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5元旅店的女人們

5元旅店
11月11日傍晚,背著鼓囊囊的行李包,女人推門走進旅店,掛斷電話,手凍得通紅。這是鄭秀娟來吉林市的第八天,還是沒找到活兒,她瞞著家人住在這家五塊錢一晚的旅店。

「來住宿嗎?」燙著棕色短捲髮,穿著牛仔馬甲和黑色絨衣的小個子女人,趿拉著鞋從門口的小屋走出來。

這是旅店的老闆孫二娘,今年68歲了,她每天透過小屋玻璃窗打量著每一個進店的女人,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有錢就交,沒錢拉倒。」在住客眼裡,這個小個子女人性格潑辣,像《水滸傳》裡的孫二娘。

開業24年來,旅店住客幾乎都是農村進城務工的單身女人,也有下崗的女工。她們中最年長的超過70歲,最小的剛過30歲。

以前,花兩元便能在這兒住一晚,來的多是被家暴後逃出來的女人,「把這裡當成了避難的地方」。孫二娘記不清,最多時一晚住過多少人,只記得以前大通鋪上躺滿了人。

在過去10年時間裡,房費從兩元漲到了三元、五元,來這裡住的人少了——「干一天活,活一天」。

「避難所」到落腳點

11月11日傍晚,女子宿舍或坐或臥的有四個女人。

劉桂蘭是高低床的下鋪,她倚靠著牆坐在陰影裡,身旁放著一隻收音機,放著戲曲的調子。

11月13日晚,熄燈前,女子宿舍的住客坐在一起嘮嗑。新京報記者肖薇薇攝

劉桂蘭額頭留著兩縷黑色劉海,往後紮起的黑髮間,顯出一小圈白色的髮根,她今年77歲,是宿舍裡眼下年紀最長的一位。

她已經斷斷續續在宿舍住了二十多年。這是劉桂蘭來到這座城市的第一個落腳地。老伴患癌去世後,家裡為治病背了一屁股的債,兩個兒子出門學瓦匠和木工,女兒也在外地打工。十多畝的苞米地,苞米兩毛錢一斤,除去種子、化肥等成本,剩不下幾個錢。

莊裡幾個女人進城打工回來時告訴她,城裡有活兒干,能掙錢。她賣了家裡的土房,還上一部分債,揣著幾十塊錢,收拾幾件舊衣裳去了吉林。

50歲的何芳刷著手機屏幕聊天,丈夫去世後,她出來打工,在附近一家飯店上早班,每天從早晨7點上到下午五點。

65歲的鄭秀娟則用手機跟孫女視頻。她這一趟來宿舍住了有八天,一直沒接到活兒。她個頭高,豐腴壯實,力氣大,「以前基本上沒愁過活兒,有時半天一天就能接到活兒」。

這一趟鄭秀娟出來得晚。在家掰苞米二十來天,她的雙手十指被割出細細長長的口子,一沾水就疼,指甲縫兒留下搓不掉的黑色印記。她休養了幾天才來找活兒。正趕上農忙結束,農村來掙錢的人多起來,「找活兒就難了」。

裹著被子躺著的張清64歲,她頭髮灰白,面色顯得暗黃,額頭上有幾道深深的褶皺。在幾個女人裡,她是被家暴多年後,「淨身出戶」後孑然一身來到了這間宿舍。

在老闆孫二娘印象裡,剛開店時,住客幾乎都是這樣的單身女人。她們多是被家暴後逃出來的,有人還帶著幾歲的孩子,「把這裡當成了避難的地方」。

孫二娘記得,剛來宿舍的女人幾乎都不說話,神情疲倦,有人累得躺下就睡,有人偷偷抹眼淚。「沒有人問起傷心事,大家都明白,那個年代的人都很苦。」

「雖然叫宿舍,其實就是個旅店。五六十歲的女人,地裡沒活兒的時候,出來掙幾年錢,找活兒時上這兒住幾天。」

新的住客來來往往,孫二娘很難記住她們每個人的樣貌。「現在來這兒住的都是農村來的沒錢的女人,比起十幾二十年前,生活好太多了。掙著錢了,女人家庭地位也高了,也不能被家暴,在農村,離婚的女人也沒人說閒話,很快能開始新生活。」

