次對話很明顯是適時的。不幸地是, 關於伊斯蘭的對話現在總是那麼適時——而且,我擔心,將在我們的餘生一直如此。我們這次談話恰好在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發生一周年之後。

伊斯蘭武裝組織博科聖地也正在襲擊尼日利亞的平民——甚至發展到屠殺男學生和綁架女學生。不用說,他們為野蠻行徑辯護的理由明白無誤地是宗教。近幾週在其它一些國家也發生了由聖戰者所製造的暴行,尤以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為甚。這就是我們這次對話所處的情境。

阿里:任何人只需要在任一天早晨打開報紙。就是那麼瘋狂。

哈里斯:我知道,這種情況已經持續多年了。當然,大多數經受這些痛苦的是穆斯林自身,以及他們在第三世界的同胞們。在西方國家,我們傾向於關注伊斯蘭恐怖主義施加於我們自己社會的 威脅。但是同樣讓人煩擾的,是激進的伊斯蘭分子當前正在其它地方製造多得多的苦難,形式包括教派衝突、壓迫婦女及在數十個國家裡對自由思想的鉗制。這些國家完全承擔不起對如此之多的人民的壓制——它們的經濟和政治正陷入困境,正如歐洲和美國150 年前所經歷的一樣。因為並不特別神祕的原因,伊斯蘭國家持續是世界上最不穩定的地區。

  我想我們這次對話有兩個主要議題。首先,我想談談你的批評者對待你的方式。其次,我們要討 論一下「伊斯蘭恐懼症」——這已經成為用於任何對伊斯蘭擔憂更多一點(比如和摩門教相比)的人的普適的批評。

  越來越多地,質疑伊斯蘭導致質疑者被污衊為「伊斯蘭恐懼症」和「偏執者」——抑或被指控為己是荒唐地濫用的一個詞「種族主義者」。這些指控來自穆斯林群體自身及他們的左翼庇護者。 甚至如《衛報》和《沙龍》這樣的主流新聞網站,都頻繁刊登這類攻擊性的文章。

  讓我們從你作為公眾人物的體驗開始。你的經歷中的某些方面一再地受到不公平的責難。我特別想提三點。第一是關於你在某次發言中對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的評論,那個瘋子在挪威屠殺了將近一百名青年;第二是關於你在荷蘭的移民面談;第三點是你與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從屬關係。

  我認為討論這些針對個人的攻擊很重要,原因在於——除了我們之間的友情之外——你也是一個極其有價值的象徵。幾乎獨一無二地,你自己的人生完全概括了啟蒙運動的過程。在短短幾年之內,你從索馬里村莊裡的一個赤腳的虔誠穆斯林變成荷蘭國會的世俗派議員。你設法達到的成就和達成的速度讓我驚歎。要是我不得不走你的路,我可能還在努力地學習荷蘭語。

  我同樣覺得沮喪及至不祥的是,自由派婦女並不將你作為她們在伊斯蘭教中的近十億姐妹應有的榜樣來頌揚。你缺乏女權團體的支持,這是一個警訊。如此之多的自由派拋棄她們對性別平等的承諾,以宗教敏感性的名義攻擊你,無視你所經歷的一切——給你的生活帶來不快和更多的危險——這一事實實在令人惱火。

阿里:謝謝你,山姆。我非常高興與你對話。嗯,關於布雷維克,不用說,他的行為令我恐懼。他是歷史上最凶殘的大屠殺凶手之一,那個毫無疑問。和大多數人一樣,在他成為殺人狂魔之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他。然而,在他寫的一千頁的宣言中,他引用了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和其他思想者,甚至提到我。試圖利用他人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在大屠殺凶手中並非少見。奧薩馬·本·拉登曾引用並認同諾姆·喬姆斯基。那是否使喬姆斯基以任何方式有罪於本·拉登的行為?當然不是。就像被布雷維克引用的人不必為他負責一樣。

  不論怎樣,2012 年春天在柏林的一個頒獎儀式上我發表了講話,話題針對基於「多元文化」理論的政策的缺陷,我說布雷維克是這些政策的一個深度不幸結果,正如越來越多的歐洲聖戰分子一樣。他們是意料之外的產物,可以肯定的,因為多元文化本意是好的。但是對布雷維克的寫作和證詞的分析表明,他痛苦地抱怨除了暴力之外沒辦法參與政治。我還說我遇到過其他許多有同樣抱怨的人。就目前而言,雖然尚未訴諸暴力,這些人宣講冷漠、對體制的不信任以及「白人群飛」 (註:白人群飛White flight是一個起源於美國的俗語,開始於20 世紀中葉,指歐洲裔美國人從種族混雜的城市大規模遷移到遠郊地區)。但是這種類型的思維太容易發展成暴力,這樣的社會狀況是非常危險的。可悲的是,在極端情況下,除非有新的變化,我認為我們會看到更多的暴力。

