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大廠,回不了鄉

大廠

文:張進

春節前幾天,曾在百度、網易等互聯網大廠工作過的 Jenny 收拾好行李,退掉了自己在回龍觀租了幾年的房子,準備回到重慶老家過春節,節後不再回來。

回到重慶,周圍的親戚朋友都叫她小花,只因她的名字裡有一個 「花」 字。「在北京工作這些年,大家要是叫小花我會不喜歡,覺得 Jenny 才是我,後來慢慢發現,Jenny 只是我的保護色,小花才是我的底色。北京的房價是重慶的好幾倍,要留下來不太可能,但是回重慶工作買房就比較輕松。」

春節之後,小花將前往一家重慶的車企工作,雖然待遇比以前低了不少,但是相比同齡人待遇仍然不錯,她比較滿意。

去年大學畢業後,經過不斷面試和淘汰,薛嬌最終如願以償進入了一家互聯網大廠 —— 美團。每年,都有很多像薛嬌這樣的年輕人擠破腦袋也想要進入這些公司。

過去這些年,大廠不僅吸引了一批批從 985、211 等國內優秀大學畢業生、海歸蜂擁而入,也讓許多普通學校的學生以能進入其中工作而被同齡人羨慕。同時,傳統行業許多公司也以這些互聯網大廠作為風向標和學習的榜樣。

一時間,這些大廠裝著一群群年輕的精英,瞬間又成為一個區分人與人差距的分界線。

最近幾年,互聯網行業的壞消息變多,同時,離開大廠的年輕人也隨之增加。社交平臺上,隨處可見散發著對互聯網行業的痛苦、焦慮,其中多來自這些大廠人。

一年大廠經歷,並不如在學校時想象的那般滿意,薛嬌漸漸動了離開的念想。她告訴光子星球,自己和男友已經決定好了,再堅持到今年六月,就從美團辭職去國外念書,以後不打算回來了。

「早點在大廠賺到買房的錢,然後 Fire、跳槽去不加班的外企。」 這樣的聲音越來越多。

大廠漸漸祛魅, 內卷、裁員、躺平、鹹魚、佛系成為離開大廠種種原因的關鍵詞,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迫不得已。

 拒絕當工具人

對於互聯網大廠,王淼早已祛魅。在他眼中,這些高大上的互聯網大廠某些方面跟傳統的流水線工廠並無甚區別。

十年前,王淼到某電商大廠實習。回想起第一天中午,當他坐在公司餐廳吃飯時,靜靜地感受周邊環境,從裡面看外面街道的行人車輛像螞蟻一樣小,有種俯瞰眾生的感覺。到了飯點,人們魚貫而出,在這座大廈四散開來,好不熱鬧。

十年後,再次路過,看著對街那座熟悉的大廈,透過玻璃看到人們忙碌的身影依舊,甚至更多,王淼早已沒有了甚麼感覺。

從這裡離職已滿一年,他談起曾經工作十年的公司,感情複雜。

「雖然不是這個時代裡最幸運的 1%,至少也是前 20%,命運把我放在這前 20% 的位置上,我沒甚麼好抱怨的了。」

在這裡他付出了十年青春,揮灑自己的熱情,也賺到了足夠多的錢。現在回到自己的家鄉揚州,電商已經成為他的副業,生活還算愜意。

互聯網行業光速進步,大廠的發展,給我們的世界帶來很多切實的改變,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對於王淼而言,一個典型的小鎮做題家,能用十年時間,攢下一筆錢,嘗試另外一種自己喜歡的生活,已經足夠幸運。

互聯網大廠帶給普通人實現財富自由的機會,但相比國外同類型公司,對個人的損耗太大。他用 「社畜」 來形容自己十年大廠生活,每天像工具一樣,忍著,熬著。

在他看來,西方式的後工業時代,人異化為機器的一部分,工作的意義感逐漸缺失,職場倦怠難以解決,而資本的過度擴張,讓原本過細的現代化分工帶來更重的職場病,而這在互聯網大廠中尤為嚴重。

夜以繼日的熬夜加班,上級的 pua,職場的冷暴力,十年裡他幾乎甚麼都經歷過了。

與王淼同期進來的同事,大多早已升職,剩下的三兩個也在前幾年紛紛晉升,唯獨他還停留在原地。關鍵是自己的績效也挺好,十年裡他已經想通了,歸根結底在於自己與龐雜的官僚體系不匹配。

