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時期的女子

文：趙冬梅  

「嚴格的一夫一妻制起源於基督教道德影響下的中世紀西歐」，在愛情與婚姻之間建立普遍聯繫，認為「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這是西方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一夫一妻制、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離婚自由等，都是現代婚姻規則，屬於現代性的一部分。立足本土看，這都是舶來品。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既不是一夫一妻制，也不是一夫多妻制。在這個婚姻結構當中，夫妻「敵體」，男主外，女主內，妻與夫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基本平等的，而妾則是夫妻之下的輔助性存在。有妻、妾然後有嫡、庶，正妻所生的子女為嫡子、嫡女，妾之所出則為庶子、庶女。嫡庶之別，有如天壤。

妻妾

《紅樓夢》第五十五回「辱親女愚妾爭閒氣，欺幼主刁奴蓄險心」，王熙鳳稱病，庶女探春代理榮國府家政，表現搶眼，生母趙姨娘卻來撒潑，幸而被王熙鳳的助理平兒鎮住。平兒回家報告。王熙鳳感慨探春雖然能幹，只可惜是庶出，「沒託生在太太肚裡」。平兒不服氣，王熙鳳就說出了下面一席話：

你那裡知道，雖然正出庶出是一樣，但只女孩兒卻比不得兒子，將來作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而不要的。殊不知庶出只要人好，比正出的強百倍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為挑正庶誤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正庶的得了去。

王熙鳳雖然不讀書，卻是《紅樓夢》裡一等一的聰明人，在人情世故上看得極透徹，這一番「嫡庶論」便說得頭頭是道，可以總結如下：第一，在當時人的觀念中，正出庶出一樣，也就是說，一個家庭之中的子女，母親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父親是誰，社會地位父系傳承，子女的社會地位取決於父親的家族。第二，就社會現實而言，在結婚這一女性最關鍵的人生轉折點上，庶女實際上受到歧視。王熙鳳雖未展開說受歧視的原因，卻也不難推想。庶女沒有地位相當的舅家作為社會關係的依托，也沒有母親的嫁妝作為可能的經濟基礎，自身所附帶的資源相對匱乏，附加值不高。因此，如果有選擇，在相同或近似條件下，男性家族當然會選擇嫡女。第三，王熙鳳說，其實這些世俗的考慮都是浮雲：「庶出的只要人好，比正出的強百倍呢！」具體到探春姑娘，誰娶到她那是對方的福氣。作為嫂子的王熙鳳，可算是探春的知音。

關於嫡庶子女的安排原則，唐朝的褚遂良有更為精確的表達：「主祭祀之冑，必資於嫡長；擢文武之材，無限於正庶。故知求賢之務，有異於承家。」也就是說，第一，凡是涉及「承家」，也就是與家族傳承有關的，比如主持家族祭祀，或者包括皇位在內的爵位繼承，「必資於嫡長」，適用於「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嫡長子繼承原則；第二，凡與國家的人才選拔相關聯的，比如官學的入學資格、充當皇帝宿衛的資格，以及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受推薦升遷的資格，則「無限於正庶」，「人以才進，不論嫡正」[1]，適用「看爹不看媽」原則。按照這一原則，庶子庶女是有可能憑藉自身能力和運氣實現逆襲的。

講完庶女，再回過頭來看一下庶女的生母——妾。 《禮記·昏義》論「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曰：「婚禮者，將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也就是說，婚姻儘管要藉由一男一女的身體來實現，但就其本質而言，卻是兩個家族之間的結合。生兒育女，繁衍後代，以延續家族香火，雖不能說是婚姻唯一的目的，卻也是最主要的。換句話說，生育雖然在時間上後於婚姻，但邏輯上先於婚姻，結婚是為了生育，家庭的功能是養育。而妾在家中存在的唯一合理原因，就是為了更廣泛地繁衍子嗣。

從思想觀念史的角度看，《聊齋誌異》確實是本奇書，故事雖然都是編的，故事背後的觀念和慾望卻是真的。對照《林氏》和《段氏》兩個故事看，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妾在一個家庭中的地位和功能。林氏是好太太的代表，她剛烈貞潔，曾因抗拒北兵強姦而自殺，被救活後脖子歪了。林氏的丈夫戚生也是個有情有義的男人，本來是喜歡狎妓的，把老婆救回來之後，發誓永不相負，守著一個歪脖子老婆，不去妓院，不討小老婆，不招惹家裡的婢女。林氏過意不去，想盡辦法終於讓婢女海棠懷上了丈夫的孩子。林氏試探丈夫的口風，問他假定婢女懷上了怎麼辦。戚生回答說：留犢鬻母——孩子留下，母親賣了。林氏不忍，保護海棠生下孩子送回自己娘家撫養。就這樣，海棠生了兩兒一女，都養在林氏娘家。若幹年後，戚生已老，感嘆人生唯一的遺憾就是沒孩子。於是林氏捧出了三個孩子，戚生大喜說：「何不早告？」林氏說：我要是早告訴你，就怕你把他們的母親賣了。最終，林氏接回了婢女海棠，皆大歡喜。婢女地位低於妾，海棠可以懷孕生子，卻始終沒有母親的身份。全仗著林氏的賢德，才沒有被賣掉。像林氏這樣的妻子，蒲松齡說：「可謂賢德矣。」她完全不妒忌，為了讓丈夫能接納海棠，百法用盡。但是，蒲松齡說的「賢德」其實有它特定的歷史含義，最關鍵的內容是為丈夫的家族延續子嗣，而子嗣之有無是關係到戚生與林氏夫婦的養老送終、財產繼承等一系列問題的。

