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維爾:海外華人為什麼被仇視?

海外華人

文:[美]托馬斯·索維爾

海外華人在各種高度不同的社會裡從貧困中崛起,最後變得富足,這讓我們很難將他們的成功歸為特定地點和時間的獨特之處。

然而,海外華人在全世界遭受了幾乎同樣的仇視和憎恨。如果說歐洲中心論對於 「 黃禍 」 的刻板印像是這個現象的核心,那麼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麼某些亞洲國家對華人也有同樣甚至更強烈的仇視和憎恨。

海外華人

▍仇華者莫須有的指控

許多針對海外華人的指責都和實際發生的仇恨特徵沒有什麼相關性。

比如,有時仇恨者聲稱華人匯回中國的匯款會吸乾本國的財富,有時他們聲稱華人是唯一一個沒有在本地生根的旅居者。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海外華人的匯款和歸國現像都有所下降。但是對於海外華人的仇恨並沒有消退。

同樣,仇恨者苦澀地抱怨說,華人沒有被同化。但是在印度尼西亞這個海外化程度可能最高的國家裡,針對海外華人的仇恨也沒有減少,而且這裡在戰後對華人的暴力活動反而更加盛行。

海外華人被仇視和憎恨的情況非常真實,但是這種憎恨和憎恨者給出的原因並沒有什麼關聯。

簡單的嫉妒本身也不是一個足夠的解釋。其他本地和外來群體往往比華人群體富裕得多,但是他們並沒有激起同樣多的憎恨。

▍從貧窮到富裕

讓華人顯得與眾不同的特點主要有兩個。首先,他們在海外的職業生涯從非常低的經濟起點開始。其次,他們在上升的過程中所走的路徑也有其特點。

一方面,海外華人通常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特定國家裡從赤貧狀態起步。另一方面,哪怕早期移民和他們的後代已經實現富裕,在接下來的一些年裡,仍舊有新的赤貧華人到達這個國家。

所以本地人持續地用自己的雙眼看著這個奇觀,就是到達的時候比他們更窮的中國人最後反而超過他們。這樣的故事在之後可能會帶來很多啟發和靈感,但是在當時他們讓世界各個國家的很多人感到很難堪。

這樣的例子還有,尼日利亞的伊博人、斐濟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東歐的猶太人和東南亞的華人所實現的從貧困到富足的崛起。

在富足的環境下出生的人實現更大的富裕可能會激起人們的嫉妒感,但是不會像暴發戶的成就那樣傷害其他人的自尊心。

▍少數中間人的屬性

華人在他們的經濟崛起過程中所採取的路徑進一步增強了這種仇恨。

不論是來自同樣的種族群體還是不同的種族群體,少數中間人的行為常常被譴責為 「 剝削 」 其他不懂經濟的人,其中也包括其他受過教育但是不懂經濟的人。

從生產者或供應商的手中購買貨物,再用更高的價格將貨物賣給消費者的行為,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裡都被認為是某種程度上的欺詐。

而事實上,少數中間人為商品增加的價值並不是物理性的變化,而是地點和可及性的變化。而地點和可及性的變化往往不僅包含交通費用和存儲風險,還包含長時間在店舖裡工作為顧客提供便利。

同樣被誤解的還有中間人的另外一項職能,就是通過放貸和分期付款的形式進行的賒欠購買。被迫交付超過借款金額的還款金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很多人譴責為 「 高利貸 」 。

這種商業活動常常遭到法律的禁止,尤其是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就像在商品零售領域一樣,重要的錯誤是假設同樣的事物被給予了兩個不同的價值。人們自願藉貸這個事本身就說明,現在的錢和未來的錢並不是同樣的。否則藉貸者大可以等著積累起他們需要的錢,從而省下需要付出的利息。

▍出色的商業天賦

一些對中間人的批評相對溫和,這些批評承認他們確實發揮了對他人有價值的經濟職能,否則他們就不會有客戶了,但是譴責者認為他們為這一職能收取的費用 「 太高了 」 。

同樣的模糊的指責幾乎可以用到從事任何行業的人的頭上,從出租車司機到學校教師再到賣報紙的人。在海外華人所處的情況下,事實上,他們通常通過收取比他們的競爭對手更低的價格來建立自己在特定行業裡的優勢地位,以及通過收取更低的利息或要求更少的抵押來建立自己作為放貸人的優勢地位。

