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為何質疑《理想國》?

文 :辰路

 任何人以「 超群」 的智力為名,代替社會民眾做出單一的經濟安排、政治安排與教育安排,都孕育著暴政與恐怖政策的高度風險。

「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不少人將這句話當成自己學生時代的座右銘,鼓勵自己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要因為對老師的尊敬和愛,就不敢質疑老師的觀點。這句名言最早出自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之口。他和柏拉圖,構成了人類思想史上名聲最為響亮、思想地位最為重要的一對師徒關係。眾所周知,柏拉圖在他的名著《理想國》中提出了一套理想的政治設想。

那麼,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為什麼會為此感到不滿並且提出批評呢?

一、質疑老師的亞里士多德

公元前384年,亞里士多德出生在希臘古城斯塔吉拉的一個貴族家庭之中。斯塔吉拉並不處於傳統希臘半島的地理範圍之內,但它受到了泛希臘化的影響,形成了頗有希臘氣質的文化氛圍。斯塔吉拉毗鄰當時逐漸崛起的馬其頓王國,而亞里士多德一家與馬其頓王室也有密不分可的關係。他的父親是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的御醫和朋友。

18歲時,亞里士多德出於對最高學術殿堂的嚮往,前往雅典的阿卡德米學園(即柏拉圖學園)學習,受教於大名鼎鼎的哲學家柏拉圖門下。亞里士多德在學園內呆了整整19年時間,他曾經深受柏拉圖的賞識,被稱為「 卓越的講師」 和「 學園之子」 。但是,亞里士多德在眾多議題上堅持獨立思考,經常與老師發生爭執。師徒兩人的關係也因學術觀點上的分歧越來越冷淡。

公元前347年,柏拉圖去世後,阿卡德米學園的掌門人由他的侄子兼弟子斯彪西波繼承。與此同時,亞里士多德與部分弟子選擇離開學園。有傳統觀點認為,柏拉圖最終選擇了與自己學術觀點相近的弟子斯彪西波作為接班人,這引發了亞里士多德的不滿。於是,亞里士多德負氣出走。

這其實不完全對。柏拉圖晚期思想更偏向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數理論,採用一些更加神秘的數學理念來解釋世界,斯彪西波後來繼承了這一發展傾向。亞里士多德一直對數理論的解釋方向不滿,他認為純粹抽象的數字演繹已經偏離了現實社會的解釋需求。亞里士多德意識到阿卡德米學園的整體學術風向已經越走越偏,那麼他與學園的決裂也只是遲早的事情。


畢達哥拉斯學派理解的數要比今天我們理解的「 數學」 含義要廣得多。該學派認為數是一種可以被感知的客觀存在,認為數是萬物的本原,帶有很強的神秘色彩。晚年柏拉圖深受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影響。

柏拉圖以提倡哲人王教育出名。他主張賢能政治、精英政治,認為政治只適合個別天賦出眾的精英。這部分人要接受一種特殊的哲人王教育,保障他們在執政時遵循​​正義與理性的原則。柏拉圖和他的學生們在當時頗受希臘各城邦的青睞,許多城邦的統治者希望能夠得到柏拉圖等人的指導。

離開學園的亞里士多德就接到了阿塔紐斯城邦主赫爾米亞的邀請。赫爾米亞也是一個傳奇人物,他出身卑賤、白手起家,依靠自己的打拼成為了統治一方的統治者。赫爾米亞為了穩固自己身份的合法地位,特意向柏拉圖寫信虛心求教知識,並長期接受柏拉圖及其學生的政治改革指導。亞里士多德到來後,他也負責教授給赫爾米亞辯證法、天文學等哲人王課程的工作。據記載,赫爾米亞在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是:「 告訴我的朋友和同伴,我沒有做任何配不上哲學或者有失哲學身份的事情。」

湊巧的是,赫爾米亞與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有著良好的盟友關係。通過赫米阿斯,腓力二世得知自己原先御醫的兒子學有所成。公元前343年,腓力二世正式聘請亞里士多德擔任此時年僅13歲的亞歷山大的老師。有不少人會認為,兩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和睦。偉大的思想家造就了偉大的帝王,亞里士多德和亞歷山大的故事是歷史中有名的師生佳話。但這一觀點是很有問題的。

