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地攤能促進經濟發展嗎?從義烏小商品市場的起源說起

文:南洋富商

擺地攤日收入三萬這種事,當然是可能的。但是在正常情況下,這種事不可能持久。

如果阿Q看到小D擺地攤一天的收入超過他三個月工資,羨慕不?三天之內他就會在邊上擺地攤。然後阿Q和小D都只分到一半客流。王胡和吳媽也會眼紅,祥林嫂和閏土也會眼紅,他們都會來擺地攤。一個月後,大家都沒錢掙了。

但是有一種特殊的情況。如果趙太爺也看上這地盤,他就可以打點一下關係,找幾個衙役過來找茬把阿Q、小D、王胡、吳媽、祥林嫂、閏土都趕走。

能夠長期日進三萬的,只能是趙太爺,以及從趙太爺那裡拿紅包的衙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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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地攤這事,還讓我想起當年大下崗運動時代的瀋陽。有個大東區的朋友跟我嘮嗑他們瀋陽的事兒,說電視台天天宣傳各種下崗工人再就業典範。有一次宣傳一個擺地攤賣水果掙大錢的下崗工人,大家一看真好,馬上跟著學,於是一夜之間瀋陽多了幾倍的水果攤,大家都去進水果賣,結果是大家都虧本,水果爛掉了。原來那個被電視台採訪報道的下崗工人,他的水果攤也倒閉了。

不僅僅是擺地攤賣水果,別的也一樣。電視台宣傳下崗職工幹啥可以掙大錢,那個行業馬上就會倒閉。後來那些掙錢的也都得藏著點,絕不能接受採訪,否則過三天就得倒閉。

市場只有這麼大,普通消費者只有這麼多,這是不會憑空增長的。有人說富人很多,應該多消費。可是富人再有錢,他一天也只能吃二個西瓜或者十斤荔枝。錢多了花不掉請大家來一起吃麼?一個人若是這麼豪爽,他早就破產了,怎麼可能當富人。

富人會到你的地攤上來吃麼?或許有,不會太多。富人會去更貴的地方消費。所以擺地攤想掙大錢,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前些年有某高學歷美女回鄉種菜或養豬年收入xxxxx萬的宣傳報道,不知道有多少人效仿他們返鄉創業。
按照慣例,接下來應該到處都是擺地攤掙大錢的宣傳了,會酷似當年大下崗時代的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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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地攤是個好事,解決了許多底層人的生計,要大力支持。但是為啥以前不讓擺地攤呢?真的是為了避免街道亂糟糟或路面變髒嗎?當然不是。

如果大家都可以隨便擺地攤,店鋪誰租?你租個店鋪,月租三萬。我擺個地攤,月租二百。如果來的都是願意地攤消費的人,你的店鋪生意能不受影響嗎?所以,擺地攤直接傷害的是那些租店鋪開店的人,以及出租店鋪的人。

店鋪出租,是可以收房租稅的。有店鋪的店,也容易管理,方便納稅。還有更大頭的:店鋪值錢了,才有人買。

你買店鋪一平米三萬塊,但是造房子的成本是每平米三千塊,這中間的差價,很大一部分是歸政府所有的。對地方政府而言,店鋪的收益遠大於地攤。

現在鼓勵大家擺地攤,顯然是有些問題靠擺地攤解決更好。

地攤和地攤,是不一樣的。如果你在上海南京路上占據幾個攤位,把攤位一轉手,這輩子就可以衣食無憂。如果南京路不限制擺地攤,你覺得南京路會變成啥樣子呢,莆田人會不會整個村都到南京路擺地攤?

如果南京路的地攤只能讓趙太爺或阿Q占據,別人只能去上海市金山區呂巷鎮擺地攤,或者到浦東區書院鎮擺地攤,豈不是很不公平?如果擺地攤不需要交錢,或者交錢一樣,肯定會在其他方面尋租。怎麼樣才合理呢?顯然最好的辦法就是投標。每個月投標一次,誰出錢高給誰。南京路一個攤位一個月可以租一萬,呂巷鎮的攤位一個月租三百。這個擺地攤,就變成了租人行道。