從啥都干到「挑活兒干

11月13日,天色微亮,鄭秀娟起身,摸出包裡的牙刷牙膏,她擰開水龍頭,俯下頭張口接水,水流細小冰涼,快速「刷刷」幾下刷牙漱口,雙手捧水拍在臉上,狠搓幾下。 然後從包裡摸出梳子,站在門廳牆上掛著的大鏡子前,沾點水抹上前額的頭髮,仔細往後捋順頭髮,緊緊紮起。

三兩下疊好被褥,穿上大衣,戴好圍巾,剛過6點一刻。她背起鼓囊囊的大包,側身往外走。見孫二娘屋裡亮起了燈,鄭秀娟對著玻璃窗小聲說,「今兒肯定能下戶幹活了,不得來住。」

昨天,家政中介給她介紹了一家保姆活兒,她要去那家看看情況。中介說,這家老人身體不錯,陪老人聊聊天,做做家務就成,要合適讓她趕緊上工。

鄭秀娟在樓下小吃店喝了兩碗粥,中介還沒開門。十字路口零星站著等工的人,有個五六十歲的女人拿著硬紙板,寫上「干零活,刷塗料,打掃衛生」。

吉林市勞動力市場舊址,招工小黑板前站著等工的女人。現在家政服務成為這些女工工作的主流。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攝

每天,鄭秀娟和二十幾個女工擠在這家中介的屋子裡,從早晨七點,到下午六點,平均只有五、六個雇主來招工。這些天價錢壓得很低。1500元一個月的家政工作,都成了搶不著的「俏活兒」。剩下的大多是照顧臥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活兒重,工資開得卻比往年低幾百塊錢。

傍晚天色暗下來,宿舍亮起燈,鄭秀娟背著鼓鼓的大包推門進來,圍巾胡亂裹住臉,頭髮凌亂,臉凍得通紅,眉頭緊皺,對著門口小屋玻璃窗,聲音嘶啞,「二娘,今晚還住這兒。」

對於鄭秀娟而言,沒活是沒接到好活。她們會挑活兒,待遇好、輕鬆的「俏活兒」難搶。

但劉桂蘭、張清等早一批來宿舍的女人,她們幾乎沒有挑過活兒,「有什麼活兒都去干」。

劉桂蘭沒識幾個字,只能賣力氣,她干過工地上的活兒,挑磚抬石灰比地裡的活重得多,她也在附近的飯店打零工,刷一天碗,從早上4點到深夜,累得直不起腰,能掙到十塊錢。

秋天去一百多公里的黃松甸摘木耳,她坐著摘四五個小時,鞋子都浸濕透,換雙襪子又回去繼續摘,干幾天遭不住了,起了一身的疹子,她就去藥店買了最便宜的消炎藥膏抹抹。

歲數越來越大,對這些女人來說,找活兒時,首選都是保姆和飯店服務員。

那時還沒有家政中介,起初,這些工作對年齡的要求並不嚴苛。特別是保姆活兒,六十多歲的女工照顧七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很是常見。

眼下鄭秀娟明顯感覺到,六十多歲的女工不容易找到活兒,等活的時間越來越長。「一上65歲就更不好找了,24小時護理老人的活兒干不來了。」

在醫院協助護士護理透析病人,一天100塊錢,包一餐飯。這在很多人看來是「好活」。但對女子宿舍的幾個人來說「醫院的活兒可不好干。」鄭秀娟就說她接不了護理病人的活兒,她沒上過學,識字不多,藥名都不認識,怕「誤事」。

