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蟻居房寄生記 

「有些長壽的老居民，甚至在這裡住了十幾年，但很少有人可以擺脫這裡。最主要的就是因為窮。除非人死了，不然很少有人會自願離開這兒。搬進這裡的人，情況是絕對不會好轉的。居民裡每個月能攢下 10 萬韓元的人都不到 10%。」

配圖 | 《小公女》劇照

在蟻居房裡生活，不僅意味著把身體塞進約 1.25 坪（面積計量單位，1 坪約合 3.3 平方米）的狹小空間裡，還意味著為了不被趕出去而苦苦堅守，意味著哪怕只想稍作改善也是難上加難，意味著一種西西弗斯式的刑罰。

雖然這房間連陽光都沒有，可大部分的居民一旦一腳踏入蟻居房就很難再出去。2016 至 2018 年，在蟻居房居住了 15 年以上的居民比例呈逐年遞增趨勢。隨著蟻居房居民的年齡越來越大，這一比例也只會越來越高，可見逃離蟻居村有多麼不容易。

「我都不指望能搬家了，只要不生病就好。本來存折裡就沒多少錢，再生病的話，那可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啊。我一直都是掙一天錢過一天日子，去年冬天肩膀疼了好幾個月，一直幹不了活。好不容易存下來的錢都花光了。」

樸先生是第一個拋出蟻居房 「貧困經濟」 線索給我的人，他的目標是在蟻居房裡 「堅持下去」。他在昌信洞蟻居村的一個蟻居房裡生活了二十多年。雖然一直都在工作，可他人生中 1/3 的時間是在 1.5 坪的蟻居房裡度過的。

他小時候一直和父親在家鄉京畿道議政府市做農活，但這並不能改善家裡的經濟狀況。他也沒條件上學。20 多歲的時候在南大門市場的一家中餐廳幹送外賣和洗碗的活兒。「紫菜養殖場提供食宿。」1987 年，因南大門市場某勞動介紹所的一句話，他就直接跑去了全羅南道菀島郡。這就是他搬進首爾鐘路區昌信洞前的經历。

「在紫菜養殖場工作的時候，日子真的過得很舒服。每個月的薪水是 20 萬 —30 萬韓元，養殖場既提供食宿又給買煙。我在紫菜養殖場做了兩年後，又去木浦做了兩年的捕魚工。」

樸先生也曾享受過一段像棉花糖一樣甜蜜的新婚生活。他在菀島的時候，在岳母的介紹之下結識了比自己小 19 歲的妻子。當時，她帶著年幼的兒子嫁給了樸先生。如今，雖然他們離婚已經有十年了，可樸先生依然深情地稱呼前妻為 「孩子媽」，以及那個沒有一絲血緣關系的男孩為 「孩子」，甚至還珍藏著他的照片。1999 年 5 月 31 日是他們的結婚紀念日，樸先生到現在都記得清清楚楚。他於 2009 年離婚，婚姻生活維持了不到十年。那一年，孩子剛好 10 歲。

在蟻居村居民無微不至的幫襯之下，他們也算過了一段完整的新婚生活。雖然房間只有 1.5 坪，可那時正是過夫妻生活的時候，所以擠一點也覺得沒甚麼大不了的。樸先生一直忙於生計，都沒想過要辦婚禮。前妻嘴上說著 「不辦也沒關系」，樸先生就真的以為沒關系，後來之所以會明白前妻心中其實覺得很委屈，是因為聽到前妻跑去蟻居房咨詢所訴苦 「連個儀式都沒辦」。直到 2005 年，兩人才在各路朋友的幫助下補辦了婚禮。

「龍山有個教會幫了我們很多忙。我們還拿到了三星集團贈送的洗衣機，可蟻居房裡哪有地方放啊。我把那個白到發光的洗衣機放到了公共空間和其他居民一起用，後來洗衣機出了故障就被丟掉了。我們還去了雪岳山度蜜月，玩了三天兩夜。那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刻啊。」

四年後，也就是 2009 年的盛夏，他工作完回到家，發現妻子已經打包好了行李在等他。聽見比自己小 19 歲的妻子說 「我們離婚吧」，他雖然心如刀絞，但不能不放她走。他一度無助到整整三個月都沒有出過蟻居房的門，一直窩在房間裡，都沒有站起來過。那個時候，他仿佛根本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一樣。讓他重新振作起來的是那些在貧窮中仍然互相扶持的蟻居房鄰居們。