這一點在《段氏》中看得更清楚，商人段氏的老婆連氏，生性奇妒，段氏無子，不敢納妾。與一個丫鬟發生了關係並使她有了身孕，丫鬟最終被賣到了別人家。段氏過了六十歲，姪兒們開始覬覦他的豐厚家產，段氏想正式過繼一個姪子，可其他的姪子不依不饒。連氏氣得跺腳，給丈夫連買兩個妾，希望能為段家綿延子嗣。可惜，這兩個妾都沒能生下男孩。段氏死後，姪兒們在靈前分家，一點兒都不打算留給連氏和兩個妾及妾生的女兒，連氏束手無策。正在這時，當年被賣掉的丫鬟生的兒子回來了。連氏大喜，大聲呵斥姪子們：老娘也有兒子了。你們拿走的家甚，牽走的牛馬，都給我乖乖送回來，不然就等著吃官司吧。讓段家孤兒寡母絕處逢生的，正是當年在娘肚子裡被趕走的私生子。學者們對傳統時期女性的繼承權問題有著大量的討論，認為其基本走向是江河日下的。即便在現代的某些偏遠地區，父親死後兒子們分家，沒有母親的份兒，也不是稀罕事。沒有兒子，財產就會被姪子等同族男性掠去，為保證老有所養，丈夫死後不至任人欺侮，就必須幫丈夫生兒子。只不過，賢德的林氏是未雨綢繆，妒忌的連氏是亡羊補牢。故事裡說，連氏活到七十多歲，臨死，把女兒和孫媳婦都叫來，囑咐說：你們都給我記住了，如果到三十歲還生不出兒子，哪怕是典當釵環首飾，也要給丈夫納妾。沒有兒子實在是太慘烈了。

五代南唐 周文矩（款） 《浴嬰仕女圖》

《浴嬰仕女圖》，五代南唐，周文矩（款）。絹本設色，團扇。 35.9厘米×35.8厘米，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古代很重視傳宗接代，在藝術中也多有體現，故在中國畫中專門有個門類就叫作「戲嬰圖」，這類圖主要描繪的是孩子們如何成長，如何遊戲等過程。此畫展現的就是嬰兒洗浴的場景：畫中仕女們極為疼愛這幾個嬰孩，幫他們脫衣服，給他們洗澡，其中一個孩子流鼻涕了，一位仕女正在幫他擦鼻涕。畫中孩子天真活潑，頭上的小鬏鬏樣式各異，顯得細膩生動。這類畫作的大量出現，即可反映出當時對生育的重視程度。

《聊齋》的這兩個故事一正一反，形像地說明了兒子對一個家庭的重要性。就經濟和宗族關係而言，妻子和丈夫是一體的，在父系傳承的家族制度下，丈夫的兒子就是妻子的兒子，為丈夫納妾或是婢女以求子，是一個無子的妻子最理性的選擇。 《聊齋》是男人寫的，所以他們從來不考慮另外一種可能——倘若不孕不育的是男主人，那該怎麼辦呢？

故事中的婢女和妾，都只是生育工具。 「留犢鬻母」也不是不可以的，無損主人的德行。歷史上，妾的地位曾有過沉浮。西周實行封建制，妻妾之間界限嚴格。春秋時期，葵丘之盟約定「無以妾為妻」，「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2]盟約的出現從一個側面表明妻妾界限的鬆動，這其實也是封建制禮壞樂崩的表現之一。春秋戰國以至兩漢三國，妻妾界限一直處在相對混沌的狀態，常常受權勢的擺佈。西漢「婦制莫厘。高祖帷簿不修，孝文衽席無辨」。孝文帝所寵幸的慎夫人，「每與皇後同坐」。 [3]出身高貴的女子嫁為人妾，亦不以為恥。漢成帝許後的姐姐寡居之後，即嫁淳於長為「小妻」，「小妻」就是妾。三國時曹魏和孫吳，妻妾位錯亂之風頗為盛行，以寵奪嫡的現像多見，君有，臣也有。魏明帝先娶河內虞氏為妃，即位後立愛妾毛氏為後，虞氏斥之：「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4]孫權「廢嫡立庶，以妾為妻」。 [5]鐘會的妾母深得其父鍾繇寵愛，「為之出其夫人」。 [6]孔子為治，以「正名」為第一要務。妻妾易位，容易造成秩序混亂。東漢末思想界開始出現了檢討的聲音，晉武帝泰始十年（274年）下詔：「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為嫡正。」這是兩漢以來第一次用詔令的形式嚴格劃分妻妾界限，從而體現了儒家之禮。從此之後，妾的地位日益低下，甚至出現了「以嫡待庶而若奴，妻遇妾而若婢」[7]的現象。

《唐律》正式將「以妻為妾」定為罪名：「諸以妻為妾、以婢為妻者，徒二年。」為什麼「以妻為妾」「以婢為妻」是社會秩序所反對的？ 《唐律疏義》的司法解釋是：「妻者，齊也，秦晉為匹。妾通賣買，等數相懸；婢乃賤流，本非儔類。若以妻為妾，以婢為妻，……虧夫婦之正道，黷人倫之彝則，顛倒冠履，紊亂禮經。」

「妻者，齊也。」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家庭內部，夫妻之間還是有平等之意的，那麼，傳統家庭之中夫婦之間的感情狀況如何呢？

夫婦

「張敞畫眉」的故事出自《漢書·張敞傳》。儒生張敞擔任京兆尹（首都市長），長安人多官大，京兆尹難當，每個市長都是萬裡挑一選出來的，然而，幹得長的兩三年，幹得短的一年，甚至幾個月，「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遭到詆毀，名聲受損，因犯罪或者犯錯誤而被停職，基本上就都灰溜溜地下臺了。在一段時期內，幹得長的只有兩個人，其中之一就是張敞。能在京兆尹位上乾得長，這說明張敞處理複雜關係的能力是超強的，非一般迂腐儒生可比。張敞的儒學修養和應對重大問題的思考能力，也折服了包括皇帝在內的長安政壇，朝廷每遇重大議題的討論，張敞都能「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可惜的是張敞「終不得大位」，始終沒有做到宰相。為什麼呢？

《漢書·張敞傳》認為，這是因為張敞「無威儀」，缺乏威嚴儀態。張敞「無威儀」的例子之一就是「為婦畫眉」，長安城中人人都說「張京兆眉憮」，翻譯過來應當就是「張市長畫得一手好眉毛」——聽起來的確有些不嚴肅。果然，就有人報告了宣帝。宣帝很重視，當面質問張敞。張敞說：「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這個回答擲地有聲。 《張敞傳》接著說：「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皇帝愛惜張敞的能力，沒有特別責備他，但張敞也因此最終沒能位極人臣。這句話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說皇帝愛才而大度，第二層是說張敞為畫眉這樣無威儀的行為付出了慘重代價。這就是東漢儒生班固對「張敞畫眉」的看法。

