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尷不尬的盟主,進退失據的文豪

文: 言九林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無花的薔薇》)

1930 年3 月2 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盟主魯迅以一種勝利者的姿態,向台下的左翼青年們,回顧了彼此間昔日的論戰:

「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後來連我都覺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因為我後來看出了敵軍在演’空城計’。那時候我的敵軍是專事於吹擂,不務於招兵練將的,攻擊我的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斯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於沒有出現。」

約從1927 年始,創造社、太陽社的左翼青年們,集中火力攻擊魯迅長達3 年之久。成仿吾說魯迅「代表著有閒的資產階級,或是睡在鼓裡面的小資產階級」;錢杏邨說魯迅筆下「沒有光明,只有’吶喊”徬徨’」,若不「接受批評,幡然悔悟」,則前路「只有死亡」;郭沫若指控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 ;……攻擊規模之大,有鬱達夫的打抱不平可證。郁說:

「他(魯迅)在上海住下之後,這些攻擊他的青年,愈來愈多了。……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這種搏鬥的火花。」

轉折發生於1929 年秋。時任組織之宣傳部部長的李立三,要求太陽社、創造社停止攻擊魯迅——據夏衍講,「太陽社那時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是黨員,後期創造社的絕大部分都是新黨員」。吳黎平當時在宣傳部主編《環球》周刊,他回憶說:

「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間,李立三同志到芝罘路秘密機關來找我,把中央的這些意思告訴我: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自己內部不應該爭吵不休;二是我們有的同志攻擊魯迅是不對的,要尊重魯迅,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三是要團結左翼文藝界、文化界的同志,準備成立革命的群眾組織。李立三同志要我和魯迅先生聯繫,徵求他的意見。」

高層的過問,使魯迅與左翼青年們「瞬間」和解,由敵人轉為盟友。潘漢年嘲笑魯迅是時代的落伍者,魯迅反諷潘漢年「年輕貌美、齒白唇紅,……是天生的文豪」,這類劇情就此打住。身為「文委」(宣傳部直接主管文化工作的組織)書記,潘漢年將新指示迅速貫徹了下去。先是命各支部成員停止攻擊魯迅,轉身又去找了未參與論戰的地下黨人馮雪峰,要他去向魯迅疏通,請他出來做左聯的盟主。左聯成立之日,潘又代表組織,在魯迅之前講話。潘的演講富有激情,與會的「一丁」,40 多年後還記得他當時的演講姿勢,「是模仿列寧的,……身子向前傾,右手向上直指出去」。潘說,「紅軍正在盛大發展,誰說現在不是革命高潮到來了?」這樣的調子,稍後李立三還會當面向魯迅再「傳達」一次。

1930 年5 月7 日,左翼文學盟主魯迅由馮雪峰陪同,宣傳部部長李立三由潘漢年陪同,在上海爵祿飯店秘密見面。 30 年後,1960 年3 月1日,當許廣平造訪李立三,詢問他當時和魯迅究竟談了些什麼的時候,李立三的回答相當耐人尋味:

「當時魯迅談了些什麼?已不能記憶,只記得我談了兩個問題。(一)我們要實行廣泛的團結,反對國民黨反動派……(二)分析無產階級是最革命、最先進的階級……經過那次談話以後,魯迅完全和黨一致了。和創造社的對罵也不見了。」

李立三「不能記憶」魯迅談了些什麼,其實是因為當時兩人「各人談各人的」,分歧很大。 1949 年後,很多人小心翼翼地藏起了自己與魯迅曾有過的論戰和衝突,李立三也不例外。

1967 年6 月,李立三去世。 8 月,另一當事人馮雪峰刊文《關於李立三約魯迅談話的經過》,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真相。