「孩子剛離開的時候，連夢裡都是他的影子。我抓心撓肝地想了他整整三年，後來還故意扔了他的照片，因為越看照片就越是睹物思人。鄰居們都覺得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紛紛來探望我，讓我打起精神振作起來。」

雖然和 10 歲的兒子分開後就再也沒聯繫過，但兒子就住在這附近，偶爾還能聽到一些關於他的消息。

「聽說他在高尺洞棒球場旁邊的大學念書。不久前，我和他在社區門口碰到了。孩子媽也一直住在這個蟻居村。窮成我們這樣的人哪有機會從蟻居村出去呢。看見他們，我心裡會很不好受，但依然會聽到他們的近況，也會和他們碰面。日子就這麼湊合過著。」

李明柱（57 歲）因糖尿病並發癥截掉了雙腿，今年已經是他在蟻居房生活的第 12 個年頭了。旅店式蟻居房 5 年，半地下蟻居房 6 年，最近他才好不容易搬到了一樓的蟻居房。12 年來他從未偷過懶，每個月都按時還上 16.8 萬韓元的債務，每個月都費九牛二虎之力攢下 5 萬韓元，六年下來足足攢了 360 萬韓元。

蟻居村這種陰暗的環境，即使是正常人，一不小心也會深陷抑鬱。李先生之所以能一直堅定意志、夢想東山再起，都是因為 「衞生間」。無論是蟻居房裡還是建築樓裡，都沒有衞生間。蟻居房前方的新夢兒童公園裡有個簡易衞生間，在那裡可以排便。每次有生理需求時，他都要費勁地撐起身子爬上樓梯， 從半地下室裡出來。可到了下雨天，他只能忍住令人無所適從的尿意。所以說，蟻居村真的是毫無人權的死角地帶。

為了無論刮風下雨都可以方便地解決生理需求，李先生花了 6 年的時間攢夠保證金，在蟻居房生活 12 年後終於結束了在半地下室的生活，搬到了月租 28 萬韓元的一樓，實現了 「居住升級」。現在他把輪椅放到了一樓，想去衞生間的時候可以說走就走，這讓他感到心滿意足。

這樣的他，是從一開始就如此貧窮嗎？李先生的人生軌跡中有我們熟悉的傷痕，即 IMF 時期引發的外匯危機。

「我原來是做重型裝備租賃生意的，1997 年破產之後，就離開家人開始了街頭生活。我也數次嘗試過自殺，重新振作起來之後就搬進了考試院，開始做日結的零工。有一段時間我沒辦法幹活，所以欠了好多房租。之後我輾轉了好多地方，從考試院到汗蒸房再到漫畫店，情況是越來越糟糕。12 年前因為低廉的房租，我住進了旅店式蟻居房。」

不過，李先生的情況還算是好的。他的殘疾顯而易見，所以被定為一級殘疾。以 2018 年為準，蟻居房居民中有 29.7% 的人認為自己 「患有身心障礙」，可這些殘疾人中有 31.7% 的人處於 「未登記狀態」，是拿不到殘疾補貼等基本福利的。

「每天都會有相關工作人員來協助我活動、幫我做小菜，可那些未登記的卻連人類最基本的生活都無法維持。三年前搬來的一位鄰居頭部受了傷，無法獨自行動，沒有能力獨自生活，也無法對事物做出正確的判斷。可他在街頭流浪了太久，拿不出在醫院治療的證據，所以不能進行殘疾等級認定。我經常會想，我們真的可以對這些生命置之不理嗎？」

李先生在蟻居村居民中算是性格較為堅毅的，但提到離家之後就跟自己再無聯絡的孩子時，他會咬緊嘴唇。

「在孩子還很小的時候，我就和他分開了。雖然我真的很想他，但是也不想讓孩子看到自己的父親是這副德性，只能祈禱他過得好就行了。我餘生的目標就是不愧對父親這個身份。只要有可以幫助到鄰居的志願活動，我都會去做。我覺得這麼做是一種對孩子最起碼的言傳身教。」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去年春天他的病癥突然惡化，在隔離病房裡治療了整整半年。再度回到蟻居房後，等待他的卻是首爾市都市計劃委員會通過《良洞都市整頓再開發地區變更整頓計劃》的消息。