劉桂蘭在六十歲以後,頭髮一點點白了,雇主一看便說年紀太大,招不了。為了顯得年輕,她學著宿舍裡的人,買來兩塊錢一盒的染髮膏。每過上幾個月,染黑的頭髮裡露出新長的白髮,她就再染一次。

15年前,女子宿舍樓下就是吉林市惟一的勞動力市場。早上三四點,找工的人就開始聚集,胡同裡分成兩排,分別站滿挎著包的男人女人,「雇主挑中了,跟著走就行」。

2006年,勞動力市場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胡同裡開了十幾家家政中介,雇主都與中介聯繫。

經歷過勞動力市場的劉桂蘭等人不喜歡現在的雇工模式。「我們那時候才300塊錢一個月,中介費得收50塊錢,來宿舍住一晚就得2塊錢,哪能剩下什麼錢。」劉桂蘭說,起初她不捨得出中介費,在胡同裡站著等活兒,有時站一天,都見不到雇主來問,只能也找中介。

而現在鄭秀娟干保姆,一般一個月都能有兩千多元。她們更願意找中介,「第一個月收10%的費用,能管一年的介紹費,有的人干一兩個月,不合適了就回來,中介再給找」。

現在上中介找活,要求拿身分證後,染頭髮這一招也不管用了。劉桂蘭只能偶爾接到發傳單、清洗人參這些活兒,但今年清洗人參的活兒也被機器取代了。

打工都是為了孩子

劉桂蘭花了五年多時間還完家裡的欠債。住宿和吃飯的開銷之外,她不會多花一毛錢。「能不買東西就不買」,攢下的錢都寄回老家給孩子,冬天時手和臉被凍傷皴裂,她花1塊錢買了一瓶雪花膏,後來換成更便宜的袋裝面霜,一次擠出黃豆大小抹在臉上。

後來大兒子、小兒子結婚,劉桂蘭把攢下的錢都給了孩子。過了幾年,小兒子在一次干木工活時傷了手,她再一次感覺掙錢的壓力。

劉桂蘭說,孫女長大、上學都需要花錢,她繼續打工,想著能補貼兒子一點是一點,「不覺得辛苦,心疼孩子,宿舍裡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

11月13日上午,77歲的劉桂蘭用酒精鍋做早飯。新京報記者肖薇薇攝

劉桂蘭在老家的六畝地租賃給了鄰居,現在每年收一千多塊錢,加上新農合每年的一千塊錢,勉強夠她在宿舍的食宿費。

沒活兒的時候,她會到街上去撿些廢品,拾來的紙盒整齊疊好,收在床鋪下,存上一蛇皮袋,她拖去廢品站,幾毛錢一斤,能賣幾塊錢。

她在上鋪床板夾縫裡塞滿塑料袋,這是冬天的防寒利器。零下十多度時,腿上裹上塑料袋,再套上棉褲,出了門雨雪滲不進來,風吹著也不冷。

外面的飯菜貴,她一般都是自己做飯,用酒精鍋煮菜。床鋪下堆放著土豆、紅薯和一捆大蔥。上個月,她遛彎時在菜場看到土豆三毛錢一斤,個頭不小,比平時得便宜一半,她趕緊挑了七八斤抱回宿舍,喊了孫二娘一起去,來回幾趟,囤了四五十斤土豆。