在現代漢語中，成語「張敞畫眉」通常用來形容夫婦感情好，已經變成一個褒義詞。然而在傳統時期，「張敞畫眉」其實很難稱得上是一個非常正經的褒義詞。比如唐代李翰編撰的啟蒙教材《蒙求》裡有一句，就是「張敞畫眉，謝鯤折齒」，把「張敞畫眉」與「謝鯤折齒」對舉。 「謝鯤折齒」是什麼典故？東晉謝鯤，「不修威儀」，曾經擔任東海王司馬越的僚屬，因為「任達不拘」被除名，謝鯤根本不在乎，照樣「清歌鼓琴」。鄰居高家的女兒有美色，謝鯤出言挑逗，「女投梭，折其兩齒」。 [1]人人都以為這下謝鯤該收斂一點兒了吧，可是人家照樣不在乎，「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按照今天的標準衡量，倘若謝鯤和高姑娘都是單身，那麼謝鯤追求高姑娘也沒什麼不對。但在當時的常識背景下，以謝鯤的身份地位，不可能還是單身，而且高姑娘的門第肯定配不上陳郡謝氏，所以謝鯤對高姑娘毫無疑問是單純挑逗，的確輕薄無禮，一梭子打斷兩顆牙齒是重了點兒，也不算過分。相比「謝鯤折齒」，「張敞畫眉」又錯在哪裡？以現在的標準看，夫妻關係講究的就是秀恩愛、著情侶裝、十指相扣、甜蜜對視等，這都是司空見慣的常規動作。張敞畫的是自己老婆的眉，「為婦畫眉」應該是加分項，它說明長安市長張敞夫妻關係和諧，是一個對家庭忠誠而值得信任的人。

但是，張敞是傳統中國的漢朝人。按照以班固、李翰為代表的傳統倫理觀點，「為婦畫眉」只能說明張敞「無威儀」，而一個無威儀的人是不配擁有「大位」的。儘管閨房之內有過於畫眉者，一個有修養的男人卻不應該做出「為婦畫眉」這樣親暱的舉動，哪怕是在閨房之內也不行。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為綿延子嗣，「有過於畫眉者」的事肯定是要做的，但是畫眉不行。隱藏在「張敞畫眉」故事背後的，是中國傳統文化關於夫妻關係的潛規則——妻子不是愛欲的對象，公開表達對妻子的愛是羞恥之事。

傳統時期的妻子是丈夫家庭責任的分擔者。

妻子的首要職責是侍奉公婆，所謂「夫人之職，莫先乎舅姑，甘旨以事居，蘋蘩以事往，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也」。 [2]新媳婦嫁過來時公公婆婆都健在，則須小心伺候，吃穿用度能夠做到「非出其手，舅姑弗悅」[3]，才稱得上是一個好妻子。科舉時代，異地做官是原則，兒子游宦四方，老太爺和老太太「樂閭裡，與姻族遊」，不願隨行，怎麼辦？那便只能是「夫人願侍左右」了。範仲淹筆下的胡夫人陳氏，丈夫在外做官二十年，她在老家服侍公婆二十年，「縫衣㸑飱，必躬親之。至舅姑之終，與公執喪三年，然後就公官所」。範仲淹贊曰：「此夫人大節，無愧天下之為人婦者，有聲詩之義焉。」二十年太久，陳氏的丈夫胡公會一直單著嗎？當然不可能，他的身邊一定會有婢妾服侍左右；當然，婢妾雖親，卻不能動搖夫人的正妻地位；只是這樣的夫妻關係必然是責任恩義大於情感，此夫人「又性好禮，自少至老，對公如賓客」。 [4]萬一嫁過來的時候公婆俱已過世，該怎麼辦呢？那就必須要承認這是一個極大的遺憾，當然，這個遺憾是可以彌補的。南宋史繩祖給他的第二任太太楊氏寫的墓誌銘，就特別強調了一句：「君念不逮事吾親，春秋時祀，嚴毖吉蠲，躬執饋盥。」因為沒趕上伺候公婆，所以歲時祭祀，都是格外嚴肅認真，親自整治祭品。伺候公婆，是妻子的首要責任。

妻子第二重要的職責是撫養、教育家中的孩子，特別是男孩兒，自己生養當然好，但並非絕對必要，前妻所遺、妾之所生亦可，只要是丈夫的骨血。北宋前期，高氏嫁趙家，前妻遺有五子一女，「夫人煦育教誘，過於己之所出」，高氏又生了四個兒子，活下來兩個。培養這七個兒子是高氏最重要的貢獻，「夫人每聞諸子之賓至，必解衣為貰酒脯，使延之，從容以講習道義，故七子皆舉進士，有聞於時」。

南宋 梁楷（傳） 《蠶織圖》（局部）

《蠶織圖》，傳為南宋梁楷繪。絹本設色，長卷，531厘米×27.5厘米，現藏黑龍江省博物館。在中國傳統社會，通常是男主外、女主內，也就是男耕女織的基本生產糢式。 《蠶織圖》即反映了江浙一帶養蠶人家養蠶織布的生產場景。此長卷由24個畫面構成，場面宏大，佈局嚴謹，從人物面部表情到身體動作，皆栩栩如生，彷彿能聽到畫面中人物的交談聲與織布機發出的嚓嚓聲。圖中出現的眾多器物與屋舍，皆採用工整嚴謹的界畫方式勾勒，設色古樸淡雅。此局部畫面中，我們看到一婦人正忙著織布，旁邊還有位嬌小的女子正在紡線，女性居家勞作的情形在畫中有著生動的呈現。

其中最小的兒子趙概，「自初能言，夫人日自課以書，使調四聲作詩賦」。趙概從十七歲開始考進士，父親死後二十四年，終以高科及第。 [5]

妻子職責的第三條是照顧丈夫家的親戚朋友，包括很難伺候的大姑姐及鄉下親戚。南宋初年，孫氏嫁蘇瑑，蘇瑑的姐姐「性堅正，善持家法，凡家人必責以法度，不知者以為過嚴」，只有孫夫人「能事之，則終身怡怡，未嘗少忤」。 [6]很多關於夫人的墓誌都表揚她們生活簡樸，卻拿出大把的錢來照應丈夫的寒族。司馬光「以為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閨門，故止敘其事，存於家，庶使後世為婦者，有所矜式耳」。他筆下的夫人張氏可以說是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君性和柔敦實，自始嫁至於瞑目，未嘗見其有忿懥之色，矯妄之言。人雖以非意侵加，默而受之，終不與之辨曲直，己亦不復貯於懷也。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撫甥姪，莫不悅而安之。禦婢妾寬而知其勞苦，無妒忌心。……平居謹於財，不妄用，自奉甚約，及餘用之以賙親戚之急，亦未嘗吝也。」[7]司馬光有道德潔癖，是個正經到骨頭裡的人，他筆下妻子的形像也是極為端正的。