東子洞居民知道該消息後，回想起之前南大門路 5 街的蟻居房居民們沒能拿到搬遷補貼就離開住所的場景。寒冬臘月裡，大家都不知道該何去何從，每天都活在寒冷與不安之中。

「白天我一定會出來，晚上一定會把門關得死死的。鄰居們都知道這裡住了個女人，我根本沒辦法開窗戶。到了晚上，房間裡就會濕氣很重……」65 歲的樸敬子女士，為了防止自己在蟻居村遭受暴力或處於危險境地，每天都過得戰戰兢兢。

3 年前，她住的樓裡有十多個蟻居房，其中只有她一名女性。連上廁所都不方便，更別說洗漱或洗澡了。那些找不到日結零工或者是幹脆找不到工作的鄰居經常會喝得酩酊大醉，裸著上半身癱在衞生間和走廊中間等這些只能勉強稱為公共空間的地方。

蟻居村的胡同裡經常可以看到男性居民，女性居民卻相對罕見。首爾地區的蟻居房女性居民有 414 人，僅占首爾全體蟻居房居民的 13.7%。

「這裡只有我一位女性居民，其他人喝了酒之後都直接光著身子來回走動。這棟破樓的公用衞生間是不分男女的。門鎖也並不牢固，晚上我都不敢閉眼。夏天的時候，那些男人都光著身子，我就算再熱也不敢開門。」

我想起了去年春天去樸善基的蟻居房採訪的事。有位女居民搬進了他對面的房間，卻完全感覺不到有人在裡面生活。天氣暖和一點的時候，樸先生和旁邊的木匠大叔都會把門打開，可那位女居民還是一直把門關得死死的，生怕有一絲陽光照進來。不久後樸先生就說：「剛搬進來的那個女人很快又搬走了。」

「免費供餐所大約有 70 個男人，只有我一個女人。男人會在我旁邊毫不掩飾地起生理反應，我害怕到都不想再去吃飯了。女人獨自露宿街頭真的很不容易，都沒有可以睡覺的地方，所以我只能跑到衞生間去睡。男人們又很危險，所以我只能逃跑。我經常獨來獨往，如果看見哪個快餐店裡有女客人的話，就坐到她後面避免被騷擾。」

女性露宿者既是露宿者又是女性，這兩種身份都讓她們處於弱勢狀態。她們很難找到一個可以安心睡覺的地方，所以經常徘徊在城市中心。要麼白天在地鐵裡打個盹兒，要麼就去澡堂或者修道院通過義務勞動換取睡覺的地方。

一生都在辛苦勞作的樸敬子女士，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現在會是這個樣子。她從 9 歲開始就在別人家裡做保姆，怎麼也想不到，從未休息、 一直勞作的結果就是成為 「勉強避免露宿街頭的底層貧民」。她年幼時賺的錢被家裡人一分不剩地拿走，婚姻生活也因為受不了婆家的暴力以離婚收場。

「臨近拆遷的空考試院那兒有一批露宿者，所以我和他們一起住了好幾個月。房間裡有一些被丟掉的被褥，吃飯就靠免費供餐解決。在那裡認識的人給我介紹了這個蟻居房，我才過來的。我最多也就再活個五年，希望我可以平安無事地度過這五年……」

2019 年 2 月和 3 月的深夜時間，我一直都在公司悄悄地整理蟻居建築實際所有者的資訊。挖掘真相不順利的時候，我就會向附近的房地產中介打聽蟻居村的生態。如果談到和錢相關的內容，我就會假裝自己 「對投資蟻居房感興趣」。靠購買蟻居房作為理財手段，是普通人難以想象的事。這些人的理財方式已經病態到對社會有害的程度。

「這些業主都是在蟻居房收租，然後自己跑到富人區去生活。說實在的，蟻居房並不像標準單間那樣設施齊全，卻還收那麼高的房租，簡直是暴利。大部分蟻居房都沒有衞生間和廚房，理論上這種房間不應該只收 5 萬韓元嗎？可實際是 1 坪要收 25 萬韓元，這比一般公寓還要貴五六倍。」

「南大門那邊有個八旬老人也想做蟻居房生意。除了這個，80 多歲的人哪還有一個月可以賺幾百萬的工作呢？而且這都是現金收租，也沒有稅。再加上養老金，每個月可是準時有錢進賬呢。」

