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許女性纏足的「善政」，帶來的卻是民怨沸騰

文：言九林

1929年3月12日，山東滕縣城隍廟住持楊老道，頭戴大紅帽，身穿黃馬褂，率大批紅槍會眾，包圍了滕縣縣城。會眾在城外鼓譟，要求滕縣地方政府接受他們提出的三項要求。除重建城隍廟與神像、恢復紅頂花翎兩項與會道門利益相關者外，最引人注目的一項是：

「放任婦女纏足。」①

纏足問題成了一場民變的核心訴求之一，可見1929年的滕縣民眾，對國民政府推行的「禁止婦女纏足運動」，是多麼地深惡痛絕——此類問題並非個案，據《成都國民日報》的報道，1932年，四川派了「放足檢察員」下鄉檢查，結果這些人到了基層，「激起全村公憤，各家壯丁咸摩拳擦掌，準備縛而殺之」。②

禁止女性纏足，本該是一項善政。何以辦事人員到了基層，卻得了一個人人怨恨、人人喊打的結果？

《申報》報道滕縣民眾要求「放任婦女纏足」

一、纏足背後的經濟算計

纏足是中國歷史上流行甚久、久禁不絕的一種陋習。它大約始於元代——元代晚期才出現「三寸金蓮」式的纏足之法，此前那些被視為纏足的相關資料，實不過是以布襪修飾腳型，使其顯出一種長而窄之美，而非阻止腳的發育——盛行於明清。

康熙三年，禮部曾奉命制定過禁止纏足的法律，對纏足者之家長施以重刑。但因執行難度過大，該禁令不久即被廢止。此後，政府長期對纏足之風持不加干涉的立場，直至清末知識分子發起不纏足運動。進入民國後，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均致力於從政策上禁絕纏足。

作為一種複雜的社會現象，纏足的出現，有文化、制度方面的諸多因素。比如有閒階層「以纖弓為妙」，帶動了妓女與上層貴族婦女刻意整塑自己的腳型，使元末人陶宗儀生出「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的感慨（這種整塑與後來的裹腳仍有區別）。再如父為子（女）綱、夫為妻綱的權力架構，使得女性很容易在家庭投資中淪為物化最嚴重的對象。

但纏足能夠流行數百年，最核心的因素，仍是經濟利益。在張五常看來，給女性纏足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其出嫁後逃走，纏足帶來的走動能力下降，對女性從事紡織與家務並無大礙，亦即：

「對新郎的父母來說，由此造成的身體殘疾可由姑娘降低了的逃跑能力來補償而有餘。因此，他們願意為裹足的新娘支付更高的市場價格。這給新娘的父母提供了一個信號，使他們在新娘通過婚約許配給人以前很久就給她裹足。」③

圖：舊時女性的「三寸金蓮」

防止逃跑其實不是纏足的核心經濟價值。姚遂的研究發現：纏足女性的勞動價值主要體現在紡織活動上，紡織活動的收益上升，纏足也會隨之流行；反之，纏足則會遭到抑制。

明清兩代，江南地區的農家不流行纏足——如乾隆時的趙翼所說，蘇州城內女子「以足小為貴」，但城外的婦女們卻「皆赤腳種田，尚不纏裹」。這背後的原因，即在於紡織的收益相對耕作並無優勢。具體說來就是：明代朝廷長期對江南地區徵收重賦，畝均稅糧常常是全國水平的3-4倍。這種盤剝經常造成谷價的飆升，使得紡織品相對貶值，讓織布者陷入「少怠即朝不能夕」（略微偷懶就難以餬口）的境遇，於是「三時農忙率其婦子力作」（農忙時帶著老婆孩子一起下田幹活）就成了明代江南地區的常見情形（見嘉靖時成書的《江陰縣誌》）。到了清代，江南地區的情況並未改觀，民眾依然在承擔重賦，糧價的上漲與布價的下降，使得「天足女性比纏足女性更有價值」。

相對應的，自明代中晚期開始，纏足在中國北方地區的民眾中普遍流行，其核心原因在於北方家庭棉紡織業的發展（這得益於北方是主要的棉花種植區），使得女性在家中紡布的收益高出了下地耕種的收益。