丈夫為妻子所作的墓誌銘，另有兩篇比較特殊的：一篇是唐代後期楊勞為夫人鄭瓊所寫的，另一篇是南宋後期史繩祖為夫人楊君樾所寫的。兩朵奇花，別有真意，值得一表。

楊勞的妻子鄭瓊，出身一流高門滎陽鄭氏，她十九歲嫁給楊勞，三十三歲過世，生了四個女兒，死時長女楊李九歲。如果楊李是她的第一個孩子，那麼鄭瓊是在二十四歲結婚，五年之後才生育的。墓誌中有這樣一個細節：不知何時，楊勞在外面有了個私生子。楊勞三十歲時，這孩子也能滿地爬了。楊家上下大概無人不知，單單瞞著鄭夫人。有一次，小丫鬟不小心說走了嘴，鄭瓊知道了外面這個兒子的存在。於是她很大度地賞賜了這個丫鬟，並且說：哎呀，要不是她，就讓我的兒子流落在外面了。鄭瓊對丈夫私生子的稱呼是「吾兒」。這個片段是身為丈夫的楊勞記錄下來的，他也許此時心懷感激吧。私生子的地位要低於妾所生的庶子，鄭瓊對這個孩子的接納應當賦予了他類似於庶子的地位。楊勞說，鄭瓊早死是因為迷信，在鄭瓊小時候，有個和尚說她活不過三十歲，所以她的精神一直處在高度緊張中，神經兮兮地念經，做各種莫名其妙的祈禱活動。 [8]楊勞筆下的鄭瓊除了大度接納私生子這一點，其實並不太像一個典型的好妻子，在念經上花費很多時間，家政水平和對公婆的服侍肯定不會太理想，又沒能生出兒子來。讀楊勞的文字，總覺得他的嘴角掛著一絲無可奈何的苦笑。

史繩祖給楊君樾寫的墓誌，則是另外一種典範。史繩祖和楊君樾算是二婚——史喪妻，楊守寡。他們在一起風風雨雨三十二年，情深義重。史繩祖筆下的楊君樾是平生知己，靈犀相通，生死與共。史繩祖寫道：淳祐初年（約1241年），我擔任四川制置司的參議官。蒙古入侵，大帥逃跑，把兵船物資推給了我。敵人偵察到我的位置，一萬騎兵「夾岸而逼」，包圍了我軍。這時候很多人都想丟下船隻和物資上山逃命。只有我的夫人說，現在四面都是賊，上岸也是個死，不如戰死。我受夫人的話鼓舞，帶領夫人和兒子登船率先沖向了敵陣，最終我們保全了船隻和物資。可是後來的大帥妒忌，冒領了我的功勞，有人為我叫屈。可是我的夫人說，保全性命，不辱使命，足了！ [9]

在墓誌當中，史繩祖始終都用「君」來稱呼楊君樾，這個稱呼表達了尊重與愛。史繩祖的故事告訴我們，在傳統時期，男主外，女主內，分工平等的家庭內部，也可以有志同道合、情深義重的夫妻關係存在。只不過這種家庭結構犧牲了女性的自由，把女性的活動範圍局限在家庭內部，女性沒有獨立的社會身份和事業。北宋末年，孫家有個小姑娘非常聰明，李清照很喜歡她，「欲以其學傳夫人」——名滿天下的導師李清照主動要求收學生，可結果怎樣？這個當時只有十歲出頭的小姑娘拒絕了李清照，理由是「才藻非女子事也」[10]。最終，這個小姑娘成了一位賢妻與良母。這是對社會規範的自願馴服。幸福是非常主觀的事情，但社會規範不是，好的社會應當給所有人更多選擇的自由。

善事公婆、教養子女、照顧親戚、和睦家族，是儒家文化中理想妻子的應盡之責。所有這些責任均與丈夫相關聯，卻並不直接與丈夫發生關係。丈夫與妻子作為男人與女人性的關聯，是傳統文化有意迴避的部分。就算是老婆死了，丈夫悼亡，也要特別強調妻子的賢惠。舉兩個例子。唐代元稹的悼亡詩：「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11]宋代賀鑄的悼亡詞：「重過閶門萬事非，同來何事不同歸。梧桐半死清霜後，頭白鴛鴦失伴飛。原上草，露初晞，舊棲新壟兩依依。空牀臥聽南窗雨，誰復挑燈夜補衣。」[12]元稹的詩和賀鑄的詞對亡妻的思念都是有關美德的。蘇軾的悼亡詞《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中「小軒窗，正梳妝」一句，非常側面地提到了容顏，已經很了不起了。至於清代沈複《浮生六記》中的蕓娘，一切以丈夫為中心，滿足了一個落魄文人的一切幻想，卻最終遭到夫家驅逐，結局淒慘，也是不難想像的。

貞節

今天的我們相信，在愛情和婚姻中要保持忠誠，且這種忠誠應當是相互的，不分男女。而貞節卻是男權社會對女性單方面的忠誠要求，它強調的是女性單方面對男性及其家族的義務。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楊繼盛因彈劾嚴嵩，被誣陷下獄，謀害至死。在臨終前寫給妻子張氏的絕筆信中，楊繼盛說：婦人家有丈夫死了就一起死的，是因為夫主沒留下兒女可以守望，活著沒用，所以跟著丈夫去死，這才是「當死而死」，死得重於泰山，這叫「貞節」。倘若夫主死了，身後還有幼女孤兒無人收養，那麼這婦人的身上，就肩負了夫主的祖宗祭祀、命脈、一生事業，這當口就死了，那便是拋棄夫主的祖宗祭祀、隳壞夫主的事業、辜負夫主的重托，給夫主的身後遺留下無窮憂慮，這種死法不但是輕於鴻毛的，而且會為眾人唾罵，罵她是個不知道理的婦人。

