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尷不尬的盟主，進退失據的文豪

文： 言九林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無花的薔薇》）

一

1930 年3 月2 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盟主魯迅以一種勝利者的姿態，向台下的左翼青年們，回顧了彼此間昔日的論戰：

「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後來連我都覺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因為我後來看出了敵軍在演’空城計’。那時候我的敵軍是專事於吹擂，不務於招兵練將的，攻擊我的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斯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於沒有出現。」

約從1927 年始，創造社、太陽社的左翼青年們，集中火力攻擊魯迅長達3 年之久。成仿吾說魯迅「代表著有閒的資產階級，或是睡在鼓裡面的小資產階級」；錢杏邨說魯迅筆下「沒有光明，只有’吶喊”徬徨’」，若不「接受批評，幡然悔悟」，則前路「只有死亡」；郭沫若指控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 ；……攻擊規模之大，有鬱達夫的打抱不平可證。郁說：

「他（魯迅）在上海住下之後，這些攻擊他的青年，愈來愈多了。……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這種搏鬥的火花。」

轉折發生於1929 年秋。時任組織之宣傳部部長的李立三，要求太陽社、創造社停止攻擊魯迅——據夏衍講，「太陽社那時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是黨員，後期創造社的絕大部分都是新黨員」。吳黎平當時在宣傳部主編《環球》周刊，他回憶說：

「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間，李立三同志到芝罘路秘密機關來找我，把中央的這些意思告訴我：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自己內部不應該爭吵不休；二是我們有的同志攻擊魯迅是不對的，要尊重魯迅，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三是要團結左翼文藝界、文化界的同志，準備成立革命的群眾組織。李立三同志要我和魯迅先生聯繫，徵求他的意見。」

高層的過問，使魯迅與左翼青年們「瞬間」和解，由敵人轉為盟友。潘漢年嘲笑魯迅是時代的落伍者，魯迅反諷潘漢年「年輕貌美、齒白唇紅，……是天生的文豪」，這類劇情就此打住。身為「文委」（宣傳部直接主管文化工作的組織）書記，潘漢年將新指示迅速貫徹了下去。先是命各支部成員停止攻擊魯迅，轉身又去找了未參與論戰的地下黨人馮雪峰，要他去向魯迅疏通，請他出來做左聯的盟主。左聯成立之日，潘又代表組織，在魯迅之前講話。潘的演講富有激情，與會的「一丁」，40 多年後還記得他當時的演講姿勢，「是模仿列寧的，……身子向前傾，右手向上直指出去」。潘說，「紅軍正在盛大發展，誰說現在不是革命高潮到來了？」這樣的調子，稍後李立三還會當面向魯迅再「傳達」一次。

二

1930 年5 月7 日，左翼文學盟主魯迅由馮雪峰陪同，宣傳部部長李立三由潘漢年陪同，在上海爵祿飯店秘密見面。 30 年後，1960 年3 月1日，當許廣平造訪李立三，詢問他當時和魯迅究竟談了些什麼的時候，李立三的回答相當耐人尋味：

「當時魯迅談了些什麼？已不能記憶，只記得我談了兩個問題。（一）我們要實行廣泛的團結，反對國民黨反動派……（二）分析無產階級是最革命、最先進的階級……經過那次談話以後，魯迅完全和黨一致了。和創造社的對罵也不見了。」

李立三「不能記憶」魯迅談了些什麼，其實是因為當時兩人「各人談各人的」，分歧很大。 1949 年後，很多人小心翼翼地藏起了自己與魯迅曾有過的論戰和衝突，李立三也不例外。

1967 年6 月，李立三去世。 8 月，另一當事人馮雪峰刊文《關於李立三約魯迅談話的經過》，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真相。