受損的是原來南京路開店的那些商人,以及靠出租店鋪掙錢的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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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地攤最繁華的年代,應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尤其是從溫州開始風行的私營小商品大潮。上世紀八十年代,整個溫州城都是亂糟糟的地攤,市容風貌,酷似日本京都,都是窄窄的小巷和古舊矮屋。當初義烏縣委三次到溫州的瑞安小商品市場考察(最早的小商品市場就是被垃圾填滿的河道上搭起了簡易棚,沒有名字,民間叫它叫「棚下」),決定辦義烏小商品市場。後來義烏也是讓大家亂倒垃圾,填掉一條河,辦起來義烏小商品市場。

到了1983(或許1982),某些人忽然覺得不能容忍資本主義,以抓捕溫州柳市八大王開始,抓捕1500名溫州商人,一時風聲鶴唳,溫州擺地攤的人逃到義烏擺地攤。

義烏地攤搞大了,就成為美國大選預測的風向標,只要統計一下那些大選用到的小玩意兒是支持誰的,就知道誰會獲勝。也可以根據義烏地攤測算很多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動態。

武漢漢正街,北京大碗菜,天津勸業場,深圳華強北,這些都跟地攤有關。我每次去廣州,必去的地方是淘街,那裡遍地都是進口的電子洋垃圾地攤,那些洋垃圾的工業設計和做工,大大提高了我的審美。

1984年溫州市區木勺巷形成最早開放的自由市場(蕭雲集  攝)

溫州信河街有一條木勺巷,當年是中國最時尚的地攤,也是中國最時尚的地方。當時歐洲人去看了以後,很驚歎:木勺巷和巴黎時尚只有二十天距離。那些巴黎的溫州華僑,看到最新款的時尚服裝,就買一皮箱坐飛機回到溫州山寨仿造。

中國遍地地攤的年代,是經濟最有活力的年代。那時候只要勤勞、努力、刻苦,普通人都可以從擺地攤開始成為富人。溫州人很少仇富,因為大家看到身邊的富商都是從擺地攤艱難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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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擺地攤有感情。小時候我跟我爸擺地攤賣過西瓜、香瓜,也賣過海蜇,還賣過荔枝。我爸不是無業游民,他是公辦教師。假期和週末有空,就擺地攤。我還在家門口擺小人書地攤,看一本收2分錢。

我長大後,也擺地攤賣過鞋子和別的一些東西。

我媽當年是工廠職工,下班後和同事一起擺地攤做蛋卷。不久前我曾跟母親說:幸虧以前擺地攤自由,若是現在,擺地攤就難了。你在街邊擺地攤做蛋卷,工商找你要執照,稅務局跟你要發票,消防的不許你生火爐,環保的不許你們煤爐冒煙,衛生部門跟你要衛生許可證,就業人員還得體檢,城管的過來直接砸掉你攤位。

後來溫州整頓市容,隨後是更大規模的大拆大整、大建大美、以及更更大規模的舊城改造,從此,曾經亂糟糟的中國地攤聖地——溫州,成為一個整整齊齊的的城市,酷似一個沒有煙火氣、無量山神仙姐姐大理石雕塑一般的美女。

至於北京和上海浦東,更是變成一個不適合人類徒步逛街的地帶。那種寬闊整齊的大街,讓人覺得首都和十里洋場也變成了神仙姐姐。自從G20之後,千古歷史名城杭州也變了,昔日的市儈味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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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擺地攤可以改變經濟困境是不大可能的。地攤的消費者是中產以下階層,這些人的財富加起來,只是人類財富的一個零頭。

但是,擺地攤還是極其有用的。如果不擺地攤,許多人就會陷入困境。你喜歡路邊跪滿乞丐,還是路邊擺滿地攤?

更何況很多人拉不下臉來行乞,當年大下崗運動時代瀋陽鐵西區的治安,就是許多人鋌而走險的結果。

擺地攤運動,讓那些還沒有窮到揭不開鍋的人找到更廉價的消費,讓那些已經窮到揭不開鍋的人靠擺地攤活下來。這是好事,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好措施。

真正要讓經濟火起來,關鍵是鬆綁。即便是擺地攤最繁榮的時代,地攤繁榮也是鬆綁的結果,並不是靠擺地攤就能發展經濟的。

擺地攤到底是非常時期的權宜之計,還是意味著鬆綁,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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