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我們有更大的使命

餘英時
編者按:唐獎由臺灣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梁捐資設立(尹衍梁還捐建了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遍及大江南北的大潤發超市便是尹衍梁先生的資產),設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法治等四項獎項。各獎項獎金5000萬元新臺幣(1250萬人民幣),超越諾貝爾獎為全球目前獎金最高的學術獎項。

6月20日,唐獎第一屆漢學獎頒發給余英時教授,頒獎詞為:

在超過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尊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2011年余英時先生獲「人文諾貝爾」之稱的克魯格獎後,《東方早報》對余先生的訪談。收錄在余英時《學思答問》,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大國崛起」有誤解

東方早報:您贊同「大國崛起」的概念嗎?您怎樣理解這種觀點?

余英時:「大國崛起」作為一個概念是容易引起誤解的,好像說,整個世界永遠是被幾個「大國」管制,「大國」此起彼落是世界舞臺上唯一值得註意的事,一切「小國」都微不足道,只有聽「大國」支配的分。這恐怕不是未來世界秩序的唯一表現方式,更不必說合理的、公平的方式了。

如果「大國崛起」的潛臺詞是「中國崛起」,那麼問題更大,使人感覺到中國要取西方大國的「霸權」而代之。中國原有的「大同」觀念,重點在「仁道」不在「霸道」。這一點希望有人展開討論。

東方早報:在以前的採訪中,您不同意「下個世紀是中國」的看法,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您的這種觀點呢?

余英時:我不同意「下個世紀是中國」這樣的提法,其理由與我不贊成「大國崛起」、「中國崛起」這樣的提法基本相同。但並不表示我不希望中國在下個世紀變成一個富足、健康、公平、合理、文明……的國家。事實上許多西方國家,還有日本,似乎不可能忽然都停滯不動,等著中國超過它們。以文化、學術、藝術、內部秩序的安排等等而言,現有的先進各國都有很深厚的基礎,不是短期內便能完全趕得上,更不必說超過了。如果因為中國目前經濟發展很快,便作此豪言壯語,則難免「暴發戶」之嫌。

我們還要深入分析一下目前經濟成長的背後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是中國的科技、生產力已超過了西方各國?是中國的政治、法律、社會秩序上比西方更先進了?是中國的人文研究、一般文化教育和藝術成就已高於西方?這些問題似乎不能不先認真討論討論。

中國前途在革新

東方早報:有人形容您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學貫古今中西,一直著眼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當代研究和未來發展。結合對歷史的認識,您對當代中國的前途感到樂觀嗎?您認為中國的前途在於甚麼?為甚麼?

余英時:從歷史角度觀察,我對於中國前途既不悲觀,也不樂觀,而是冷眼旁觀,看中國究竟要走向何處去。中國的前途首先在於能不能在經濟快速成長的情形下,在國內建立一個公平、合理、和而不同的整體秩序。

中國前途最重要的便寄托在制度更新、文化創造等等動向之上。「內」是本,是體,「外」是末,是用。漢唐之所以成為盛世,成為「大國」,首先因為有了「文景之治」、「貞觀、開元之治」。這是先將中國內部事務、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教育等制度都先安排好了,然後才有漢武帝的開邊、唐太宗成為東亞的「天可汗」。但這已是過去的歷史,無法照抄。以西方「大國」言,英美都是在憲政、法治、科學革命、思想創新等等方面奠定堅實的基礎,然後才能向外擴張。美國過去長期顧內不向外,所以有「門羅主義」,威爾遜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伸向國際事務,很快便遭到國內的反對,因而有「中立法」,不得對外開啓戰端,也不能插手其他國家的戰爭糾紛。羅斯福眼看英國可能被希特勒擊潰,也無法援助。如果不是珍珠港被襲,第二次大戰也無法出現。二戰之後,美國是被形勢所逼而成為世界兩大「霸權」之一的。這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民族主義不能泛濫

東方早報:在美國居住這麼多年,您有沒有感受到國外對於中國或者中國人看法的改變?

余英時:美國這幾十年種族歧視的觀念變化很大。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我到美國的時候,常常聽說白種人不肯租房子或賣房子給有色人種。但今天已聽不到這樣的故事了。這是因為黑人的民權運動已在法律上取得真實的成就。歧視是違法的。中國人在美國的處境也在這一大運動下越來越好。個別白人也許偶然仍抱著種族偏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少碰到這樣的情況。

東方早報:您在著作中特別強調中國的民族主義,您怎樣看待當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如何引導這種情緒使其促進中國的發展?

余英時:我在著作中並不特別強調「中國的民族主義」,我僅僅強調中國有自己的民族傳統,不能完全拋棄掉,一切唯西方的馬首是瞻。我又認為中國傳統中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不健康的部分,不能一概論之。

中國對外來文化是比較開放的,佛教傳入中國,終成中國的「三教」之一,便是明證。十六、十七世紀基督教士到中國來,他們傳入了當時西方的天文歷算,也很得到不少士大夫的尊敬。我覺得民族主義是在國家受侵略時期所必須提的,一旦沒有外患,便不宜提倡高昂的民族激情。希特勒便是靠民族主義「崛起」的,其苦難已人人皆知。

我主張人人都認同自己的文化傳統,但又必須同時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這樣才能吸收別人的長處。如果採取極端的民族主義立場,那麼中國便必須放棄一切源於西方的科學與技術,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在個人層次上,我主張中國人個個都有一種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義今天不能泛濫為大規糢的、集體的「運動」。

知識人要做批評者

東方早報:您在以前的著作中指出,各個不同的時代,各有其知識人特為關註的問題。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使命感。那麼您認為,對於當今中國的發展,知識分子應當肩負怎樣的責任,應該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余英時:知識人在中國是從傳統之「士」轉變而來的,必然負有更大的使命。過去的「士」有特權,現代的知識人則沒有特權,但仍有監督、批評各方面的責任。過去提倡「革命」的人主要來自知識人階層,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今天不需要暴力革命,但社會必須改進。這個責任首先落在知識人身上。所以知識人不能再以「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心態面對巨大的權力和財富。扮演批評者的角色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知識人必須各有專業,在學術領域中不斷創新,提高中國的學術與文化水平。美國的喬姆斯基在語言學上是一代大師,但它批評美國政府和政策,不留任何余地。我不一定贊同他的觀點,但我很尊重他的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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