馮說,李約談魯迅的目的,是希望後者能「公開發表一篇宣言,表示擁護當時立三路線的各項政治主張」——所謂「立三路線」,簡單說來,即認為「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的前面了」,組織應該「堅決準備匯合各種革命勢力的總暴動」,來掀起全國革命高潮,爭取「一省與幾省重要省區的首先勝利與全國革命政權的建立」。李立三在談話中提到是自己出面,中止了左翼青年對魯迅的攻擊,進而希望魯迅能發表一個類似《告知識階級書》的宣言來支持自己的主張,但「魯迅沒有同意,……他表示他不贊成赤膊打仗,說在當時那樣的時候還應該多采用壕溝戰、散兵戰、襲擊戰等戰術」。談話結束後,魯迅又向馮雪峰解釋:答應李立三的要求:

「那是容易的;但那樣一來,我就很難在中國活動,只得到外國去住起來做’寓公’,個人倒是舒服的,但對中國革命有什麼益處!我留在中國,還能打一兩槍,繼續戰鬥。」

魯迅生前對許多人提起過這次談話。聽聞者們留下的回憶文字,與馮雪峰的敘述大同小異。比如,胡愈之說:

「那次見面,魯迅也對我說過,記得就是我從香港回上海那時說的。他說:’李立三路線到底怎麼回事,我不明白。一天晚上,人家開好旅館找我談話,開門進去一個高高大大的人接待我。他自我介紹說他是李立三,黨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規模示威遊行,搞武裝鬥爭。還說:你是有名的人,請你帶隊,所以發給你一支槍。我回答:我沒有打過槍,要我打槍打不倒敵人,肯定會打了自己人。’這是魯迅把當時談話內容漫畫化了。」

周建人也說:

「 魯迅同我講過他見過一次李立三。他說: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說:你在社會上是個知名人物,有很大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篇文章,痛罵一下蔣介石。我說:文章是很容易寫的。蔣介石乾的壞事太多了,我隨便揀來幾條就可以寫出來。不過,我用真名一發表文章,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說:’這個問題好辦!黃浦江里停泊著很多輪船,其中也有蘇聯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說:對,這樣一來蔣介石是拿我沒辦法了。但我離開了中國,國內的情況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難寫了,就是寫出來也不知在什麼地方發表。……李立三沒有辦法,只好說:好吧,你自己考慮吧!我就回來了。」

魯迅與李立三的這種分歧,其實也是魯迅與左聯內多數左翼文學青年們的分歧。夏衍在晚年坦率承認:「在成立左聯的時候,我們在組織上服從了黨的意見,與魯迅實行了聯合,並以他為左聯的領導人,但在思想上顯然與魯迅還是有差別的。」

所以,一面是魯迅拒絕了李立三的要求,另一面是左聯的行動並不以盟主魯迅的意見為準。 1930 年4 月底,左聯召開「第一次全體盟員大會」,要求所有盟員都要動起來,都要上街,要把五一勞動節變成一個「血光的五一」「血戰的鬥爭日」。盟主魯迅就沒有被通知參加此次會議。

當然,左翼文學青年也並非全都熱衷於「血光的五一」。夏衍在南京路飛行集會上僥倖脫險,碰到李求實,李大發牢騷:「這樣就等於把同志們主動地送進巡捕房。」夏衍和孔德沚一起趁夜色去街上刷「武裝保衛SL」的標語,孔也有「連自己都保衛不住,還說什麼保衛SL」的怨言……至於夏衍自己,「我聽了有同感,但是連’我同意’這句話也不敢說」,因為「每次運動之後,小組長和支部書記都得向上級匯報,哪些人沒有參加」,沒有參加或者參加了不積極、有怨言者,輕則被批評、公開警告,重則被打成「右傾」逐出組織。周揚也反思說,當時的左聯實際上「成了第二黨」,「它本來是個作家團體,可以更廣泛一些,更公

開一些,更多談文學。但是後來專門談政治,甚至遊行示威」。

作為盟主,魯迅嘗試過想要扭轉這種「專門談政治」的風向。列寧的《「左派」幼稚病》一書,是他新尋到的一種「思想武器」。徐懋庸回憶說:「魯迅在與我的談話中,……有一回,談到李立三同志……要他寫一篇反對日本和反對南京反動政府的不抵抗主義的文章時,魯迅接著就談及列寧的《’左派’幼稚病》一書。」在文章中,魯迅也特意祭出列寧作為法寶:「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即列寧)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且以為改革這些,很為困難。」按魯迅的說法,文化上的革命,比政治上的革命更困難,也更重要, 「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於無成,如沙上建塔,頃刻倒壞」。意識到這一點的列寧被魯迅譽為「真實的革命者」。言下之意,左翼文學青年們不事寫作,終日刷標語發傳單搞集會,正是走上了歧路,犯了列寧所說的「左派」幼稚病。

