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落天使：警察為甚麼會變壞

小時候看《教父》（1972），教父黑白通吃呼風喚雨，寶貝兒子調侃一個無足掛齒的警長，當場被打成變形金剛，臥槽警察這麼牛逼。

美國影視專跟警察過不去：《肖申克的救贖》（1994）、《洛城機密》（1997）、《布魯克林警察》（2009），警察種族歧視、監守自盜、偽造現場、勾結黑幫、濫殺無辜、內訌，殘忍、下流、變態，簡直是拿了執照的強盜，逼得最正直的警官打黑槍：

《壞中尉》（1992）的警官壞得淌翔，吸毒、貪污、欺負小姑娘，無惡不作：

1971年8月14日，為探究環境、制度和身份對人類行為的影嚮，菲利普•津巴多教授進行斯坦福監獄實驗：24名嚴格篩選的「正常、普通、健康」的大學生志願者，被隨機分為兩組，在糢擬監獄充當兩個星期的囚犯和警衞。

德國電影《Das Experiment》（2001）和美國電影《死亡實驗》（2010）均根據這一實驗改編。美國版由兩大影帝阿德裡安•布洛迪和福裡斯特•惠特克壓陣，從囚犯打籃球不小心擊中警衞開始，沖突逐漸升級。警衞任意解釋規則、擴大權限和懲罰力度，囚犯的反抗日趨激烈。

警衞為了說一不二的權威痛下殺手，在囚犯的身上小便、強迫口交……實驗演變成你死我活的搏鬥。

與富於戲劇性沖突的電影相比，真實的實驗更為震撼，大學生志願者很快進入各自所扮演的角色，警衞顯示出虐待狂病態人格，而囚犯顯示出極端被動和沮喪，情感上深受創傷。

僅過5天，警衞便強迫兩個囚犯糢仿動物交配，菲利普•津巴多不得不中止了實驗，囚犯如釋重負，警衞則顯得有些意猶未盡。

「我驚恐地發現，」津巴多在實驗報告裡寫道，「我也會變成最殘忍的警衞，或是最軟弱的囚犯，對自己的無力充滿仇恨：未得許可，我不能吃、不能睡，甚至不能去上廁所。」

在一定的情境下，好人也會犯下令人發指的暴行，這就是「路西法效應」：上帝最寵愛的天使路西法在不知不覺中蛻變為魔鬼。

不能刑訊逼供和虐待囚犯的法律規定，每每形同虛設；出生入死的戰友、昨日還在一起把酒言歡的同事，頃刻間翻臉無情；「正常、普通、健康」、比陽光還燦爛的學生志願者，居然有納粹的基因！

眼見不一定為實，但你必須相信科學。西點軍校行為科學專家托馬斯•科爾迪茨說：「社會心理學表明，一旦得到絕對的權力或淩駕他人之上的權威，普通人也會變得無比殘忍。」

2004年4月28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不顧軍方「引起反美暴力行動」的警告，公開虐囚照片，全球一片嘩然。

津巴多教授應邀擔任軍事法庭的專家證人，為受到虐囚指控的美軍上士Ivan Frederick作證：上士的家門口每天掛著星條旗，經常去教堂，聽到國歌就挺胸起立、眼含熱淚，服役期間萬裡赴戎機。

教授認為，一個愛國青年和自由戰士成了虐待狂，主要原因在於權力缺乏監督和制約。

人們有個錯覺，為了正義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送不信神又不肯自殺的人下地獄，宗教極端分子覺得理所應當。為伸張正義、維護權威、搞到情報、發洩負面情緒，人們往往無所不用其極，並尋找各種理由來減輕道德壓力：自己是正義天使，受虐者罪有應得。

無辜者的血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行一不義能救蒼生，又該如何？

2009年6月美國AP-GfK民調顯示，在目的正當的前提下，52%的美國人贊同對恐怖分子嫌疑人使用酷刑，以搗毀恐怖行動。歐美恐怖襲擊此起彼伏，支持酷刑對待恐怖分子的民意大幅上升。今年3月的美國民調顯示，63%的調查對象認為對恐怖分子實施酷刑通常合理或有時合理。

好人打壞人，業已成為得到民意支持的潛規則。

《戰略特勤組》設定了一個不可思議的道德困境，令觀眾無比糾結：

核彈即將爆炸，酷刑不足以使恐怖分子招供，獲得官方授權的審訊專家準備折磨恐怖分子兩個無辜的子女，用無辜者的血拯救蒼生，遭到女探員的強烈反對。

最為諷刺的是，遵循為了正義可以不擇手段的邏輯，官方控制了審訊專家的子女，迫使他把酷刑進行到底。

道理誰都懂：沒有底線和原則，就沒有是非、正義的標準。無辜者的血無法推開正義的大門———

但觀眾還是很糾結：因為女探員的仁慈，未被發現的核彈進入起爆倒計時。恐怖分子的子女得到了拯救，代價是數百萬無辜可能死於非命。

醜惡

以人口販賣為題材的《醜惡》 (2013)，對人性黑暗、社會醜惡的揭示非常犀利，觀影過程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印度新興電影人的強大力量。

親生父母都想在失蹤女兒身上起坎；親屬拿到贖金瘋狂裸舞直教人懷疑是否還在人間：

警察變態、無知、殘暴，但工作起來兢兢業業，達到一種奇異的可信度。面對如此醜惡的人類，警察若不相應作出變態、激烈的反應，勢必一事無成。 

影片不想為警察辯護，而是展示現實困境：牙齒不夠鋒利等於縱容、鼓勵犯罪，過於鋒利難免傷及無辜。

極端的情境中，壞與不壞，傻傻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