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聞異事】譚甫仁中將017凶案

譚甫仁

作者:周孜仁

如日中天的譚甫仁遭暗殺

譚甫仁,廣東仁化人。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後歷任紅十二軍連政委、六八七團政委、紅一軍團一師政治部組織科長、紅十五軍團七十八師政治部主任,參加長征。抗戰期間歷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七團政治處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組織部長、一一五師教導七旅政委、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東滿軍區政治部主任、東野七縱副政委。建國後任十五兵團軍政委、廣西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武漢軍區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1955年授中將銜。

羅列以上一大堆軍歷,除了介紹逝者光榮歷史,另外一層意思是要說明:按照當年「劃線」方式———譚甫仁當屬林彪的心腹愛將,從而文革大亂,他得以以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班主任的身分,主持多個省市麻煩問題的解決。至於1968年8月,待全國各省「新生紅色政權」先後成立,僅餘的福建、廣西、西藏和新疆的革委會也已待建就緒,譚遂以「封疆大臣」之尊走馬上任,飛赴雲南,作了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兼昆明軍區政委,集黨政軍權於一身。

譚甫仁上任伊始,旋即猛砍三板斧。板斧一曰「劃線站隊」,即將兩派群眾組織之一派明確定義為錯誤路線而廣為整肅之;板斧二曰「圍海造田」,即將滇池水域圍填三萬畝以大辦農業並以糧為綱之;板斧三曰「修『萬歲館』」,即將文革前落成不久的工人文化宮或炸或撤,一夜之內夷為平地,以速速敬建「毛主席萬歲展覽館」雲。板斧利落既下,短短時間,「譚政委」在雲南之威望便日盛一日,蒸蒸直上。下面小舉一例。

1970年11月,雲南召開全省第二屆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簡稱「學代會」,因該屆大會代表人數逾萬,故又稱「萬人大會」),其時,我作為「譚辦」祕書參會調研,一位山區代表在開幕式後深情無限地對我告白,說他看見譚政委身體如此健壯,實乃雲南人民的最大幸福,他激動萬分當即大呼一句:「毛主席萬歲!」接著呼第二句:「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再接下來———他說他真想再呼第三句,因為怕犯錯誤,終於抱憾強忍了———我當然明白他想喊什麼,對於山民的樸拙憨實只能報之一笑而已。

譚威望之如日中天,僅此一斑,可略窺全豹了。

誰也沒有料到,就在萬人大會閉幕後第三天,譚甫仁即被槍手擊殺。暗殺發生在凌晨4時50分左右,後,周恩來親自安排北京專家急飛昆明實施搶救,終因傷勢過重,救治無效而亡。時間是當日中午12時許。譚1910年出生,去世時正好六十歲。同時被暗殺的,還有夫人王裡岩。

該案件發生的時間是12月17日,按照時鐘表示法,「12·17」亦可理解為零點十七分,所以在當時正式文檔和會議上,這個案件標稱為「017案件」。

在「無產階級專政」非常強大的20世紀70年代,這類事情卻絕無僅有。凶案既出,讓人很容易聯想到1936年因列寧格勒市委書記基洛夫被刺而引發的蘇聯大肅反。譚案雖遠沒有那麼性質嚴重,但也夠觸目驚心的。昆明全城戒嚴多日,捕人無數。外間傳聞更是玄乎離奇,真偽莫辨。最流行也最荒誕無稽的版本,是說林彪密命譚何日何時將飛經昆明上空的某次飛機發炮擊落———譚事覺蹊蹺,狐疑難決,最後試著先將飛機迫降再行定奪,不料飛機著陸,周恩來竟從舷梯款款而下,譚大驚失色———接下來的故事就順理成章了:林彪為了滅口,遂派人將譚祕密殺掉了事。

在當時的情況下引出如許傳聞也許並非不無理由,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無產階級專政如此震懾人心,而譚甫仁身邊的戒備如此森嚴,能對他如此成功實施暗殺,肯定絕非普通人能夠所為,也絕非個別人能夠所為,定然該是一個錯綜複雜、蓄謀已久、集團策劃的驚天大案了。