但魯迅的批評並不奏效。茅盾回憶說:「魯迅是左聯的主帥,他是堅決主張這個轉變的,但是他畢竟不是黨員,是統戰對象,所以左聯盟員中的黨員同志多數對他是尊敬有餘,服從則不足。」備受尊崇而無人服從的主帥,只好對茅盾不無自嘲地說道:

「我總是聲明不會做他們這種工作的,我還是寫我的文章。」

其實,「我還是寫我的文章」也是只有盟主才能享有的特權。 1930 年秋,因為「組織說我寫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動才算工作」,盟員蔣光慈憤然退出了組織;同年冬,身為左聯發起人之一的鬱達夫,也因為強調「我只是一個作家,而不是戰士」,被定性為「反動投機分子」,被開除出了左聯。

1931 年底,左聯的上街之風回落,轉而開始批判「自由人」和「第三種人」。

所謂「自由人」,是學者胡秋原在《文化評論》上提出來的。胡認為,知識分子不是階級和政黨的工具,而應站在自由獨立的立場上發聲,若將藝術墮落成政治的留聲機,無異於是藝術的叛徒;胡反對「只准某種文學把持文壇」 ,認為革命文學可以存在,也不妨讓小資產階級文學、浪漫主義文學也存在。

「第三種人」則是小說家杜衡的自稱。在杜衡看來,除了左聯和胡秋原(及其支持者)之外,還有一大群像自己這般被文藝觀之爭搞得無所適從的作家。這些作家大都因為左聯批評家的「兇暴」而擱筆,而左翼作家卻又大都「左而不作」。

夏衍回憶:「左聯在1931 年11 月決議之後,一開始就把胡秋原定性為敵人,……當時(1932 年春),左聯方面不僅馮雪峰、錢杏邨,而且瞿秋白也是站在反’第三種人’論爭的前線的。」魯迅沒有參加對胡秋原的攻擊。當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刊登詩歌《漢奸的供狀》,辱罵乃至恐嚇胡秋原後(該詩中有「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要變做剖開的西瓜」這樣的句子),魯迅曾出面寫了一篇《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試圖挽救一下惡劣的影響。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這篇文章,是在左聯內部多數人不同意向胡秋原道歉的情況下,由馮雪峰出面請魯迅寫的。馮之所以請魯迅來寫這篇文章,是因為他已得到組織的指示,正積極與胡秋原接觸,欲通過胡來做十九路軍的統戰工作。恐嚇詩事件發生後,馮不得不向胡秋原一再解釋該詩的發表不是組織之意,魯迅出面寫文章批評該詩,即是證明。

批「第三種人」,魯迅一開始沒有直接參加。不過,幾乎每篇參與批判的文章,他都在發表之前看過。 1932 年10 月,魯迅刊文《論「第三種人」》,斷言在階級社會裡不可能存在超越階級的「第三種人」,以總結者的姿態,結束了這場有組織的大批判。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安撫了胡秋原,同時也激化了左翼文學青年們對魯迅的不滿。祝秀俠化名「首甲」、錢杏邨化名「方萌」、田漢化名「郭冰若」,在雜誌上刊文,批判魯迅。說他反對辱罵和恐嚇,是「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論」,是在「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主張革命的詩人不怕「見血」,只要罵的對像沒錯,「一時憤恨之餘的斥罵,也並不怎樣就成為問題」。