這段話，曾經被學者引用，來說明在明朝的貞節觀下，丈夫對妻子生命的漠視。然而，當我們把整篇絕筆信耐心讀下來，就會發現其中所蘊含的深情，楊繼盛其實是在勸說妻子不要自殺，忍痛苟活。在這封信的最後，他說：我就死了，留得你在，教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各自成家立計，就當我活著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喜，也知感你。如今咱一家無有我也罷了，無有你，一時成不得便人亡家破，稱了人家的願，惹人家的笑。你是一個最聰明知道理的，何須我說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兒女為重方可。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楊繼盛對張氏的深情，毋庸置疑。然而他用來勸說妻子苟活的邏輯，又確實是貞節觀念所主導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你的生與死都應當以我和我家的需要為轉移；若我無兒女無父母，那你不活也罷；今我有兒女，你自當苟活於世，保全我的血脈。美國電影《泰坦尼克號》，沉船之後，浮冰錯雜的海面上，傑克和羅斯只有一塊浮板可以容身等待救援，傑克選擇鬆手沉入海底，把生的機會留給心愛的女人，即使這個女人沒有懷著自己的骨肉，即使這個女人後來跟別人結婚、給別人生娃，豐富多彩地過完一生。這種情節，楊繼盛和他所處的時代是完全沒有辦法想像的。楊繼盛甚至還先後買過兩個妾，而所有這些，都無損於他對張氏的深情，因為在極端的貞節觀下，這都是說得通的。

那麼，如此極端的貞節觀念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現代學者有種討巧的說法，喜歡稱「宋明」，將元朝一百多年忽略不計，直接把宋和明連成一片說。比如說到貞節觀，最省事兒的說法就是「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之下」，出現了「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樣極端的話語。這句話的確是宋朝理學家程頤說的，但是貞節觀這個鍋，宋朝卻不能隨便就替明朝背起來。程頤本人主張婚姻的最高理想是男女雙方都從一而終，他指的「失節」既包括女性的失節，也包括男性的失節，而非片面責備女性。在實踐上，「二程」也並不反對女性再嫁。程頤能夠欣賞和讚美女性的學識與才華，他甚至主張，優秀的女子如果找不到合適的伴侶，那麼不妨獨身。

自從漢代以來，帝制中國的表彰對象之中就有所謂「烈女」「節婦」，且以她們作為女性榜樣。但是烈女之「烈」，節婦之「節」，卻並不一定與守貞有關，它可以指女性在各個方面取得的特殊成就，比如說善於教育孩子，保持家風。宋代的女性榜樣基本上仍然處於這種價值多元的狀態，比如包拯的兒媳婦崔氏，就是一位受到朝廷表彰的節婦。

崔氏出身名門，十九歲嫁給包拯的長子包繶，產一子。兩年之後，包繶過世。過了四年，他們的兒子夭折。包拯與夫人董氏「以其妙齡」，詢問崔氏的心意，勸她改嫁。崔氏誓死不從，繼續留在包家，盡孝持家。包拯晚年，得幼子包綬，家中婢妾所生，由崔氏負責教養。幾年之後，包拯過世，崔氏扶老攜幼從開封搬回包氏的老家廬州。這個時候，崔氏的母親呂夫人親自趕到廬州，逼著女兒改嫁自己娘家哥哥的兒子，崔氏護送母親去見舅舅，取得舅舅的支持之後，又回到了廬州。最終，崔氏為董夫人養老送終，又為包綬選擇名師，教養成人；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崔氏甚至還輾轉找到了包綬的生母，把她接回包家來，成全了包綬的孝道。民間故事裡包公「嫂娘」的原型，應當就是這位崔夫人，只不過她並非包公的嫂子，而是包公的長媳。

為了表彰崔氏，當地地方長官親自為她作了《節婦傳》，朝廷也特事特辦，給了崔氏誥封和「旌表門閭」的榮譽。旌表門閭的具體形制不清楚，大體就是在大門口設置特殊的標記，讓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光榮所在，作用接近於明清的貞節牌坊。但是，宋朝的旌表門閭與明清的貞節牌坊，所表彰的東西卻有著極大的差別。明清人像看賊一樣盯著女性身體，而宋人看到的卻是女性對家族和社會的貢獻。崔氏的旌表門閭敕書是由蘇軾起草的，至今還在，其中最核心的是這一句：「使我嘉祐名臣之後，有立於世，惟爾之功。」讓嘉祐名臣留在世上的唯一骨血，成為一個有成就、有操守，讓世人稱道的人，這是你的功勞啊，尊敬的崔夫人。你的這種精神，將會振作我們的社會風氣，「使薄於孝悌者有所愧焉」。嘉祐是仁宗的最後一個年號，也是宋朝人心目中的黃金時代，嘉祐名臣，指的就是包拯。

在改嫁相對自由的風氣之下，崔氏兩次選擇了留守。這是她的主動選擇，而非外界所強加。沒有人會對她說：丈夫死了，你又沒個兒子，不如乾脆自殺，跟了丈夫去！自始至終沒有人把她的價值綁定在她死去的丈夫身上，崔氏作為一個女人的存在，受到了足夠尊重：公婆詢問她的心意，如果她願意，就可以改嫁；母親逼著她改嫁，是因為心疼女兒年輕守寡；舅舅雖然願意接納她做兒媳婦，但最終還是尊重她個人的選擇。而崔氏最終選擇留在包家，實際上也獲得了一片施展才華、有所作為的天地，儘管這片天地只在包氏庭院之內，但是其影響卻超出了包氏門閭。這就是宋朝的節婦，她的頭頂上沒有貞節牌坊，身後也沒有貞節觀的陰影。

傳統社會，父系家族出於血緣純潔性的考慮，對被視為生育工具的女性的純潔性有所要求，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走到極端變態的地步，片面強調女子的貞節，將失身視為比失去性命還可怕的事情，反對再嫁，把守節本身當作一項社會工程來抓，是明朝才開始的事情。明朝發明了貞節牌坊這種女性貞節紀念碑，有明一代，見於記載的節婦烈女多達35 829人，平均每年130人。而清朝人自詡本朝「表彰節孝，曠越前代……偏方下邑，窮簷小戶，皆獲上邀旌典。是以婦女相獎為節孝者，數十倍於明以前」。