在亞歷山大年輕時期,他們兩人的師生關係確實十分融洽。亞里士多德教導亞歷山大《伊利亞特》等希臘史詩,還為他撰寫了《君主國》和《殖民地》等政治著作。在一段時間內,師徒二人還經常收集希臘各城邦的信息,這些都成為了日後亞里士多德撰寫《政治學》的重要材料。在亞里士多德眼裡,亞歷山大顯然是一位冉冉升起的哲人王新星。

公元前340年,亞歷山大替父攝政後,他的注意力從哲學轉向軍事征服。師徒兩人的關係出現裂縫,亞歷山大已經不太願意聽自己老師教授空洞的哲學道理。公元前338年,年僅18歲的亞歷山大率領馬其頓軍隊在喀羅尼亞戰役中擊潰希臘聯軍,奠定了馬其頓領導下希臘統一的格局。


亞歷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馬其頓王國國王。他的老師是著名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他軍事能力極強,先後統一希臘全境,進而橫掃中東地區,蕩平波斯帝國,征服全境約500萬平方公里。

亞里士多德原本期待他的弟子完成對希臘城邦的統一後,重新建立起理想的政治制度,恢復希臘歷史上政治自由與民主的光榮傳統。但是亞歷山大並沒有停下自己的征服步伐,在他父親腓力二世去世後,亞歷山大進一步採取了征服波斯與遠征東方的策略,最終建立起一個橫跨歐亞非的超級軍事帝國。在希臘哲學教育和馬其頓騎士精神的選擇中,亞歷山大最後還是選擇了後者。

亞里士多德非常強烈地反對自己弟子過度的軍事征服行動。在公元前336年亞歷山大正式即位之後,亞歷山大加緊部署對波斯和東方的戰爭計劃。此時的亞里士多德意識到自己的哲人王教育已經走向失敗,他選擇離開宮廷,回到雅典。他在雅典城外的東北部尋覓到了一片樹林,這片樹林曾是蘇格拉底經常喜歡去的地方。在那裡,亞里士多德創辦了鼎鼎有名的呂克昂學園。在白天,亞里士多德和學生們散步在樹林之中,講授高深的哲學問題;而在下午或晚上,亞里士多德會向公眾舉辦一些普及類的講座。

呂克昂學園的創辦確實得到了亞歷山大的支持,據傳,亞歷山大給了他老師800名助手,方便他收集材料。亞歷山大還經常吩咐各地官員向他的老師寄送科學材料。但根據英國學者羅斯的分析,這些數據有誇大的嫌疑。呂克昂學園的大多數工作是由亞里士多德本人和學生完成的。他們還收集了當時各類豐厚的手稿,創建了西方歷史上第一個大型圖書館。總的來說,兩人之間的關係在亞歷山大決定遠征波斯之後開始變得冷淡,之後保持著只能說是不溫不火的關係。

早期亞里士多德還是受到柏拉圖的影響,在赫爾米亞、亞歷山大身上試驗哲人王教育。可是赫爾米亞的成就不足,亞歷山大劍走偏鋒、迷戀於軍事征服。基於哲人王的政治實驗失敗了。由於個體具有很強的偶然性,仰賴單個統治者的城邦很難實現一個穩定的理想政治。在遠離政治之後,亞里士多德終於可以沉下心來,專注於自己在政治哲學上的思考。在呂克昂學園期間,亞里士多德講授並寫成了著名的《政治學》、《尼各馬可倫理學》等著作。在那裡他溯本清源,決定向自己老師柏拉圖的理論發起批判、反思與修正。

二、壓制人性慾望的政治方案可行嗎?