  我在柏林的言論是一種解除政治正確的鐵幕的懇求,讓公民可以通過和平手段和辯論參與政治,由此從制度上疏導他們對移民和伊斯蘭教的怨氣。這是基本的政治學——可是,當然,伊斯蘭分子和他們的左派朋友扭曲我的話讓我聽起來像是在為暴行喝彩。多元文化政策和政治正確讓激進穆斯林更輕易地以宗教自由為依託對移民社區進行宣揚和煽動。而在歐洲那些批評他們的人被禁聲或被冠以種族主義的伊斯蘭恐懼症。從長遠來看,你得到更多的聖戰者貧民窟和不寬容的右翼飛地。這是幾十年來那個在理論上好意的政策的悲劇結局,在現實中各個團體之間的分歧加深固化,同時滋生太多的隔離和不信任。我們不能由於怕引起言語上冒犯而失去公開辯論的能力——因為辯論將依然發生,但卻以更不和平的方式。

哈里斯:在此點上你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表明布雷維克的存在是一種糟糕的諷刺。他沉迷於歐洲的伊斯蘭問題,但是他的變態行為讓那個問題更難以說出來,這個人己成為所有聖戰者和伊斯蘭主義者的禮物。讓我們談談關於你在荷蘭避難的種種誤解。

阿里:1992 年當我到達荷蘭時,我在接納面談時假報了我的出生年份。我說我是1967 出生的,但實際上是1969 年。我也修改了我祖父的名字。在許多部落型社會中,取代單一姓氏的是你有一串姓名——我是阿亞安,我父親是希爾西,我父親的父親在出生時被命名為阿里。在此之後,當他長大成為一名武士時,他被稱為馬乾(索馬里語「保護」或「庇護」),因為他保護了他所征服的一些人。馬乾本來只是他後來所得的一個綽號。技術上說,我稱阿里並沒有撒謊,因為那也曾是他的名字。我是故意這麼用的,因為我想,如果我能做這個接納面談,那麼我的父親或他將我嫁給的那個男人也會來,他們會說正在尋找生於1969年11月13日的阿亞安·希爾西·馬乾,他們會很容易找到我。我想防止這種情況,所以我稱自己為阿亞安·希爾西·阿里,並將我的出生年份改為1967 年。我試圖掩蓋我的蹤跡,只是為了不被立即發現。我以前從來沒有在有任何保護的制度中生活過。

哈里斯:所以你這麼做是因為你擔心有人會來荷蘭傷害你?

阿里:哦,是的,絕對。我擔心我的父親或我們的族人——抑或我被嫁給的那個男人——會來搜尋並找到我。他們確實來了!我的前夫和其他三個人一起出現在我所在的避難所。但在那時我己經在這個國家呆了4到6個月,即使是如此之短的一段時間,我也懂得我擁有的權利。

  在他們出現的那天,我去接待中心向一位工作人員坦白了一切。她的名字叫西爾維亞,她說「如果你不願意,你不必跟他走。你己超過18歲。實際上,在荷蘭這裡,你的婚姻並沒被認可,因為他(指阿里的表親)是加拿大人,而婚姻是在別處註冊的。所以我們會保護你。我馬上叫警察。」就在這時我真正獨立了。我己經自己一個人過了好幾個月,我想我能照顧好自己更長的時間。

  我不知道事情是否改變了,但當時,如果你要求政治避難,會指定一名法律援助團體成員幫你准 備面試。我告訴我的法律援助律師強制婚姻的事,她說這個申請避難的理由不夠充分,我必須拿出別的東西來。因此,基於她給我的信息,我改編了我的故事。

  1992 年索馬里內戰正酣,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政府都為索馬里人提供避難。實際上,在那時只要說你是索馬里人就夠了。因此,在我面談時,我沒有說強加給我的婚姻,也未提及在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的經歷,我只是假裝直接從索馬里來的,為逃避內戰。

  然後,在 2002 年,自由派政黨VVD 問我要不要進入議會以協助有關穆斯林移民的任泉問題——我說好的。作為政黨,他們深入訪談了所有可能成為國會議員的人,以確定個人背景中是否有任何可能產生醜聞的東西。我對他們很誠實,告訴了他們一切。政黨的領導人諮詢了律師,了解我的移民細節會有多大問題,律師說,「噢,不,選民會更感興趣的是她已經這麼好地適應於我們的社會的事實。沒有人會在意這個善意的謊言。」

  所以,當可以說出真相時,我說出了真相。回到 2002 年時,我不再恐懼。我己經找到了我的路。我感覺很堅強。我有自己的朋友圈。因此沒必要再讓謊言繼續下去了。從那時起,在我參加的數百次訪談節目中,我都公開說明了真相——離開索馬里之後我曾生活在其它國家,我為了逃離強制婚姻而來到荷蘭。

  當移民和歸化部長使用我的原始避難申請面談記錄作為剝奪我公民身分的政治工具時,事情演變成為一樁政治醜聞。政府強制她將公民身分歸還給我,那導致了一場政治危機。當她歸還我的公民權時,聯合政府中一個小黨派的一名成員要求她辭職,否則退出政府。最終這個黨派退出了,政府也隨之倒台。我的那部分生活經歷也由此上了新聞報道。

哈里斯:很清楚,你告訴移民官他們需要聽到的以確保你自身的安全。你當時正在躲避恐嚇你的 人,其原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看不出任何正經的人能拿這個責難你。 

阿里:他們並未拿這個責難我。它只是一個工具。要使污名化行動有效,你需要材料,而那是他們使用的其中一個。如果她並非總是完全誠實,那麼她關於伊斯蘭的言論也是一個謊言。 

