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年倒閉 6 萬家,中國 KTV 興衰簡史

錢柜
 文 / 陸離
「很少去 KTV 了,上大學之後出去玩主要是蹦迪,也會去玩桌游、密室逃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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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剛從上海某高校畢業的小許在被問及 「最近一次去 KTV 是甚麼時候」 時這樣回答,他說,初高中的時候,逢寒暑假甚至是周末,一幫朋友們經常一起聚會唱 K,那時候零花錢不多,湊起來買飲料零食,但也能玩的很開心。

上大學之後,從小地方到了大城市,夜店蹦迪成了更適合自己的娛樂方式。

倒不是說不喜歡唱歌了,而是桌游、密室這些也很有意思,加上身邊的朋友總有不愛唱歌的,去 KTV 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少。

就算是今年春節在家裡,我在微信提議群裡提議去 KTV 唱歌,朋友們也都不怎麼熱衷了,最後大家選擇了密室逃脫。

「更重要的可能是,KTV 從我第一次去它就是那個樣子,一群人只有唱歌,一直都沒變過。如果說同樣有小吃、啤酒、聚會,那可以去的地方實在太多了,為啥非得是 KTV 呢?」

不知你是否註意到,無論是 00 後還是 90 後,亦或是更年長的 80 後、70 後,曾是年輕人聚會娛樂場景心頭好的 KTV 似乎已經成為了過去時。

去年年初,工體北路的著名 KTV—— 也是王思聰曾一夜壕擲 200 多萬而登上熱搜的 ——K 歌之王以《總經理致全體員工的一封信》宣告倒閉而再度登上熱搜。

與此同時,相關數據顯示,截至 2021 年 3 月,我國現存的 KTV 企業為 6.4 萬家,相較於 2014 年巔峰時期的 12 萬家已經腰斬。

不僅僅是年輕人不再青睞 KTV 了,KTV 行業自身也已近黃昏,變化是從甚麼時候發生的?

從卡拉 OK 到量販式 KTV,點亮亞洲人的夜生活

首先讓我們把時鐘撥回到 50 年前,1971 年,當時的日本正深受西方嬉皮士文化的影嚮,年輕人迷戀音樂,到酒吧等場所聽歌手演唱是他們的主要消遣方式。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日本樂手井上大佑在為朋友的錄音機灌制伴奏樂曲時,產生了一個天才想法:做一臺可以播放伴奏的機器,這樣所有人都能跟著一起唱歌了。

在機械師的幫助下,史上第一臺 「卡拉 OK」(即 「無人樂隊」) 機誕生了,以此為糢板,井上大佑用租賃卡拉 OK 機的盈利,又開發出第二、第三代卡拉 OK 機…… 他本人也並未申請發明專利,隨著一些電器大廠家介入大規糢開發,卡拉 OK 逐漸走向世界。

據日本卡拉 OK 協會統計,卡拉 OK 最輝煌的時候,1 億多日本國民中有超過 6000 萬是卡拉 OK 消費者,行業年銷售額達 160 億美元。

也正是因此,井上大佑被《時代周刊》評價為 「改變了亞洲人的夜晚」。

到了 80 年代初,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面貌一新,老百姓對文化娛樂的需求與日俱增,廣州作為改開窗口之一,廣州東方賓館與日方合作引入成立了大陸第一家卡拉 OK 廳,那是一個能容納 60 人的開放大廳,圓形的小舞臺上擺放著點唱設備,主要對外賓開放。

此後這種新鮮的娛樂方式蔓延開來,到了 1985 年,廣州市在全國率先把非營業性舞廳全部轉為營業性舞廳,卡拉 OK 也逐漸在全國興起。

據北京市文化局統計,1993 年 9 月北京市共有註冊歌廳 282 家,到 1995 年,包括歌廳等在內的新型文化娛樂場所已達 1400 多家。

在那個年代,卡拉 OK 讓國人們第一次意識到了甚麼叫做 「夜生活」。

1995 年 1 月,來自臺灣的錢櫃在大陸的第一家 KTV 落戶上海,用了兩年的時間火遍了整座城市,也拉開了量販式 KTV 取代卡拉 OK 步入歷史舞臺中央的大幕。

借助資本力量的註入,量販式 KTV 構建了全新的經營糢式和標準:比如改變了卡拉 OK 按歌曲收費的計價糢式,而是按照每小時來計價,沒有小費,明碼標價,在曲庫、印象、服務、包廂等多方面全面升級優化。

再比如,錢櫃率先提供超市自助式購物,不僅有果盤酒水,還有零食、自助餐等等,這些也都成為了量販式 KTV 的標配。

彼時也恰逢華語樂壇鼎盛時期,KTV 行業迎來黃金時代,發展迅猛,麥樂迪、寶樂迪、K 歌之王等眾多品牌湧現。

從豪華大堂到私密包廂再到吃喝玩樂一條龍,帶來的是可以娛樂,可以社交,更有面子談生意的綜合型線下娛樂場所,這完成了對卡拉 OK 的降維打擊。

也是從這時起,無論是年輕人失戀消愁,還是生意人商業往來,亦或是中年人同學聚會,甚至是一家人聚餐之後,KTV 都成為了一個最佳選項。

能與之一交高下的或許只有如今還 「獨步東北」 的洗浴中心。

其實唱 K 能紅極一時,和東亞文化也有千絲萬縷的關系,與西方人思想行為開放,敢於表達自我的特質相反,受儒家文化燻陶多年的東亞人民性格習慣內斂,大部分人都不善於在人前長篇大論,反而是拿起話筒之後,更敢於把不敢說的話,通過唱歌的方式唱出來。