當我們今天提到「 共產主義」 這個詞的時候,我們會本能地把它與馬克思主義理論關聯起來。但事實上,馬克思並不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 共產主義」 設想的思想家。兩千多年前的柏拉圖早在《理想國》中就提到了「 共產」 制度,並把它視作理想政體的形式。

城邦中自然區分為哲人王、護衛者和生產者三大階層。柏拉圖把慾望看作人性中最低級、最低劣的部分,它會阻礙甚至敗壞勇敢與理智的發揮。柏拉圖持有「 精英政治」 的立場,認為只有天賦優質的哲人王和護衛者才有資格從事城邦的政治活動,他將廣大生產者排除在了政治活動之外。然而,哲人王數量稀少且有足夠高的天資,他們可以自覺抵制慾望的誘惑;但是處於中間階層的護衛者人數眾多,他們的靈魂時常在聽從理性和慾望之間搖擺不定。因此,柏拉圖設計中的公有製主要針對的就是護衛者。為了引導城邦中的護衛者更關注靈魂的高級部分,柏拉圖想方設法壓制他們的慾望。他想出了兩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共產。柏拉圖認為財產正是現實中個人慾望的體現,只有取消掉私人財產,才能使人擺脫慾望的誘惑。他設計的理想國中,護衛者除了絕對的必需品外,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產。他們居住的房子都是屬於公有的,糧食也是按照需要定量分配的。護衛者們必須同住同吃,身上不得掛一點金銀的飾品,甚至不能用金杯、銀杯來飲酒。


古希臘的軍隊基本由城邦公民組成,財產等級較高的組成騎兵,較低的組成重裝步兵、輕裝步兵與海軍。在《理想國》中,護衛者指的就是這部分人群,也是柏拉圖的重要訓練對象。

第二個辦法是共妻。私人家庭是使人難以擺脫私己慾望的另一大根源,而柏拉圖對此的看法在整個思想史上也頗為極端:他認為必須取消私人家庭,將所有的妻子、小孩公有化。理想國中生育的基本原則是,最好的男人與最好的女人盡可能多的結合在一起,生下來的孩子由國家統一進行託管教育。

柏拉圖還設想了一種日曆識別的方式來取代傳統的親屬關係:「 當護衛者中間有一個做了新郎以後,他就把所有在他結婚後第十個月或第七個月裡出生的男孩作為他的兒子,女孩作為他的女兒;他們都叫他父親。所有孩子都把父母生自己期間出生的男孩女孩稱呼為兄弟姐妹。」

柏拉圖將人身上的慾望視作洪水猛獸,試圖採取各種嚴格的製度設計壓制慾望。他最終的目的是為了達成一種「 整齊劃一」 的公有製城邦狀態。理想國中的護衛者嚴格執行與慾望絕緣的共產共妻制度。這一制度的理想效果是:整個國家就像是一個人。每個人對同樣的東西,能夠同樣地說「 我的」 、「 非我的」 。如果有任何一個人境遇好,大家都會說「 我的境遇好」 ;任何一個人的境遇不好,大家也都會說「 我的境遇不好」 。

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把柏拉圖的「 共產共妻」 方案當作了批評的靶子。他認為柏拉圖的方案非但不能達到他設想的和諧友愛的局面,相反會造成社會蕭條動蕩的情況。針對「 共產」 制度,亞里士多德提出一條著名的觀點:凡是屬於最多數人的公共事務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因為人們通常是關懷自己的所有物,而忽視公共的事物的。即便人們關注公共事物,那麼也只是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關的事物。

美國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在1968年《科學》期刊上發表的《公地悲劇》一文中,明確提出了「 公地悲劇」 這一概念。哈丁在文中舉例說,草地假如向所有牧羊人開放的話,單個牧羊人就會帶過量的羊來放牧,即便他知曉過度放牧草地是會承受不住的。而當所有人都跟進放牧行為後,就會造成草地最終的枯竭,引發悲劇。公共資源的低效率利用是「 公地悲劇」 理論的核心理念,而這一理念恰恰就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


經濟學上有一個著名的「 公共地悲劇」 理論,指的是有限的資源注定因自由使用和不受限的要求而被過度剝削。由於每一個個體都企求擴大自身可使用的資源,最終就會因資源有限而引發衝突,損害所有人的利益。

針對柏拉圖的共妻設想,亞里士多德認為此舉依然無法掩蓋人在自然基因上遺傳的親緣性。憑藉「 親子相肖」 的原則,人們還是能夠找出親屬關係的表徵的。亞里士多德援引希羅多德的歷史記載,他指出,當時北非洲奧賽族人採取的就是婦女歸公的習俗,但是那裡所有的子女最終還是以容貌相似為根據找到了各自的生父。

