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集體性遺失的品質

作者:牛皮明明

我一直試圖找尋中國人的樣子,找來找去其實就是溫、良、恭、儉、讓。溫,是儒家教養的溫和;良,是骨子裡的善良;恭,是對他人敏感的謙恭;儉,是體面的自我節制;讓,是不那麼好利急功的自由。

01

20年前,遊歷歐美。 

外國人問他:你們中國人和我們的區別是什麼?

高曉松想了很久,最後他回答:

最大的區別就是我們用「溫良恭儉讓」生活了幾千年,你們相信法律,我們相信善良,我們世世代代就靠傳統的文明來塑造我們中國人的人格。

20年後,我想他的回答依然不能代表當下的中國人,甚至連溫良恭儉讓這個詞都無人提及,變成了一個遙遠而陌生的詞彙。

早些年,龍應台在一篇文章《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裡寫道:中國人在面對不平等待遇和欺辱時,總是選擇忍氣吞聲,一副「以和為貴息事寧人」的姿態。

而如今的中國人早已不是如此,更似乎走向了另外的一個極端。

我們現在的中國人特別愛生氣,在微博上,隨便翻開一條,下面總會有各種惡言惡語。

 比如一部電影,不管你是好評中評差評,只要發表言論,毫無例外,你將要得到的就是挨罵。

只要去翻微博,就會感覺到我們中國人活得特別糟心,煩心事特別多,容易動怒、容易惡語、也容易憤怒,魯莽得像一頭公牛。 

在我看到的書籍裡,過去的中國人其實不是這樣的。

民國年間,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兄弟反目,是魯迅和周作人兩兄弟決裂,處理方式非常簡單,周作人寫一張紙條,遞給魯迅,然後魯迅搬出院子,最後離開北京。 

這一生兩兄弟交絕,一句惡聲也沒有。如果擱現在,拆遷賠款,兩兄弟估計至少打個頭破血流,對簿公堂。

張愛玲和胡蘭成兩人分開,分手方式也非常簡單,張愛玲把30萬稿費寄給胡蘭成,然後一生不見,戀人交絕,也是不出一句惡聲。

如果擱到現在,夫妻分手,估計全是李國慶這般。

民國年間,溫文爾雅的還有胡適先生,早年倡導白話文,遭遇無數譏諷和謾罵,但胡適回擊從來都是溫文爾雅,不出一句髒字,更不進行人身攻擊。作家羽戈曾這樣描述胡先生:

你看他,哪怕與政敵論戰,都是和風細雨,平心靜氣,連一句刻薄話都罕見,更不必說粗口了。」

過去的人為什麼會這樣呢?我一直很疑問。想來想去,其實就是因為過去的人因為儒家薰陶,內心裡有羞恥感,知道做哪些事很丟人,會讓人笑話,知道哪件事可以做,而哪件事卻不能做。

這些年來,你會很驚訝發現,我們中國人的體面和溫和在日常生活裡慢慢變得無處可尋了。而該有的體面,該有的教養也蕩然無存了。比起過去人,我們現代人臉上雖然少了悽苦感,少了受欺負的樣子,但又平添了幾分戾氣,少了溫和平靜內斂的氣象。

02


過去人常講溫良之道,意思是做人不僅要溫和,還要有良善。 

我們這個時代其實也講「善良」,但卻變了味道。 

有段時間,媒體千篇一律都在寫「善良」,標題是「善良很貴,濫用就是罪」、「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你善良」、「善良過了頭,就是缺心眼」等等,諸如此類。 

我會不解,善良不應該是一種發自內心的選擇嗎?什麼時候行善也成了一件稀缺、必須小心翼翼去做的事了? 

看多了太多現實,也就會明白: 

我們這個時代,善良總是被惡意和別有用心消耗,久而久之,人們的臉上只剩下集體性的冷漠。 

說到善良,總會讓我想起杜月笙,上世紀30年代,青幫大佬杜月笙縱橫上海灘,一生仗義疏財,幾乎買了整個上海灘的交情。 

兒子出生後,杜月笙為其取名杜維善,意為一生維持良善。杜維善晚年,有人問杜維善:都說你父親是黑幫?黑幫是什麼? 

