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圈」道德演化簡史

大眾電影

文:劉遠舉

李雲迪該遭受怎樣的處罰的看法,最終,取決於我們怎麼看待自己。」

明星違法被拘,這是法律。但「終生懲罰」依據的是道德。這不是黑白分明的區域,而是自由的灰色邊界。

討論這個灰色區域,不妨沿著時間回溯,回顧一下中國文藝圈的幾個關鍵性的、源頭性的「道德時刻」吧。

一、「女特務」時代

五六十年代的電影,受題材限制,人物多以工農兵、革命戰士為主。那個時代,沒有最帥兵哥哥,也沒有最美女警,只有刻板的「工農兵」形象。所以,眾多40年代叱咤風雲的影星轉型的方法,是把精致的臉,用造型、化妝等手段,改造為勞苦大眾的相貌。

有「50年代最漂亮的女演員」王丹鳳,出演「生產能手」。這張臉仍然太精致了。

再往後,就是八個樣板戲的年代。

在這個時代,文藝圈的道德突破,主要通過「女特務」實現,因為只有女特務,才能有口紅、燙發、高跟鞋與旗袍。

1958年拍攝的《永不消逝的電波》、《英雄虎膽》中的女特務,深刻的印刻在了當年無數男青年的記憶中。

從1979年開始,中國的文藝圈開始了道德上的「瘋狂試探」。

二、媒體上的第一次接吻

在中國公眾場合出現的第一次接吻,不是中國人,也不是電影,而是雜志封面。

1979年第5期《大眾電影》封底刊登了英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劇照。《大眾電影》是當時最火的刊物,曾創下過單期銷量940萬冊的記錄,用現在的話來說,是頂級大號。這張圖片,自然也引發了軒然大波。

當時有位宣傳幹事給編輯部寫信,表達了自己的憤怒:

「社會主義中國,當前最重要的是擁抱和接吻嗎?」

「萬沒想到在毛主席締造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還會出現這樣的事情。你們竟然墮落到和資產階級雜志沒有甚麼區別的程度!」

「實在遺憾!我不禁要問,你們在幹甚麼?……純粹是為了毒害我們的青少年一代。」

——進行道德約束的理由,從來都是一樣的。

在信件最後,這位讀者挑戰式地說,「你們有膽量,請在《大眾電影》讀者來信欄,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讓全國九億人民鑒別一下」。

——這樣的自信也從來沒變過,現在只是變成了:「小編,你敢把我的留言放出來嗎?」

編輯部還真「有膽量」,全文刊發了這封信,在雜志上開展討論。在這場大討論中,《大眾電影》的編輯將「接吻」上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

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共收到來信和來稿11200多件。事實證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渴望自由,反對保守,所有信件與來稿中,贊同這位宣傳幹事的還不到3%。

誰能代表所有中國所有音樂愛好者呢?

進入90年代,《大眾電影》的封面雲集了那個時代最著名的演員。現在回看那時的封面照,其香豔程度似乎超過了今天。

不要把這些圖和現在社交媒體上、在群裡、在網頁上看到的相比。這是正式的雜志的封面。

二、封面上的接吻,為真人出演撐開了道德空間

影視圈也在「瘋狂的」開拓道德的新前沿。

1979年,國產電影《生活的顫音》首次出現接吻鏡頭。雖然據說男女主角接吻時嘴上還貼了層膜,但電影院仍然爆棚,許多地方還臨時增派消防官兵到影院駐守,以防意外。男女主人公蜻蜓點水般的接吻,註定會被破門而入的女方父母打斷,電影院裡嚮起一片失望的嘩然。