哈里斯:好像你對伊斯蘭的論斷很難證實似的。我有時想幹脆這樣好了,作為一種行為藝術,你站出來說,「你逮到我了!我說伊斯蘭的都是在撒謊。伊斯蘭教義下女人與男人完全平等——叛教或瀆神都不是問題。」 

阿里:是的——還有榮譽謀殺、剝奪女童教育、否定女人不經男性親屬允許就可出門的權力、給才9 歲女孩執行童婚、持續以「純潔」名義實施女性生殖器殘割以及對同性戀實施石刑,那些都只是巧合。 

哈里斯:我想談的最後一個個人問題,是你與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從屬關係。告訴我你是怎麼去 AEI工作的,以及為什麼那對你是合情理的。 

阿里:回到2005 年,我己經知道我不想繼續在荷蘭國會做第二任期了。在我的第一任期內,我承諾致力於婦女權益和融合穆斯林入荷蘭社會的問題,我覺得再做一任也不會在我己經做到的程度上有太大改觀。在荷蘭體制中,你在一任內專注某個問題,而在下一任內轉移到別的方面。但是我不想轉移到其它問題上。我不願以政治作為終身事業。

  於是我與辛西婭·施耐德聯繫,她是比爾·克林頓總統任上的駐荷蘭大使。我告訴她我將去紐約,在寫一本書,並問她是否可以引薦我給一些智庫,因為我想回到學術領域。我也想要正常的生活,因為在 2004 和2005 年,荷蘭政府提供的安保讓我覺得如坐牢一般。同時伴隨的還有可觀的壞名聲。狗仔隊總跟著我,我沒法出門時不被人認出。荷蘭是個很小的國家。我想安靜地做研究,我想有安全感。

  因此我接觸辛西婭,她帶我去了布魯金斯學會、蘭德、約翰·霍普金斯、喬治敦——她帶我去了所有這些研究機構,沒有一家有興趣。他們並未當面說,但我能感覺到他們對我批評伊斯蘭的言論覺得不快。

  然後,就在我要離開這個國家之前的最後一天,辛西婭建議我們試試AEI(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美國企業研究所)。我當時似乎還說「我無法相信你會帶我去那。那應該是個右翼團體。」她說「哦,拜託。你們荷蘭人對美國有太多成見。這兒的事情真的跟你想的大不一樣。我是克林頓任命的,我的一個最好的朋友——也是克林頓的好友——諾曼·奧斯汀就在那。所以它並非你所想的那樣,它絕對不是宗教組織。」

  就這樣我們去了AEI,我們與諾曼·奧恩斯坦和一位名叫科林·褒曼的女士見了面,他們非常熱情。他們馬上介紹我給他們的所長,後者建議我們一個月之後再次會晤。我們繼續著對話。我談了我的工作,他們告訴我他們做的事。這期間我沒有收到任何其它聯繫過的機構的回應。 

哈里斯:所以對於你為什麼會去AEI的問題,真正的讓人抑鬱的答案是,在你最需要的時候,沒有「自由派」的機構為你提供庇護——就在你對自由言論、女權及其它文明規範的全球對話的價值已清晰展現的時候。而從那以後,你與接納你的機構的工作關係被用來抹黑你在自由派圈子裡的名聲。

阿里:嗯,當時確實好像沒有其它組織機構願意象我這樣談論伊斯蘭——特別是其對待女性的方式。 

 

哈里斯:他們現在仍然不會。我認為這是我們時代最大的道德醜聞。你所受到的對待讓我想起在薩爾曼·拉什迪(見下注)事件中許多自由派人士所做的事,他們責怪他在面對穆斯林社區一觸即發的敏感神經時太魯莽。 

  但是因為你加入AEI的緣故,許多人不知道你是自由派。我記得當荷蘭政府取消對你的人身安全保護時,你的朋友們——我也自豪地位列其中——面臨著為你的安保籌款的任務的情景。如果那時候沒有AEI的幫助,情況會更糟。因此自由派拿這種工作關係非難你實在可恥。 

阿里:我為此感到難過。你應該知道的是,在我與AEI的所有面談及其後在那工作的幾年中,他們一直都了解我是一名自由派。機構中沒有任何人試圖改變我對任何事物的看法——無論是伊斯蘭,還是安樂死、墮胎、宗教、同性戀權益,或者任何其它我的許多同事為之不滿的事情。他們從未壓制我的無神論思想或者質詢我在公開場合的言論。這是個很棒的研究所。 

  註: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是英籍印度裔小說家。他1988 年出版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撒旦詩篇》引起軒然大波,伊朗精神領袖霍梅尼以其褻瀆先知穆罕默德和《古蘭經》為由下達追殺令。之後拉什迪一直被置於英國警方保護之下,英伊兩國甚至一度斷交。該書的各國翻譯者與出版者中已有多人遇襲受傷甚至身亡。

哈里斯:作為相關的對照,我要講一下當我為你的安保籌款時,我接觸了我在「溫和的」穆斯林團體中的一些聯絡人。特別地,我聯繫了禮薩·阿斯蘭Reza Aslan,抱著完全的誠意。我這麼說,「禮薩,如果大多數溫和的穆斯林幫助保護阿亞安免受少數極端派所害,這不是很好嗎?」 對我來說,我毫不懷疑像禮薩這樣爭辯伊斯蘭只是另一種宗教而已的人,會真正用心確保人們可以安全地批評甚至拋棄他們的信仰。