「夫為妻綱最是吃緊」「女人最污是失身」，這樣的話就像緊箍咒一樣，從明朝開始，一直念到了三十年前。在當下的Me too運動中，有那麼多男性站在了受害者這邊，男性和女性合力打破了貞節魔咒，共同反抗強權與暴力，建設平等和諧的兩性關係。

奇花：程氏不嫁女

在傳統時期，「男主外，女主內」「女無外事」，女性生命的價值通常附麗在家庭上——必須結婚，成為妻子，才能在丈夫的成就中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繫；必須生兒育女，成為母親，才能在丈夫的家族傳承中獲得現世的承認和死後的追祀，以及在兒子的功業中與外部世界建立進一步的聯繫。

一個女人在成年之後，倘若不能通過婚姻進入另外一個家族，成為妻子和母親，她的生命則近乎荒廢，死後肉體和靈魂也將無處安頓。武則天晚年，在繼承人的問題上心懷猶疑，明明親生兒子已經備位東宮，卻還有數百人上疏擁戴她的姪子武承嗣做太子。最終，李昭德的一席話打消了武則天廢子立姪的念頭，李昭德說：「豈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1]哪有姪子做了皇帝，為姑媽立廟享祀的呢？陛下想要在死後享受子孫的血食祭祀，就必須立自己的兒子，姪子姓武也沒有用——父系傳承，子孫奉養和祭祀的是自家的列祖列宗，姑媽是別人家的鬼，「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2]姑媽不在姪子的祭祀範圍之內，這是製度，是文化，是傳統時期人們賴以安頓身心的信仰。通過婚姻和生育成為夫家的祖妣，進入夫家的祭祀序列，從而獲得靈魂的安頓，血食永享，這是傳統世界中女性生命的終極價值。所以，在傳統世界中，婚姻對於女性而言不是選項，而是唯一正確的道路。沒有不結婚的女人，只有嫁不出去的女人。

在傳統的傳奇故事中，像「王子和公主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這樣西式的結尾是遠遠不夠的，中國傳奇的圓滿結尾一定要夫貴妻榮、子孫繁衍、婚宦兩得才好。比如白行簡的《李娃傳》，妓女李娃與高門子弟鄭生的傳奇故事，結尾就非常典型：首先，鄭生官運亨通，這是必須的；其次，「李娃封汧國夫人」，這也是必須的；再次，還必須有「綿綿瓜瓞」的內容——李娃生的四個兒子都做了大官，官兒最小的也是個太原尹；哥兒四個娶的老婆都出自高門甲第，鄭家的興隆繁盛，舉世無雙。唯有這樣的結尾，方稱得上美滿。這其實很像宋朝正常女性的墓誌銘：必須要嫁，要孝順公婆，如果因為各種原因沒能照顧公婆，那就恭謹地祭祀追悼；必須要生，兒女雙全，福壽綿綿；必須要教，丈夫不幸早逝，寡妻則要承擔兒子的教育工作，克服喪夫和貧困所帶來的種種困難，為了給兒子尋找最好的學區，要不惜搬家，為了給兒子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要捨得拔下釵環首飾換錢買酒菜款待兒子的學友；必須要親睦丈夫的親族，自己的生活可以很簡樸，但是丈夫用家中錢財來周濟親戚，則必須捨得，不能吝惜。寡母的自我犧牲，賢妻的含辛茹苦，最終在兒子和丈夫的仕途成功中得到了豐碩的回報，這樣的故事，一直是傳統時期女性人生故事的主調。

不僅如此，通過兒子和丈夫的捨生取義，母親與妻子還獲得了名垂青史的機會。東漢末年，宦官興起黨錮打擊儒生官僚，範滂被捕，唯一不放心的是母親，母親反過來以名節勉勵範滂從容就義。 「滂母」成為後世賢母愛子以義的典範，「汝能為範滂，吾豈不能為滂母耶？」這樣的話，包括蘇軾的母親程氏在內的很多賢母都說過。 「岳母刺字」的民間故事裡，隱隱然也有「滂母」的影子。範滂與滂母之間的聯結已經從血脈、倫理上升到了道義。通過兒子的捨生取義，母親的生命也得到了昇華。丈夫與妻子之間也有類似的關聯。明嘉靖年間的忠臣楊繼盛被貶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他創辦超然書院，購置學田兩千畝，以為書院永久之資，還拿出了自己的俸銀，又「鬻所乘馬，出婦服裝」，把自己的交通工具賣了，還賣了老婆的衣服。楊太太張氏對此的真實反應，以楊繼盛為主角的記載是不會加以理會的。但是，我們也不能用現代女性的心理來妄意揣度，認為楊太太一定是委屈的。現代婚姻的基本邏輯是兩個自由獨立的個體間的自願結合，結婚之後，夫婦之間在經濟權力、社會地位等方面仍然有著清晰的你我界限，在現代婚姻之中，人們衡量利弊得失的基本單位越來越傾向於個人。而在傳統時期，家庭才是利弊得失的基本計量單位，在家庭之中，男性是核心與主導性因素，女性是依附性因素。所以，楊太太應該是能理解並接納丈夫要求自己所做出的犧牲的。有時候，女性對大義大節的秉持，會比男性純粹果決。比如南明的禮部尚書錢謙益，當南明政權覆亡之際，按照錢夫人柳如是的想法，是要夫婦一同殉節的，錢謙益面有難色，如是「奮身欲沉池水中，侍兒持之不得入」。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按照陳寅恪先生的考證，錢氏夫婦後來都投身了反清復明的民族大業，可是在投水殉國的那一刻，柳如是比錢謙益堅決。

「婦人隱德閨門，非遇事莫顯」，女性的日常活動的空間是在閨門之內，只有遇到特殊事件，女性的美德才能光大彰顯。這就是傳統社會所認定、允許的女性價值。傳統時期為女性所提供的人生選擇空間是極度狹窄的，相夫教子是唯一正途。出家為比丘尼、女道士是不得已的選擇。不幸墮入風塵，縱然有千種風情、萬般才華，也不過是文人風流的點綴而已。當然，這並不排除某些特殊個體活出不同一般的精彩。這些精彩個體的存在，其實並不具有代表性，無法上升到一般，她們是特殊的奇異花朵。但是，她們存在於黃茅白葦之中，就尤顯珍貴，值得褒揚。