女演員變美了

很多人喜歡用單純、純真、純潔等詞形容以前的社會,但用這些詞來形容一個成年人社會,本身就意味著極大的壓抑。

其實,說到銀幕上的吻,《廬山戀》的影嚮更大。

這部拍攝於1980年的影片中,張瑜扮演的女主角主動在男主角臉頰上印上「蜻蜓點水」的一吻,給了一代人震撼,成為那個時代年輕男女的戀愛教科書。

《廬山戀》影嚮更大的原因,除了那一吻,還因為泳裝。

到了1986年,吻戲不再是一個問題了。謝晉導演的《芙蓉鎮》中,劉曉慶和薑文的創下了中國電影最長接吻紀錄。

薑文在1995年拍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共計5000萬人次觀看。寧靜飾演的米蘭,有過一兩秒的露點鏡頭,在當時寬松的大環境下,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了公映版裡。

三、藝術領域也在做出各種突破

1979年,畫家袁運生參加了新中國第一次大規糢壁畫創作——首都機場壁畫的繪制。這幅壁畫中,有三位裸浴的少女。

事後他回憶:「那個畫面當初是過不了畫審的,為了能夠通過文藝審核,我就在少女的胸部那裡多加了一條線,(從視覺上)讓審核人員以為下面是一條裙子,剩下的到時候再畫。」

後來,袁運生最後悄悄擦去了少女胸部的那條黑線,也立刻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

據袁運生回憶,當時機場建設總指揮李瑞環看了,他很開明,沒有吱聲。不久之後,有高層領導找到袁運生,態度溫和的商討:「壁畫能否修改一下?我們這裡的壓力太大,希望你能讓畫面之中的傣族少女起碼穿上短褲。」

袁運生很生氣,當面說:「絕對不能改,在世界历史上,改畫是一件醜聞,比如教皇讓米開朗琪羅改畫,就是醜聞一件,如果改掉的話,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形象是極大的損害。」

鄧小平同志從李瑞環那裡得知《潑水節》這幅畫有爭議之後,連招呼都沒打,就在李先念等同志的陪同之下前往參觀。他看了後說:「這有啥好爭議的?藝術表現很正常,我看沒問題,甚至還應該多印,賣給外國人。」而旁邊的李先念也說:「我看中國有的人就是少見多怪。」

此後,不斷有人來參觀,想一睹究竟,機場每天應接不暇。海外評價:「中國在公共場所的牆壁上出現了女人體,預示了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

當時,大家都以為,這麼多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都給予了肯定,不會再有甚麼事兒了。

然而,保守是如此頑強,自由是如此的艱難。很多時候,保守往往以更純潔、更革命的方式呈現出來,即便面對政策、領導人的表態,都敢於盛氣淩人。就像如今社交媒體上的某些人,只要持著道德的大棒,就可以不管法律與政策。

有人在讀者來信中質問:「我知道海關查私,也把裸體像片作為一個目標去搜尋。貴刊承認社會主義文藝同資本主義文藝沒有區別?難道欣賞屁股、乳房就是貴刊的『現代化』嗎?」

1982年,《潑水節》壁畫部分被布簾遮住,釘上三合板封死。

這一封,就是8年。

四、音樂界也在做出嘗試,探索藝術的新邊界。

1979年,鄧麗君的《甜蜜蜜》唱嚮大陸。聽了幾十年激昂樣板歌曲的中國人,喜歡上了這類柔美的歌曲。但鄧麗君也受到「靡靡之音」「黃色歌曲」之類的指責。

1980年初,中央電視臺制作並播放了一部旅游風光片電視劇《三峽傳說》,《鄉戀》就是配唱的一支曲子。反應了王昭君對長安的依戀。歌曲充滿了低回悽婉、如泣如訴、纏綿悱惻的鄉思之情。