  但禮薩所做的只是攻擊你偏執,並且否認你有值得重視的人身安全問題,無視所有證據。坦白講,他的回應令我震驚。我對這種程度的道義失明和惡意沒有準備,尤其在我尋求幫助的時候。 

阿里:事情是這樣,山姆。有些溫和派穆斯林憎恨我——是的,那是個強烈的字眼,但我認為他們的言辭支持這一點——因為我讓他們感到不安。我說的東西給他們帶來無法忍受的不和諧。他們中的許多人似乎恨我比恨基地組織還多一些。 

哈里斯:讓我們探討一下為何如此,轉到伊斯蘭總體上來。我估計這個話題會讓我們都很消沉, 但還是要深入一下。 

阿里:當我讀我的批評者寫的東西時,無論是一篇博客還是正式文章或者整本書,他們都介紹我為一位「有爭議的人物」。我思前想後,想弄清到底我說了什麼讓我引起爭議。

  考慮我對伊斯蘭治下婦女所受的待遇的看法。爭議在哪?有人會認為婦女在傳統伊斯蘭社會受到 良好的對待嗎?在伊斯蘭統治下,每個女人都是二等公民。

  她能繼承的財產只有她的兄弟的一半;

  她在法庭上的證詞——比如她自己被強暴的案子——可信度只有強姦犯的一半;

  一名穆斯林婦女必須請求一位男性監管人的同意才能結婚或生子——在某些地方甚至才能出門。

  而所有這些種種壓迫都由伊斯蘭的《古蘭經》和《聖訓》的經文合理化。說我有關於此的言論是備受爭議的,這種指控讓我驚詫。如此對待婦女是很可怕的。這個說法有爭議嗎?說男女應該平等有爭議嗎?我會認為這是個人所能做的最乏味的聲明。

  — 據法新社

  一名荷蘭女子3月在卡塔爾度假時遭到強姦,提出指控後卻被捕。這名女子的律師在卡塔爾當地時間611日發布了這個消息,並確認其當事人面臨婚外性關係的指控。

哈里斯:當然如此。那就是伊斯蘭恐懼症的指控荒唐之處。犯下累累惡行的人——榮譽謀殺者、 自殺人肉炸彈、以及試圖殺死馬拉拉的塔利班槍手——絕對清楚他們的動機並且每次都明確地表達出來。他們是為了伊斯蘭。

  是的,其它的宗教的教義也是有問題的。我們甚至承認《舊約全書》是它們中最野蠻暴力的經書。但是基督徒和猶太教徒傾向於並不真正把它裡面最糟糕的段落當回事,原因在於幾個世紀以來科學、世俗主義及其自身神學要素對這些西方信仰的削弱。

  最重要的,在我看來,是基督教和猶太教既沒有明確的聖戰的教義,也不令人作嘔地許諾烈士直接上天堂的事實。在這方面伊斯蘭教是獨一無二的,這解釋了我們所見的遍及穆斯林世界的狂熱和暴力。當然,你專注於伊斯蘭世界婦女和女童的苦境,她們中上千萬生活在背離最基本人類福祉的條件下,正如你所熟知的。而壓迫她們的理由直接來自經文。

阿里:絕對。當我曝光這些壓迫及其伊斯蘭文化和宗教基礎時,我不只是要給任何人找麻煩。我希望辯論和探討這些問題可以導致一些積極的變化。甚至對與我意見相左的人,乃至那些說我幼稚或愚蠢的人,我仍舊希望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想法會改變。很顯然,我並非是為尋開心做這種事。談起伊斯蘭絲毫不讓我感到快樂。

  在荷蘭,因為我在國會的緣故,爭論更激烈一些,在某個時刻我的批評者們從討論這些問題的實 質轉移到「不在於你說什麼,而是你怎麼說。我們同意,阿亞安,伊斯蘭教對待婦女是有問題的,但是我們不喜歡你說話的方式。」於是我們就開始了這樣荒謬的對話,「好嘛。你究竟要我怎麼說呢?」

  你要怎麼說這些事情,才不會冒犯那些認為女性是二等公民的人?不可能。我有時對我們達不成共識而驚呀。自由派們注意到相同的壓迫,但他們只是將之歸結為經濟或政治因素。 

哈里斯:那正是我真的想讓我們涉及的方面。大多數自由派認為宗教從來就不是個人惡行的真正原因。甚至當聖戰者明確地表明他們的宗教動機時——他們相信他們有責任殺死叛教者和瀆神者,他們想上天堂——自由派學者、記者和政客們堅持要尋找他們行為的深層原因。然而當人們為 他們的所做所為給出經濟的、政治的或者心理上的理由時,每個人都接受那些表面原因。

  如果一個人謀殺了他的鄰居,因為他想盜竊其財物而不被發現,每個人都認同殺人者對他的行為的解釋。但是當他如同每個聖戰者那樣,聲稱是為了一種宗教責任和對天堂的渴望所驅使,自由派們堅持要繼續尋找更深層次的動機。如此就成了一場作弊的遊戲。如果你總是要找一個人的宗教信念之下的別的東西,當然你就永遠看不到宗教就是人的行為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 

