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的記憶之場

文:丁毅超

談起法國,大家首先會想起什麼?是1789年那場無法繞過的大革命,是奇蹟般的聖女貞德,亦或者是聳立在巴黎大地上的埃菲爾鐵塔?無論我們想到些什麼,這些事件或者事物已然成了法蘭西的諸多像徵之一。人們已經不再追究這些象徵的過去,也不再懷疑這些象徵是否可以代表法蘭西。一切都顯得理所當然,但是這些真的如此理所當然麼?任何對於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會知道大革命嚴重撕裂了當時法國的各階層。這種撕裂依稀可以體現在今日對大革命的兩極化評價之中,埃菲爾鐵塔亦是如此。它驚世駭俗的鋼筋結構在當時受到了藝術界的猛烈抨擊。因此,這些極富爭議性的象徵是如何成為今日法蘭西人的共同記憶成了一個特別有趣的問題。對於皮埃爾·諾拉這樣的歷史學家來說,這更是令人著迷的話題。

由皮埃爾·諾拉所主編的《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為這一話題提供了某種獨到的解讀方式。本書的中文版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由於版權問題,本書中文版僅獲得十一篇論文的授權。南大出版社為了閱讀方便,將本書分為三個部分,即記憶與歷史、記憶與象徵、記憶與敘事。其中第一部分的理論構建皆為諾拉的論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則由不同作者從一些具體的象徵出發進行歷史回溯和構建。從7月14日法國國慶日到環法自行車賽,再到普魯斯特,本書在跨度廣泛的同時,選取的角度也極為精巧。不過,同樣需要指出的是,本書的閱讀門檻並不低。沒有足夠積累的讀者會存在某種閱讀困難症。這尤其體現在本書第一部分之中。

記憶與歷史與記憶之場

閱讀本書的人,很有可能被本書的標題所吸引。 「記憶之場」究竟指的是什麼?它是一種優雅且深刻的比喻,亦或者是諾拉對於歷史哲學的某種絕妙思考?對於急於需求答案的人,卻看到諾拉留下了這樣一段充滿辯證法晦澀氣息的文字:「記憶之場屬於兩個王國,這既是其意義所在,也是其複雜性所在:既簡單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經驗中的對象,又是最為抽象的創作。」

諾拉對於記憶之場自相矛盾的描述與他對於記憶和歷史兩者的理解密不可分。在諾拉的語境中,記憶和歷史存在極為複雜的關係。在民族的時代,記憶和歷史曾經是合為一體的。這最為集中體現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第三共和國的歷史學家認為歷史具有教化與指導民族的責任;民族認同則需要通過闡釋過去獲得自身的合法性;這只有通過強大而又統一的集體記憶才能達成。用諾拉自己的話說,「歷史是神聖的,因為民族是神聖的。正是由於民族,我們的記憶才能立足於神聖的殿堂之中」。

這種和諧一致建立在過去與現在尚未割裂的基礎之上。在那個時代,過去尚未成為一種全然陌生和異質的事物,人們可以通過回憶將其複活。今日的過去與現在則成了難以相融的部分。與過去明確的斷裂,導致了民族時代的消散。民族的瓦解喪失了對於統一的集體記憶的需求,歷史也喪失了傳承民族價值觀的使命。根植於記憶和歷史本性中的緊張對立展現在人們面前。 「歷史的真正使命是摧毀記憶,排斥記憶。……一個完全在歷史影響下生活的社會,已不再是傳統社會,它不認識記憶賴以植根的場域。」

換而言之,今日之我們正處於斷裂的交匯點之中。我們已然意識到與過去的割裂,傳統記憶令我們如此陌生,陌生到我們難以通過回憶復活過去;但另一方面它還沒有如此陌生,以至於我們依舊可以喚起足夠多的記憶。在這命運的十字路口上,我們產生了對於記憶的具體化身的需求。於是,記憶之場誕生了。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記憶之場成為記憶與歷史雙重作用的結果。一方面,人們不可能滿足於單純的記憶,如果是那樣的話,簡單的回憶錄足夠承擔這種需求。另一方面,人們在已經不存在記憶的環境中尋求的記憶之場必然是某種生與死的莫比烏斯環。它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讓事件停滯,是暫時停止遺忘,是讓事物的狀態固定下來,讓死者不朽,讓無形的東西有形化,將意義的最大值鎖定在最小的標記中」。今日世界對於記憶的渴望喚起了關於紀念的意識和對於檔案的渴望。