歌曲播出後,很受廣大群眾的喜愛,紅遍了街頭巷尾。批判、討伐的聲音隨之而來。

「趣味不高,格調很低,在氣質、情趣、人物的品德和性格等方面都不夠健康。」

「這首歌是灰暗的、頹廢的、低沉纏綿的靡靡之音」

「讓一位古代的巾幗英雄唱這樣靡靡之音,有損於人物的形象」

群眾批評看歌詞,專業人士則批評李穀一所採用的「氣聲唱法」,不正經、離經叛道,不符合社會主義藝術規律。

「嬌聲嗲氣呀,矯揉造作,完全是迎合少數觀眾的低級趣味,亦步亦趨地糢仿某些港臺歌星的庸俗風格」

「同那裡的咖啡館、酒吧間、歌舞廳、夜總會等等資本主義社會的娛樂生活是一個味道」。

「不僅污染了我們的樂壇,也會使被捧者誤入歧途。」

這些對「如何唱」的批評,讓我想起了,對小紅書裡對「如何拍」的批評。

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部門,搞了一個群眾評選活動,《鄉戀》雖得到了十幾萬張選票,但由於激烈的爭議,未能入選。有人說:投票的都是流氓,這是流氓喜歡的歌。

1980年春,中國音協在北京召開了一個音樂創作會,叫「西山會議」。會上,當時受到群眾歡迎的《絨花》(就是韓紅翻唱的那一首)、《鄉戀》等當時十分流行的多首歌曲都遭遇了點名批判,其中李穀一的演唱風格是重點。音樂界一高層人士勸李穀一:把《鄉戀》用「健康」的唱法重新再唱過。

帶著「黃色歌女」、「格調低下」,甚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李穀一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甚至可能在中央樂團待不下去。

鄉戀所遭到的批評,並不是孤例。1980年的《軍港之夜》,也因為歌詞中有一句「讓我們的水兵好好睡覺」遭到非議。質疑者認為:我們的士兵都睡著了,誰來站崗保衞祖國呢?這些理由現在看起來如此荒誕,但在當年,卻是理直氣壯——就像現在,把自己的孩子的前途,與一個陌生的明星聯繫起來。

轉機出現在1983年的第一屆春晚。

當天晚上的四部熱線電話,接到了無數要求演唱《鄉戀》的來電。冥冥之中自有聯繫,30年後,人們用「瘋狂打CALL」來形容對事,對人的支持。

晚會總導演非常為難,無法定奪,找到臺長請示,臺長也不敢拍板。當時的廣電部部長吳冷西正在現場坐鎮。面對堆積如山的點播單,吳冷西幾經猶豫,冒著風險,拍板上《鄉戀》。

於是,1983年春晚舞臺上,曾被批為「靡靡之音」的熟悉旋律緩緩嚮起,中國通俗音樂的前行之門就這樣無比艱難地被「劈開」了

——哪怕你今天隨意聽一場演唱會,都來得十分不容易。

五、他們是為了甚麼?

從李穀一到袁運生,從王蒙到吳冷西,從李先念到鄧小平,他們撐開這些空間,是為了甚麼呢?

是為了中國人的經濟自由。

正所謂「見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睹瓶中冰,而知天下寒」。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霍英東回憶說:「當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1980年,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體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面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贊歌》,其中一個少女是裸體的,這在內地引起了很大一場爭論。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

不管是經濟的,還是文藝的;不管是明星的,還是普通人的。所有的自由,都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文藝圈的自由,是其他自由的風向標。只有撐開了其他的自由,經濟自由才有發展空間。所謂經濟自由,就是市場經濟。

事實也正是如此,伴隨文藝圈的道德試探,整個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潮風起雲湧,小崗邨分田到戶,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開始實施,年廣久僱工超過八人,個體戶成為市場的重要主體,集體經濟出現並朝著私營經濟轉化。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最終,塑造了今天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成就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這些改革者的努力,歸根到底,是為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文革」期間,跳交誼舞是不被允許的,因為是資產階級情調。1978年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開拓了一個相對寬松的氛圍。這一年除夕,消失多年的交誼舞第一次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的聯歡會上。舞會由國務院管理局組織,一些領導幹部和一些文藝團體的青年參加。舞會上,舞伴同性組合要比異性組合多,女子與男伴的距離謹慎的保持在20厘米開外。