有房地產中介分析，反而是長期經營蟻居房的那些人，不願意蟻居房被再開發。

「有很多月入 400 萬 —500 萬韓元的房東都不希望這裡被再開發。這次不是出了甚麼合作政策嗎，他們也都不參與，參與了就沒有收益了。他們反而會囤購房產，把蟻居房的月租當作利息來收。典型的投資客比較喜歡再開發政策，他們的算盤打得可嚮著呢，看看自己是投資給公寓樓劃算，還是投給蟻居房會賺更多。」

住在首爾江南區狎鷗亭洞高級公寓的著名網路講師成京浩讓人很難忽略。他的名字既不普通也不特別，可他的債務關系非常引人註目。

成京浩是因為所學專業才如此了解投資的資訊嗎？每當出現 「漲勢」，他都會去提前做 「所有權轉讓臨時登記」。雖然這並不代表房產已經歸他所有，卻可以阻止其他人購買。不僅如此，他的家人於 2004 年買入附近的其他蟻居建築，並把同一家網課公司設定為抵押權人。該地區恰好被稱為檀君開國以來最大的龍山國際事業區。該地區的開發始於 2006 年，2013 年取消。停止開發該項目後，成氏一家便將其售出。

另外還有一個成氏家族，該家族中輩分相同的兩名成員分別於 2002 年和 2010 年取得了幾棟蟻居建築的所有權。兩人的住址也同為首爾市江南區論峴洞的某特定建築，甚至連門牌號也是相同的。這點讓我覺得很是可疑，我便再次翻開了論峴洞建築物的產權登記簿，發現該棟建築物的所有者是一名 63 歲的男性，推測其可能是兩人的父親。可江南區建築物所有者的兒子，為甚麼雙雙購入了破爛不堪的敦義洞蟻居建築呢？

當然，也有不少蟻居建築的實際所有者，居住在像 Tower Palace 這樣象徵著富人區的地方。實際所有者孫明信（33 歲）在十多年前，也就是 2008 年，才 22 歲就購入了東子洞蟻居村的某棟二層建築。該建築預先抵押的金額設定接近 4 億韓元。考慮到他當時的年紀，很難說這是一次 「普通」 的投資。

既然蟻居生意如此賺錢，那自然會有世世代代做蟻居生意的家族。金成勛在 2016 年，也就是他本人 16 歲時，和父母一同成了東子洞某蟻居建築的共同所有者。十幾歲就已經成為建築物所有者這一點固然讓人驚嘆，但考慮到這棟建築是由他的祖父母贈予父母，如今又加上了他的名字，這確實是實實在在 「三代傳承」 的家族蟻居生意。

2011 年買入一棟永登浦蟻居建築的樸某，不知是否因為發現這是門賺錢的生意，又於 2015 年買入了一棟東子洞的蟻居建築。此外，只要有再開發的項目，或者有再開發的消息，我們都會看到世宗、昌原、釜山、光州等地區的蟻居建築被買入的消息。如果哪個地區的公寓有利可圖，很多人都會不遠萬裡地趕去大手筆地購入建築。

我們的社會已被資本主義滲透到變質的程度，連蟻居房都可以被作為理財手段！可這令人難以想象的低賤的賺錢方式，卻從未被公開報道過。

擁有 4 棟敦義洞蟻居建築的具弼成（76 歲），是蟻居房所有者中擁有房產數量最多的。如果連他的家人也算在內，我推測他們擁有的建築應有 7 棟以上。光是以他本人名字購入的蟻居建築就有 4 棟，總計 33 個房間。按照首爾市平均月租 22.8188 萬韓元來算，每月則有 753 萬韓元左右的現金入賬。

拿敦義洞舉例，除去支付給蟻居房代理人的 10 萬 —15 萬韓元抽成，剩下的租金全部歸房東所有，這是不成文的規矩。如此一來便可推測具先生每月會有 330 萬 —495 萬韓元的收入，一年則有 6000 萬韓元左右的 「隱形收益」。

可敦義洞竟毫無具弼成的影子。每當我向具先生名下建築居民詢問房東是誰的時候，他們總會扯出不相幹的人。大部分居民都不知道自己的房東是男是女。具弼成名下的建築分別有不同的代理人，他們都異口同聲地回答：「房東住得很遠，我會提前替他把房租收好，每個月到了指定日期就把錢匯到他的賬戶裡。」