杜維善想了很久,最後只說一句話:「黑幫其實就是幫忙」。 

就是在這個地面上,外來人想到上海街面做點小生意,混口飯吃,不僅要有地盤,尤其要有朋友,怎麼辦呢?是要找人幫忙的。人家今天幫了你,等有一天你兜得轉了,你也要幫人家。 

我們今天的人,把善良看成一件複雜、需要小心衡量的事。而過去的人卻不這樣,他們把善良看得簡單純粹,就是簡簡單單的舉手之勞的幫忙,商人的善意是幫忙,文人的善意是幫忙,販夫走卒、三教九流,他們眼裡的善良呢,也是幫忙。 

就拿魯迅先生來說,大眾印象裡他是抨擊時政的大作家,其實私下裡,卻也是願意幫忙的普通人。 

30年代的上海,有很多的人力車,靠體力養活一家老小。魯迅先生就和內山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合計,由魯迅購買茶葉,內山提供茶桶水杯兼職泡茶,放置在自己位於四川北路的書店門外,供過往的行人,主要是人力車夫解渴,這些茶水一律免費。 

但每過一段時間,內山先生就會發現茶桶旁邊有幾個銅板,都是那些車夫們主動留下的。 他們雖然過得艱苦,但內心是善良的、柔軟的,也是簡單的。情義之間,真真切切,也切切真真。

 

03

我們這些年,內心和行為上的節制,似乎也被傲慢的無禮所代替。能在內心上做到真正對他人保持恭敬尊重的人,像是稀有動物。 

這種行為上的傲慢是無處不在,我出差常坐飛機,經常會遇到一些人,吵鬧一路,聒噪一路,一會兒要毯子,一會兒又要飲料,把空姐呼來喚去指揮得團團轉,仿佛是在使喚他自己的私家女傭。 

去餐館吃飯,也是如此,會經常看到一些人,衣冠整齊,斯斯文文,可一張嘴招呼服務人員,架式卻像奴隸主吆喝自己的家奴,聲音比那舊時為官老爺在前面開道的衙役還凶猛。 

我們常講「溫良恭儉讓」,「恭」是什麼?其實就是謙恭,是發自內心的客客氣氣和待人接物真誠。是身上有那種對他人的敏感,為他人的考慮,對他人的照顧和周全。 

在我看來,沒有謙恭的人,即使身價如何,依然是行為上的下等人。 

而我在香港文化人梁文道身上,卻可以找到這種謙恭。 90年代,梁文道出書,辦節目,做電台總監,香港人都認識他。 

可每次參加活動,有人送他東西,哪怕是一片紙,遞一個杯子,他都會用雙手接住,非常謙卑地去感謝。 

有一個人在台北的街頭偶遇梁文道,看到他在一間狹小的店鋪裡吃飯,他坐在最靠近通道的一個座位上,一旦有人通過,他就主動起身,然後輕說一聲抱歉。 

梁文道的舉手投足間,你會很輕易就看到老一代中國讀書人身上的那種謙恭。說話有說話的謙恭,行事有行事的謙恭,待人接物有待人接物的謙恭,這些行為都非常具象細微、恭恭敬敬、客客氣氣。

 

                                04

2008年,陳丹青去了一次台灣。

去過台灣的人,也許會感慨,感慨台灣街道不像大陸日常翻新,他們似乎幾十年毫無變化。也會感慨台灣經濟的凋敝,感慨議會選舉的混亂,但我們依舊會被台灣所感染,感染我們的,往往卻是他們保持了漢民族的內心節制之美。 

陳丹青見識到的全是台灣的瑣碎,事無巨細的安排,敬業的服務令他驚詫,交代的小事,絕對準時照辦;即使去隔壁連鎖店買個滷蛋,摸出一把硬幣,店老闆一看褲袋裡零錢太重,不吱聲,也會迅速數過,換給你整數紙幣。 

尤其是走在人群中,他發現所有的人都不急不慢,禮貌、笑容、抱歉、謝謝,都不在話下,辦各種瑣事,沒一次落空、尷尬、被拒絕。即使穿越斑馬線這件小事,陳丹青也覺得只有自己粗心、急礪,在綠燈閃亮前跨越橫道線,後來他寫文章說: 