鄭秀娟老伴身體不好,在農村伺候四十畝地,春秋農忙時候她得回去搭把手。

來宿舍住,鄭秀娟瞞著家裡人。「現在農村的房子修得敞亮乾淨,瓷磚地面擦得鋥亮。要家裡知道住這麼便宜的地方,可不得讓趕緊回家。」

但住貴一點的旅店,她不捨得。比起她之前住過的一些廉價旅店,「這兒乾淨一點,看著有點埋汰,其實睡一晚就知道洗得勤,被子上還有肥皂味兒。」

再來找活時,她基本都住在這裡。有時去雇主家幹了兩天,覺得不合適,又回來住一天找活,像「候鳥」一樣。

鄭秀娟說,之前有一位70歲的女工,身體硬朗,但雇主一看身分證,年紀太大了,擔心磕磕碰碰,心裡有負擔,自然更傾向年輕保姆。

眼下她正在這個年齡坎兒上,「心裡著急上火」。

「孫子孫女都在讀書,兒子兒媳打工都累得不行了,你說我不打工能行嗎?」六年前,鄭秀娟大兒子結婚,她和老伴給他們拿了20萬首付,在老家買了一棟樓房,裝修又花了快20萬,小兒子在吉林市工作,也得給他準備結婚和買房的錢。

這些女人們幾乎抱著同樣的想法,年輕時打工養育孩子長大成人,攢錢為孩子買房、結婚,補貼家用,等到干不動的時候再「退休」,「老了干不動了,就跟兒子過。」

要不要找個伴

在宿舍,她們並不避諱談及男女間的關係。

大概十年前,孫二娘租下了隔壁的一套房,又開了間男子宿舍,經常有男住客過來串門。

幾天前,有一對在宿舍裡湊成的男女來嘮嗑,倆人在一起時女人59歲,男人37歲。何芳打趣她,「宿舍送了她個小男友」。

還住在宿舍的李琴芳也找了個伴。孫二娘在女子宿舍的陽台隔出了一間不到兩平方米的「夫妻間」,一張一米二的床占據了全部空間。李琴芳倆人住在這裡一個多月了,每天的宿費是按兩人收,十塊錢。

這樣的結伴生活在男女宿舍裡不算少見。何芳語氣裡不無羨慕,說起之前住客裡有不少單身女人找到了另一半,搬了出去。有的結婚了,聽說日子過得很好,慢慢與宿舍斷了聯繫。

女子宿舍一角。新京報記者肖薇薇攝

在大家眼裡,50歲的何芳還是找對象的年紀。有時覺得有對眼的,也有意撮合。

11月18日,吉林市下了一夜的雨,開始飄雪。

第二天下午,積雪沒過了腳踝。何芳的飯館打烊早,她從飯館打包了沒賣完的滷豆皮和一碟花生米,隔壁男子宿舍的劉大力拎著兩瓶牛欄山白酒和三罐雪花啤酒,劉桂蘭給切了兩根大蔥,孫二娘送了一盤烀紅薯過來。幾個人難得地坐在一起喝酒嘮嗑。

李琴芳拿他們打趣,「劉哥沒歇過兩天,幹活踏實,脾氣也好,你們喝酒也能喝到一起,乾脆在一起吧。」 劉桂蘭也起鬨,「何芳才50歲,正合適找個人。」

聽到打趣自己,何芳和劉大力直搖頭,何芳舉起杯子,「劉哥是我大哥。我現在就等我兒子結婚,我再想自己的事。」

「找有啥用。」張清說,她話少,聲音也小,望著床板沉默良久,從黑色塑料袋裡又捻起一小撮菸草,用白色的煙紙捲起,靠著床頭的梯子抽紙菸,她在床杆處綁起一個鐵盒接菸灰,這是女子宿舍裡唯一的「菸灰缸」。

張清也曾找了個男人,是幹活時候認識的,起初他也肯幹活,在工地做小工,時間長了,遇著事便脾氣急躁,也會動手打人。後來,張清再不嘗試給自己找個伴,「離開他就不挨打了,苦過去就拉倒了,就熬過來了。」

孫二娘起初並不看好這樣的結合,擔心男人騙女人的錢。但現在看李琴芳兩人感情穩定,她也在改變看法,覺得兩人「過得還很不錯,有個伴」。

「有錢就交,沒錢拉倒」

在這間女子宿舍,孫二娘是絕對的主心骨。

20多年前,孫二娘離了婚,從酒廠下崗後,在路口支了個煙攤,幾年後在這棟樓房裡買了一套兩居室,打算留給18歲的兒子做婚房。看著找工作的女人越來越多,那時候附近旅店少,要住宿得走5公里遠,她想著乾脆開一間女子宿舍。