案件發生時,我正好供職於昆明軍區調研組。譚從北京來昆,帶來兩個貼身祕書,一名王克學,時任昆明軍區黨委辦公室主任,負責為譚照看軍內事宜;另一位叫甫漢,河北平山人,負責為譚料理地方工作,為此,甫漢受命組建了一專門班子,由譚親自命名為:「昆明軍區調研組」,地點位於司令部大院八號樓。八號樓在文革中被人稱為雲南的「中南海」,可見在外間看來是很神祕的。其時,軍區調研組被人稱為「譚辦」。

「譚辦」成立於1969年10月,次年譚被暗殺,機構自然解散。譚甫仁被殺前後,我正好身處軍區大院,整個過程中的所歷所見所聞至今記憶猶新,故擇其要者追記於後,以饗讀者並供有關史家參考,如有訛誤,懇請指正

凶案的蹊蹺之處

「017案件」在外間之所以被傳得神乎其神,是因為案件的發生確有許多蹊蹺之處。

蹊蹺之一是發案時間。第二屆「學代會」11月中旬開幕,為時一月,閉幕式是12月15日舉行的。譚很喜歡下基層視察。閉幕式前,他一直巡遊專州,13日才返駕回昆。講話稿由祕書事前擬好,15日他去會上念過,計劃18日左右還要外出視察。凶手不早不晚,恰恰非常準確地把暗殺選定在了17日。

第二是警衛條件。譚甫仁的住宅共布設了五個警衛員,前門二人,後邊三人。那時候正值「備戰備荒」,要和蘇聯打仗,部隊正搞所謂「千里野營拉練」。他的警衛員們不例外,也被拉走了三個,僅僅剩下兩人。

第三,環境條件。譚甫仁住解放新村32號。解放新村是一個大院,位置所在,解放前還系城郊野地,富人們的別墅區。這片地界解放後悉數劃歸了駐昆部隊,四面高築圍牆,將其中若干別墅整個兒圈起來,取名為「解放新村」,也就是昆明軍區司令部大院。譚甫仁所住32號就是其中之一幢。別墅圍牆很高,一般人,即如凶手那樣搭上一條凳子是絕然不能爬進去的,除非梯子。而事實上凶手就只搭了一張條凳。這張條凳是從食堂拿來的。32號對過,隔著一條窄路就是軍區機關中灶食堂(即幹部食堂)。我們每天都在那兒吃飯。

另外還有其他一些所謂蹊蹺疑點,如:食堂原來養了一隻狗,偏偏出事前一兩天失蹤了……這些應該是好解釋的,這類作案的環境準備,哪怕單個人也完全能夠實施。而前面說到的幾個條件,外人、單個人就很難辦到了。

問題恰恰在於:凶手正是昆明軍區前保衛部副科長王自正,對於軍區內部情況,對首長及首長住宅的情況,包括活動規律、房屋結構,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均瞭若指掌。再有,軍區保衛部保存槍械的保密室沒有明鎖,只要知道密碼,就可以開櫃取槍。王兼過多年槍械保管員,密碼早稔熟於心———所有條件他都已具備———「文化大革命」中發生在中國西南一隅的驚天大案,順理成章該由這個叫王自正的軍人來進行實施,並且得手了

暗殺全過程回放 

和譚甫仁32號後牆平行置建的,是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的住所,也是一幢別墅(號碼記不起了)。兩幢別墅背靠背,後牆之間的距離約摸兩三米。王的圍牆也很高。兩堵高牆之間的夾道就被譚的警衛員用磚石在兩端砌起短牆,圍出一個長條形的小天地,開成了菜畦,種些蔥蒜豆苗之類的作物,並從32號的廚房專門開一小門與菜地相通。

問題就出來了:短牆的高度遠遠低於別墅本身的圍牆:這就留下了隱患———凶手王自正正好就是由此短牆爬進去實施了凶殺。他是從食堂取來凳子的,站上去,很容易便進入了菜地。破案者提供的線索之一:凶手身高約一米七左右,理由就是這身高加上凳子的高度,正好能方便地爬牆而入。