「雖然自稱為自由創新,互聯網大廠們並沒能擺脫傳統的唯上與官僚。」

在他看來,與硅穀相比,國內所謂的互聯網科技企業,科技含量不高,加之整個環境創新氛圍不濃,很多人進去都是 「擰螺絲去了」。

一位行動電話大廠員工也有如此感受。他用 「面試造火箭,入職擰螺絲」 來概括自己的大廠職業落差。搬磚、螺絲釘、工具人也成為很多大廠人的自我調侃。

入職擰螺絲這一特質從 「互聯網搞 35 歲優化」 便可以體現。

「互聯網在風口上,開得起薪水,公司自然要招最優秀的人,但是大部分活兒專科生也能幹,並不需要招那麼多優秀的人。」 王淼認為,一個單一經濟體需要的互聯網行業從業者是有限的,因為有所謂的人口紅利,所以就搞 35 歲辭退。

資本運作下,大廠為高速運轉,永遠需要更年輕、更優秀的人進來,團隊極速膨脹。阿裡巴巴已有超過 10 萬員工,騰訊約有 10 萬人,互聯網新貴位元組跳動的員工總數在 2020 年裡從 6 萬躥到近 10 萬,而京東集團的員工數更是已經超過了 30 萬。

在人員膨脹之下,就出現把人當工具的現象。對於大廠最常見的 996,許多人習以為常,但王淼認為 60% 的加班是無意義內耗。

對於前段時間企業微信高強度加班領導層被懟的新聞,王淼認為這些微小的力量並不能改變甚麼,猶如朝向大海裡扔出的一顆石子,泛不起一點漣漪。

「為了表演加班而加班,時間全被浪費掉了,沒有任何正向產出,更多是為了討好各級領導,或者附和所謂的集體主義。」

在他看來,大廠人員嚴重膨脹,浪費了不少高端人力,這些人原本可以從事更有創造性的工作。

 逃離之路

雖然並沒有王淼這樣深刻的經歷和透徹的理解,一部分年輕人感受到不適,早早離開。

站在大廠門外,那一棟棟大樓裡的人們是光鮮亮麗的。接到 offer 時,薛嬌激動了好幾天,直到真正體驗了裡面的生活,才發現並不是自己想要的。

「每天最焦慮的是日會,你要在日會上說明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如果今天沒甚麼進度的話,到了第二天的日會,就不知道應該說些甚麼。」

對於剛工作的薛嬌來說,焦慮來自這些小細節,日會、周報,讓她時刻感受到被 push,領導催進度很兇,而周圍的同事都非常努力,自己必須同樣如此才能像一個團隊。

公司有績效考核與末位淘汰,部門裡每個人都非常緊張,沒人敢放松。領導都很有憂患意識,希望主管的部門在較短時間內可以有更多的產出,這樣績效看起來就會更好。

「大家都希望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可以達到一個看得見的效果。」 每個人心裡想的都是一定要做快一點不能落下,同時,大家還都希望無論是合作還是對接的人也能同樣高效,從而不影嚮自己的進度。

薛嬌是做算法研發的,除了領導,還有產品經理催進度。

北京太大,生活成本非常高,為節省,她很多同事都租住在離公司很遠的地方。一位同事告訴她,自己每天早上要坐兩個小時的地鐵來上班,下班回到家已經十點了,笑稱連取快遞的時間都沒有。

對於薛嬌來說,在大廠的這段時間是失重的。每天除了高效工作,回到家醒著的時間不超過兩小時。沒有個人自由、沒時間好好生活、沒精力處理感情問題。即便到了周末,工作日被榨幹的身體,也只想躺在家裡哪兒也不去,無暇欣賞北京的風景或關心家裡人。

在資本的運作下,大廠必須保持高效運轉,而維持這些大廠機器得以快速轉動的是工作在其中的人們,當工作時長嚴重擠壓生活,壓力便隨之產生。

即便是從內部壓力最大的核心部門轉崗到現在的部門,薛嬌依然感受到不適應,她想出去。

「現在國內的一線城市北上廣深壓力都挺大的,待在這裡人的損耗很嚴重,我準備出國讀書,最後就留在國外的互聯網公司,那邊的環境可能稍微好一些。」

當初,她對進大廠抱著無限憧憬。覺得互聯網大廠是開放包容和自由創新的,人在這裡是鮮活且有個性的,而進去後才發現,一切都是幻想,依然擺脫不了傳統的主流和庸俗。在這裡,冷漠教條、市儈虛偽依然普遍存在,人被工具化的情況也隨處可見。