敦義洞蟻居村位於皮卡迪利劇場和樂園商街之間。20 世紀 50 年代北韓戰爭時期，皮卡迪利劇場後方形成了大規糢的紅燈區，曾有 450—500 名年輕女性在此工作。1968 年在首爾市政府的大規糢管制之下，紅燈區聚集地被瓦解。隨後，這些用來做性交易的房間變為外縣市進城務工勞動者的落腳之處，逐漸形成了如今的蟻居村。

探訪過昌信洞、東子洞和永登浦蟻居村之後，我動身前往了首爾四大蟻居村中的最後一個：敦義洞蟻居村。第一次探訪敦義洞時，我腦海中突然閃過了一個想法：和其他蟻居村相比，敦義洞的環境還算不錯。實際上，這裡在 2015 年就列入總統直屬區域發展委員會計劃的實施範圍，地區政府也積極推動完善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負責露宿者相關政策的首爾市自立支援科也在研究中指出：「在首爾市的蟻居村當中，敦義洞蟻居村是有工作居民人數最多、領取失業金人數最少、居住環境較好的地方。」

敦義洞蟻居村最突出的特徵之一是 「中間代理人的自律性」。其他蟻居村的中間代理人，其家庭條件和蟻居村居民別無二致，都是靠著幫房東收月租、管理房間而免費獲得一處棲身之地，或者可以在不交房租的情況下做個小生意。而敦義洞蟻居村的代理人是以轉租房東的身份自居的，並對蟻居房生意表現出躍躍欲試的態度。

社區的統長樸占子 「管理」 的蟻居房足足有 100 間。我向同時擔任社區管理人的樸女士咨詢了關於敦義洞蟻居村的特色生態系統，他們果然混淆了 「房東」 和 「實際所有者」 的概念。但如果把 「房東」 二字拆開來看，是 「房子」 的 「主人」 的意思。那麼房子的主人到底是誰呢？是擁有房子的人，還是擁有管理權限的人，又或是以租客身份打理蟻居房的人？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如果 「房東」 一詞代表的意義越接近於後者，就越會強調租客的自主性，社會也越會保障居民的居住權。可惜的是，我們的社會絕不會把租客稱為 「房東」。

「不過其他人都以為您是房東吧？」

「當然了，實際所有者是誰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因為我每個月都會匯月租給房東，也沒人知道他的電話號碼。我們社區的房東…… 啊，這麼說容易混淆，我還是用『代理人』這個詞吧。雖然也有代理人用自己的房子收租，但大部分都是借別人的房子去收租。我們家世世代代都是做這個的。我、姐姐還有妹妹現在經營的都是媽媽留下來的事業。」

按照樸女士所說，該地區的蟻居房都是 「無許可」 的狀態，自然也不需要繳稅。一般月租是 20 萬 —30 萬韓元，代理人會匯 10 萬 —15 萬韓元給實際所有者。再去掉電費、煤氣費，剩下的才是中間代理人的淨收益。

錢既然以 「隱形現金」 而非所得的形式進了代理人的口袋，必然有很大的偷稅漏稅空間。樸女士還提到，如果代理人的年齡較大，即使每月能夠收到數百萬韓元，也不過勉強保障基本生活罷了。

樸女士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 「富豪代理人」。2018 年 3 月，在敦義洞一帶原本管理著最多的蟻居房的人逝世後，樸女士接手了這些蟻居房。

「我原來管理的房間，加上我姐姐管理的房間， 一共有 9 棟蟻居建築。按照房間數來算的話，差不多有 100 間房。『放房間』的原理是這樣的：這棟樓裡有 15 間房，每層 5 間，一共 3 層。整棟房子出租的費用更貴，但如果以單間的形式出租，一般每個月也會收 24 萬韓元。每間房都交 10 萬韓元給實際所有者的話，這棟樓一個月租金就是 150 萬韓元，剩下的就進了我們的腰包。看起來好像可以收很多錢，其實並沒有。我們還得交水、電、煤氣等各種費用。這裡要是都住滿了人，我們還能賺點錢，可最近都住不滿，很多人開始做一般的房屋租賃生意了。」

如果樸女士管理的這 100 間房都住滿，一個月就是 1400 萬韓元。當然，寒冬臘月的時候煤氣費和電費一定會比平時要多，所以加起來應該會有 500 萬韓元以上的支出。

樸女士說：「去年冬天好像有人用了暖爐之類的東西，有一棟樓的電費足足有 78 萬韓元！冬天光是電費，可能就要支出 500 萬韓以上。」 不過這裡的空房率不到 10%，且夏天的時候沒有空調可用，所以怎麼 算一年都應該會賺到 1000 萬韓元以上。也難怪樸女士會說 「這種工作，我這把年紀還是做得來的」。