KTV 行業近黃昏:天要亡,非戰之罪

90 後的 K 歌歷史就是從量販式 KTV 開始,對於幾乎沒接觸過歌舞廳的他們來說,一首周傑倫的《黑色毛衣》,一首信樂團的《死了都要愛》,足以勾起那個年代的 K 歌記憶。

從 1995 年到 2014 年,是 KTV 行業行走於巔峰的 20 年,隨著 80 後、90 後步入社會,曾經是 KTV 主力消費者群體的他們開始逐漸淡出。

90 年出生的張樂坦言,自己上初中那會兒經常約著同學去唱歌,那時候行動電話沒甚麼好玩的,也沒有 wifi,唱 K 的時候,有一個人唱歌其他人聽著聊著,也有一個人唱歌大家一起起哄,還有一個人唱歌大家跟著合唱。

「那時候還會臨場發揮的改歌詞,還會即興的在巨幕投影前跳舞,樂趣太多了,現在去唱歌,就是一個人唱,其他人玩行動電話,感覺完全不一樣了。」

「還有一個更關鍵的,我們這一輩人都工作了,要不忙著 996,要不忙著老婆孩子熱炕頭,過日子夠累了,熬不動了,也嗨不動了。」

而 00 後們並沒有接上茬,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快速普及,新一代年輕人早已作坐擁更多線上線下社交娛樂玩法。

正如更年輕的小許所說,比起去 KTV 唱歌,如今的年輕人們更願意刷短視頻、看直播、打游戲消磨時間,就算是線下社交娛樂,也有桌游、劇本殺、密室逃脫、真人 CS、酒吧等更多更具備吸引力的玩法。

這分流了大量原本應該是 KTV 目標消費者群體的年輕人。

如果想唱歌,線上有各種在線 K 歌 APP 如唱吧、全民 K 歌、酷狗唱唱等,線下開始湧現出迷你 KTV 這樣的新物種。

用戶群體的流失只是一個方面,KTV 行業從 2014 年開始就仿佛流年不利。

首先是團購行業的誕生,用拼低價的方式搶奪市場份額,倒逼 KTV 企業們陷入低價競爭的泥潭。

要知道,選址要 CBD、裝修要豪華、服務要全面的 KTV 本就是一個重成本行業,魅 KTV 的投資人吳海曾表示,2016 年公司 KTV 租金成本占據經營成本的 25%。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不能漲價反而要以各種優惠招攬顧客的團購玩法讓大量 KTV 企業在虧損的道路上一去不複返,最終在 2015~2016 年引發了一輪倒閉潮,根據《中國音樂產業發展總報告》顯示,2016 年一年裡,傳統 KTV 數量斷崖式減少了近 60%。

2018 年,才剛剛重整旗鼓緩過勁來的 KTV 行業再次遭遇當頭一棒,我國唯一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 —— 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發布一條公告,要求 KTV 終端商和經營者下架 6000 多部音樂電視作品。

其中大部分都是消費者在 KTV 的常點曲目,比如陳奕迅的《十年》、《K 歌之王》、《明年今日》,張惠妹《聽海》、《我可以抱你嗎》、鄧紫棋《泡沫》、信樂團《死了都要愛》等。

事實上,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從 2014 年就展開了密集維權行動,這讓 KTV 企業不能再肆意使用無版權曲庫,丟掉了自己的 「核心競爭力」。

到了 2020 年,一場疫情襲來,線下娛樂場所紛紛關門歇業,相關數據顯示,2020 年 KTV 行業客流量同比下滑了 70%~80%,行業整體已近黃昏。

甚麼都沒做錯,只是輸給了新的時代

拋開去年疫情對線下娛樂行業造成的沖擊不談,近幾年的衰落並不是因為 KTV 行業做錯了甚麼。

而是因為其過時了,或者說,KTV 所代表的傳統社交場景業態過時了。

在人們缺乏群體娛樂活動選項時,聚會唱 K 或許是一個最好選擇,但在選項層出不窮時,KTV 就沒甚麼吸引力了。

很少有人考慮到,總有些人是不愛唱歌、不愛聽歌,只是迫於團建、合群等種種原因才參與唱 K 的。

人們真正希望的是和有相同興趣愛好的朋友來往,而不是因為大家剛好在同一個班級、部門或社團,就得一起唱歌吃飯。

我的朋友王翰是這麼說的,「我唱歌不好聽,去 KTV 玩就是幹坐著,唱吧,不好意思唱,不唱吧,一直坐著也挺尷尬的,玩行動電話又顯得不合群。」

不止是自己無聊又尷尬,因為只能一直在那裡坐著,邀請自己去的同學也顯得挺尷尬的,總是這樣當然就不願意去 KTV 了。

王翰還補充道,「工作之後不用再搞無效社交,就算是喜歡唱歌的同事、朋友也可以選擇看電影、桌游、密室逃脫,和我這種不喜歡唱歌的照樣能玩到一起。」

他說出了那些不愛唱歌的人的心聲,去 KTV 像是白白浪費了幾個小時,打球也好,看書也罷,有這個時間去幹點甚麼不行?

歸根結底,如今的年輕人需要也擁有更高質量的社交,想出門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劇本殺、密室逃脫,所有人都能獲得更好的參與感,不想出門可以刷劇、玩游戲。

如何取悅自己才是當代年輕人們最關心的一件事。在這件事上,年輕人已經有了更多選擇,也更願意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其實就像網吧取代街機廳、電影院取代錄像廳、夜店取代歌舞廳一樣,社交娛樂的需求永遠不會過時,跟不上變化的行業註定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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