馮說，李約談魯迅的目的，是希望後者能「公開發表一篇宣言，表示擁護當時立三路線的各項政治主張」——所謂「立三路線」，簡單說來，即認為「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的前面了」，組織應該「堅決準備匯合各種革命勢力的總暴動」，來掀起全國革命高潮，爭取「一省與幾省重要省區的首先勝利與全國革命政權的建立」。李立三在談話中提到是自己出面，中止了左翼青年對魯迅的攻擊，進而希望魯迅能發表一個類似《告知識階級書》的宣言來支持自己的主張，但「魯迅沒有同意，……他表示他不贊成赤膊打仗，說在當時那樣的時候還應該多采用壕溝戰、散兵戰、襲擊戰等戰術」。談話結束後，魯迅又向馮雪峰解釋：答應李立三的要求：

「那是容易的；但那樣一來，我就很難在中國活動，只得到外國去住起來做’寓公’，個人倒是舒服的，但對中國革命有什麼益處！我留在中國，還能打一兩槍，繼續戰鬥。」

魯迅生前對許多人提起過這次談話。聽聞者們留下的回憶文字，與馮雪峰的敘述大同小異。比如，胡愈之說：

「那次見面，魯迅也對我說過，記得就是我從香港回上海那時說的。他說：’李立三路線到底怎麼回事，我不明白。一天晚上，人家開好旅館找我談話，開門進去一個高高大大的人接待我。他自我介紹說他是李立三，黨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規模示威遊行，搞武裝鬥爭。還說：你是有名的人，請你帶隊，所以發給你一支槍。我回答：我沒有打過槍，要我打槍打不倒敵人，肯定會打了自己人。’這是魯迅把當時談話內容漫畫化了。」

周建人也說：

「 魯迅同我講過他見過一次李立三。他說：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說：你在社會上是個知名人物，有很大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篇文章，痛罵一下蔣介石。我說：文章是很容易寫的。蔣介石乾的壞事太多了，我隨便揀來幾條就可以寫出來。不過，我用真名一發表文章，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說：’這個問題好辦！黃浦江里停泊著很多輪船，其中也有蘇聯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說：對，這樣一來蔣介石是拿我沒辦法了。但我離開了中國，國內的情況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難寫了，就是寫出來也不知在什麼地方發表。……李立三沒有辦法，只好說：好吧，你自己考慮吧！我就回來了。」

三

魯迅與李立三的這種分歧，其實也是魯迅與左聯內多數左翼文學青年們的分歧。夏衍在晚年坦率承認：「在成立左聯的時候，我們在組織上服從了黨的意見，與魯迅實行了聯合，並以他為左聯的領導人，但在思想上顯然與魯迅還是有差別的。」

所以，一面是魯迅拒絕了李立三的要求，另一面是左聯的行動並不以盟主魯迅的意見為準。 1930 年4 月底，左聯召開「第一次全體盟員大會」，要求所有盟員都要動起來，都要上街，要把五一勞動節變成一個「血光的五一」「血戰的鬥爭日」。盟主魯迅就沒有被通知參加此次會議。

當然，左翼文學青年也並非全都熱衷於「血光的五一」。夏衍在南京路飛行集會上僥倖脫險，碰到李求實，李大發牢騷：「這樣就等於把同志們主動地送進巡捕房。」夏衍和孔德沚一起趁夜色去街上刷「武裝保衛SL」的標語，孔也有「連自己都保衛不住，還說什麼保衛SL」的怨言……至於夏衍自己，「我聽了有同感，但是連’我同意’這句話也不敢說」，因為「每次運動之後，小組長和支部書記都得向上級匯報，哪些人沒有參加」，沒有參加或者參加了不積極、有怨言者，輕則被批評、公開警告，重則被打成「右傾」逐出組織。周揚也反思說，當時的左聯實際上「成了第二黨」，「它本來是個作家團體，可以更廣泛一些，更公

開一些，更多談文學。但是後來專門談政治，甚至遊行示威」。

作為盟主，魯迅嘗試過想要扭轉這種「專門談政治」的風向。列寧的《「左派」幼稚病》一書，是他新尋到的一種「思想武器」。徐懋庸回憶說：「魯迅在與我的談話中，……有一回，談到李立三同志……要他寫一篇反對日本和反對南京反動政府的不抵抗主義的文章時，魯迅接著就談及列寧的《’左派’幼稚病》一書。」在文章中，魯迅也特意祭出列寧作為法寶：「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即列寧）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且以為改革這些，很為困難。」按魯迅的說法，文化上的革命，比政治上的革命更困難，也更重要， 「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於無成，如沙上建塔，頃刻倒壞」。意識到這一點的列寧被魯迅譽為「真實的革命者」。言下之意，左翼文學青年們不事寫作，終日刷標語發傳單搞集會，正是走上了歧路，犯了列寧所說的「左派」幼稚病。