「如果我可以管理自己所有的房子那該多好。那就不用每間房都交 10 萬韓元給房東了。一共 100 間房，所有的錢都歸我該有多好，一個月可是有 2400 萬韓元呢。不過並沒有人真的這麼做，這個社區的房東都住在別的地方。」

樸女士說她自己和租客們在一起住久了，還會研究他們都把錢花在哪了。租客們每月會領到 75 萬 —80 萬韓元的基礎生活救助金，首先要拿出 24 萬 —30 萬韓元交房租。租客大部分都是中年男性，所以每天會有 1 萬韓元花在煙酒上，一個月就是 30 萬韓元。再加上沒有固定工作，也沒有可用來打發時間的事情，他們很容易迷失在賽馬場、賽車場、賭場等娛樂中心。因此，他們就算有基礎生活救助金，錢也還是不夠用，日複一日地重複著借錢又還錢、還錢又借錢的無止境的借貸人生。

「這些居民都沒甚麼興趣愛好，那日子自然過得也沒甚麼意思，所以他們總是和我說自己很孤獨。而且又是一群男人，就算再窮也還是會跑到清涼裡那帶去找女人『暖身』，這筆支出是無論如何都要有的。」

樸女士還十分好奇，這些提供給居民的福利設施是否真的是按照居民的需求去設計的。那些暖心的援助不僅對居民們沒甚麼實質性的幫助，連聲感謝也得不到。

「看看這些居民們的行為就知道甚麼叫『貧困中的富足』了。一到節假日，福利中心或者是區公所就會給他們發大米和年糕。可他們都不吃，等到大米發霉了就直接扔掉。一袋又一袋的大米給他們送上門來，最後又直接拿走扔掉！用稅金去救濟去幫助他們固然是好事，可我總是會琢磨這麼做到底對不對。總之，給他們送的米真的很多，多到溢出來的程度。」

樸女士原本就在敦義洞生活，嫁到地方生活一段時間後又重新回到了首爾，所以這份代理人的工作她總共也就做了不到九年的時間。她說很少見到搬進蟻居村之後，因條件變好又搬出去的情況。雖然這是個兇險到讓人絕對不想來第二次的社區，但那些滋事的人要麼丟了性命，要麼進了監獄，所以這裡的環境也變得比以前好了很多。

「有些長壽的老居民，甚至在這裡住了十幾年，但很少有人可以擺脫這裡。最主要的就是因為窮。除非人死了，不然很少有人會自願離開這兒。搬進這裡的人，情況是絕對不會好轉的。居民裡每個月能攢下 10 萬韓元的人都不到 10%。」

5 月 7 日下午第一篇報道登出後，我接到了樸善基先生打來的電話。電話剛一接通，那端就傳來了崔女士刺耳的聲音。「你這比狐貍還狡猾的女人！居然套我們的話，還寫成了新聞？你這種人才是真的狐貍精！」 雖然已經在意料之中，可崔氏的話比我想象中的還要粗魯和尖銳。我從未聽過如此難聽的話。

「中間代理人」 在我的報道裡以惡人的身份登場（因為 「中間代理人」 至少也是幫兇），但我個人對崔女士其實並沒有惡意。應該說，我相信她那句 「我對蟻居村裡的居民都很上心的，過節的時候還會給他們做飯」 是真心的。她的髒話整整持續了五分鐘，我始終沒有回嘴。辱罵有可能演變成法律糾紛，我隨口說的一句話就有可能讓對方抓住把柄。

想到這裡，我不禁笑出了聲：「看來我現在真的是名副其實的記者了。」 崔女士氣得咬牙切齒。雖然她在電話裡沒提到，但社區的其他幾個代理人之間已經互相傳閱過這篇報道，還上報給了房東。

比起這些，我更擔心新聞報道對樸善基先生帶來的負面影嚮。雖然我在報道中使用的是化名，但在昌信洞蟻居村，所有人都知道我和樸先生往來密切。我和樸先生一起出去吃午飯經過胡同時，居民看到後經常會點評一番 「樸先生的情人又來了」。為了採訪樸先生的生平事跡，我和他一起回蟻居房的時候，隔壁房間的大叔會猛地打開推拉門，用一種陰森森的眼光向我 「問好」。我之所以能忍下這些令人感到屈辱的事情，是因為下定了決心要揭發蟻居村內部充滿剝削的生態系統。我相信為這個群體寫報道是一種保護他們的方法，想到這裡心底就會

