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沒有自殺的自由

你沒有自殺的自由

文: 我是北遊 

每當我在文章裡勸人不要自殺的時候,總有人以鄙視的眼光對我說「何不食肉糜」,這總會讓我感覺莫名驚詫:難道我不應該勸他們不要自殺,應該鼓勵他們去死?

彷彿自殺是一種行為藝術,死的人越多,他們越好哭。

你沒有自殺的自由

也許,在這些道德賊看來,苦難和死亡並不是別人正在經歷的現實,而是他們道德表演的題材。現在你知道了,為什麼那些表演藝術家——白左們根本不在乎黑人的所作所為是對是錯了吧?因為對於白左來說,一件事情的對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隨時隨地表演自己的道德高尚。

他們根本不在乎別人的生命有沒有被挽救、悲劇有沒有可能被避免的機會,他們只會在事後點支蠟燭,流下幾滴眼淚,同時盯著別人,看誰的眼淚少了,表達的情感不夠充沛,就罵誰。

當然,我今天不是來批評道德賊的,也不是來批評制度漏洞的,因為無論是道德賊和製度漏洞,都屬於外在因素,而外在因素大多數都屬於我們無法控制和改變的部分,我希望對我們個人能夠控制與改變的部分,多說兩句。

因為把問題歸於外在因素很容易,貌似也挺合理,然並卵,這不能真正挽救那些陷入困境中的人們,無法避免他們在一些艱難的時刻做出讓他們可能後悔的決定。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的再三勸誡,面對自殺,請謹慎、謹慎再謹慎,生活再難,也別輕言自殺。

因為死亡,是唯一無法無法重來的事情。

畢竟,你活著,總還有機會解決問題;你死了,你就一點機會都沒了。

原生家庭論靠譜嗎?

除開抑鬱症和重症等疾病因素導致的自殺,「原生家庭論」也是頻繁見諸報端的「合理自殺理由」,似乎一祭出「原生家庭論」,那麼自殺就是理所應當的了,接下來我們只需要控訴天下父母,似乎就能挽救試圖自殺的孩子。

真是如此嗎?

世界頂級學術期刊《科學》上,有一項歷時超過10年的研究。

研究人員調查了56對分開養育的同卵雙生子和30對一起養育的同卵雙生子,並對他們進行了超過50小時的深度測試和訪談,內容涵蓋了智力、人格、生理等十幾個方面。

研究人員希望通過這兩組雙生子了解,以下這些問題的答案:

在共同的家庭環境影響下,有沒有讓他們在人格上變得更相似?

一起養育的雙生子,他們的人格相似程度比起分開養育的雙生子人格,會不會相似程度更高?

這項研究的結果非常反直覺:父母如何對待你,其實不會對你的人格發展有多大的影響。

其中,德國的一對雙胞胎姐妹在二戰期間被不同的家庭收養,分別在東德與西德長大,雖然之前未曾謀面,但她們的行為舉止、興趣愛好、觀點等都非常相似,而且她們與親生父母也有諸多相似點,例如她們都很像親生父親,非常喜歡藝術。

大量的研究數據都顯示,一個人的人格40%決定於基因,受環境的影響只佔60%,而其中受家庭環境影響的因素微乎其微。

可見,動輒把個人的心理困境和行為模式歸罪於「原生家庭」,並不科學,很可能是一種想當然的錯誤歸因和認知偏差。

當我們看到一篇文章提出童年創傷受害者的症狀包括長期焦慮、抑鬱、親密關係障礙,低自尊和自卑時,許多人很容易就對號入座地認為,這也是對自己情況的準確描述。

而實際上這個描述非常寬泛和模糊,並不一定只適用於童年創傷受害者,往往適用於大多數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是愉悅的,和父母一點矛盾和衝突都沒有過的,如果把所有性格扭曲都怪罪到「原生家庭」上,那麼就很難解釋,同樣的性格缺陷和扭曲,為什麼沒有出現在所有成年人身上。

顯然,原因並不是這麼簡單。

「原生家庭論」的認知偏差最早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的「決定論」

作為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認為,成人的人格缺陷往往來自於童年不愉快的經歷。

弗洛伊德特別喜歡把一個人成年時期犯的錯,和他兒童時期遭受的挫折和打擊聯繫起來。

這種認知歸因雖然過於簡單,並沒有足夠充分的心理學一句,但其完全具備一種符合傳播學的「網紅氣質」:

一是其足夠簡單,能夠滿足人們渴望迅速解決問題的心理需求;

二是其足夠「萬金油」,甭管當事人犯了什麼錯,只要往原生家庭上一套,答案就輕鬆獲得。

然而,輕鬆簡單就能獲得的答案,往往都是錯的。

「原生家庭論」除了讓你心情愉悅,不會讓你洞察事物的本質,更加不會讓你解決真實的問題。

行動勝於抱怨

和弗洛伊德「決定論」相反的是,他同時代另一個心理學大咖阿德勒的「目的論」。

和弗洛伊德動不動甩鍋給父母不同的是,阿德勒認為一個人之所以性格扭曲,是因為他出於某種目的,主動選擇了這個扭曲的性格,不幸的童年不過是他試圖逃脫責任的藉口。

比如有些年紀輕輕的「啃老族」喜歡給自己找理由,說自己從小就性格孤僻,害怕出門面對未知的世界,所以只能呆在家裡。

阿德勒就會說,不對,這些「啃老族」其實是知道自己孤僻的性格不好,他們並非不想改變,或不能改變,而是這個「孤僻性格」的人設對他有利,是他主動選擇拿這個做藉口,從而可以一直得到父母的照顧。