旅店在1996年開了起來,起初收一元住一晚上,孫二娘在十字路口吆喝,「住宿,住宿」。第一晚只來了1個人,第二晚6個,第三晚10個,很快住滿了。後來宿費漲到了兩元一晚,過幾年漲一塊錢,直到現在的5塊一晚。

開了20多年旅店,她還是「摳門」得厲害。

在宿舍,什麼服務都明碼標價。燒一壺熱水1塊錢,用一次洗衣機2塊錢,帶鎖的柜子十塊錢一個月,給沒有棉襖穿的工人一件舊棉衣20塊錢。有時碰到有住客打包回來一些好菜,她會煮一鍋米飯,「要吃的給兩塊飯錢」。

人一多,睡大通鋪難免會產生些摩擦,吵吵鬧鬧是宿舍的常態。特別是夏天,宿舍裡沒有風扇,人挨著人更悶熱。有人東西亂放,有人說些閒言碎語,爭執起來誰都不願讓步。這個時候,就需要孫二娘去主持公道。 「吵什麼,有這時間不如自己去找活兒。」孫二娘嗓門兒亮,宿舍裡會瞬間安靜。

每天熄燈前,孫二娘走到高低床前,伸出手,挨個收費。一張5塊錢或10塊錢的紙幣丟在床上,孫二娘拿起撫平。

很多人還是喜歡這個潑辣女人,孫二娘常領著宿舍一幫女人去干零活,「宿舍住滿了一天也就四十來塊錢,可不得多幹點活。」給新蓋好的大樓做清潔,二十多層樓,能幹上好幾天;也去水泥廠種樹,大冬天給企業發傳單,最少時20塊錢一天,最多時一天能掙100塊錢。

11月19日,旅店老闆孫二娘在縫被褥。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攝

宿舍裡不管多大年紀都跟著去。天沒亮都興沖衝起來,到地方雇主看到都是一些老太太來,不太樂意。孫二娘趕緊說,都才「五十多,幹農活顯老。」說了一籮筐好話,雇主才同意。

幹活兒時,她把力氣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邊,「都不容易,能互相搭把手就搭把手。」深夜回來女人們坐床上,孫二娘挨個給大家發工資。「活多辛苦,想到晚上就能開支,沒有不樂呵呵的。」

「有錢就交,沒錢拉倒。」遇到幾天沒上工的,交不上房費的,她念叨一句,又喊,「八點半熄燈啊,早點睡覺,明天早起幹活。」

有人接到中介電話,雇主臨時有事,要提前去上工。她囁嚅著問能不能退房錢。孫二娘爽快,「退你一半錢,你先去看看,不行再回來,再給我就行。」

「她比誰都心軟,對我們有操不完的心。」劉桂蘭記得,隔天看見有招工,孫二娘跑進來,「這個活你去不去?別嫌錢少,不干一分錢都掙不著。」

過了花甲之年,孫二娘的腰椎間盤突出和關節疼痛不再允許她接零活,她才停下來。她開始信佛,小屋裡整日傳出佛經的聲音。

在10年前和記者聊天時,孫二娘提到自己的心願,希望改造這個宿舍,把舊的床、褥子都換掉,牆要刷上那種淡淡的蘋果綠,地上鋪上光滑的瓷磚,養上幾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這些心願實際卻難以實現。又10年過去,這間老房子的地板和牆壁變得愈加黢黑斑駁。她數著很多難處,「沒有錢裝修,也怕停業了有些人沒地方去。」

