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冬菊,平津戰役中最有價值的特工

文: 徐敏 

1948年,久經沙場驍勇善戰的抗日名將傅作義,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不會打仗了,無論運籌帷幄、還是行軍布陣,都在對方掌握之中。對手似乎特別會神機妙算,能將他訓練有素的部隊分割、包圍、殲滅,讓他處處被動,不是勞而無功,就是掉入陷阱。他百思不得其解,經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頭撞牆,咬火柴頭想要自殺。

後來他才知道,他的作戰計劃、部隊的移動布防、兵力配備,對方全都瞭如指掌,就好像是他的作戰室,安放在人家的院子裡一樣,毫無遮攔,全都被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仗還怎麼打呀!

後來他才知道,他最喜歡的女兒,也是和他最談得來的女兒,他最信任的女兒傅冬菊,把他所有的機密,都事無鉅細地傳送給了對方。難怪對手用兵如神,把自己打得處處被動,狼狽不堪。

話說也是奇了,內戰時期,許多國民政府高官的子女,衣食無憂,卻在學校讀書時,思想激進,奔著與自己父輩相反的陣營去了。像陳布雷的小女兒陳璉、傅作義的大姑娘傅冬菊,莫不如此。


年輕時的傅冬菊

這傅冬菊出生於1924年,是傅作義的長女。母親張金強是傅作義的第一任妻子,隨傅作義入駐太原,生下傅冬菊。傅冬菊從小在太原長大,1937年抗戰爆發,她隨母親輾轉來到西安,再到重慶,考入從天津遷到此地的南開中學。 1942年,傅冬菊18歲,考入昆明西南聯大,攻讀英語專業。讀書期間,她先是在中學加入了青年進步組織號角社,後又在大學被吸收為民主青年聯盟(民青)成員。這些組織會經常開展一些活動,有次傅冬菊在昆明參加集會,軍警趕來驅散學生,她在奔跑中崴了腳,蹲在地上難以挪步。此時,一個男青年飛奔過來,架起她躲入小巷。

這個人是西南聯大新聞系學生周毅之,越南歸僑。兩人後來有了交往。 1947年,傅冬菊畢業後,回到北方,在天津《大公報》擔任編輯。這天,地下黨李定通知傅冬菊,寫好自傳,屆時會有人手拿一張報紙前來與她聯繫,正式履行入黨手續。到了指定時間,傅冬菊在房間等候,有人在外面敲門,打開房門一看,竟然是周毅之。這讓傅冬菊深感他來得不是時候,正想讓他改日再來,卻意外發現周毅之手中握有聯絡暗號的報紙,頓時欣喜地跳了起來。

對女兒女婿的真實身份,傅作義一直蒙在鼓裡。陳布雷更單純,直到死,也不知道女兒陳璉女婿袁永熙是中共黨員。

傅冬菊和周毅之後來成了終身伴侶。傅冬菊當時的任務,是利用自己身為傅作義女兒的特殊身份,通過設在天津黃家花園的「 華北剿總」辦事處,蒐集傅作義的軍事情報並將情報秘傳給中共,讓傅作義的許多軍事行動屢屢遭受失敗。正是通過她提供的情報,中共獲悉了傅作義的兵力部署和戰略意圖,恰當地抓住戰機,令東北野戰軍提前入關,將傅作義及其所率部隊困在了華北。

1948年底,傅冬菊奉地下黨之命,來到北平她父親身邊。當時兩軍正在私下接觸,商討和談事宜。傅冬菊的任務,是負責了解相關動態,將傅作義的一舉一動及時上報。整個和談期間,我軍正是利用傅冬菊提供的情報,始終掌握著和談的主動權。傅作義則從民族大義出發,為使平民百姓和古都文化不受戰火毀傷,同意和談,最終雙方達成了和平協議。

一切看來都平穩順利,和平交接指日可待。但就在此時,中共卻以勝利者的姿態,起草了一份《平津前線司令部致傅作義將軍公函》。這封形同最後通牒的公函措辭強硬,語氣嚴厲,信中說:「 ……貴部軍行所至,屠殺人民、姦淫婦女、焚毀村莊、掠奪財物、無所不用其極……,在貴將軍及貴屬統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權利,壓迫一切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在北平城內逮捕無辜人民……,貴將軍身為戰爭罪犯……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

傅冬菊看到這封公函,大吃一驚,她深知父親「 士可殺,不可辱」的性格,倘若父親逞一時之氣,怒髮衝冠,下令撤銷協議,憤然抵抗,那將是一場生靈塗炭、玉石俱焚的血光之災,千年古都也將毀於一旦。幸虧這封公函是鄧寶珊與中共代表蘇靜轉來的,恰好被她看到,趁父親此時不在,她才有機會將公函壓在了傅作義中南海居仁堂辦公室的文件下面。