但魯迅的批評並不奏效。茅盾回憶說：「魯迅是左聯的主帥，他是堅決主張這個轉變的，但是他畢竟不是黨員，是統戰對象，所以左聯盟員中的黨員同志多數對他是尊敬有餘，服從則不足。」備受尊崇而無人服從的主帥，只好對茅盾不無自嘲地說道：

「我總是聲明不會做他們這種工作的，我還是寫我的文章。」

其實，「我還是寫我的文章」也是只有盟主才能享有的特權。 1930 年秋，因為「組織說我寫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動才算工作」，盟員蔣光慈憤然退出了組織；同年冬，身為左聯發起人之一的鬱達夫，也因為強調「我只是一個作家，而不是戰士」，被定性為「反動投機分子」，被開除出了左聯。

四

1931 年底，左聯的上街之風回落，轉而開始批判「自由人」和「第三種人」。

所謂「自由人」，是學者胡秋原在《文化評論》上提出來的。胡認為，知識分子不是階級和政黨的工具，而應站在自由獨立的立場上發聲，若將藝術墮落成政治的留聲機，無異於是藝術的叛徒；胡反對「只准某種文學把持文壇」 ，認為革命文學可以存在，也不妨讓小資產階級文學、浪漫主義文學也存在。

「第三種人」則是小說家杜衡的自稱。在杜衡看來，除了左聯和胡秋原（及其支持者）之外，還有一大群像自己這般被文藝觀之爭搞得無所適從的作家。這些作家大都因為左聯批評家的「兇暴」而擱筆，而左翼作家卻又大都「左而不作」。

夏衍回憶：「左聯在1931 年11 月決議之後，一開始就把胡秋原定性為敵人，……當時（1932 年春），左聯方面不僅馮雪峰、錢杏邨，而且瞿秋白也是站在反’第三種人’論爭的前線的。」魯迅沒有參加對胡秋原的攻擊。當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刊登詩歌《漢奸的供狀》，辱罵乃至恐嚇胡秋原後（該詩中有「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要變做剖開的西瓜」這樣的句子），魯迅曾出面寫了一篇《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試圖挽救一下惡劣的影響。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這篇文章，是在左聯內部多數人不同意向胡秋原道歉的情況下，由馮雪峰出面請魯迅寫的。馮之所以請魯迅來寫這篇文章，是因為他已得到組織的指示，正積極與胡秋原接觸，欲通過胡來做十九路軍的統戰工作。恐嚇詩事件發生後，馮不得不向胡秋原一再解釋該詩的發表不是組織之意，魯迅出面寫文章批評該詩，即是證明。

批「第三種人」，魯迅一開始沒有直接參加。不過，幾乎每篇參與批判的文章，他都在發表之前看過。 1932 年10 月，魯迅刊文《論「第三種人」》，斷言在階級社會裡不可能存在超越階級的「第三種人」，以總結者的姿態，結束了這場有組織的大批判。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安撫了胡秋原，同時也激化了左翼文學青年們對魯迅的不滿。祝秀俠化名「首甲」、錢杏邨化名「方萌」、田漢化名「郭冰若」，在雜誌上刊文，批判魯迅。說他反對辱罵和恐嚇，是「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論」，是在「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主張革命的詩人不怕「見血」，只要罵的對像沒錯，「一時憤恨之餘的斥罵，也並不怎樣就成為問題」。