1970年12月17日是一個非常寒冷的日子。王自正是凌晨4點左右潛入的,那時候軍區大院絕對安靜,所有人都安臥睡鄉。他於是人不知鬼不覺地由短牆而入菜地,由菜地而入廚房,由廚房而入小院,進了小院,他非常方便地便踅上小樓,逼近了譚的臥室。

譚甫仁臥室在二樓,凶手非常清楚,徑直敲響了應該由譚居住的主臥。

那一晚,譚恰恰沒有住在自己的屋裡,是夫人聞聲起床開的門。

手槍子彈已經上膛,凶手直逼王裡岩———接下來的情節是目睹過現場的人的推斷:

王自正問:「譚甫仁在什麼地方?」

王裡岩回答:「不知道。」

凶手急眼遍搜屋子,譚果然不在,於是他開槍把譚夫人射殺。

根據看過現場的人介紹,說夫人是被逼坐在沙發上擊斃的。子彈正擊額心,彈洞四周的皮膚已被槍口噴出的氣體灼焦。凶手顯然是用槍口死死頂緊夫人額頭摳動槍機。這樣做的目的是想讓聲音更小一些。

1970年12月17日凌晨五時許,昆明城絕對安靜,軍區大院絕對安靜。這槍聲絕對驚天動地。手槍既已摳動,凶手接下來顯然該是準備逃走了。恰恰命中注定,那一晚,理該譚甫仁死於非命。他住在旁邊另外一間屋,聽見槍聲,他便往外跑。幾乎和譚同時跑上走廊的,還有他的姨妹,排行老六,人稱六姨,在省革命委員會政工組教育革命領導小組供職。其時她也住在二樓。她跟出來,聽見譚大呼「什麼事?什麼事?」直往樓下跑,於是她也跟著跑起來。

事實上,槍聲已經響過,寧靜已被打破,譚甫仁當時如果閉門不出,對方是不會、也不可能一間屋子一間屋子搜尋的。譚的自動現身,定然讓凶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譚身後急追不捨。從二樓倉促而下的隊伍形成這樣一種格局:譚位處第一,凶手第二,六姨第三:三人一溜兒地往樓下跑了去。

後來的事實證明,凶手只有20發子彈,而且分裝在兩隻手槍裡。我們已無法證明裝在凶手手中這柄凶器中具體的子彈發數,反正已經用去一顆,如果有人能夠參與搏鬥,將凶犯的子彈再消耗一些,整個事情的結果可能就會完全改寫。可惜,六姨她沒有這樣做。事後,她只是以目擊者的身分提供了線索,說凶手身著軍大衣,面帶口罩,臉略胖圓,大眼睛。如此而已。

譚甫仁當然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他急於要呼叫警衛員。出生入死的將軍在和平年代過得太久,他已經忘記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他已經沒有隨身佩槍的習慣,已經本能地把警衛員視為可靠的盾牌。可惜現在的情況是:年輕人沉睡正酣呢!

警衛員就十八歲,是不是瞌睡太大?案發後對該警衛員進行了審查,他說他當時確實已經醒了,而且他確實也聽見了槍聲———正是因為聽見了槍響,他害怕了。他說這些年沒仗打,當和平兵,聽見動了真傢伙就嚇得全身發抖,兩條腿只管往一隻褲筒裡塞……

幾年後,鄧小平復出主政的1975年,公安部派副部長趙蒼壁來滇重審此案,那時事過境遷,已被關得暈暈乎乎的警衛員才如實招供———我沒有一手資料,對於其中細節不敢妄言。只記得某日省委辦公廳一位負責人從重審地雲南財貿學院回來,很是憤憤在我們辦公室說了句「簡直莫名其妙!」接著說了,你們知道那一晚警衛在幹什麼?和保姆如此這般!———房門砰砰山響,他以為有人捉姦呢———那年月通姦的事,罪名可是大著呢。小伙子不敢開門。