另外,即便真的能做到柏拉圖設想的,每個父親都把某一月份的1000個孩子看成自己的孩子,原本濃烈的父愛也分釋成1000份,最終就像「 一勺甜酒混入一缸清水一樣」 。親屬感情淡而無味,親屬之間的名分和稱號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意義。這種婦孺充公的社會還有一重更深刻的危機:社會喪失倫常的束縛,會導致各類罪惡事件的滋生。在希臘習俗中,違反倫常是褻瀆神靈、必遭天譴的重罪。但是一旦親屬之間有名無分,父母不必愛護兒女、兒女也不必孝順父母,社會秩序面臨崩壞的可能性。

柏拉圖的共產共妻制度在歷史上不乏支持者,這也源於一種特殊的社會心理。比如亞里士多德在書中形容稱,人們聽到財產公有以後,會盲目地相信人與人之間的交際關係將會變得親密無間。當人們聽到世界的罪惡都是源於私產製度,就會藉此希望平分眾人資產,因而會更加感到高興。民眾容易相信這類似是而非的宏觀理論,需要耐心與專業知識的具體分析反而被忽視了。

亞里士多德顯然認為,企圖壓制甚至抹滅人性中慾望部分的製度措施,是不可行的且是有危害的。柏拉圖的公有製,非但無法達到他預想的和諧、友愛,反而會出現經濟效率低下、倫常關係崩塌、社會犯罪激增等負面效應。我們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亞里士多德對「 公有製」 的批評:在柏拉圖的設想下,每個人一無所有;而那些說是屬於每一個人的事物,任何人又毫不珍惜。

三、哲人王的全權統治可信嗎?

在柏拉圖眼裡,哲人王是國家的棟樑和希望。在《柏拉圖的設計:公共教育與精英教育》中我們介紹過,柏拉圖經歷了三十僭主的專斷橫行,也見證了民主派的多數暴政。他借鑒了阿啟泰的執政經驗,提出了一類全新的政治模式:哲學家成為國王,或者現有的這些國王、統治者能夠接受哲學教育。社會實行共產共妻制度等做法的目的在於,哲人王能夠毫無阻礙、毫無拘束地施展其個人的智慧,其他階層也十分服從地接受哲人王的領導。因而,公有製城邦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知識與權力的高度結合。

哲人王的統治帶有很典型的「 全權統治」 的特徵。由於柏拉圖認為只有哲人王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社會上的其他人都缺乏這一能力,那麼哲人王實際上就是整個社會的大腦。換句話說,哲人王一個人就負責了全社會的思考任務。他的思考十分周全,其他人只要乖乖聽從即可。同時,柏拉圖認為權力的監督也是不必要的,因為哲人王自身的理智涵養保障了他永遠著眼於公共利益。哲人王的政治權力呈現高度集中且不受制約的狀態。

相應的是,柏拉圖並不重視甚至並不在乎法律制度。他認為在理想國中,哲人王的智慧遠高於一般性制定的法律。人們也會自知如何適度地做事,完全不需要法律的外在強制。當然,柏拉圖在晚期的《法律篇》中還是適當肯定了「 法治」 的積極作用,但這只是缺乏哲人王政治後的替代選項罷了。哲人王領導下的高度統一與整齊,是柏拉圖日思夜想的理想模式。

讓人瞠目結舌的是,《理想國》中哲人王的全權統治在許多地方上表現出反人道的恐怖面目。比如在培育兒童的公共教育部分,柏拉圖主張用優勝劣汰的方式進行人為選擇。他說道:「 最好者的下一代必須培養成長,最壞者的下一代則不予培育,如果品種要保持最高質量的話;除了治理者之外,別人不應該知道這些事情的進行過程。」 而另外一段論述更加觸目驚心,柏拉圖寫道:「 至於一般或其他人生下來有先天缺陷的孩子,他們將秘密地加以處理,有關情況誰都不清楚。」