1949年2月1日,在解放軍舉行入城儀式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這封信函,此時傅冬菊才把公函原件翻出來交給父親。傅作義看過後,十分憤怒,當即痛罵女兒不忠、不義。傅冬菊理解父親此時的心情,他不是後悔簽署和平協議,而是不能接受以這樣的姿態,指責、蔑視他和他的部隊,更不該在和平協議已經實現的時候,用這種盛氣凌人的態度侮辱他。

此前,根據協議條款,北平城內的20餘萬國民黨軍已經移出城外,開至指定地點接受改編。傅作義原本提出的兵團、軍、師一律不動的整編方案,最終未被接受,中共對傅作義部實行了打散合編的改編方案。

原協議中「 雙方派員成立聯合辦事機構,處理有關軍政事宜」以及企業、銀行、學校等聽候「 聯合辦事機構處理」的條款,也遭到否決。 1949年1月29日,北平聯合辦事處召開籌備會議,中共代表葉劍英直接告訴傅作義方面的代表郭宗汾說:「 此機構是在前線司令部指揮下的工作機關,不是政權機關。」並重新將該機構名稱確定為「 北平聯合接交辦事處」。加上「 接交」二字,就從形式和內容上定性了它的過渡性質。至此,傅作義在軍事及政治上的謀劃均被瓦解。

作為回報,毛澤東評價傅作義說:「 你是北京的大功臣,應該獎你一枚天壇一樣大的獎章。」建政後,傅作義參加政府工作,根據他本人的願望,任命其為水利部(後為水利電力部)部長。

傅冬菊在完成了地下黨交給的任務後,離開傅作義,回到天津,轉任《進步日報》副刊編輯。 1949年8月,她加入第二野戰軍西南服務團,在昆明參與了《雲南日報》的創辦。 1951年3月,傅冬菊調北京人民日報社。

文革中,傅冬菊被作為「 階級異己分子」揪了出來,遭到批鬥。原因是有人在調查傅冬菊的歷史時,發現她入黨的細節很不清楚。於是外調人員找到傅冬菊本人,問她的入黨介紹人是誰?傅冬菊說是李定。

此時的李定正在原單位挨鬥,一聽到外調人員問到此事,想到自己的歷史問題已經夠多了,再承認介紹大軍閥的女兒入黨,豈不罪上加罪。當即斷然否認。

那段時間,傅冬菊非常痛苦,她不理解自己背叛家庭背叛父親,入黨參加革命,怎麼就成罪過了?而且還是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甚至,就連自己當年為避免中共公函給傅作義帶來負面刺激的動機,也成了「 扣押最高指示」、「 反對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

就這樣,內查外調了多個來回,事情越鬧越大,最後把毛澤東和周恩來都驚動了。直到有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傅作義說了一句:「 你女兒的黨籍沒有問題,你放心。」傅冬菊這才解脫出來。

「 文革」後,傅冬菊調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了13年,直到1995年退休。退下來的傅冬菊在美國與孩子生活了兩年。此後的傅冬主要居住在北京前三門的高層公寓裡,從窗戶可以眺望北京市區。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十分清貧,甚至可以用窘迫這樣的詞彙來形容。因為身患多種疾病,需要住院治療,她的那點退休金根本不夠。雖說她屬於中央機關司局級離休幹部,醫療費可以全額報銷,但她住的特需病房,是給需要額外護理的普通患者提供的病房,每天400元的住宿費;護理費還要自己出,兩人12小時輪班,每人每月數千元,費用低了人家不干。好不容易找來幾個乾護理的,開口就要價5000元/月,兩個就得10000元,如何支付得起。

前些年房改,需要個人把公房買下來,就是這樣象徵性的不多的錢,她都拿不出來,以致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

原本,可以考慮將她收治進高幹病房,但她資格不夠,只有副部級以上人員才可以入住這種病房。院方也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傅冬菊,可規定就是規定,不能破壞,院方也是愛莫能助。

她沒臥床的時候,倒是常常牽掛希望工程,曾聯繫各方人士捐款,在山西省建設了兩所希望學校。當年平津戰役時的那些熟人,許多後來都身居高位,待遇遠比她好得多,只有她默默無聞,與世無爭,僅僅停留在了廳局級。

2007年,傅冬菊病逝,享年83歲。

生前,有記者曾對她說:「 傅作義將軍的一生是很值得寫的……」她岔開話題說:「 茶已涼了,要不要我給你衝點熱水?」

北平和平解放後,傅作義才知道自己的女兒原來早就是地下黨員,也從女兒口中,得知了當年她利用弟弟竊取情報的經過。雖然傅作義最終選擇了原諒自己的女兒,但父女之間畢竟有了這道坎。文革期間,傅冬菊作為「 階級異己分子」被揪鬥,遭受殘酷鬥爭。有次,傅冬菊攜子探望父親,傅作義沉默良久後說:「 從今往後,你不要再來了。」

父女兩人的感情再也回不到當年了,還寫什麼寫?人一走茶就涼啊……

參考資料

《北京和平解放的幕後英雄》《傅冬菊眼中的父親》《傅作義生平簡介》《傅冬菊的丈夫》等。

 

來源      青衣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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