總之,一切條件都為凶手準備停當。窄窄的小天井裡,譚甫仁已無處可逃,王自正非常從容地開始對自己的獵物進行射擊。僅僅在一個小時前、半個小時前、甚至幾分鐘前,這位「獵物」在2300萬雲南人心目中還是一個至高無上的龐然大物,而現在,面對握著一柄手槍的小人物,卻頓時變得如此渺小不堪!古往今來,人類社會沒完沒了的政治爭鬥總是這樣不可思議地演繹著人生戲劇。

前面說了,譚甫仁來雲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劃線站隊」,「清理階級隊伍」,追查「滇西挺進縱隊」和「國民黨雲南特務組」,為此他作過很多指示,比如:「(階級敵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萬抓一萬,有十萬抓十萬,有一百萬抓一百萬,你們不要手軟。不要受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約束、限制」。「我在箇舊地區講了一次話,一夜之間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個壞人。有人問,可不可以拉出去遊街?遊街後能不能把這些人下放勞動?我說遊街可以,下放勞動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讓群眾識別嘛!」根據有關統計,僅下關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運動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傷致殘一千多人,打傷一萬多人。臨滄地區追查「慰問『滇挺』」一案,就株連一萬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傷打殘,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據云南省委落實政策辦公室統計,曲靖和昭通地區,受「滇東北游擊軍」假案牽連幹部群眾多達六十萬人,僅曲靖就有二十九萬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萬多人被批鬥,二千多人被關押,四千多人被打傷,二千多人被打殘,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雲南一位著名的軍旅作家曾在50年代寫過一本長篇小說,叫《我們播種愛情》,而事實是,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旗幡之下,那年代播種的卻是太多的仇恨。播種仇恨的始作俑者當然輪不到譚甫仁將軍,但在雲南,他畢竟需要對那麼多冤魂和無辜者直接背負責任。於是,在廣闊社會上演的慘劇,不可避免地被微縮在1970年12月17日凌晨32號院的小天井裡,以一對一的形式重演一次了。

按當時官方傳達的案情,說發生這一切的時候是凌晨4點50分。但是等到祕書趕來,等到把情況向軍區各有關部門首長通知到位———不知道處理問題確實需要這麼多浪費時間的繁文縟節?還是機關辦事效率太低了些?反正等到在黨辦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立即對軍區司令部大院實施戒嚴,已是早上6點。

冷麵殺手的效率卻是很高的,在第一波暗殺得手之後,他已經非常從容地走出司令部,去政治部大院開始他的第二波暗殺行動,接著又非常從容地回到了他的住地安然入睡。

王自正被監視居住於距離解放新村僅僅一兩千米的西壩、昆明軍區原戰俘管理所。文革大規模群眾鬥爭已告一段落。雲南的兩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團」的生死搏鬥,早在一年前便以譚甫仁的「劃線站隊」而塵埃落定。剩下的事情就是對上面說到的那些「叛徒、特務、走資派」、「滇西挺進縱隊」、「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滇東北游擊軍」或其他嫌疑人等進行沒完沒了的審查、處理。王自正正是前面說到的許多被審查者之一。軍區的這些「准囚犯」當時就集中在西壩俘管所的院子關押。王的仇恨不是他一個人的仇恨,客觀上代表了一大批人。他除了對譚甫仁恨之入骨,對虐待他們的整個對立面都恨之入骨,必欲殺之而後快。原單位負責人保衛部一個叫陳漢中的上司,成了他的第二個刺殺目標。譚甫仁既已殺掉,天還早呢,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要把陳也一起幹掉。

司令部大院和政治部大院就隔著一條街。他走進去應該是5點多一些,天依舊很黑。街道依舊很靜。他不知道陳漢中住房的具體位置,依稀找到一間房門便敲。開門的是一位13歲的少年,昆明一中學生,叫馬蘇紅。迷迷瞪瞪起床來,他給王自正指了陳家位置。小孩對王很面熟,指路後又自個兒囫圇睡了。

非常幸運,陳漢中當時不在昆明,他出差上海了。王暗殺無果,匆匆忙忙又潛回了西壩。

一位正被審查者,何以能夠如此方便地出入住地?這當然大可存疑。唯一的解釋只能是,這傢伙已被關押數月,好像也沒有發現有什麼圖謀不軌的危險行為,或這種關押本身就形同兒戲,漏洞百出。總之,後來的事實已經說明,平常凶犯時不時回家過夜,這種事監視者也渾然不知!監管形同虛設,不出事才反而不正常呢。