奇花之一是程家的女兒，雖然她終身未嫁，卻贏得了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的尊重與讚美。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九月初一，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程顥的府上又添了一位姑娘，這是程顥最小的女兒，程頤的姪女，她上面還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這一年程顥三十歲，雖然官職卑微，卻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四年前，程顥中進士，跟他同年考中的還有蘇軾、蘇轍兄弟，曾鞏和張載，而他們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歐陽修。程顥、程頤兄弟的學術聲譽在程顥中進士之前就已經確立。張載在開封，開辦《周易》系列講座，他坐在鋪了虎皮的椅子上講，眾人聽得津津有味。一天晚上，程顥、程頤兄弟來旁聽，並參與了討論。次日，張載就讓人撤去了虎皮，說：你們還是向程氏兄弟學習吧。當時張載三十七歲，程顥二十五歲，程頤二十四歲，都是在開封準備參加科舉的舉人，那種追求真理當仁不讓的銳氣與胸襟，令人感佩。程姑娘就出生在這樣一個讀書做官的人家，她的父親和叔叔都是當時最優秀的學者。

程姑娘從小就是一個安靜愛思考的孩子。因為是女孩子，所以程家並沒有刻意教她讀書，只是小姑娘耳濡目染，「自通文義」。到了十六七歲，程姑娘開始談婚論嫁。 「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從宋朝開始，中國進入科舉時代，選女婿的最核心標準是能不能讀書，科舉成功的概率有多大。程家的官位雖然不高，但是學術聲望極高，特別是程顥「名重於時，知聞遍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而且，從程顥的高祖程羽開始，五代為官，社會關係資源豐厚。按道理講，選一個能讀書、肯上進的女婿應該不難，然而「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或許因為程姑娘尊從自己的本心，沒有把世俗標準放在眼裡，而家人又十分尊重程姑娘的心意，所以一直未能找到合適的人。

二十歲過後，程姑娘成了親戚朋友眼中的問題人物——「既長矣，親族皆以為憂，交舊鹹以為非，謂自古未聞以賢而不嫁者」。家人甚至曾想找個差不多的人家把她嫁出去算了，然而終是不忍心，「不得已而下求，嘗有所議，不忍使之聞知，蓋度其不屑也」。二十四歲，程姑娘的母親過世，在為母服喪期間，她因悲傷勞累，也染上了重病，次年（1085年）二月初二，程姑娘病逝。她被葬在了洛陽伊川程氏家族墓地，也就是父母身旁。

程頤親自為姪女書寫了《孝女程氏墓誌》。志文中，程頤回顧了程姑娘臨終前的一幕：姑娘病得很重了，我想這世界上也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讓她開心的，就對她說，你喜歡聽道義，就讓我再為你講一講吧。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程頤給予姪女的可謂儒家的最高禮遇，像聖人一樣，聞道而後死。程姑娘喜歡讀書，她的父親、叔父都是當世大儒，可是在此之前，由於性別限制，她都只能是旁聽生，沒有聽講的資格。終於，在這一刻，程頤賦予了程姑娘「聞道」的資格。待程頤講完，姪女說：叔父為什麼沒早點教我呢？我現在腦子已經不行了。不過我死而無憾了，只可惜沒能為母親完成喪禮。說完，程姑娘讓人召來了家中的兄弟和晚輩，囑咐安撫完畢，溘然長逝。

對短命而亡的姪女，程頤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嗚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勵俗，並前古賢婦，垂光簡冊。不幸短命，何痛如之！」對程姑娘的未嫁，程頤也明確地表達了態度：「眾人皆以未得所歸為恨，頤獨不然。頤與其父以聖賢為師，所為尚恐不當其意，苟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沒世。頤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3]

「恨其死，不恨其未嫁」，是宋朝大儒對家中未嫁女兒的悲憫。對程姑娘，程頤既有對姪女的憐愛，更有對一個同樣高尚的靈魂的尊重之愛。有學者研究漢代女性「過時不嫁」的現象，認為史書中晚嫁的女性，主要包括了貧女、醜女、巫女、宮人，以及殘缺家庭的長女等。縱觀歷史，還有像程姑娘這樣自願選擇不將就的。而在蕓蕓的催嫁父母中，也有像程頤這樣讚美、尊重、憐惜不嫁女兒的。這才是真正的愛——希望她好，給予尊重。宋朝人有這樣的覺悟，況今日之父母乎。

奇花：女僕張行婆

張行婆雖然是個身世坎坷、地位卑微的女僕，卻活出了生命的精彩與尊嚴。

張行婆出生在一個下級軍官的家庭。母親早逝，父親繼娶，繼母是個狠毒的女人，張行婆在七歲的時候就被她賣給了人販子，人販子最終把張行婆賣到了尚書左丞範家，範家給張行婆取名菊花，這是個丫頭常用的名字，就像冬梅一樣。張行婆自此就叫張菊花了嗎？我認為不是，她被叫作菊花的時候，已是範家家奴，應當姓範或沒有姓，所以她的名字就是菊花。菊花糢樣乖巧，手腳勤快，範家女兒出嫁時，就把菊花做了陪嫁丫頭，菊花跟著範姑娘來到了泗州全家。範家姑娘出身高貴，菊花勤快謹慎，在全家很受器重。

二十八歲那年，菊花跟著太太回娘家，在範家的大門口，她看見了一個瞎了一隻眼的賣柴老頭，越看越像自己的父親。一問之下，果不其然。二十一年前的一天，父親下班回家，不見了女兒，繼母說是孩子淘氣，跑丟了。父親瘋了一樣地衝出去找，卻始終未能找到，於是哭瞎了一隻眼睛。轉過年，皇上大閱禁軍，瞎了一隻眼的父親是混不過去的，於是被解除了軍籍，變成了普通老百姓。因為沒有別的營生，只好賣柴為生。

菊花早已過了出嫁的年齡，如今她找到了父親，全家就乾脆放她自由，讓她回家與父親團圓。父女團圓，狠心的繼母該怎麼辦？按老頭的意思，這狠毒的女人就該打一頓趕出去。可菊花說：要不是母親，我也到不了範家這樣的貴人家，母親是有德於我的。我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如今上天保佑，我重新見到了父親，我回來卻趕走老太太，我怎麼能安心呢？聽了這話，父親留下了繼母。二十一年過去，當年那個身強力壯、兇起來似乎能把她撕碎的女人，已是一個乾巴巴的老太太了，因為沒有生下一男半女，又賣了前房所生的女兒，她備受譴責。