1933 年10 月,與魯迅私交甚好的馮雪峰,因身份暴露離開上海,周揚成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新元帥。週與魯迅交往不深,且已有過不愉快——被魯迅批評的《漢奸的供狀》一詩,就是周負責編輯刊發的——魯迅的左聯盟主身份,愈加尷尬。據夏衍回憶,1934 年10 月的一天,周揚來找他,「說陽翰笙建議,馮雪峰走後,好久沒有向魯迅報告工作了,所以要我先和魯迅約定一個時間,陽、周和我三個人去向他報告工作和聽取他的意見」。如果夏衍的回憶屬實,就意味著自周揚接替馮雪峰後,身為左聯盟主的魯迅,在長達近一年的時間裡,竟與左聯領導層處於一種「半失聯」的狀態。

稍後,周揚、陽翰笙、夏衍、田漢去找魯迅匯報工作,結果引發魯迅不滿,釀成了左翼文學史上著名的「四條漢子」事件,也與這種漫長的「半失聯」狀態,有極大的關係。

周揚、陽翰笙、夏衍、田漢去找魯迅匯報工作,是在1934 年末。 「四條漢子」成為一樁文學史事件,則要延遲至1936 年8 月給徐懋庸的信。在信中,魯迅如此漫畫化地回顧了一年多以前的那場不愉快的會見: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夏衍)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週起應(周揚),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

之所以「四條漢子」的典故,較之事件的發生,晚出爐了差不多兩年,是因為在工作匯報的現場,胡風被指責為叛徒,雖引起了魯迅的不滿,但程度仍很有限,畢竟當時社會上確有這方面的流言,一般人也很難辨別真假。真正引發魯迅憤怒的,是此後兩年間,左翼青年們對魯迅的持續攻擊,以及周揚與魯迅關係的持續惡化。

早在1934 年春,左翼青年們的攻擊,就已讓魯迅生出了幻滅之感。在給曹聚仁的信中,他曾感慨:「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同年,他也曾對馮雪峰說過類似的話:「你們來到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1935 年春,在給蕭軍的信中,魯迅又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同道中人,卻用假名夾雜著真名,印出公開信來罵我,他們還造一個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錯者。我提出質問,但結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領,我真好像見鬼,怕了。後來又遇到相像的事兩回,我的心至今還沒有熱。」

至於左翼文化界的新元帥周揚,在魯迅眼裡,不過是個拿鞭子抽打自己的「奴隸總管」。 1934 年底,魯迅曾對著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抱怨,對周揚這樣人,組織「為什麼不清出去!」1935 年秋,在給胡風的信裡,魯迅又如此形容周揚和自己的關係:

「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我的這意見,從元帥看來,一定是罪狀(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舊很好的)……真不知何時才見晴朗。」

意見不同,魯迅眼裡的左翼文學工作,往往也很難入周揚的法眼。 1936 年春,在給王冶秋的信中,魯迅留下了這樣的抱怨:

「我在這裡,有些英雄責我不做事,而我實日日譯作不息,幾乎無生人之樂,但還要受許多閒氣,有時真令人憤怒,想什麼也不做,因為不做事,責備也就沒有了。……我們這一翼裡,我覺得實做的少,監督的太多,個個想做’工頭’,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

隔閡生疑心,疑心生暗鬼。周揚接掌左翼文化界時,正值上海地下黨遭受巨大破壞。為安全計,週深居簡出,不再似馮雪峰那般常拋頭露面,本是可以理解之事。但在魯迅看來,這卻是對自己盟主身份的極大不尊重:

「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裡坐了。……但如元帥以為生命價值,彼此不同,那我也無話可說,只好被打軍棍。」

1936 年春,馮雪峰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自延安重返上海。魯迅向他講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兩年我給他們擺佈得可以」。由此不難想見稍後「四條漢子」典故出爐時魯迅的心境。然而,馮雪峰雖比周揚更善於承順魯迅,卻也算不得魯迅的同道。 1936 年夏,魯迅病重,為打擊國內的托洛茨基派,馮雪峰以魯迅的名義寫了兩篇批判文章。魯迅不反對馮代他執筆,但要求寫好後須念給他聽,聽完後覺得沒問題才能發表。故此,馮私下對胡風如此感慨:

「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是簽一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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