王自正已經把他想做的事情做完,回到俘虜管理所,他心滿意足地平靜睡去。

大搜捕正在全昆明開始。 

我的印象   

凶殺發生那一夜,我正在軍區大院8號「譚辦」值班室安睡。

離32號有相當距離的8號樓是解放前美國新聞處的住所,也是一幢小別墅,綠樹花藤,森然一片,很靜。其時我為單身漢,除辦公室並無別的地方安身,那一晚自然在8號院值班室高臥。

那時手錶對於我尚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檔消費品,獨臥小樓,絕對毫無時間觀念,每天同事們進門了,我就知道上班了,馬上起床就位。1970年12月17日這天早上,偏偏誰都沒來上班。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發現時間不早,我急忙趕去食堂吃飯。食堂早已大門緊閉。整個大院一派冷清。正覺蹊蹺,但見食堂對面許多軍人,一個個默默低頭徘徊,在32號周圍的草坪上做地毯式搜尋。那一天天氣極冷,寒霜將滿地染得一片雪白,白霜上踏出的腳印狼藉雜陳。當時我就納悶:是不是祕密圖紙丟了?雖對偵破一竅不通,但破案小說是讀過的。像這樣搜尋案犯,我想,不但找不到線索,原有一點線索倒可能被這幫人破壞殆盡。

飢腸漉漉,我又騎車去街面覓食,這才發現,1號門、環城公路側門和東寺街側門都已封鎖,確信是出什麼事了。

忍著飢餓回到8號,站在門口的警衛員對我的孤陋寡聞大感驚訝:

你怎麼不知道呀?譚政委,出事啦!

從那一天起,我被獨困在院裡整整三天!

8號寂寥有如死城。外部世界發生的一切我都無從知曉,有一種坐牢的感覺:一座很別致的牢房。只是每天夜裡都會有荷槍實彈的軍人驚吒吒闖進來,手臂上扎一條白毛巾。他們一進來就把守住各個門口,然後氣勢洶洶要我將辦公室、臥室的門和櫥櫃一一打開。好像凶犯就窩藏在這幢人跡罕至的小樓某個角落。

三天後,開始上班。譚死了,我到主任甫漢那間橢圓形辦公室請示問題。四十多歲的燕趙大漢,正獨個兒撲在辦公室前傷心地哭。他說,首長已經走了,我還能說什麼?你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吧。按照軍區統一布置,我們就每人寫出交代,以小時為單位,詳細說清那些天各自所作所為,包括每個細節。我記得我寫得絕對清楚:幾點,去食堂吃飯未遂;幾點,獨自一人在辦公室學毛著、馬列;幾點,學習累了去院裡一人散步;幾點,在陽台上獨拉二胡;幾點洗腳上床,一個人唱了樣板戲《智取威虎山》選段———均無證明人,除了門口站崗的警衛戰士

案破前後

案發當天6點,軍區大院被封鎖了,全城進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據六姨提供的線索以及偵破人員對現場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圓臉、大眼睛、微胖者,均視為有作案嫌疑。

問題是,雖然破案搞得聲勢浩大,風聲鶴唳,但事過多日案件偵破仍毫無進展。聽說是周恩來非常生氣了,再次明確指示:破案並不難,問題在內部。此話不是原文,我也未見到準確的書面材料。作為一個精明幹練、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周恩來的如此判斷當是十分精準、一針見血的。於是全軍區開始查驗槍枝,某日,保衛部副部長王慶和突然發現保險柜中兩支五九式手槍及20發子彈不翼而飛!保密室的門窗絕無撬動痕跡,保險柜暗鎖完好無損!周恩來所指問題在內部,可謂千真萬確了。

昆明軍區於是急調十一軍副軍長趙澤莽來昆主持破案工作。原保衛部大多數人員一時都成了嫌疑對象,被弄到城外軍區外訓隊「學習班」接受調查。原負責組織偵破此案的軍區保衛部長景儒林自知重責難逃,在學習班開班翌日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一人用尼龍網兜懸掛床頭欄杆,自縊身亡。