阿里:那就是真的讓人痛心之處。所有這些西方護教者們,無論他們處於政治光譜中的何處——左、中或右,都在剝奪穆斯林反思的機會。在穆斯林家庭、社區和國家內對伊斯蘭進行反思是非常非常困難的。這樣一種內省和自我批評的過程導致了我們在其它宗教中所見的改革— —而關注於經濟、政治和所有這些許多情況下其實是由伊斯蘭教義造成的變化因素,否決了穆斯林開啟這種進程的機會。比如,有強烈的證據表明,中東地區絕望的經濟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教造成的。

哈里斯:你以前也提到過相似的諷刺。正是那些說我們偏執的人固執地保持對穆斯林群體低的期 望。比如,當那些漫畫在丹麥出現時,自由派政客們的說辭是伊斯蘭是一個應該受到尊重的和平和高貴的宗教,而西方正在冷漠地放縱它的言論自由。同時,同樣這些領導者們忙著加強他們在數十個國家的使館的保安或乾脆關閉這些使館,以防所預期的暴力事件。正如你所指出的,世俗的自由派並沒有對穆斯林社區持有他們要求其他人那樣的文明和理性標準。

阿里:當然。如果我們想要美國的穆斯林社區感到自己是真正的美國人,我們必須對他們適用對其他所有人一樣的標準。

  我們批評天主教會對待婦女的態度、對性侵兒童罪犯的庇護,以及其它所造成的傷害。我們這麼 做是為了改善人們的生活。然而我們對穆斯林社區卻沒有這麼做。

  與此同時,有一種假定是如果你嘲諷或者甚至只是參與嚴肅的辯論,穆斯林們將勃然大怒並訴諸暴力行為。這樣就形成一種荒唐的進程,那些想像在保護穆斯林感情的人實際上正在傷害最弱勢的穆斯林,因為她們現在無法發聲;他們使得那些站出來指出伊斯蘭教法正在美國某地實施的婦女面臨更危險的處境。這些婦女的境況比摩門教、猶太教和基督教徒艱難得多。在其它這些社區裡,如果一個女人鼓起勇氣離開她的丈夫,或拋棄她的信仰,她會得到自身群體之外的美國社群的支持。但是穆斯林婦女卻找不到人告解。舉個例子,甚至警察在處理家暴事件時,都要冒著被污衊為種族主義者的風險。這是我們的AHA基金會致力於的問題之一。我們與兒科醫生、警察及其它的服務提供者交談,他們在響應穆斯林社區經受苦難的婦女和女孩的訴求時,都擔心被貼上歧視者的標籤。自然地,這些人不願意受到你和我一直所受到的指控。於是他們大體上採取放手不管的方式。

哈里斯:你這裡剛剛揭露另一個令人痛心的荒謬之處。當我們的批評者堅持文化或宗教的敏感性, 想像他們正在保護一個弱勢群體時,他們實質上是在包庇壓迫婦女、散布仇恨以及扼殺他們自身群體內的自由思想和所有其它地方的自由表達的流氓惡棍。任何將對伊斯蘭教條的批評比作對穆斯林群體本身的仇恨——或者是比作反猶主義、種族主義和其它形式的偏執教條,都使得那些真正經受折磨的穆斯林更難發聲說出他們的苦難。抱怨穆斯林神權主義者虐待穆斯林婦女和壓制自由思想者的人,不可避免地被指責為反穆斯林的頑固派,這總讓我驚愕不已。

  我這麼說,對許多讀者來講可能太有傾向性了,但我們的批評者確實虛偽。這讓我想起你在一次公開演講末尾所說的:當時有人挑戰你堅持說伊斯蘭教和所有其它宗教一樣,我想你的回應是「如果和所有其它宗教一樣,為什麼我到哪都不得不帶著武裝保鏢?」 

阿里:是的,是的。我想那是在三年前與道格拉斯·莫瑞Douglas Murray一起參加的智力平方辯論會上。

哈里斯:那種逆轉經常是非常滑稽的,他們應該老老實實地結束爭論。當記者格倫·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攻擊我為伊斯蘭恐懼症,堅稱我對伊斯蘭的憂慮既不理性又是我自身偏執和白人優先觀念的表現時,我的回應是挑戰他在推特上來一場漫畫對決:他可以以伊斯蘭為主題,而我選地球上其它宗教中的任何一種。那馬上讓他閉嘴了。

  伊斯蘭和所有其它宗教之間的這種差異是如此明顯,乃至實際上指出這一點顯得毫無新意。然而,事實是穆斯林社區確實在以暴力威脅批評者——不僅僅是在中東地區,而是在所有地方。了解到你為此所承受的風險和紛擾,我覺得自由派在這一點上表現出來的蒙昧主義實在讓人憤怒。 

阿里:在這方面還有老練而資金充足的激進穆斯林遊說團體。這些群體,甚至包括像CAIR (註:美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 的簡寫)這樣的所謂主流組織,已經發現西方人對種族主義的指控非常敏感。我給你一個具體的例子:兩年前,在加州的埃爾卡洪市,一個名為夏瑪·阿拉瓦蒂Shaima Alawadi的伊拉克婦女被毆打致死。她自己的女兒發現她死在血泊中。她的身體旁邊是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你這個恐怖分子,滾回去。」

