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歧視法」傷害了誰?

文:華仔

歧視」一詞雖然從政治目的出發能喚起民眾的共鳴,但卻不能用於探究它是否存在。

——托馬斯·索維爾

反歧視法

1961年,約翰·F.肯尼迪總統在其簽署的行政命令中首次提出「平權法案」,意指雇主應該積極而非消極地保證一視同仁地對待應聘者和員工,「不受種族、信仰、膚色和國籍的影響」。

1964年美國民權法案等反歧視法的目的也是要避免在就業、公共膳宿服務和其他情境中出現區別性對待。

在1964年較早時,伊利諾伊州的州立公正就業(僱用)實施委員會裁定摩托羅拉公司要求一名黑人應聘者同其他應聘者一起參加測驗的行為是對該應聘者的歧視。

對於這樣的奇葩判決,給出的理由竟然是:通常黑人所接受的教育數量和質量都不及白人,所以不太可能取得好成績,所以這樣對「文化貧瘠與弱勢的群體」來說是不公平的

隨後聯邦法院(包括最高法院)在對該法案的解釋中對歧視給出了更廣泛的定義,所使用的標準是歧視行為會給少數群體的成功前景帶來「差別影響」。

換句話說,勞動力構成無法反映當地的人口結構特點會被視為歧視存在的證據,而要證明歧視不存在,雇主就要承擔舉證責任。

反歧視法的後果

短期,最明顯和直接的後果就是原來歧視少數族裔的雇主現在有動力去停止歧視行為,以避免反歧視法案生效後的訴訟成本。

隨著時間推移,如果公司的勞動力結構沒有反映當地的人口構成,私人和政府機構就可以以存在歧視為名指控雇主,而實際上該雇主並沒有歧視行為。於是那些位於少數族裔集中地的企業的風險就會增大。

在一段時間後,當公司考慮拓展新的業務時,選址的問題就會浮出水面,甚至那些在其他地區擁有分支機構的公司也會將其業務搬離少數族裔集中地,以便降低法律風險。

最後,只有一個工廠或辦事處的公司也會尋找機會搬離此地。

最終導致的結果是,隨著企業和工廠的逃離,少數族裔的工作機將會變得更少,失業率增加

解決之道——自由市場

在自由市場中,企業會有成本—收益的考量,也就是利潤的激勵。老闆的歧視行為將會為此付出代價,甚至會淘汰出局。

一個少數族裔的優秀員工,能為企業帶來高收益,A企業不僱傭,就會被其他同行僱傭,那麼A企業就會在競爭中處於下風。

即使那些完全不需要或需要少量技能的職位,出於成本考慮,少數族裔也會被僱傭。

美國職業籃球隊的老闆不願意僱傭黑人球員,那無異於自掘死路。

最能證明自由市場力量的例子就是白人統治下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

南非可以說是實施種族壓迫政策的代表性國家,但即使是在該國,競爭性行業的白人雇主還是會違反政府命令,僱用更多的黑人工人或給予他們更高的職務。

房屋建築業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要在約翰內斯堡(南非)修建一套住房有兩個選擇:要麼花費數月等待一個合法、成本高昂的白人建築工隊;要麼找一個白人做名義上的負責人來應對官方問詢,再偷偷找一個黑人工隊開工。大部分顧客都會選擇更快捷、更廉價的服務

對於有些企業招聘中出現族裔和性別的要求,也是出於成本考慮。因為不同的種族群體或性別有著不同的技能和經驗

例如,在美國大肆興建摩天大樓的時代,在這些高樓建築的鋼筋基架上進行高空作業的工人多為莫霍克印第安人,因為莫霍克人擅長在危險情況下心無旁騖地工作。

而企業在招聘的時候,如不做任何要求,即浪費了企業招聘所花費的時間也浪費了競聘者的時間。

歧視的重災區——政府

縱觀全世界,就業歧視的重災區往往就集中在各國的政府部門或政府管制下的公共事業單位。

原因很簡單,影響歧視的關鍵因素在於是否存在競爭以及決策者花的是自己的錢還是別人的錢。

政府部門或政府管制下的公共事業單位的決策們不需要為他們的行為買單,因為這一切的買單者是納稅人,他們首要考慮的是如何取悅上司以及他們的政治前途。

毋庸置疑,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種族歧視氛圍濃厚,在工業、農業和政府部門中,大部分職員都是白人。

在民權法案執行之前,電話行業在政府的管控下壟斷經營。當時,很少有黑人能被電話公司僱用,哪怕是做接線員這樣的常規工作。1930年,美國全國超過23萬個女性電話接線員中只有331個是黑人。即使到了1950年,所有美國電話公司的女性職員中,黑人所占比重也不過只有百分之一左右。

結語

讓我們回到文章標題所提出的問題,《反歧視法》傷害了誰?

很明顯,企業為了規避法律風險,增加了運營成本,長期來看,少數族裔的工作機會也會減少,失業率升高。《反歧視法》不僅降低經濟的運行效率,而且也會造成更大的不公。

所以,《反歧視法》造就的是一個雙輸的局面,在該法案下,沒有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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