也就是在這一年,貶斥為「扭屁股」的迪斯科第一次在中國出現。大城市裡時髦的青年男女,西服,蛤蟆鏡,腳蹬懶漢鞋,板磚錄音機裡放的音樂是「阿裡巴巴是個快樂的青年」。

到了1980年6月,時風陡轉。穿著時髦就有流氓嫌疑,跳交誼舞被指第三者插足。

公安部和文化部聯合下發了《關於取締營業性舞會和公共場所自發舞會的通知》,通知表示,交際舞「舞姿低級庸俗、傷風敗俗」,人民群眾反映強烈,堅決要求取締。營業性舞會的主辦者,將被給予治安處罰,甚至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責任。

1983年「嚴打」期間,西安中年婦女馬燕秦,因為「長期不務正業,把自己家作為主要地點,糾集流氓分子多次舉辦流氓舞會,以及經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他流氓場所、教唆、引誘多種形式的流氓犯罪,並通過亂搞男女關系盈利」被收審,判死緩。案件牽涉300餘人,多次參加馬燕秦家庭舞會的都被判了無期徒刑,甚至連為舞會伴奏的樂隊成員,也被判無期徒刑。

1984年10月,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聯合下發了《關於加強舞會管理問題的通知》,語氣略微松動,改禁為限。當年,北京市批準了四家舞廳的開放,但只允許四類人進入:外國人、留學生、華僑和華僑帶進來的中國人。

在改禁為限之後,需要自下而上的嘗試。當時的天津市長李瑞環,領風氣之先,搞起了舞廳試點。之後,文化部、公安部以《天津市舞會辦得比較健康》為文,向全國各地下發通知,進一步開禁。全國開始爭相效仿,交誼舞開始從小眾的圈子向大眾蔓延,一場旋風,一夜而起。

1986年,王蒙複出,任文化部長,這個酷愛交誼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幹了一件大事:讓交誼舞解禁。

六、自由從不是一帆風順

總體看來,這一時期,從高層到底層,整體上都是向著更寬松,更自由的方向發展。所謂历史規律,從來都不是從天而降,靜水深流背後,是那些改革者、先行者的努力、爭取。

自由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勞永逸的。

1983年,反思想污染開始。

前幾年寬松的氛圍突然之間發生了變化。在這一時期,女青年燙發、搽雪花膏,穿款式新穎的衣服,跳健康的集體舞,甚至養花都被加以非難,說成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嚮,當作『精神污染』的表現來反對。

當時,《馬克思傳》因有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頸胸的傳統歐洲裝束的照片,被視作「黃色書籍」沒收;《瞭望》封面因刊登獲女子體操高低槓上的照片,而被當作「黃色照片」;戰士隨身帶著對象的照片,便受到嚴厲指責;有的大城市黨政機關,不準留燙發和披肩發的女同志進大門;許多工廠門口有人站崗,留長發、穿奇裝異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準入內。甚至,有些地方組織糾察隊日夜巡邏,在大街上見到有人穿喇叭褲,上去便剪……

胡燿邦的幹預下,這一波風潮並沒有持續太久。

道德寬松度從來都與經濟自由息息相關。正是在這一年,安徽「傻子瓜子」年廣久因為僱工140多人,引起各方責難,甚至有人主張採取措施「動一動」。鄧小平得知後,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

保守與自由就這麼反複博弈。直到9年之後,1992年,鄧小平以88歲高齡南巡,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點上了一把火。改革開放之下,中國人的自由擴展,才進入了快車道。

七、從消滅到寬容

當然,伴隨自由度的提升,一些不好的東西,一些存在人類社會中千百年的東西,又重新出現了。

吸毒、賣淫、嫖娼、賭博,這些以前被消滅的東西,都出現了。

但這一次,對這些不好的東西的態度,不再是消滅,大多都沒有納入刑法,只是行政拘留,甚至免於處罰。

這意味著國家對這些行為更寬容。違法了拘留,這是明確的,但之後的社會評價,卻留給了道德、社會、消費者自己去判斷,而不用強力實施。打個比方,以前要勞改3年,現在只拘留15天,剩下的,就留給了社會、留給了道德自己去判斷。你選擇原諒,就繼續買票,你抵制,就不買票。其實,這種機制一直存在。大企業找代言,都是要經過詳細的市場調查,消費者的負面評價,是足以影嚮到明星的利益的。