湧出一股莫名的力量。

「有錢是罪嗎？條件寬裕的人把房子借給窮人住怎麼了？這些人要是沒有蟻居房，早就沒命了。你這麼義憤填膺是要幫他們交房租嗎？」 明明崔女士自己也是租客，卻站在房東的角度為房東辯護。

我認為，所有人都理應擁有一個 「可以活得像個人樣」 的空間和個人居住權，這遠比通過土地或建築等不動產獲利的權利重要。比起通過租賃的方式將利益最大化的權利，我認為這世界應優先保障個人享有幸福生活的權利。以這輩子運氣不太好的人為對象經營租賃事業以牟取暴利的這種行為本身，已經是一種 「特權」 了。

「所以您認為連暖氣都不提供的房子，每月還要按時收 25 萬韓元是正確的嗎？至少也要提供一個正常的居住環境，不是嗎？」

崔女士沒有想到我會如此反問她，遲疑了一會兒，磕磕巴巴地回答了一句 「別讓我在這個社區再看見你」 後，掛掉了電話。

那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未曾踏入東大門地鐵站附近的區域，也和曾經像朋友一樣往來的樸先生徹底斷了聯繫。然而，報道帶來的反應並不都是負面的。大家對這篇報道的關註度比想象中要高。我忙著前往各地演講，還拿到了南韓記者協會 「本月記者獎」 的 「年度資料數據探查報道獎」 和 「南韓網路新聞獎大獎」 等獎項，過著無比忙碌的生活。

無論是上臺領獎的場合，還是探討未來新聞業等相關事宜的場合，所有場合都令我感到無比光榮。但讓我最難忘的，還是 5 月 29 日站在東子洞蟻居村居民面前演講的那一天。

首爾車站正門的對面，首爾廣場大樓外牆上閃爍的 LED 燈就好像一群人在做體操，而位於這棟大樓後方的東子洞蟻居村裡，有 1054 名居民居住於此。乍看之下，東子洞給人一種很有人情味的感覺，社區成立了一個居民互助團體 —— 東子洞交流中心。每個成員都要交 1000 韓元的入會費，並將居民自己的錢作為團體資金，借給那些有需求的困難居民。和其他蟻居村相比，東子洞蟻居村居民之間有著更為深厚的情誼，我能夠很切身地感受到大家的互助合作。

既有互助團體的助力，又有媒體關註度的東子洞，便利設施相比其他蟻居村要多一些。東子洞蟻居村的正中央有公用洗衣房。南韓電信公司還為他們建造了 「希望分享中心」，裡面不僅有洗衣房和浴室等設施，還有幫助居民們自力更生的公共作業場。且龍山慘案真相調查委員會、露宿者 行動聯盟、貧困社會聯合機構的活動家們，也都和東子洞的居民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比 「地屋考」 更糟糕的蟻居房》這一報道刊登後，露宿者行動聯盟活動家李東賢聯繫了我。他親自編排了名為《蟻居村新聞集錦》的報道，並將這篇報道派送到首爾所有蟻居村居民的手中。活動家們從 5 月中旬開始，將這篇報道挨家挨戶地送到首爾四大蟻居村居民的手中。居民們看到了上面附著的演講時間和地點，便在指定時間聚集到了活動地點。

於是，5 月 29 日，我站到了東子洞希望分享中心的講臺上。我本以為這會是很難熬的兩個小時，但實際上和工作人員們描述的相反，居民們從頭到尾都牢牢地坐在那裡認真聽我演講。大家的註意力非常集中，目光也炯炯有神，時不時還會在報紙上寫下筆記。這些足以讓我的擔憂煙消雲散。

「首爾市 318 棟蟻居建築的實際所有者大多為有錢人，他們生活在別處，僱用代理人進行收租。」 當我對《南韓日報》的報道進行說明時，居民們都會隨聲附和。

「蟻居村的人都知道這件事。」 他們說道。

在我提到實際所有者的具體情況時，居民們紛紛咋舌：「他們這是在用錢生錢啊。」 到了提問環節時，居民們都爭先恐後地舉手提問。大部分都是表達對我以及報道的感謝，沒出現任何令我為難的問題。有人呼籲大家可以持續關註蟻居房問題，希望和蟻居房有關的事件不要結束於一篇新聞。