感受到不適,如薛嬌這樣的年輕人選擇逃離,而還有更多心存矛盾、沒有勇氣離開的年輕人,選擇繼續困在這些大廠裡掙紮。

異端生活

當拿到位元組的 offer 時,張天給家人分享這個好消息,告訴媽媽自己能賺多少錢,家裡每個人的工資都比不上。

但隨著在位元組的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心裡的痛苦便會加倍,對工作也心生排斥。也更想念老家的院牆和家人,想念廣闊的天空,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生活。

從小生活在內蒙古草原,每天面對著 「拉通對其」「閉環卡點」 這些詞語,讓他有一種很不真實的感覺。

曾在某頭部視頻平臺工作的李琳的感受是:「每天的工作內容都是為了絞盡腦汁,把上億刷行動電話的人困在我們的 App 裡(黑話叫 「閉環」),賣廣告,攫取流量、金錢、精力。」

越來越找不到工作的意義。像張天、李琳這樣的年輕人還有很多,除了能賺錢,他們還想尋求工作的意義。

「當初大廠校招的時候,正是因為死活想不出我在這些崗位的意義,所以最後都沒投。」 一位網友稱。

同張天一樣不適應,梁成覺得自己在大廠是個異端,同組同事都在為升職加薪而努力,生活裡只有工作,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賺錢。「我覺得有一種強烈的不真實感和無意義感,我不知道追求這些 KPI 和 OKR 到底能帶來甚麼?」

在外面對大廠充滿幻想,進去才發現大多是 「海市蜃樓」,想要逃離。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些,開始離開大廠。

一座圍城

大廠就像一座座圍城,裡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進來。

在這些大廠,很大一部分自稱是小鎮做題家,他們出生在四五線小城鎮,憑借著考試天賦進入 985、211 名校。

大廠充滿機遇,但 996 的工作環境以及北上廣大城市的經濟壓力,讓他們內心充滿對留在大廠還是回去家鄉的矛盾與掙紮。

留給年輕人的選擇並不多,互聯網迎來寒冬,大廠待著痛苦,三四線也並不能躺平。

宮羽從 2015 年來到北京,進入一家大廠投資的互聯網金融公司工作,之後 2018 年轉輾到了上海某數據服務獨角獸公司,現在回到成都已經一年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了。

她在互聯網行業爆發期時進入,那時在北京上海選擇很多,一家不行換另一家,永遠有選擇。而成都與北京在就業環境、商業氛圍差距很大,看上去成都好像有很多大廠、中小互聯網公司,但其實好工作少得可憐,公司的數量、體量、質量都有不小的差距。

她認為,自己回成都時間有點晚了,這幾年從北上廣逃離到成都的人越來越多,加上行業收縮,大廠崗位有限,很難找工作。

「雖然現在一線城市也有這個趨勢,逐漸全行業呈現供大於求局面,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一線城市仍然更好找工作,更多選擇,更多發展空間。」

成都的生活成本也越來越高,不管是房租還是物價,但是高生活成本卻讓北上廣回去的人們感覺沒那麼值,並且成都也很卷,想要在這裡躺平不要抱太大希望。

以前,考公考編考研似乎是大廠人的退路,如今,這條路也越來越難走了。

「沒進互聯網的也因低薪而焦慮。」 馬麗在某四線城市當公務員,年包是她在阿裡的應屆生堂妹的四分之一,同齡人的收入差距,讓她曾經一度想離開體制內,北上打拼。

「除公務員外,四線城市提供不了任何體面的崗位。」 但是體制內幾乎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一位在百度工作的員工告訴光子星球,雖然互聯網壓力很大,但是考編考公又考不上,只能渾渾噩噩繼續苟且著。

離開騰訊兩年後,吳濤進入一個小廠,目前又在考慮重回大廠。一番對比,他發現大廠資源、機會更多,錢也更多,但是考慮到又要拿命來換錢就猶豫,害怕自己身體承受不了。

之前在騰訊,由於部門工作能力不太行,整個部門每天加班到 9 點甚至 12 點。長期高強度工作,身體亮紅燈,嚴重耳鳴,腦子基本沒清醒過。

跳槽去了一家小公司後,發現其部門的工作效率遠超原來在騰訊的崗位。

最近,吳濤和一朋友聊天,說想去大廠,問他為甚麼,朋友說沒有去過,想去長見識,想學到更多東西。

「可能我比較悲觀,感覺大廠和他期望的並不一定一樣。」

來源:光子星球(ID:TMT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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