保持這種寬容,是因為社會中的某些不好的東西,是伴隨自由而生的。打開窗戶,一定會有蒼蠅;消滅蒼蠅,就得關上窗戶。當留給社會判斷的那一部分變得越來越嚴厲時候,當道德變為可執行的實體的時候,蒼蠅消滅幹淨了,道德純度就會壓倒經濟自由,整個生活也會被顛覆掉。

八,明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百姓

其實,我們討論這些話題,不是為了某個明星。

這些年輕人興奮於又一個名人倒掉了,他們只是吃瓜,並不知道和自己有甚麼關系。他們不知道的是,所有的自由,都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

而且,任何時代,被時代沖刷得最厲害的,永遠是普通人。自由收縮,經濟自由消失,舊上海的女星只是不能出演,但鄉下的農民,卻要餓肚子。

李雲迪有國際聲譽,可以在其他國家去發展,去生活。但對大多數普通人而言,自己所在的地方只能是中國。

所以,我們討論這個問題,不是為了明星,甚至也不是為了所謂的正確的觀念,而是實實在在的為了我們自己的生活。

時代當然總會不斷前進,但它打個盹,就是一個人的一輩子。

當年,一定有一個豆蔻年華的少女,看著姐姐們化了妝,穿著高跟鞋、旗袍去跳舞,心中羨慕,想著自長大了也這樣。但待到1986年,王蒙解禁交誼舞,她已經50多歲了。

現在,你打開行動電話,選擇一首外國歌曲;

你和朋友約著下班去學跳舞;

你打開微信,朋友給你發來一張熱辣的圖片;

你和女朋友在學校宿舍下擁抱;

你覺得這一切稀疏平常,理所當然,但即便我知道這段历史,寫完這篇時,我仍覺得步步驚心,來之不易,應當珍惜。

就連新年去廟裡燒一柱香,都是當初改革者的氣魄撐開的。1979年,限於當時形勢,南華寺不同意恢複供奉六祖慧能大師真身,當時廣東省最高領導習仲勛派專人去南華寺做工作,來人向南華寺方面傳達習仲勛的原話:「同意要恢複,不同意也要恢複!」話說得毫不含糊。

從鄧小平、李先念、習仲勛,到李穀一、王蒙、袁運生,他們努力撐開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空間。也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就有自由。但自由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改革也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

遺憾的是,人們似乎忘記了這一點。北京機場的壁畫拆掉圍擋才30年;屏幕上可以接吻,也才40年,但整個時代的記憶卻被忘卻了。

中國人記住外族對我們做過甚麼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記住我們曾對自己做過甚麼,以及怎麼走出來的,記住那些改革者的努力。哪有甚麼理所當然的歲月靜好,都是前人在負重開拓。

也希望經历過這一切的人,向現在的年輕人多講講。向那些社交媒體上充滿戾氣,滿口三觀卻無三觀,用道德大棒去打壓別人的年輕人,多講講,告訴他們,他們如今的生活,並不是理所當然。

你和女朋友同居,大媽上門敲門,直奔衞生間,打量一番生活用品,然後態度溫和的說,年輕人要自愛啊。

你穿了吊帶輕衫上班,叮當一聲,HR郵件到了,告訴你穿衣不符合公司員工道德自律公約;

你逐漸發現,連酒吧裡的吊帶都少了,自己顯得那麼突兀,於是,你也不穿了。

你和朋友打麻將,超過了500塊,被拘留,丟了工作。

我想,沒人願意過這樣的生活。

所以,李雲迪並不重要

但如何看待我們自己,很重要。

来源:常识和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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