柏拉圖認為,哲人王可以憑藉智識上的優越甚至可以欺瞞民眾,人類歷史上也發生過極為相似的事件。在納粹德國時期,納粹德國為培育純種雅利安血統的後代,曾有過一項名為「 生命之源」 的計劃。 「 生命之源」 協會在1935年12月份正式成立,該協會是這項計劃的主要負責單位。例如在挪威,「 生命之源」 協會於1942-45年間興建了大批產房和兒童房。納粹強迫挪威具有北歐血統的婦女與占領區軍人發生關係生下孩子,孩子出生後就離開父母,由家園統一撫養。據不完全統計,3年內在挪威的「 生命之源」 家園共計誕生12000多嬰兒(這一數據仍存爭議),其中有超過6000是非婚所生,部分有身體缺陷的嬰幼兒遭到了秘密處理。而存活的絕大多數人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他們的身世,也不清楚自己的出生日期、地點等信息。


「 生命之源」 計劃也稱納粹德國的育嬰計劃,它是納粹德國為培育純種雅利安血統後代、提高生育率和促使人口增長而在納粹德國及其占領區的婦女和兒童身上實踐的一項種族優化計劃。

當今世界這類反人道的事件也沒有徹底消失。 2015年12月14日,根據伊拉克當地組織Mosul Eye的消息,「 伊斯蘭國」 極端恐怖組織頒布法令,殺死了38位患有唐氏綜合徵、有先天缺陷的嬰兒和兒童。哲人王的全權統治實際上是一種極權政治。在這樣的模式下,統治者可以打著智力卓越的幌子,做出反人道的恐怖事件。

亞里士多德是第一位對哲人王政治提出質疑的思想家。他在《政治學》中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最好的一人統治與最好的法律統治,孰優孰劣?支持哲人王統治的人可能會說,法律往往是呆板的,人是靈活的,尤其在一些國家危難的時刻體現的更為明顯。亞里士多德並不否認在某些情況下,哲人王的智慧要比法律更加具有優越性。但是他提醒說,任何一個統治者的靈魂中都包含著個人情感、慾望的部分。不憑感情因素治理的統治方法總比感情用事的統治者更加優良,而法律恰恰就是沒有感情的。因此,即便是再優秀的統治者,他的政務還是必須建立在法治基礎上。任何對法律意志的顛覆或取代都可能構成暴政的源頭。

從理論上講,只要有一人高於法,那麼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法治,最終仍歸於人治。這種法也只能說是一人奴役萬人的工具。亞里士多德認為即便存在智力超群的哲人王,也不得貿然將自己的個人意志置於法律意誌之上。普遍性的法律意志是全體城邦公民都必須遵循的東西。全權統治的哲人王政治並不是最優良的政體,它也並不可信;相反,它可能成為滋生暴政與恐怖政策的溫床。

四、政治精英的特殊教育模式需要嗎?

在柏拉圖的理論體系中,維持整齊劃一的公有製城邦的關鍵在於哲人王。因此,對於下一代哲人王的培育與教育是整個城邦教育體系的重中之重。柏拉圖是持有「 精英教育」 立場的思想家,他在《理想國》中曾有一個著名的比喻,即哲人王是金子,護衛者是銀子,生產者們只不過是一堆破銅爛鐵。他認為只有天賦出眾的年輕人可以接受哲人王教育。理想國對哲人王的教育是十分特殊和苛刻的。概括來說,有天賦的年輕人從一開始就要到某處遠離群眾的世外桃源,在傳統詩歌、修辭、音樂、體育等科目的基礎上,還得學習算術、幾何、天文、辯證法等哲人王教育的專屬科目。

與此相反的是,柏拉圖並不重視「 低級公民」 的教育問題。他認為剩餘的人只需要接受普通的公共教育即可。公共教育的內容主要是學習哲人王審定的音樂與詩歌,以及進行身體的體質訓練。公共教育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培育出他們勇敢、節制的品德。普通公民在哲人王的引領下,為城邦無條件奉獻付出。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尖銳批判柏拉圖「 教育有別」 的觀點。一個城邦內部當然總是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但是如果教育促使兩者之間的區別永恆化,那麼城邦中低級公民與高級公民的矛盾只會越來越大,城邦也極容易發生動盪甚至革命活動。因此亞里士多德提倡一種平等的公民教育,即每一位公民享有平等的教育權利,接受一致的教育內容。