華人被指責從事 「 破壞性的 」 或 「 割喉式的 」 競爭的次數幾乎和他們被指責收取更高價格的次數同樣多。有時同樣的人會同時用這兩個罪名指責華人,雖然這兩個指責是相互衝突的。

但是這些事實都不意味著海外華人是無可指責或可以被完全理解的。在討價還價和尖銳的行為屬於常態的社會裡,買方和賣方都極力地想要佔對方的便宜,而華人在這個遊戲中技藝高超,游刃有餘。

然而,他們總是可靠地履行合同,甚至可靠地履行他們內部彼此的口頭約定,這對於他們維護自己的借貸能力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離開這些借貸能力,多數小的商業都無法生存。

確實如此,在更好的條款下借得更多的貸款是海外華人能夠擠垮自己競爭對手的關鍵,這常常被稱作一個 「 優勢 」 。但是,如果這個詞把表現相同的人所獲得的不同收益和通過不同的表現獲得的認可混淆起來,那麼 「 優勢 」 這個詞會失去它本來的含義。

銀行願意貸更多的款給中國商人,因為事實證明給他們貸款風險更小。華人能夠在更好的條款下獲得貸款並轉貸給其他人,這些是他們的競爭對手做不到的,因為他們用了更多的時間了解每個個體。在沒有官方記錄或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在社會中評估這些個體的償還能力。

▍華人素質真的低嗎?

周圍的人可能會找到各種各樣的理由來反對海外華人的個人行為,即使友好、禮貌的馬來人也會認為海外華人的這種行為是唐突甚至粗魯的。

在很多國家,特別是在過去的時代裡,周圍的社會可能會抱怨中國人生活在不衛生或沒有美感的環境裡,具有令人噁心的個人習慣。

這種指責並不能被武斷地歸結為偏見,尤其是考慮到早期華人移民大多是赤貧的文盲這個事實。他們每天充滿憂慮,為生存而掙扎,絕望地想要攢下一些錢維持以後的生活。菲律賓的華人生活就是一個例證:

在過去,華人店主和他們的華人僱員不論年輕還是年老都要每天工作16到18小時,即便在星期天也是如此。在這些繁忙的工作的間隙裡,這些疲勞的男人尤其是上了年紀的男人總是會打瞌睡以緩解他們的疲勞。在他們睡覺的時候,他們會張著嘴,口水會流出來……對於菲律賓人來說,形容華人最貼切的詞就是 「 中國豬 」 。 「 中國豬 」 的刻板印像說的是早期華人對於個人整潔和環境衛生缺乏關注。貧窮的華人苦力或商販雄心勃勃地想著攢下更多的錢。

再一次,歷史證明這些抱怨和仇視水平並不存在相關性。事實上,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越來越多的海外華人受過教育、成為專業人士、有著較高的舉止標準的時候,歧視和針對他們的暴力變得更為顯著了。

▍社團活動

華人在東南亞的整個歷史中,秘密社團或堂會的犯罪行為和暴力活動以及華人對公共官員的賄賂讓他們的生活和他們周圍的社會變得更加複雜。

秘密社團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之前。在滿族統治時期,堂會因為其反對滿族統治的抵抗運動而得到廣泛的支持。像西西里的黑手黨一樣,秘密社團從這個角色演變成收取保護費的敲詐者,或者從事其他犯罪活動或暴力活動的專業人士。

他們的影響在華人大規模移民的早期尤其突出。賄賂和腐敗的程度隨著政府整體政策有所不同,尤其和種族歧視政策相關。西班牙統治下的菲律賓和自由主義統治之下的美國相比,前者的政府官員被華人賄賂的程度就會高得多。

