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古代民眾寧願冒著殺頭的風險也要宰食耕牛?

文:晉北劍聖

為了體現自己重視農業,歷朝歷代都頒布了嚴酷的法令禁止宰殺耕牛。

農戶的牛說白了終究是農戶自己的私有財產,對於打理自己的私有財產,根本用不著官方乾預。

戰國時代牛耕開始逐漸推廣到全國之後,牛就成為重要的生產工具。為了促進生產,很多朝代都以法律的形式,禁止宰殺耕牛。

例如《漢書·龔遂傳》記載: 「 禁私殺牛馬,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殺無赦 」。 《淮南子·說山訓》載: 「 殺牛,必亡之數。 」高誘注曰: 「 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 」

可見按古代法律,私自屠殺牛已經是殺頭的重罪,之後唐、宋、明、清幾代雖然對私自殺牛罪的量刑有所降低,但私自屠牛始終是犯法的。直到清末新政時,中國才廢除了這項罪名。

如此看來,按政府法令,秦漢之後,中國古代不應存在牛肉菜餚,因此很多人在解讀《水滸傳》時,將梁山好漢動不動吃幾斤牛肉的行為,視為叛逆精神的體現,認為這是作者有意設置的情節。

但現實卻並沒有這樣複雜,官府雖然制定了極為嚴酷的法令,但中國百姓並不會因為這種 「 不講道理 」的法令,而放下自己手中的 「 筷子 」。

鹵牛肉因為保存時間長,是鄉間小店最常見的牛肉菜餚 

漢代的《西京雜記》中記載,漢高祖劉邦在還是亭長的時候,曾經負責押送刑徒去關中,刑徒兵們給他準備了酒、牛肝、鹿肚,一行人吃飽喝足之後才上路。

無獨有偶,《朝野僉載》記載唐代武則天時期,有位叫嚴升期的御史,喜歡吃牛肉,因此在地方巡查時,當地官員總會用牛肉來招待他,加上他頗為貪財,因此被江南百姓稱為 「 金牛御史 」。

如果說這兩個案例,尚屬於官員仗著權勢知法犯法的話,接下來的案例就是民間百姓 「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了。

根據《宋會要》記載,宋真宗時期,宦官出差洛陽,返回開封途中發現沿途有大量販賣牛肉的店鋪,於是向皇帝匯報。

皇帝聞訊後大怒,命令全國官員對私自殺牛的人嚴加懲處,但浙江地區的官員很快匯報說當地吃牛肉的風氣太過興盛,牽扯人員太多,監獄都人滿為患了,希望皇帝網開一面,法不責眾。

宋真宗最終也只能無奈的下詔,說江浙百姓素來有吃牛肉的習慣,殺牛的人雖然有罪,但買牛肉的百姓不應問罪,這場皇帝親自下令開展的禁吃牛肉的整風運動最終還是不了了之。

由此可見,皇帝親自掛帥的整風運動尚且如此,禁止屠牛的法令能得到多大程度的執行也就可想而知了。

事實上,在宋代的各種史料中,不乏違規殺牛達上千頭的專業屠戶。而且這類 「 違法 」的勾當不但存在於政府難以管控的鄉村,就連城市中也同樣存在。

南宋官員胡穎在去地方上任時,就發現不僅在鄉村存在大量牛肉店,就連在城市中這種違法的店鋪都比比皆是,氣的胡穎感嘆 「 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 」翻譯過來就是這些老百姓膽大包天,藐視國法,竟然到了這種地步。

不過也不是所有的官員都對民間違法亂紀的行為無動於衷,根據《唐語林》的記載,唐朝畫家韓滉在浙浙西任職期間,不但處死了對於私自屠殺耕牛的屠夫,還曝屍數日,希望能震懾後來人。

不過從前文提到的宋代浙江百姓對牛肉的喜愛來看,大畫家的 「 雷霆手段 」並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韓滉曾創作《五牛圖》,其對牛的感情可見一斑

還有一些官員選擇另闢蹊徑,認為牛肉每斤能賣100文錢,殺一頭牛可得牛肉200到300斤,整頭牛肉可賣2、3萬文,而一頭活牛才值5000到7000文錢。利潤過高,才是牛肉貿易屢禁不止的原因,因此應該規定牛肉價格每斤不得超過20文,這樣無利可圖之後,民間自然不會再買賣牛肉。

可這些官員顯然沒有想過,既然老百姓從未遵守過不得私自殺牛的禁令,又怎麼會遵守牛肉不得超過20文的禁令呢?