繞不開的法國大革命

今日法蘭西所擁有的記憶之場無疑如漫天繁星。本書第二、第三部分的作者也從各自獨具匠心的角度,解釋了例如環法自行車賽和普魯斯特如何成為共同的記憶之場的問題。安東尼·孔帕尼翁在談到普魯斯特的時候富有幽默感地寫道,「一位偉大的作家未必是我們慣常閱讀的作家」。甚至沒有多少法國人完整地閱讀過《追憶似水年華》。但這絲毫不妨礙這位昔日有著猶太血統和性取向問題的邊緣文化人士成為今日法國人的記憶之場。

多如繁星的記憶之場中,的確有相對重要和不那麼重要的部分。畢竟,很少人會認為環法自行車賽比法國大革命更為重要。本書的內容也顯露出一些端倪。在第二、第三部分中,7月14日、《馬賽曲》和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記憶之場都與法國大革命直接相關。關於貞德和拉維斯《法國史》的討論也與大革命間接相關。談論法國人的記憶之場,大革命是無法繞過的部分。它本身就是法國歷史斷裂的重要一環。

貞德

克里斯蒂安·阿馬爾維指出,在今日的法蘭西,7月14日已經成了單純的紀念性節日,它已經不再具有任何明確的爭議性。然而在一百多年前,即便法國革命已經過去了一百年,法國人對於7月14日的理解還存在高度的撕裂。甚至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獄這件事情本身就不像左派所描述的如此美好。或者更確切地說,巴士底獄遭受到了一種徹底污名化的待遇。這種缺陷使得法蘭西右派在第三共和國時期對7月14日作為國慶日的提案進行了激烈回應。

當然,這些右派對於史實的尊重程度與左派沒有明顯的區別。雙方看重的是解讀,是如何霸占對於歷史的解釋權,而不是歷史真相。這種對於形象的爭奪也體現在對貞德的理解上。貞德成了法蘭西的共和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同象徵。每一方都利用被截取的故事片段將貞德據為己有。用本文作者米歇爾·維諾克的話來說,「整個洛林姑娘是統一和可分離的」。更為赤裸裸的是,一旦敘述不再適應需求,各派就會理所當然地採用新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論述。

無論如何,在第三共和國時期,7月14日與《馬賽曲》與自由平等博愛的爭議性都比大革命時期有所削弱。尤其是在拿破崙三世色當慘敗之後,新生的共和國需要努力調解內部矛盾,並將矛頭指向普魯士。這種對於民族性的強烈需求,強烈渴望統一的記憶。對於當時的主流政治家而言,通過和解構建法蘭西民族記憶遠比繼續撕裂大革命所產生的傷口更為重要。通過成功的修正和減少爭議性,這些曾經具有強烈爭議性的象徵逐漸成為法蘭西人共同的記憶之場。在一戰和二戰的反復強化中,「關於整個大革命,特別是7月14日的記憶已經完全成為民族記憶的組成部分,這些記憶超越了那些導致法國人分裂的政治分歧」。

君主-民族-複數的法蘭西

嚴格意義而言,即便不通過記憶之場這一理論,我們依舊可以發現法蘭西曆史記憶的某種趨向變化。記憶之場似乎成為一種純粹的理論偏好和智力遊戲。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在哲學側的諾拉身上,而在歷史學側的諾拉身上。

按照諾拉的理解,過去的法國歷史學家在構建法蘭西史皆假設存在一個被稱之為有機整體的法蘭西實體。憑藉各種決定論,他們將法蘭西曆史描述為一個統一而延續的整體。 「歷史學家們都是用實際發生的過去來解釋現在,重新建立歷史連貫的脈絡,甚至對於乾擾級別和意義截然不同的層次來說也是如此。」作為歷史學家,諾拉認為這類撰寫法國史的方式所描述的現實是真實的,但卻是封閉的。法蘭西曆史被封閉在某種決定論的象徵之中,喪失了自己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或者用某種更為通俗的話來說,這種敘述方式只描述了法蘭西的一個側面,一種視角,一類態度。所以有必要超脫過去史學的敘事模式,構建一種關於法蘭西曆史整體性的元敘述。

這也是為何諾拉需要記憶之場的真正原因。他宣稱「要通過‘場所’的技術,避開那個所有民族史迄今都無法逃離的怪圈,即永恆地用民族解釋民族,用法蘭西解釋法蘭西」。為了擺脫決定論的影響,《記憶之場》關注的不再是決定論,而是決定論產生的效果,「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它們在時間中的構建,它們意義的消弭與再現」。法國歷史被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君主、民族、複數的法蘭西。

君主的時代是對於法蘭西共同記憶的最早構建,是法蘭西人何為法蘭西人的最早追溯。雨果·卡佩成了構建的原點。在此之前的加洛林王朝並不是獨特的法蘭西記憶。雨果·卡佩所建立的法蘭西卡佩王朝則成為一種獨屬於法蘭西的記憶遺產。在整個君主時代,法蘭西的王實際上是由卡佩家族的後代和旁系所壟斷。這種幾乎沒有間斷的傳續構成了對於君主時代的法蘭西延續性。