亞里士多德的設計也非常有趣,他將公民教育依據年齡高低分成了兩個編組。根據輪番執政的經驗,青年人往往是城邦中的被統治者,而年長者會是城邦中的統治者。因此,亞里士多德認為青年編組的教育環節是以「 服從」 性教育為主的。青年們要學習城邦中的各項物質技能,而且要聽從年長者的指派,甚至去乾一些較為瑣屑的事情;而在中年或老年編組中,這部分就要學習「 自由人統治」 的科目與技藝,包括軍事學、法律學、政治學、倫理學等科目。所有公民在一生中會接受兩個不同階段的編組教育,這也會分別幫助他們適應被統治者和統治者的角色。

當然,亞里士多德的教育體系中也包括了一種特殊的「 閒暇教育」 。只有人收穫了一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後,公民才會獲得一些閒暇的時間。他將人的閒暇類型區分成了三類,滿足慾望的享樂生活,滿足勇敢品質的榮譽生活以及滿足理智品質的哲學生活。擁有閒暇時間學習哲學的生活是最高級的生活類型。亞里士多德本人是非常欣賞閒暇教育的,他和他的弟子經常在呂克昂學園中邊散步邊討論哲學問題,因而也被稱之為「 逍遙學派」 。但是閒暇教育並不構成公民教育的對立面,它只是公民教育的一個補充。閒暇教育是與任何政治參與、政治利益無關的,它更像是人們安靜坐在自己的書房而從事自由思考和批判的學習活動。

《尼各馬可倫理學》是亞里士多德另一部著名的倫理學著作。在該書中,「 閒暇」 被作為關鍵的概念提出,它提供了哲學生活的可能性,是最高級的生活類型的必備條件。

專門為了培育政治精英的特殊教育模式是不必要的。教育不應該成為「 階級固化」 的幫手,恰恰應當是體現社會階層流動性的最好途徑。在亞里士多德的設計中,教育不分精英或是平民,每個人的政治生活都在被統治者和統治者之間輪流轉化。通過教育,公民既要為成為一名合格守法的服從者,也要為成為一名積極創制的領導者做好準備。

在亞里士多德這裡,政治上的精英與平民已經喪失了絕對界限,公民中間並不存在可以將自身權力凌駕於眾人之上的哲人王。但是城邦公民之間仍然存在不能被政治消除的貧富財產差距。富人會傾向於採用金錢的方式建立起寡頭制,窮人則利用人數上的優勢嘗試採取民主制。因此,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他心目中最適合作為統治者的公民群體:中產階級。

亞里士多德認為中產階級很少具有野心,它不必受到慾望的誘惑,也能擺脫榮耀和權力的蠱惑,願意聽從理性的引導。其次,中產階級較為穩定,並不持有蔑視或仇恨的極端心理,而願意以團結和有愛的方式結交他人。最後,在中間階層較為龐大的地方,公民之間很少出現黨派紛爭,政體也趨向穩固。亞里士多德認為「 最好的政治團體必須由中產階級執掌政權」 。當社會中中產階級的實力強大到足以抗衡其他兩個部分,政體就會長期穩定存在。這也被亞里士多德稱作為「 持久的共和政體」 。亞里士多德描述的「 橄欖球型」 社會結構,也通常被我們今天視作良好社會應該追求的方向。

從今天的觀點看,亞里士多德對他老師柏拉圖的批評擁有極為積極和深刻的意義。柏拉圖想要追求的整齊劃一,不僅不合於城邦的本性,相反可能造成城邦的動盪乃至消亡。任何人以「 超群」 的智力為名,代替社會民眾做出單一的經濟安排、政治安排與教育安排,都孕育著暴政與恐怖政策的高度風險。每位公民的合理慾望、智力條件、政治參與潛力都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只有建立在個人平等權利上的多樣與多元才是城邦健康發展的動力。

注 釋
①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
② 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③ 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來源:讀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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