趙澤莽原系五十四軍軍官。1968年秋五十四軍由重慶調防來滇,次年又離滇北調,留下一部分骨幹組建十一軍,趙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軍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軍的人來主持破案,當是順理成章的事。自殺身亡的原保衛部長景儒林是老昆明軍區的人。老昆明軍區是二野班底。我在「譚辦」供職時常常聽到這樣一句話:昆明軍區不整頓好,林副主席睡不著覺。「將昆明軍區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軍區」,是首長們大會小會都愛掛在嘴上的口頭禪。

趙澤莽上台後迅速把偵破重點收縮到軍區內部。目擊者被重新提上來。目擊者當時就知道一個:六姨。六姨已經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線索了,於是第二個目擊者:馬蘇紅,就是前面說到的、為凶手指路那位十三歲的少年,這時候浮出水面了。

馬的父親也是政治部幹事,在組織機關幹部回憶、提供偵破線索時,他突然想起了案發當天早上曾經有人敲門讓他兒子去為他引路找人,於是向組織作了報告。偵破人員很快找來少年對詳細情況進行了查詢。問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誰?馬說,他只知道那人的兒子叫王冬昆而不知其父親為誰。70年代那會兒,幹部宿舍設施條件都很簡陋,從無家庭衛生間一說,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司令部大院的公用澡堂。馬蘇紅和王冬昆常在澡堂相遇,年齡相近,總喜歡一起玩耍嬉戲。偵破人員迅速查閱了戶口簿———軍區人員都登記公共戶口的———很快查到了王冬昆小孩的父親,叫王自正。

發現這個名字,大家就有些納悶了:他不是正在被審查的保衛科副科長嗎?他不正關押在西壩俘管所嗎?身被羈押,怎麼能夠順利實施如此驚天大案?……馬蘇紅那年十三歲,記憶力正好,他確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親,而且他確信他可以指認出來。

童言無欺。凶手這一下被罩入法網了。

接著就帶小馬去了俘管所。破案人員讓他站上當院小樓的二樓陽台,然後通知所有被審人員到院子當心打掃庭院。馬蘇紅沒有猶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認了出來。偵破人員問:確實嗎?他說,確實。接著馬上通知所有被審人員在操場上集合排隊,讓馬蘇紅從隊首走向隊尾,對所有人員再過一遍———馬又一次準確無誤把凶手辨認了出來。幾十年後,馬已身任雲南省建設廳城市建設處處長,他對我說起當時情景還記憶猶新。「那一剎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記得清楚:恐慌,驚訝,非常絕望!好像汗水都嚇出來了。」他說。

這算不算一個非常蠢笨的做法呢?凶手確實被指認出來了,顯然又已打了草,驚了蛇,後來抓捕凶手時出現重大失誤,就毫不足怪了。

應該說,抓捕王自正是並非草率的。把王圈定為重點嫌疑對象之後,還做過相應而必要的證據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我就看見許多士兵赤腳涉進西壩河,排成數路橫隊,在冰涼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尋找那支保衛部遺失的「五九式」手槍。在西壩河冰涼的河底沒有撈出什麼結果,而在「學習班」牆外的垃圾堆中,確實找到「五九式」手槍一支———可以認定王行凶後返回途中把槍扔進了廁所,被掏糞農民和糞便一起掏出———再加上其他一些證據,認定王自正為凶手,應該沒有問題了。

抓捕是在晚上10點半左右進行的。陳漢中和另外一名保衛幹事來到隔離室,通知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說:起來,到飯堂去一下。有點事。

王下床,俯身佯作穿鞋狀,突然從床下又掏出一支五九式手槍,對準來人便射———垃圾堆裡發現的手槍確實是王扔的。但是,保衛部明明知道丟失的手槍是兩支,那麼,凶手手上肯定就還有一支了,破案人員為何將如此重大的線索疏忽了?———凶手共有20粒子彈,12月17日凌晨用去四粒,肯定還剩下多粒。殺手迅速地對來人一人一槍,彈無虛發,一重傷一輕傷,趁二人撲倒在地,他往門外直奔而去。———只是他已無路可逃。槍聲把守候南屋的戰士全都驚醒,他們紛紛提槍對冷麵殺手射擊。