弱者非常善於把童年的不幸或者社會的「不公」當做自己的武器,背後真正的目的是——拒絕改變自己。

當一個人常常以「弱者」自居,實際上就意味著他給自己的人生加上了一把鎖,他們拒絕走出舒適區,成功用「弱者思維」給自己打造了一個牢房。

我當然不是說,社會的不公或者「渣父母」是不存在的,而是要說明,不要誇大社會不公和父母行為對你的影響,在大多數情況下,你都擁有自我選擇的能力,當你意識到你自己有性格缺陷的時候,恰恰證明了你有機會去改變。

這個時候,最應該做的就是「行動」,最不應該做的就是一味的抱怨,甩鍋給他人。

改變是需要勇氣的,即使你改變了,世界依然是殘酷的,不會因為你的改變而有一絲一毫的轉變,這也是很多弱者走不出「弱者思維」的主要原因。

他們認為改變是毫無意義的,他們也許在不斷提醒自己,「如果我不能改變世界如何對我,那我為什麼要去改變」。

真是這樣嗎?

阿德勒逆襲的人生可能給我們啟示。

阿德勒在家裡排行老三,他的大哥從小就是榜樣,一直力壓阿德勒一籌,沒多久,又來了個老四老五和老六,分走了父母的關注。

阿德勒從小體弱多病,差點因為肺炎死掉,還得過佝僂病,不但個子矮,運動能力差、學習成績也不好,整個人非常自卑,可以說阿德勒就是個如假包換的「弱者」。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弱者,卻擁有強人的一生。

阿德勒知道自己自卑,他就選擇克服自卑,超越自卑。

阿德勒沒有來自父母的力量,他就調動自身的力量,最終成就了一代心理學宗師。

強者和弱者的真正區別,並不在於你最終是否成功,而在於你是否有勇氣拋棄「弱者思維」,擁有積極行動的能力。

我再把問題簡化下,不管世界是殘酷的還是美好的,你都只有兩個選擇:

消極甩鍋和積極行動。

這兩者你選擇哪一個,還需要猶豫嗎?

接受與改變

一個人的生活,一個人的人生,都是自己主動選擇的結果。雖然世俗的成功不是你自己能夠決定的,但你自己的心態和幸福感的主動權完全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

有一句我們耳熟能詳的話:

「接受你不能改變的事情,改變你能夠改變的事情。」

一個智慧的人,一定是能夠清楚區分這兩種事情並分別應對的人;

一個強大的人,也一定是面對人生的起起伏伏,寵辱不驚的人。

紐約城市大學的哲學教授匹克裡奇有一次在羅馬坐地鐵,眼睜睜看著小偷偷走了自己的錢包而無能為力。

這個錢包裡不但有現金,還有他的證件和信用卡,可以說,後期的補辦會給他帶來相當大的麻煩。

然而匹克裡奇卻依然按照原計劃和家人一起看演出、享受美餐,一樣也沒耽擱,心情似乎一點也沒受影響。

他弟弟看在眼裡,對他的反應既羨慕又好奇,然而對於有著智慧認知的匹克裡奇來說,這不過是他「知行合一」的日常,他說:

既然小偷偷錢包的事情是我不能控制的,那我可就控制我能控制的,什麼是我自己能夠控制的呢?好的心情和美好的一天。

世界和他人都不是你能夠控制的,認為全世界都虧欠你,並不能讓你強大,多餘的情緒只會自我傷害,正確的做法是把關注點放在自己身上,始終做正確的事情,因為決定你人生的,永遠都是你自己。

羅曼·羅蘭說:

「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

這,不僅僅是雞湯。

自殺是把人當工具

無論事情真相如何,生命的誕生和死亡都是個終極話題,當一個人要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時,我想都是極為困難的。

我們對自殺當事人保持基本的憐憫、謹慎和同理心,不隨意把懦弱、不負責任之類的標籤貼到一個死者身上,這應該是最基本的禮貌和對他人生命的尊重。

面對悲劇事件,我們確實應該時刻提醒自己要保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永遠不要去論斷他人,因為他人的風雨你未曾經歷。

然而,我必須要強調,自殺行為本身,在向公眾展示痛苦的同時,在道德上是可疑的。

在中國和西方的傳統文化裡,自殺都是不被主流認可的行為。但相對而言,中國社會對於自殺的排斥並不如西方社會那樣強烈。

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種對捨身取義的讚美充斥著整個中華文明史。而在價值排序上,無論是仁義還是孝忠,都可以輕易碾壓生命之於中國人的重要性。

在西方,不同於基督教對於自殺的神性斷言和明令禁止,大哲康德對自殺行為做了外科手術般的精確研判。

他認為,人不能將人自身作為工具,而只能作為目的。而自殺者在面對苦難時,通過毀滅自身來終結苦難,恰恰是把人作為尋求快樂的工具來對待,是把人「物化」的過程,這樣的行為是不能夠成作為普遍成立的道德法則而存在的,從而是不道德的行為。

康德認為,人是絕對價值的存在,是自在的理性存在者,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切價值的目的,而不是為其他價值服務的手段。

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自殺,並以此來控訴他人,控訴社會,其實質就是把人當做工具,從而試圖放棄自身的責任和道德義務。

我們知道,自由並非恣意妄為,在康德看來,自由的使用是有限制的,他特別強調,人沒有自由去殺害自己。

按照道德普遍成立的法則,如果自殺是被允許的,那麼人人自殺的結果,自然就是人類滅絕,最終無人可自殺,於是自殺消滅了自殺,從而自相矛盾,不能成立。

所以康德說,「任何人都不能任意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為這一種做法絕對不是一種自然秩序。」

總而言之,自殺的理由是不充分的,自殺的反面是可取的,自殺的本質是把人當工具。

所有這一切都告訴我們,生命是一種義務,你無權輕易放棄自己的生命,只是為了逃避人生的痛苦。

 

來源 北遊獨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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