1933 年10 月，與魯迅私交甚好的馮雪峰，因身份暴露離開上海，周揚成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新元帥。週與魯迅交往不深，且已有過不愉快——被魯迅批評的《漢奸的供狀》一詩，就是周負責編輯刊發的——魯迅的左聯盟主身份，愈加尷尬。據夏衍回憶，1934 年10 月的一天，周揚來找他，「說陽翰笙建議，馮雪峰走後，好久沒有向魯迅報告工作了，所以要我先和魯迅約定一個時間，陽、周和我三個人去向他報告工作和聽取他的意見」。如果夏衍的回憶屬實，就意味著自周揚接替馮雪峰後，身為左聯盟主的魯迅，在長達近一年的時間裡，竟與左聯領導層處於一種「半失聯」的狀態。

稍後，周揚、陽翰笙、夏衍、田漢去找魯迅匯報工作，結果引發魯迅不滿，釀成了左翼文學史上著名的「四條漢子」事件，也與這種漫長的「半失聯」狀態，有極大的關係。

五

周揚、陽翰笙、夏衍、田漢去找魯迅匯報工作，是在1934 年末。 「四條漢子」成為一樁文學史事件，則要延遲至1936 年8 月給徐懋庸的信。在信中，魯迅如此漫畫化地回顧了一年多以前的那場不愉快的會見：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夏衍）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週起應（周揚），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

之所以「四條漢子」的典故，較之事件的發生，晚出爐了差不多兩年，是因為在工作匯報的現場，胡風被指責為叛徒，雖引起了魯迅的不滿，但程度仍很有限，畢竟當時社會上確有這方面的流言，一般人也很難辨別真假。真正引發魯迅憤怒的，是此後兩年間，左翼青年們對魯迅的持續攻擊，以及周揚與魯迅關係的持續惡化。

早在1934 年春，左翼青年們的攻擊，就已讓魯迅生出了幻滅之感。在給曹聚仁的信中，他曾感慨：「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同年，他也曾對馮雪峰說過類似的話：「你們來到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1935 年春，在給蕭軍的信中，魯迅又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同道中人，卻用假名夾雜著真名，印出公開信來罵我，他們還造一個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錯者。我提出質問，但結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領，我真好像見鬼，怕了。後來又遇到相像的事兩回，我的心至今還沒有熱。」

至於左翼文化界的新元帥周揚，在魯迅眼裡，不過是個拿鞭子抽打自己的「奴隸總管」。 1934 年底，魯迅曾對著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抱怨，對周揚這樣人，組織「為什麼不清出去！」1935 年秋，在給胡風的信裡，魯迅又如此形容周揚和自己的關係：

「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我的這意見，從元帥看來，一定是罪狀（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舊很好的）……真不知何時才見晴朗。」

意見不同，魯迅眼裡的左翼文學工作，往往也很難入周揚的法眼。 1936 年春，在給王冶秋的信中，魯迅留下了這樣的抱怨：

「我在這裡，有些英雄責我不做事，而我實日日譯作不息，幾乎無生人之樂，但還要受許多閒氣，有時真令人憤怒，想什麼也不做，因為不做事，責備也就沒有了。……我們這一翼裡，我覺得實做的少，監督的太多，個個想做’工頭’，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

隔閡生疑心，疑心生暗鬼。周揚接掌左翼文化界時，正值上海地下黨遭受巨大破壞。為安全計，週深居簡出，不再似馮雪峰那般常拋頭露面，本是可以理解之事。但在魯迅看來，這卻是對自己盟主身份的極大不尊重：

「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裡坐了。……但如元帥以為生命價值，彼此不同，那我也無話可說，只好被打軍棍。」

1936 年春，馮雪峰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自延安重返上海。魯迅向他講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兩年我給他們擺佈得可以」。由此不難想見稍後「四條漢子」典故出爐時魯迅的心境。然而，馮雪峰雖比周揚更善於承順魯迅，卻也算不得魯迅的同道。 1936 年夏，魯迅病重，為打擊國內的托洛茨基派，馮雪峰以魯迅的名義寫了兩篇批判文章。魯迅不反對馮代他執筆，但要求寫好後須念給他聽，聽完後覺得沒問題才能發表。故此，馮私下對胡風如此感慨：

「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是簽一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