其間，也有人向大家傾訴了一些平時沒機會說的傷心事，其中就包括住在昌信洞蟻居村、看到蟻居房新聞後遠道而來的安賢洙（61 歲）先生。「雖然有保護露宿者的相關措施，可我還是覺得如果一直這麼活下去，人生遲早會完蛋。我大約在一年前搬進了鐘路區昌信洞蟻居村，看房子的時候都窒息了。我問代理人『這裡連浴室都沒有，怎麼住人啊』，對方卻回答我『不願意住就出去吧』，意思就是有的是人等著搬進來。市政府和區公所會好意幫助居民們增添設施，反倒是房東們，面對租客的要求永遠都是耍賴的態度。」

很多人都在抱怨平均月租為 22.8188 萬韓元的這麼一個地方，居住環境竟是如此惡劣。更離譜的是，有的房東連房門都不給安裝，居民們只能靠防風塑料膜撐過寒冬臘月。有位老人所住樓房的水管凍裂了，室外鐵制臺階上都結滿了冰。他想聯繫房東清理這些冰，可根本就聯繫不上。老人也因此一整個冬天都沒能出門。聽到如此喪失人性的事情竟在首爾市中心上演，大家都憤慨不已。

57 歲的尹勇柱說：「這裡的居民大部分都是 50 歲到 70 多歲的人。大家都有各自的苦衷，也都身患疾病，都是實在沒辦法才住在這裡。絕不能讓房東們再這樣剝削我們這些一無所有的人。看到新聞報道後，我真的很高興。希望記者老師您能再助力一把，讓首爾市能夠出臺一些大快人心的相關政策。」

此時，演講期間聽得最認真的金東信先生（56 歲）舉起手開始講話：「就算房間漏雨，我們也只能埋怨房東，除此之外甚麼也做不了。衞生間的地磚裂開了，我們也只能盡量小心，根本不敢要求房東修理。不然的話，吃不了兜著走的不止我一個人，鄰居們也很有可能受牽連。但今天將成為一個契機，今後我要光明正大地跟房東提要求。I can do it ！」

社區居民齊刷刷地為這番話鼓掌、歡呼。

在這場以報道為契機進行的居住權教育演講之後，我在 6 月中旬於首爾市政府門前舉辦的保障居民居住權的文化節上，再次聽到了這些人的消息。

大約有 30 名居民手舉寫有 「拯救蟻居房居民」 的紙板，要求政府保障居民們因蟻居村再開發而受到侵害的居住權。居民們三三兩兩地聚集在一起，集體坐下來占地也不到 10 坪。警察卻用標有 「禁止入內」 的黃色警戒線將他們包圍起來，以此警告他們 「不要越線」。

電影《寄生蟲》之所以會演變成悲劇，正是底層人士的 「越線」 所致。可我們社會的這條 「線」 到底畫在何處？又是誰畫的這條線呢？為何底層人士要流浪在線外，或是被隔離在名為蟻居村的特定貧民窟裡呢？對此，判斷的標準又是甚麼？是 「金錢」 和人的 「用途」 嗎？又或者是電影裡反複提到的窮人身上的味道呢……

這些都是無法立即回答的問題。作為揭露 「貧困經濟」 這一議題的記者，這世界的偽善已經讓我惡心到了作嘔的程度，但我也只能懷著愧疚之心在遠處看完了這場集會。我在想，我是不是忽視了對我的新聞並無任何回應的國家，以及對底層群體漠不關心的政治，一篇報道給居民們帶去了希望卻似乎那麼不切實際…… 想到這裡，我真的自責不已。

10 月 24 日，國家相關部門聯合發布《保障兒童居住權等居住地強化政策》，「等」 字包括了針對蟻居房、考試院等弱勢群體的居住政策。該政策回應了我在報道中指出的所有問題，顧名思義就是一個 「綜合政策」，可不知怎麼的，我並沒有感到很欣喜。

政府是以 「保障兒童居住權」 的名義，所有人才乖乖閉了嘴。如果公開表示用稅金去救濟城市貧民，輿論絕不會如此平靜。公務員嘴上說著 「為了最大程度減少國民們的不滿，我們將把兒童的權益放在第 一位」，可這話裡還是有掩飾不住的虛無。國家就這麼帶頭抹去了貧民的存在。

（本文選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寄生首爾》，略有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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