姚遂還研究了湖廣地區（主要是湖北、湖南）和四川何以在清代中晚期形成了纏足之風。他的結論是，這三個地區「基本上都遵循一個規律：在（家庭）紡織業發展的地區，纏足的習氣就更加濃厚」。清代中期以前，這三個地區人少地多，棉花主要外銷，紡織品的市場有限，價值也不如耕作所得的農產品，所以女性的纏足風氣受到了抑制。清代中期之後，情況漸漸發生變化，棉紡織品對普通農家的價值上升，纏足之風也隨之流行開來。④

圖：晚清的纏足女子

二、民眾厭惡「反纏足運動」的三個原因

晚清的反纏足運動始於外國傳教士。庚子年後，這場運動深入到了清廷內部。1902年，岑春煊署理四川總督，上任伊始就發布告示，號召禁絕纏足。告示裡說，纏足是一種有害於國家強盛的毫無廉恥的行為：

「以小腳求媚於人，乃是倡優下賤的思想。世間喜小腳的，必是輕薄無行的男子。」⑤

告示被貼滿全川，還印成五萬份小冊子發給識字民眾。總督搞出這麼大動靜，且把話說到這種程度，四川有臉面的官紳們自然不好再繼續維持對小腳女性的喜好。隨後，在官紳名流的倡議下，四川成立了20餘個反纏足團體；1903年，又有100多名官紳名流的太太在成都文殊院舉行了公開的「放足活動」，活動的宣傳文稿稱，中國女人的小腳被洋人拍入照片，拿去宣傳「我泱泱華夏野蠻落後」，實在是罪莫大焉。

圖：岑春煊

官紳名流「覺醒」起來很容易，普通民眾則不然——官紳名流與纏足之間，只維繫著一種病態的審美；普通民眾與纏足之間，卻如前文所言，存在著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所以，當官紳名流致力於去啟蒙普通民眾時，他們發現自己踢到了一塊鐵板。1906年的《廣益叢報》裡說，四川提倡放足已經好幾年了，花了很多氣力，但「不肯釋放者，總居其多數也」。1910年，四川巡警道發布告示稱若不放足「即是犯了王法」，這種遣詞造句頗有專門針對底層民眾的用意，卻仍是反響寥寥。

進入民國後，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也踢到了同一塊鐵板。以山西為例。閻錫山自辛亥後執掌山西省政，即致力於廢除纏足。在閻的理解，山西全省人口一千萬，女性居半，因為纏足的緣故，「多為不事生產之人」，不廢除纏足，山西必然「人種積弱，難期富強」。所以，他制定的反纏足政策，不但要懲罰（主要是罰金）違反禁令給孩子纏足的家長，還要懲罰纏足者本人、娶纏足女性的學生、為纏足女性制賣木底的工商業者。

圖：威海衛禁止纏足女檢察員合影，1931年

這種做法，很快就招來了山西民眾的普遍怨恨。山西太原縣赤橋村人劉大鵬的日記，將底層民眾的這種怨恨記錄了下來——劉大鵬生於1857年，逝於1942年。1894年中舉，三次入京會試均落榜而歸，沒能進入官場。為了謀生，他在太谷縣某富商家中擔任坐館教師，一做就是二十年，是一個底層士紳。

1918年6月14日，已回鄉務農的劉大鵬，在日記中寫道：

「吾邑辦理天足，現派婦女下鄉，挨戶查女人之足，分四路查辦，今日到吾裡，百姓莫不怨恨。」⑥

圖：劉大鵬

劉大鵬所觀察到的這種來自底層民眾的怨恨，主要由三部分構成：

（1）禁止纏足固然是對女性的解放，但同時也相當於削弱了女性在婚姻中的經濟價值。為了避免這種損失，山西的壺關縣、潞城縣等，均出現了「令女早嫁」的風潮，趕在禁令到來之前，將已纏足而未成年的女兒匆匆嫁出去。