  這個案子中有意思的地方是,CAIR 和其它穆斯林組織馬上撲上來開始反伊斯蘭恐懼症和種族主義的宣傳鼓譟——明確地將其關聯到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的案子。在此便條的脆弱基礎上,還搞了一個名為「頭巾和衫帽」的活動。他們成功地將它推銷為一個仇恨犯罪的例子。當然,數周后,她丈夫被逮捕。而就在昨天,他被判決謀殺了他的妻子。她提出離婚,於是他拿一把輪胎撬棒將她打死。這是一個簡單清楚的榮譽殺人案。

  這類事情在美國時有發生,而CAIR和其它一些組織對此從未說過一個字。當他們攻擊我時,他們有時也承認對榮譽謀殺、女性生殖器割禮和其它一些壓迫行為的關注是合情理的——但不知為何,當務之急是讓我這樣的人禁聲,這就是他們投入精力和資源的地方。 

哈里斯:我一直認為CAIR是一個偽裝成任泉組織的伊斯蘭主義者壓力集團。那種描述過於偏激嗎?當某人說一個人或群體偽裝成一類事物而實際上是在暗地裡推動伊斯蘭主義日程,他開始聽上去像個右翼狂人。你對CAIR怎麼看?

阿里:同樣地,理性的人只需要看證據。CAIR和其它一些組織有公開的使命宣言,這些宣言很明確地表示他們目標是傳播伊斯蘭。起初,CAIR為哈馬斯募款,這事在聖地基金會案子審判期間被曝光。之後他們在演變,開始改變宣傳口徑,現在他們基本上已成為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支。這並非被嚇壞了的人們虛構的。他們自己的文書裡就是這麼寫的。

哈里斯:我猜最驚人的事實,據我觀察,是世俗的自由主義者表現得好像無視一個人內心深處的宗教或道德信念,似乎那些都無關緊要。 

阿里:嗯,他們似乎給伊斯蘭提供了最大的例外。

哈里斯:正確。在差不多任何其它的情境下,每個人都懂得人的信念決定他的行為。比如說,上週在堪薩斯州一名三 K 黨老大在猶太社區中心外謀殺了3 個人。這個人的整個成年生活都在支持對猶太的仇恨,在被捕時還大聲喊「希特勒萬歲」。這種時刻地球上沒有人懷疑他對猶太人的信念是他行為的動機。然而,如果他是一位喊「阿拉胡阿克巴」的穆斯林,自由派會說他的行為和他的宗教信仰毫無關係。

阿里:那就是他們觀點中的悖論。我在CNN 訪談節目中看到有人提出完全一致的反方向的聲明,「如果他喊『阿拉胡阿克巴』,我們將會花大量時間和金錢應付聖戰者恐怖主義,然而我們這個國家面對的更大的威脅來自白人至上主義者的仇恨。」很明顯,這不是事實。 

哈里斯:特別地如果考慮到聖戰暴力的全球現實,像基地這樣的組織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破壞性渴望,其成員的殉道熱忱,以及支持他們的數百萬穆斯林社區裡其它方面都看似普通的人。三K黨等白人權力群體只是邊緣現象。但有多少穆斯林真正相信叛教者應該被處死?3億?抑或是三倍於那個數目?這只是一個錯誤的比較。

阿里:然而這種比較還在使用。顯然,每個人都明白,這個白人至上主義者被他的信念所驅動。但是對於穆斯林,我們找託辭。我們忽略了的事實是,甚至像沙特和伊朗這樣比較富有的穆斯林國家都支持聖戰思想,以及世界各地的伊斯蘭運動正在動搖從非洲到亞洲的國際政治秩序。

  你提到在尼日利亞從學校裡綁200多名女孩的博科聖地。我要引述PBS的新聞時段節目的報道,很難將這個節目與陰謀論和極端主義掛鈎:「博科聖地叛亂分子五年來一直試圖把尼日利亞變成一個嚴格的伊斯蘭國家。近來,他們加大了對社區的襲擊,除了綁架之外他們最近還焚燒了一所學校並炸毀一個公共汽車站。」

  記者拉里莎·伊帕特科Larisa Epatko接著說,在這個最近和最大的校園綁架案之前,觀察組織記錄了11月份婦女和少女在邁杜古裡街頭被綁架的事件。博科聖地的武裝分子肆無忌憚地抓走自己挑選的姑娘,扔給其父母一點錢,並宣布他們已經娶女孩為妻。武裝分子現在正在將這些婦女和女童「視為他們的妻子以讓她們提供的雜務或性服務。」說出這類暴行怎麼可能被視為對伊斯蘭的攻擊? 

哈里斯:在此我們應該說明的一點是我們兩個都沒有主張伊斯蘭教是恐怖主義和教派衝突的唯一來源。事實上,伊斯蘭教甚至沒有壟斷自殺暴力。考慮在二戰中神風特攻隊的飛行員,或錫蘭的泰米爾猛虎組織。當然,這些例子經常被提起以證明自殺性爆炸原則上與伊斯蘭教無關。

  但是,這是一個邏輯謬誤。我們可以坦率地承認還有其它路徑成為一名自殺式爆炸襲擊者,而不否認聖戰暴力和伊斯蘭教的教義之間的聯繫。此外,神風敢死隊員與泰米爾猛虎組織為局部和特異現象——他們不再存在。而對於我們談論的聖戰,是由大多數穆斯林接受的神學所支持的世界性運動。此外,這種意識形態是有傳染性的。