她嘗試做了一些改變。把被褥換了,附近小區的人搬家,被褥不要了都會送來宿舍,她會買來一些紅色、粉色的布縫上被套。

她在窗台養上了花,向劉桂蘭介紹每一盆的名字,劉桂蘭記不住,瞅見其中一盆開了五朵,就介紹給其他姐妹,這叫「五朵金花」。

「把宿舍開到『老得動不了』那一天」

雖然住在城市的中心,但事實上,這些女人從沒有與這座城市真正相關。除了去打工的地點,她們幾乎都待在宿舍附近,沒有主動去過城裡其他地方逛逛,「那有啥好看的。」

這座城市留給她們的回憶,都與打工相關。在吉林大街,她們為吉林市創建文明城市打掃過街道;吉林火車站新大廳,她們幾年前做過保潔;附近最大的商場開業時她們接了「當客人」的活兒,那真是最好乾的工作,進進出出就能掙錢。

2006年,吉林市電視台的記者戚小光來這間女子宿舍,拍攝了五年製作成一部紀錄片,就叫「女子宿舍」。

之後,又有多家媒體來進行了報道。

孫二娘沒看過紀錄片視頻和關於宿舍的報道,她戴上眼鏡,用小手電筒照著手機上的文章,一字一句讀出來,「20多個女人,像沙丁魚一樣,抹布一樣的床單……哈哈」。

「那時候大家確實也很苦。」她嘆氣。

但這些報道還是讓這間宿舍得到了關注。有好心人給她們送來舊衣服,也有人堅持送一些常用藥品和饅頭。

年初,劉桂蘭回了老家大兒子家過年,電視上放著疫情的新聞,她隔三差五給孫二娘打電話問能不能過來宿舍。

這是二十多年來,劉桂蘭和兒女相聚最長的一段時間,她說,兒女孝順,每日炕燒得暖暖的,但她總擔心給他們添麻煩。到五月份,有姐妹打電話給她,疫情控制住了,她執意回了宿舍。

劉桂蘭說,她們留下來的人,大多都是因為孫二娘才選擇住在這裡,不知不覺把這間宿舍當成了家。「有人情味。這裡沒有一個地方像家,卻給我們溫暖的感覺,心裡頭都熱乎。」

操勞半生的歲月還是在她們身上留下了不可逆的印記。她們幾乎都帶著一身的病痛走進暮年。

劉桂蘭有高血壓,有時會感覺心臟不舒服,她不敢去醫院檢查,她想著,等到年紀再大一點,就讓兒子接她回家。張清走路時雙腿僵直,一彎曲能明顯感覺疼痛,她的腿上總是貼著幾片暖貼。

不久前,宿舍裡一位老姐妹被兒子接走,二十幾年的打工時光被收進一個塑料袋裡,就是她的全部家當。前幾天,這位姐妹又回宿舍住了兩晚,床鋪不夠長度,她得曲起腿,睡在對角線上,早上起來對劉桂蘭感嘆,「還是來這兒睡得更踏實。」

張清已經沒有「家」可以回。離婚後,她與孩子聯繫少,偶爾女兒打來電話,她說,「在這兒都好」。逢年過節,張清也留在宿舍裡。孫二娘吃素,她就包素餃子,一個餃子半個拳頭大,得捧著吃。

「在這兒熱鬧,自在。」張清說,她做好了在宿舍「養老」的準備,「干一天活,活一天,沒活就拉倒」。

孫二娘說,要把宿舍開到她「老得動不了」的那一天。

孫二娘的枕頭邊放著幾個筆記本,密密麻麻記滿名字和電話,有一本外殼掉了,紙張泛黃。她時不時翻一翻,看到名字時喃喃道,「她現在結婚了,過得挺好」、「她年紀很大了,要活著得有九十了。」

她很少會撥通這些電話。她說,「知道她們日子過得好就行,沒必要再聯繫,打擾人。」

有媒體打來電話想來採訪,她皺起眉頭,手機舉到嘴邊,「沒啥好拍的,現在情況都好了,都沒那麼苦了。」

(文中人物除孫二娘,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編輯 胡杰 校對 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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