在其他國家也是一樣,政府官員的腐敗程度隨著他們掌握的經濟或其他權力而變化。東南亞國家在剛剛獨立之後,總體上都會加強政府在其經濟生活中所佔的地位,尤其是提升他們的反華政策。華人對此的對策就是一方面加強當前的賄賂,另一方面和政府官員建立更加持久的經濟聯繫。

▍民族意識的覺醒

除了與政府官員這種實用性的關係,海外華人總體上對他們定居的各個國家的政治很少或基本上沒有興趣。

雖然華人更加擔心經濟成就而不是政治成就,但是在20 世紀他們開始對中國的政治表現出興趣。孫中山的理想主義民族主義在海外華人中激起了反響。

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滿族的統治也推翻了封建王朝統治,這在海外華人和國內中國人中都激起了愛國主義熱情。這種感情具有非常實質性的表現形式,就是給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及新建立的中華民國提供相當規模的捐款。

新政府的貨幣實際上是在舊金山由海外華人印刷的。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入侵中國,更加激起海外華人的愛國熱情。他們組織起反對日本的抵抗運動,並且募集款項幫助中國進行抵抗。在後來日本入侵和占領東南亞很多地方的時候,這些行為為海外華人帶來慘痛的報復。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影響曾為海外華人帶來某些不利的效果。

20世紀初,中國宣布把海外華人當作中國公民。這在東南亞造成持續幾十年的政治後坐力和法律後果。

大約在同一時期,中國國家主義在海外華人中崛起。這為周圍社會提供了這樣一種認知,即他們是外來人。這在東南亞各國的大多數人中激起了反向的國家主義情緒。

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和後來的共產黨政府在海外華人社區的政治和文化上都非常活躍。它們倡導即便永居海外也應熱愛中國,並且將其滲透到學校和其他文化機構的宣傳和教育中。但這些行為有時反而加大了本地人對海外華人的敵意。

▍與母國的命運綁定

在大規模移民時代的大多數現代史時期,中國都處於積貧積弱的狀態,不能為海外華人提供太多的保護。

美國政府在1882年突然切斷了中國的移民活動。和後來削減日本移民時美國和日本之間的 「 君子協定 」 相比,這個做法更加徹底也更加單邊。

作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日本可以為生活在美國的日本男性爭取到一項重大的妥協。他們的妻子可以到美國和他們會合,他們生活在日本的未婚妻可以進入美國與他們完婚。更重要的是,雙邊協定在本質上意味著日本沒有受到公開的侮辱,不像被迫接受一個針對自己的國民的單邊政策變更的中國。

1949年,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統一,接下來極大地提升了自己的軍事力量。但是這在東南亞國家產生的影響是,這些國家通常將中國視為一種威脅,而且把它們自己國家內部的華人群體當成潛在的間諜。中國當時的力量還沒有強大到足以阻止針對海外華人的不公平對待的程度,但是已經強大到會激起這樣的不公平對待的程度。

華人在全世界的很多國家從貧窮到富強的崛起都比愛爾蘭之類的群體急劇得多,雖然後者積極地參與政治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地方華人對於政治的參與確實更加積極,比如印度尼西亞。但是幾乎沒有證據能夠表明,華人在這些國家比他們在遠離政治的國家過得好。

事實上,我們幾乎可以得出這樣的論斷,那就是華人在印度尼西亞遭受了比在東南亞其他國家更差的待遇。華人在馬來西亞表現出來的政治活躍性引發了種族暴亂,進而導致 「 新經濟政策 」 以及在教育、政府和經濟領域針對華人的廣泛蔓延的官方歧視。

不論更多的政治參與能夠幫助海外華人這個論斷聽起來多麼有道理,歷史記錄向我們展示的都是反過來的說法可能更接近事實。

在這種情況下,海外華人的成就和他們所遭受的仇恨一樣令人震驚。而這些仇恨者往往是得益於海外華人推動所在國家經濟發展的人。

這種反應可能是人類本性的冷酷映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類似的規律在亞洲、歐洲、非洲或西半球其他少數中間人的歷史上也被發現過。

(本文選自托馬斯·索維爾 著,劉學軍 譯《移民與文化》,中信出版社,2020年)

 

 

來源      人文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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