大革命摧毀了這種延續性,造成了法國歷史的第一次斷裂。不過,大革命在摧毀過去的同時,建立了一種新的延續性,也就是民族。法蘭西的民族意識逐漸覺醒。歷史學家在意識到大革命斷裂的同時,努力試圖調和兩個法國之間的對立,構建一種以民族為基礎的法蘭西延續性。諾拉認為拉維斯的《法國史》就是這種思路的典型代表。 「整個19世紀人們都在努力地訴說大革命的創傷,而德國帶來了一個衝擊性元素,它決定性地改變了民族身份的合理邊界。最根本的創傷從原則上看不再產生於國內,而產生於國外。不再是遭譴責的舊制度於被接受的現代法國之間的內部矛盾,而是一個在自然起源基礎上建立的民族於一個人為的、暴力同意的民族之間的外部矛盾。 」正是在這一時代,大革命的許多像徵成為法蘭西人共同的記憶之場,並達成了與君主時代的某種諒解。

法國大革命 攻占巴士底獄

複數的法蘭西代表了法蘭西曆史的新轉變。諾拉認為其編寫《記憶之場》的時候,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處於關鍵的轉變之中。這與某種現代性的原子化生活密切相關,也與當代法國政治地位的衰敗密切相關。隨著二戰之後,法蘭西逐漸衰弱為中等強國,法蘭西民族的特殊性開始消散,成為一般的民主制國家。在原子化的現代世界中,也不再存在統一的民族記憶,存在的只是複數的法蘭西。每一方都試圖從歷史中找到自己的記憶之場,尋求自身起源的神聖性。 「20世紀最重要的兩種政治現象,即戴高樂主義和共產主義,……共同代表了一個民族-革命的法國的最高峰,同時也是其‘天鵝的絕唱’。」

不過複數的法蘭西依舊保有法蘭西的延續性。民族的情緒並非消失,只是改變了自身的等級和表達方式。 「高處是歐洲、西方世界、民族國家,低處是諸如地區、家庭、故鄉等地區性現實。」法蘭西的歷史實現了普遍與特殊,集體與個體的統一。對於今日的法國歷史學家而言,他們需要證明這一新的斷裂的合理性,證明斷裂之下法蘭西曆史從未中斷的一致性。或者用諾拉極為詩意的表達,「它以同一種激情、同一種步調,將這些記憶之場變成了我的法蘭西,每個人的法蘭西,所有人的法蘭西」。

餘論

諾拉對於法國歷史延續性的想像帶有強烈的形上學色彩。他利用記憶之場,試圖避免過去法國史中意識形態化的歷史決定論。然而,諾拉所建立的這種敘述法國歷史的元結構是否也是某種決定論呢。當他認為存在法國歷史的延續性,並且將復數的法蘭西視為完整法蘭西曆史的可能性時,他已經踏入到決定論的領域。

更為關鍵的是,諾拉的歷史建構必須與現實相擬合。諾拉試圖將二十世紀後半葉的躁動歸之於關鍵轉折期所產生的摩擦。 「當另一種聚合的方式登上舞台,當某個形象最終確定時,尋求坐標系、探尋場所的需求就會消失。……記憶的暴政指揮持續一個時代——但恰好時我們的時代。 」

記憶之場的時代又已經過去了三十年。我們卻發現人們對於身份的焦慮絲毫沒有削弱,反而步入極端。複數的法蘭西根本沒有出現預期的和諧。這不但是諾拉所擔憂的「遠古時代的惡魔」,更是一種徹底的共識破碎。對於法蘭西的民主共識正在被各方撕裂,所謂的共和國遺產也日益喪失它的魅力。諾拉曾經所描述的各派對於法蘭西民主原則的讚同也在衰弱和動搖。在歐洲層面,搖搖欲墜的歐盟似乎也顯示民族的時代還遠沒有結束。這就令我們不得不懷疑,複數的法蘭西究竟是一個短命的時代,還是一個不可能降臨的時代。

不過,諾拉的構建的確很好展現出戰後法國人的心態。法蘭西已經不再如此偉大,但是法蘭西人驕傲地認為自己的遺產已經融入到某種西方價值觀之中,繼續影響著世界。這是對于輝煌過去的沉湎,對於現在的焦慮和妥協,對於不可捉摸的未來的渺小期望;是法蘭西面對自身和歐洲衰弱的無奈和自傲。

來源      上海書評

Translate
向上滑動
error: Alert: Content is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