菊花回歸，三口團圓是好事，但是日子該怎麼過呢？父親已經年近八十，沒有收入，沒有田產。聽父親說，他當兵之前在濰州老家是有田地的，只是出來的時間長，田地已被他人霸占。聽到這話，菊花二話不說，帶著父親就回了老家，擊鼓鳴冤。官司打贏後，張家有了田產，日子就有了著落。不久，父親便過世了。父親的過世讓繼母內心充滿了恐慌——當年她賣了幼小的菊花，如今菊花正當壯年，見多識廣，連官府都敢進，而她已是垂垂老矣，倘若菊花要報復，她只能任憑宰割。但是，讓繼母完全沒有想到的是，菊花真的像女兒對母親一樣照料了她的晚年。繼母的腿不好，稍微遠一點兒的路，菊花就背著她，就這樣，一直背到了繼母過世。
而後菊花選擇了結婚，她嫁給了鄰近一個很普通的農民，生了一個兒子、兩個女兒。沒幾年丈夫過世，菊花一個人拉扯著三個孩子，終於熬到兒子娶了媳婦，女兒也出嫁了。按照一般故事的人生走向，菊花這時候就該做個有福氣的老太太，含飴弄孫，安享晚年，但是她沒有。

兒子結婚之後，菊花對他說：我一直是信佛的。咱們這一片有一座古廟，荒廢很多年了。我要帶領鄰居們把它修好，住進去後就「不復為爾母矣」，不再做你的母親了。

古廟修好，菊花就離開家，成了修行人。而且，她告誡兒子不要到廟裡來：廟裡所有的是眾人的財產，是用來興修佛事的。如果兒子進進出出，那麼別人會起嫌疑之心，不容易講清楚。在菊花這裡，修行之地和世俗之地涇渭分明。

菊花還去看望了故主，她去泗州拜會了全家，又步行幾千裡到陝州拜會了全家的小姑子，這位小姑子嫁到了陝州夏縣的司馬家。在司馬家，菊花雖然是客人，但是安守女僕的本分，勤儉節約，為年幼的女僕洗頭洗澡、縫補衣服，就像對待自己的女兒一樣，家裡養的猴子和狗，她也每天定時投餵，跟這些小畜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菊花離開之後，猴子和狗一直傷心地叫，好幾天都不肯吃東西。

就是在陝州夏縣的司馬家，菊花遇到了她的傳記作者司馬光。司馬光的文集之中，只有四篇傳記，其中的一篇就是為菊花寫的。他遇到菊花的時候，菊花已經步入老年，被人稱為「張行婆」，「行婆」

北宋 王居正 《紡車圖》

《紡車圖》，北宋王居正繪。絹本設色，69.2厘米×21.6厘米，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此畫所展現的是兩位婦女在互相配合著紡線，其中一位是相對年輕的懷抱幼子的邨婦，另一位是老嫗。老嫗站在稍遠點兒的地方，為年輕的邨婦牽紡線。在年輕邨婦身後，有一個蓬頭稚子正在逗玩一隻蛤蟆，還有一隻小狗在紡車後兀自撒歡兒。從畫中人物打著補丁的衣著來看，她們的生活條件並不太好，但老嫗和邨婦臉上所露出的恬淡的表情，讓整個畫面看上去寧靜、樸素。這與文中講到的張行婆的人生現狀與態度相契合——她並未因眼下拮據的生活現狀而顯出絲毫的抱怨，而是一直保持淳樸向善的本色。

就是信佛而在家修行的老年婦女。司馬光為什麼會給張行婆作傳？因為他在張行婆身上看到了儒家士大夫都相當缺乏的四樣美德——忠、孝、廉、讓。在司馬光的理解中，張行婆對故主人的深情，是忠；為父親和繼母養老送終，是孝；守護廟產不許兒子隨便進入，是廉；對主人家年幼女僕的照顧，是讓。司馬光是非常純粹的儒者，對張行婆的佛教信仰，他是看不起的。所以，司馬光在傳記結尾這樣說道：張行婆有這樣的美德實屬難得，可惜她被浮屠蒙蔽，無法進入儒家的禮義之途。儘管如此，張行婆的行為確實有值得推崇的地方，所以我才敢私下記錄她的生平故事。

這其實是司馬光的狹隘之處。佛教信仰正是成就張行婆所有美德的基礎。比如，她人生最大的悲劇肇始於繼母的出賣和欺騙。但是，當她歷盡艱辛跟瞎眼的父親團聚之後，卻阻攔了父親對繼母的懲罰，她給父親的解釋，也應當是她用來說服自己的理由——她把得入貴人家為奴婢看作自己的好運氣，而繼母的出賣則是她進入貴人家的原因，繼母的出賣雖然是惡行，卻最終導致了好的結果，當她把自己的一生放在佛教的因果鏈條上去看時，就會得出一個奇怪的結論：繼母其實有恩於自己。所以，以佛教徒的善良，張行婆理解並心悅誠服地接納了她的命運。至於對父親和繼母的照顧，特別是對繼母晚年的好，司馬光以孝道來解釋，我更願意認為這是種天生的善良。孝道是外在的約束，善良是內在的驅動，也是一種更高級的智慧。

張行婆的結婚和生育，司馬光說得太簡單，因為這與他所表彰的美德關係不大。張行婆結婚的時候，已經三十多歲了，這在宋朝算是超級大齡。女性沒有傳承家族香火的責任，普通女性可能會因為生計選擇婚姻，而張女士應該是衣食無憂的。她為什麼選擇結婚？父親和繼母死後，如果不結婚、不生孩子，那她可能會孤獨終老，但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按理說張行婆應當是不懼怕這種孤單的，可她最終選擇了結婚。

丈夫死後，她獨自養大三個孩子，幫助他們完成了嫁娶，然後飄然離去，修廟，看守廟產，獨自修行，臨別之前對兒子說一句「不復為爾母矣」，含笑斷塵緣，實在是了不起的瀟灑。

我很佩服這個在歷史長河中微塵般的張行婆。她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要什麼，有擔當，不畏懼，能接納，懂感恩，獨立又自尊。一個女僕，最終活出了這樣的精彩，值得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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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異鄉客Outsi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