  我們現在有無數的普通西方人由於皈依伊斯蘭教而被說服發動聖戰的必要性的例子。如果他們成為佛教徒或山達基教徒,就沒有獲得這一信念的可能性。再次說明,我們不是在談論被扭曲的「真正」的伊斯蘭。按照經文的忠實解讀,給我們聖戰主義的意識形態,可以說是可得到信念的最貌似合理的版本。那就是為什麼數百萬人尊崇死去的聖戰者為烈士的原因。

  可以推測,許多這樣的人(溫和派)自己不會參與聖戰,但是他們理解這是他們宗教的中心信條。相似地,我相信大多數穆斯林個人不會去謀殺某個丹麥漫畫家,但是他們中的數目眾多的人——在許多國家占大多數——會認為這樣殺人是完全正當的。

  實際上,你是談論這個問題的權威,因為你過去也抱有同樣的想法。提醒一下我們的讀者你在二十幾歲時對拉什迪的感覺。 

阿里:回頭看那時的我就像一隻羊。我所在社區的每個人都相信拉什迪必須死。畢竟,他侮辱了先知。我那時相信如果你侮辱了先知,嗯,那麼你必須面對後果——意味著你必須被殺死。我那時沒有質疑那種思想的價值。我當時認為阿亞圖拉霍梅尼採取措施確保侮辱先知的叛教者受到懲罰,是完全合乎道義的,而恰當的懲罰就是死刑。當然,那不是我杜撰的,我也不是從朋友那裡獲得這樣的想法的;那種思想來自於經文及我的宗教教師。

哈里斯:夠滑稽,那曾是你與凱特·斯蒂文斯Cat Stevens的共同點。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個生活優裕的西方搖滾明星,也可能獲得這樣的觀念。這不是偶然的。叛教處死確實是伊斯蘭教的一個宗旨。 

阿里:是的,當然。但我想好消息是越來越多的穆斯林對穆罕默德和以《古蘭經》作為道德準則日益不滿。我不知道你是否記得哈姆薩·喀什噶裡Hamza Kashgari的故事,這位23歲的沙特記者發推特說「穆罕默德,我愛你,但是我不確定我照著所有你說的做。」

哈里斯:是的,我記得。 

阿里:每個人都喊著要處死他,他逃走了。沙特政府施壓從馬來西亞將他弄回去。但最近我聽說他被悄悄地從監獄釋放了。這樣的例子表明我並非唯一質疑自己父母所信宗教的道德的人。在其它地方的其他的穆斯林也正在這麼做。

  不想生活在伊斯蘭教法下的穆斯林試圖將宗教與政治分離。但是,除非他們解決這些教義問題, 他們將不能夠做到這一點。比如,他們將無法贏得與穆斯林兄弟會的爭論,因為像所有其它伊斯蘭主義或聖戰組織機構一樣,兄弟會正在提供與《古蘭經》和《聖訓》真正一致的信息。如果你想支持這些人,你必須針對教義。你必須看著《古蘭經》說有些部分你不再認為是道德的。 

哈里斯:很明顯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它需要穆斯林拒絕他們信仰中的一些核心教義。

  有一件事我認為我們應該承認的是,伊斯蘭主義者甚至是聖戰者的政治不滿,經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者至少,如果這些人沒有受他們的宗教信仰驅使而道德錯亂,他們會得到理解。

  以博科聖地為例:尼日利亞國家陷入了無可救藥的腐敗。誰不想反抗從人民那裡竊取數千億美元的政府?但如何解釋這些特定的叛軍綁架女孩並炸死學校的兒童的事實?原因很簡單:博科聖地組織的成員不僅在與腐敗的國家政權作戰。他們也在與他們認定的西方啟示的世俗主義的罪惡作戰— —這種妄想出來的責任是他們宗教信仰的直接結果。

  所以西方的自由主義者正確地指出,我們的政府常常支持的腐敗毒材是問題的一部分。但許多傾向於反抗毒材的人希望由神權來替代。基於人們對神的某些信念,取代原先專制的東西往往更壞。

阿里:想比批判博科聖地、穆斯林兄弟會、基地組織,或任何聲稱打算通過建立某種基於經文的純潔烏托邦來打擊腐敗的其他聖戰團體,穆斯林和他們的左翼朋友們對像你和我這樣的人發難更容易一些,。因為溫和穆斯林受同樣的《古蘭經》和《聖訓》的教導,在智力上他們從來沒有超越「哦,那些段落被誤解。」的說辭,這就是他們能達到的最高點。

  穆斯林「極端組織」能如此成功地招募、維持、激勵和動員人——最後讓他們發動聖戰— —的原因,是他們說的與穆罕默德的教導完全一致。對於一個聰明的20齣頭的年青人,如果你說「不要相信我,只管去讀《可蘭經》和《聖訓》」,他就會明白。然後,他必須做出選擇。他必須選擇是否堅守伊斯蘭。而那些堅守的人趨向於這樣的生活道路。溫和派對這個什麼也不做。他們只是盯著像你和我這樣的人。 

哈里斯:但是這就是核心問題:溫和派無法合理地聲稱代表伊斯蘭,因為這種信仰沒有真正溫和的一面。不像基督教和猶太教,沒有伊斯蘭派系會說「隨便你怎麼說我們的先知。他大人大量,他受得了!」每個伊斯蘭教派都認定經文精準無誤,叛教是大罪。那些願意真誠地討論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的溫和派穆斯林在哪裡?而那些理解它的含義、意識到其災難性並致力於轉變伊斯蘭自身的溫和派又在哪?