王自知逃脫無望,於是將槍口迅速對準太陽穴,摳動槍機,把最後一粒子彈留給了自己。

事後檢證:凶手自殺所用手槍,正是保衛部被盜的兩支手槍中的另一支。

凶案餘音  

凶手王自正,河南內黃縣人。按照當時的說法,在此前二十餘年的1947年,內黃縣武拐村曾發生過一起凶案:富農分子王某實施反革命報復,曾糾集其堂弟王志政等多人槍殺了本村武委會主任武某。後,王某於解放之初被我人民政府鎮壓。首犯既歿,所有線索亦隨之中斷,案懸二十餘年再無續事。文革「清隊」舊案重提,武拐村革委便有一紙公函直寄雲南省革委,接著呈報譚甫仁。其時昆明軍區本已決定將王貶去文山自治州軍分區保衛科任職,既有人舉報其舊案涉身,且所涉案情嚴重,那就把他揪出來吧。誰說中國人做事不講究量化管理?那時候搞任何政治運動,總是揪出的階級敵人數量越眾多,革命成績就越偉大。於是該王被隔離在俘管所,一關就是七個多月,自由遙無定期。

姑不論當時本無法制可言,僅就事論事,這兒至少有兩個問題存疑:一,該王如真為當年凶犯負案外逃,為何把名字僅易二字而不改得更徹底?二,就算是此王自正確屬彼王致政,那麼,既已隔離,就理當嚴加監管以防不測。事實上,案破後披露的大量證據表明,監管七月,被監管者把監管人的活動規律摸得一清二楚,而被監管人回家過夜,甚至後來行凶歸來安然高臥,監管人卻渾然不知。王畏罪自殺,當是咎由自取。幾十年前發生在內黃縣武拐村的凶案,也因他的死而再次斷線,隨之而來的卻是一樁更大的凶案:將軍喋血,全國震驚。這不是對文革「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莫大諷刺麼?

再說譚甫仁。將軍遇刺不到一年,即1971年9月13日,被寫進中共「九大」新《黨章》的法定「接班人」林彪突然乘機出逃,摔死外蒙溫都爾汗,所謂「四野派」隨之也陷入了尷尬困境。如果按當時標準來劃線,「四野」出身的譚甫仁很可能被拉上林氏路線:1970年的廬山會議他就算是一個角色。如果不遇刺身亡,那麼等到「九一三」發生,他會不會莫名其妙也被捲入別樣的政治劫難?這也是個變數。文革那樣的政治環境,任何人都沒有安全感:整人者如此,被整者也如此。

再說專案組。王自正飲彈自盡———而且很多證據都足以證明「017案件」確實就屬他一人所為,凶案應該於此告破了。但事實上,該案在理論上卻遲遲沒有結案,專案組趣味盎然,一直存在:一下子又拖到了「九一三」。林彪已經在北漠摔個粉身碎骨,那麼,讓同樣屬於「四野線」的趙澤莽來繼續主持破案顯然已不合適。專案組領導權再度易手,又改由昆明軍區的老人重新組閣。趙專案組的人又成了嫌疑對象。死一個像譚甫仁這樣的重量級人物是不多見的,這個題材必須用夠。70年代,整個國家都在「翻燒餅」———今天甲派整乙派,明天乙派翻過來又整甲派。專案組要翻翻「燒餅」當然毫不足怪———事情就這樣一直拖到了1975年,鄧公小平復出主政,這才派公安部副部長趙蒼壁前來雲南重審此案,算是對「017案件」做了最後了結。

逝者已矣!現在,無論怎樣評說譚案中那些個相關的人和相關的事,包括每一個細節,甚至為此爭個喋喋不休,這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十多年前發生在昆明軍區32號院裡的驚天大案、包括凶案偵破過程本身,都那麼鮮明、那麼無奈地折射出了那個特殊年代的特殊悲劇———這才是需要人們記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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