（2）具體的辦事者，站在「我在辦善政」的立場上，自認為占據著道德高度，往往採取粗暴的手段——比如直接闖入民眾家中搜查、直接捆綁民眾示眾遊街，來完成上級攤派下來的任務（各縣放足比例是當時重要的縣政考核指標）。劉大鵬在日記中提到的派婦女「挨戶查女人之足」，其實尚算溫和；甘肅酒泉縣縣長魏允之的做法，是自己親自前往女校給女學生「脫襪檢查」，又親自帶人下鄉，「親入民宅，凡四百七十餘戶」，搜查村民家中是否藏有裹小腳者⑦。河南禹縣女性陳秀珍12歲時（約為1933年）遭遇當地政府的放足搜查，逃入廟中仍被找出，搜查者「刺啦一下給我撕開（裹腳布），撕開給我抖了抖，叫俺爹掛到脖子裡頭去遊街」⑧。

（3）因反纏足運動配套有罰款政策，受經濟利益驅動，具體的辦事者在搜查裹腳者時往往格外賣力。劉大鵬作為一個底層士紳，並不反對女性放足，認為反纏足運動的本意「並非不善」，但他無法接受有人借這場運動魚肉百姓。在1918年6月23日的日記中，劉大鵬寫道：

「本縣查足一事，近日藉以擾民。凡查辦人役回縣報告某家婦女其足未改，即喚到縣科罰大洋，初則一元、二元，繼則三元、五元，現則十元、二十元矣。無錢窮民即行管押，繳錢始放，此等苛政不亦猛於虎乎！」

圖：1921年的一份纏足罰款單

當時，就罰款額度，各省皆制定有具體的標準，但並無任何機構可以監督罰款執行者所得金錢的去向。以山西為例，閻錫山制定的罰款標準非常寬泛，對一般民眾，若發現其女兒纏足，一般是罰其家長3-30元；對娶纏足女子的新式學生，一般是罰30-300元。也就是說，具體的執行者不妨對民眾罰款30元，再按罰款3元納入公帳（甚至不妨對這筆罰款毫無記錄）。劉大鵬提到太原縣的罰款額度從1元、2元上升至10元、20元，這背後很可能就藏著這種貓膩。這也是具體的執行者樂衷於破門入戶、擅闖民宅的重要原因——1909年出生的蘭理氏是河南開封人，她回憶當時的纏足搜查政策是「一天幾遍查，一天幾遍搜」。如此勤奮的背後，是一顆顆逐利之心在躍動。

這種逐利，是很普遍的現象。前文提到的河南禹縣女性陳秀珍，她的父親本被威脅要掛著裹腳布遊街，結果「給了她（檢查者）兩塊現洋，沒叫俺爹遊街」，用錢解決了問題。類似的情形，也見於河南孟縣，時人回憶，當地的「有錢人家，有接待查足的，並輸付給1至2元錢，就可放過不查」，沒錢者的人家，只好「一聽到狗吠聲，纏足的婦女趕快下蘿蔔窖躲藏」⑨。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會發生本文開篇提到的「人人怨恨、人人喊打」的情形。

事實上，權力並非無所不能。自清末一直持續到抗戰全面爆發前夕（抗戰期間後方某些地區也推行過這類運動）的「反纏足運動」，並不是纏足這一惡俗消亡的核心原因（這並不是說「反纏足運動」無價值）。真正使女性免於遭受肢體摧殘的，是經濟環境的變化——正如勞雷爾.寶森（Laurel Bossen）對雲南祿村的調查所揭示的那樣：該村之所以在1930年代之後不再給女性裹腳，核心原因乃是「家庭紡織生產變得無利可圖」，女性「不得不走出家門下田勞動」⑩。

祿村如此，祿村之外，也是如此。

注釋

①《滕縣匪退後之善後》，《申報》1929年第3版版。

②楊興梅，《南京國民政府禁止婦女纏足的努力及其成效》。

③張五常，《子女和婚姻合約中的產權執行問題》，收錄於《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117頁。

④姚遂，《耕織經濟與中國灰姑娘：中國纏足興衰的經濟學解釋》，《經濟學報》2017年第2期。

⑤鄭光路，《四川舊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5頁。

⑥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262頁。

⑦陳賡雅，《西北視察記》，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第174-175頁。

⑧《讓女人自己說話：文化尋蹤》，三聯書店，2003年，第242-245頁。

⑨王爾昌，《民初孟縣剪辮放足的實施概況》。

⑩（加）寶森（Laurel Bossen），《中國婦女與農村發展：雲南祿村六十年的變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第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