我已像久在大陸的人的一樣,慣於粗糲的生活,嫌種種禮數與自我克制,太麻煩。 

反觀我們如今的生活,節制似乎距離我們太遠,自我克制更是痴人說夢。

電影院,有踢凳子的,嗑瓜子的,也有帶小孩大聲言語的。 地鐵裡,有大聲打電話的,有為了一個座位吵架的。 

飛機上,有坐在頭等艙脫了鞋把腳樹在機艙壁上的,對他人的感受卻是置若罔聞的不管不顧。 

生活裡隨處可見的是粗暴態度,冷漠的臉,僵硬荒謬的機制,窮凶極惡的生意經,零星小節上的不專業,不認真,權責不清,心不在焉,這幾乎是我們再日常不過的生活經驗。 

這些無節制的習慣,其實都是心裡、眼前只有自己,沒有別人。 

而反觀港台一些年紀大的文人恰巧身上還尚存一些自我節制、自我克制的優美。 

香港的蔡瀾先生七十多歲,只要出門,永遠都穿著一襲料子很好看的黑衣,拄著一支精美的拐杖,銀白的頭髮梳得一絲不亂。微笑、寒暄、握手,處處都有著過去中國人的待人接物,極有分寸感,熱情但不過分,知世故而不勉強,讓人覺得溫良而有教養。 

蔡瀾吃東西,永遠都是只吃幾小口,有人很詫異會問蔡先生:「你為什麼吃那麼少?是不是做了一輩子美食,吃膩了?」 

蔡瀾總是笑:「就算是最美味的食物,淺嘗一下就夠了。」 

一個淺嘗,其實就是節制,對美好的東西不過分貪念,用七分力,留三分餘地,面對食物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凡事不可太滿,滿了便失真味。 

古代中國一直提倡的儉,而今的吳、蜀、閩、粵,民間尚存稍許類似的遺風,偶或遭遇,都令人驚喜。儉不只是節儉,更多時候是內心的節制,行為上的節制,凡事都有分寸,沒有人規定該怎麼做,必須怎麼做,但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節制,在瑣碎的事情保有一分敬畏。

 

                                 05

再說到「讓」,我感觸就更深了。

杭州每年桂花盛開的時候,我就會去杭州看望朋友,去他家會穿越一座一百米長的拱橋。橋面正在修正,兩邊的行人通道被圍起來,供電瓶車通過。 我會騎一輛電瓶車,緩慢騎車上去。

窄窄的路面,每次經過,都會異常小心。而每次經過毫無例外的卻是,身後正在疾駛的電瓶車,每一輛都急促地按下喇叭,沒有人願意多等半分鐘,每一輛都想快速通過,每一個人都主動放棄秩序裡的安全,都在搶,搶時間,擠過去。 每次,我都會想: 我們每個人都這麼趕、這麼搶,然後如一股煙般迅速消失,我們到底是要去哪呢?這多像當下的中國社會,我們又要去往哪呢? 反觀我們的瑣碎的日常,「搶」似乎是我們今日的文化。

商人要搶,搶時間,搶商機,搶他人的隱私;官員在搶,搶升官發財,搶政績滿滿,搶座位排序;文化人在搶,搶文化排名,搶露臉機會,搶學術地位;即便是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也在搶。

生活裡,開車要搶道,坐車要搶座,排隊還要插隊搶前。各個單位部門也沒閒著,搶名人故裡,搶文化城市,搶國家政策,搶與世界接軌。「假裝情義」、「揣度他人」、「戾氣滿滿」、「好利急功」,「無利不往來」、「傲慢無節制」幾乎變成了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和當下的社會情緒。 

至於讓,更別提了,那是一個已經久遠的中國美德。 一個社會的溫良恭儉讓轉眼之間,莫名地蕩然無存了,倘若我們當下的中國,還能夠保持 「溫良恭儉讓」,溫,是儒家教養的溫和;良,是骨子裡的善良;恭,是對他人敏感的謙恭;儉,是體面的自我節制;讓,是不那麼好利急功的自由。 倘若「溫良恭儉讓」被養成當下中國人的集體習性,我想,也許我們日常生活便不至於荒敗,公共生活也不至於太凋敝,至於個人,我想每個人看上去也不至於太粗鄙。

 

 

文章轉自「牛皮明明」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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