在這種 「 全民犯法 」的情況下,大部分官員對於民間宰殺牛肉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例如山東萊州的官府,就公然無視朝廷法度,在境內開設了牛肉稅,只要老百姓肯交錢,就允許百姓殺牛。

這種荒唐的做法,在持續了70多年後,才被一位較真的新長官叫停,但類似的牛肉稅,在當時恐怕絕非個例。

甚至就連朝廷的基層工作人員,都枉顧朝廷法令。宋朝軍隊的士兵經常私自宰殺耕牛開葷,紹興年間甚至出現過士兵殺牛過程中出現失誤,牛受傷後掙脫繩索逃逸,傷及附近民眾的惡性事件,被當時人稱為 「 牛禍 」。

由此我們也不難理解,大詞人辛棄疾為何敢無視朝廷禁止殺牛的法令,公然寫下 「 八百里分麾下炙 」的詩句,想要用牛肉來犒賞將士,因為食用牛肉本來就是軍隊私下默許的行為。


《世說新語.汰侈》記載:晉王愷有良牛,名 「 八百里駁 」,後世詩詞多以 「 八百里 」指牛,                                                                             辛棄疾所說的 「 八百里分麾下炙 」其實就是想用牛肉犒勞將士

此外雖然按法律規定,牛在正常死亡後,牛主人只需向官府報備,登記在冊後,便可售賣牛肉。

但這類規定恐怕也沒有得到過良好執行。

南宋書籍《夷堅志》中,有這麼一個故事,一位農戶剛生了20多天的小牛死了,肉販上門收購,農戶開價2000錢。

肉販說: 「 如果將小牛連皮帶骨都賣了,確實值2000錢,但要走正常流程,你必須到衙門去登記牛的死因,還需要找鄰居和里正來作證,這往來肯定要給點好處的。如果這事情交給我,就不用那麼麻煩了,不用去衙門就可以賣掉。不過我只有800文,你賣不賣? 」

最終怕招惹官司的農戶同意了肉販的要求,以800文的價格賤賣了小牛。可見當時很多人由於畏懼官府手續繁瑣、吃拿卡要,寧願低價賤賣死牛,也不願走法律程序。


古代腐敗的官場風氣和衙門拖沓的辦事效率,令大部分古代百姓都不願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

到了明、清兩代,民間食用牛肉的情況也沒有明顯的減少。

這一點從當時的小說話本中就可以窺見痕跡,除去描寫 「 草寇強盜 」的《水滸傳》,在《三​​言二拍》等描寫小市民生活的小說中,牛肉依然是出鏡率較高的食物,那些面對牛肉大快朵頤的食客,大半都是良民。

甚至在《水滸傳》中,大部分時候也是店小二主動推銷店內有牛肉,並非梁山好漢主動點牛肉。

在這種 「 人人違法 」, 「 法不責眾 」的風氣下,吃牛肉自然也說不上是什麼表達 「 叛逆精神 」的行為。


在明清小說中,吃牛肉並非梁山好漢的專利,很多市斤良民也會吃牛肉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紅樓夢》這種描寫上層社會生活的小說中,就幾乎看不到牛肉的身影了。

聯繫清末很多較大的宗族,都有禁止子孫後代殺牛的祖訓,這也從側面說明牛肉禁令更多的是影響了那些家大業大的富貴人家,平頭百姓則很少遵循這類法規,這也使得秦漢之後,牛肉從專供天子、諸侯享有的頂級祭品,變為帶有一股市斤氣息的民間美食。而禁止屠牛令的失敗,也揭示了古代統治集團的自以為是。

最後,農戶的牛說白了終究是農戶自己的私有財產,對於打理自己的私有財產,根本用不著官方乾預,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桿秤,如果用牛耕田帶來的利益能超過宰牛賣肉,用不著官方禁止,老百姓自會保護耕牛;否則的話養牛者有利可圖,屠戶有錢可賺,食客們有肉可吃,大家當然不會搭理瞎操心的朝廷了。

來源   循跡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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