  我想回顧一下保羅·伯曼Paul Berman在他的書《恐怖和自由主義》提到的一點。我認為他是專門針對以巴衝突,但它普遍適用。他指出,自由主義者傾向於認定所有各個地方的人們渴望同樣的東西以及只有當他們所受的對待不好時才會表現不好(當然,這僅適用於無權無勢的人;有權力的人或多或少算得上是邪惡的)。

  這種自由主義的直覺認為,如果一個人看到無權無勢的人做出非常野蠻的行為——例如,對非戰鬥人員實施自殺性恐怖襲擊或使用肉盾——他們一定對他們攻擊的人懷有一些相應的巨大不滿。因此,一些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義行為只能通過他們遭受以色列人格外糟糕的壓迫來解釋。這同樣適用於911或任何其它聖戰者的暴行——錯的一定是以色列或美國的外交政策,因為沒有別的原因可以解釋普通穆斯林如此隨意地殺害無辜平民並拋棄自己生命的意願。

阿里:是的,每次出事時,那種推理都被撕得四分五裂。看看波士頓爆炸案犯:現在還活著的弟弟在審判時明確表示,他這麼做是受穆斯林的宗教信念的鼓動。他說:「作為穆斯林,我們是一體的。如果你傷害了一個,你傷害了其他所有人。」然而整整一年,我們聽到的卻是一個如何不正常家庭的最荒謬的分析。支離破碎的家庭遍布世界各地——為什麼並非它們中的每一個都產生這種類型的暴力?

哈里斯:波士頓爆炸案是我特別關注的一個案例,因為那時就格倫·格林沃爾德污衊我為伊斯蘭恐懼症,我剛剛與他進行了一場完全公開的爭論。十天後炸彈在波士頓爆炸,事件剛過去,格林·沃爾德馬上就寫了一篇無聊的文章說匆忙下結論詆毀伊斯蘭是多麼糟糕。

  除了一名沙特人曾短期視為嫌疑人,不僅沒有匆忙下定論,而且我們仍舊不能讓人們承認這是聖戰。人們似乎想像篤信伊斯蘭教的車臣人可能有一千個理由去謀殺和殘害他們在波士頓的近鄰。 沙尼耶夫兄弟完全應該為能在美國生活而感恩。他們得到這個國家的許多幫助,生活遠比在車臣好得多。然而,基於他們的宗教信仰,毫不奇怪他們對不信道者懷著充滿殺機的仇恨,而對世界各地的聖戰者則覺得十分投契。不僅沒有匆忙得出不利於伊斯蘭的結論,時至爆炸發生整一年後, 我們仍舊看到對教義在他們思想中的作用的不認可——即便是活下來弟弟喬卡一直喋喋不休地叫嚷著聖戰。

  每個報道都說這對兄弟的動機源於我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言下之意是美國的對外政策要承擔責任。但是如你指出的,唯一可信的讓一個車臣裔美國人以謀殺無辜的人來抗議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原因,是他接受了伊斯蘭的聖戰教義。伊斯蘭正在被攻擊,不信道的人入侵了伊斯蘭的領地——這些不滿是宗教性的。 

阿里:讓你奇怪的是,當倖存的弟弟重複地說他在實施聖戰時,為什麼沒有任何一條新聞標題稱之為聖戰?

哈里斯:我記得當人們還不知道是誰放置這些炸彈,並考慮是否是本土的像蒂莫西·麥克維(註:美國國內的反政府極端分子,製造了168人死亡、超過680人受傷的俄克拉荷馬市聯邦大樓爆炸案)或其他與伊斯蘭無關的變態瘋子的時候。每個人似乎都鎮定地用這個案例去表明每種暴力都是等同的,還有伊斯蘭真的從來都不是問題。

  但是即使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是像麥克維那樣的人幹的,那也不能使伊斯蘭脫罪於明白無誤地由核心教義造成的所有其它罪行——其中,再次申明,穆斯林是最大的受害者。某個年輕的遜尼派穆斯林明天早上醒來,不顧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能是一個妻子和四個孩子——他將在某個什葉派清真寺裡自爆。這個行動和美國的外交政策毫無關係。它完全是建立在他的信念上,那就是什葉派是叛教者,以及一個人可以通過殺死他們上天堂。 

阿里:你知道,伊斯蘭會議組織成員國給西方各國發外交照會,裁定我們的報紙關於伊斯蘭可以寫什麼不可以寫什麼——比方說,限制「聖戰」一詞的使用。那就是讓我覺得如此荒唐的地方:這些政府的領導人在審查美國和歐洲的媒體上付諸的努力,超過他們應對自己國家內聖戰主義問題時的作為。

哈里斯:當然,這些國家中許多——特別是沙特——積極向全世界的清真寺輸出聖戰意識形態和薩拉菲教派的伊斯蘭主義。 

阿里:遺憾的是,西方政府和西方媒體都保持沉默。

哈里斯:好的,阿亞安。謝謝你花時間來做訪談,我確信我代表成千上萬的讀者向你致以最好的祝福,並鼓勵你繼續你重要的工作。再次感謝,阿亞安。 

阿里:謝謝你,山姆。與你交談很愉快。

 

來源:歷史之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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