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期盼國家能為你做點甚麼時，就不要說你崇尚自由

文：漫天霾

一

每一次重大事件，都是觀念碰撞的時刻。知識分子作為觀念的生產者、處理者，這時候就會輸出各自的觀念。公眾輿論是被知識分子塑造的，占據主流的觀念會以勢不可擋之勢最終影嚮國家決策。

河南暴雨災害，甚麼樣的觀念最流行、最能迎合民眾、贏得點贊無數呢？

秦暉式觀念。

他說：

救災是政府最基本的責任，所以在全世界，你很少看到老百姓感謝政府救災。你只能聽到老百姓埋怨政府救災不力。從來沒有人認為政府救災我們應該感謝……你可以不管教育、不管衞生、不管養老——至少有一派人主張你可以不管，但是有誰會主張你連救災都可以不管呢？沒有的。

不需要感謝政府，這沒錯。但是說沒有人主張政府可以不管救濟，你確定沒有嗎？

他顯然既不知道古典自由主義對政府職能的界定——僅限於保護財產權和防範外國侵略、保障和平秩序；又暴露了自己對歷史的無知——盡管他號稱是歷史學家，然而當一個歷史學家沒有正確的理論工具，被自己的偏見遮蔽雙眼，許多歷史，他是看不見的。

讓我們看看曾經「自由的燈塔」美國，如何看待政府職能問題。

美國第22和24任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在運用總統否決權否決「退伍老兵養老金法案」和「德克薩斯種子法案」時說：

我在憲法條款中找不到任何允許這種撥款的根據，而且我也不認為政府應該有救濟個人痛苦的權力和責任，對於公共服務和福利來說，這樣的方式是不恰當的。在我看來，對這種普遍存在的、無視政府權力和義務限制的傾向，我們應該堅決予以抵制。最終應該不斷強調的一點是，雖然政府是由人民所資助的，但政府不應該反過來對人民加以資助。

天哪，這樣的總統，在秦暉們看來，是不是應當千刀萬剮？

但是還沒完。 1920年代，約翰·卡爾文·柯立芝更過分。這位以沉默寡言著稱，信奉自由創業、自我負責的美國精神的總統，在任內做過這樣兩件事：

1926-1927年，他兩次否決了旨在給農民發放補貼和實施農產品價格保護的《農田救濟法案》，認為農業的發展、農民收入的提高不能依靠補貼和價格幹預，而是應當立足於市場和商業基礎之上。 「政府不是奶牛，人民不是嗷嗷待哺的牛犢」，「我不認為我們能在這件事情上幫太多」；而且「政府控制無法和政治控制分離」，幫助某一群體，必然造成權力擴張、形成官商勾結的裙帶利益關系，讓政治變成骯髒不堪的交易。

1927年，密西西比河發生洪災，損失慘重。他拒絕聯邦政府主導抗洪和災後重建，認為這會擴張聯邦政府權力，走訪災區除了作秀毫無價值，而且還會增加政府開支，希望由業主自行承擔大部分損失。

他信奉最小主義的政府，認為政府和市場，要保持獨立和分離，「國家的權力應當分散在兩處，一處在華盛頓（政治），一處在紐約（經濟）」。

這樣的柯立芝，既不「關心」農民，也不「關心」災區，是不是應該被碎屍萬段？

二

人人都號稱熱愛自由，然而愛自由是一種極端稀缺、極端可貴的品格，絕大多數人既不知道自由的真義，更不能做到知行合一。

自由就是財產權。行使自己的財產權，以不能侵犯他人財產權為邊界。自由就意味著自我決策、自我負責，不依靠他人——當然也不能依賴政府。因此自由並不全是美好，它不但意味著你是一個有尊嚴的人，自己的生活由自己掌控，可以海闊憑魚躍地做自己所想之事；但同時意味著你必須嚴格自律，不能以任何理由侵犯他人，你要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擔後果。

幾乎所有人讀過書的人都知道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深刻洞見：社會經濟由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指揮，政府應當充當的是「守夜人」角色。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於是他們會說：我要自由自在，我的財產我做主，你少管閑事。
但是好逸惡勞是人的天性，人總是期望不勞而獲，讓他人為自己安排一切並衣食無憂。所以他們為政府職能列出了若幹例外：

起初的時候，人們說，救災你必須管；後來人們說，教育醫療養老住房，這麼重要的事情，你必須管；再後來，衣食住行其實更重要，糧票、油票、肉票、人民公社大鍋飯，就應運而生了；到最後，政府包攬了一切。似乎人人都有保障了，然而自由卻會喪失殆盡。正如本傑明·富蘭克林所說：

當人們用自由換取保障的時候，既不會得到自由，也不會得到保障。

這是為甚麼呢？

因為你要想政府承擔這些責任，那就必須賦予它權力，否則它拿甚麼承擔這些責任呢？你想要政府管這管那，那就必須讓它占有資源，管得越多，占有的資源就越多，最終就是控制所有生產要素。這是計劃經濟的本質特徵。

所以讓我們不厭其煩地重複這句話：權力每擴張一分，自由就減損一分。

你每次呼籲「管一管」，其實政府都是求之不得的。因為這符合他們最大化自己收益的目標，他們不是下凡的天使，不是一加入治理團隊就像裝了個開關一樣立即變得大公無私。所以你的呼籲正中下懷，這樣他們就可以為人們生活的所有細節制定規則，讓你成為匍匐於他們腳下的奴僕。

每當想到這裡，與某些人認為秦暉是個為民請命的鬥士不同，我就覺得他像一個政府安排的內線。他們想擴張權力，自己又不好意思，擔心吃相太難看，於是派秦暉以批評者的面目出現，最終如願以償。這真的是「雙贏的交換」，他贏得了鬥士的美譽，權力擴張順理成章。小罵幫大忙啊！

我想問問秦暉們：為甚麼不敢將邏輯往前推進一步？人有沒有搶走他人財富的權利——即使中間隔著一個政府？人人想著瓜分他人財富，社會是會變好還是變壞？為甚麼你們可以公然無視經濟學真理且面無愧色？一個人要是信口雌黃說月亮繞著地球轉，會被人認為是瘋子，為甚麼你們可以說「國家福利越多、國家權力越大，自由就越多」，卻會贏得大眾的贊譽？

那些為數眾多的秦暉擁躉，你們為甚麼連「有限政府」這個共識都不再承認？為甚麼觀念敗壞到如此程度？為甚麼總是記吃不記打，好了傷疤忘了疼？

當你們期盼國家為自己做點甚麼時，請不要再說崇尚自由，那是對自由的羞辱。你並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樣喜歡自由，你不過是一個巨嬰。

三

他們說：救災這事兒，國家若不管，市場也管不了啊。

他們忘記了，或者說根本就意識不到一個前提，國家已經占有了大量的資源，形成了數不勝數的所謂「公域」。

在一個國家控制大量「公共財產」的社會，不但會消滅市場的創造力，而且會消滅人的想象力。它抑制了人們自主利用分散知識，發揮財產權的空間，人們被禁錮在了牢籠中。 60年前，人們也會認為，如果沒有統一領導，人們怎麼會生產糧食，不都得餓死？

思維被禁錮，市場被消滅後，人們根本就不知道失去了甚麼，當然也不會為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事物表現出任何遺憾。市場被消滅之後會是甚麼樣的悲慘景象，我們都已見識；但是市場能夠創造出甚麼，卻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力，這就是市場經濟被稱為奇跡的原因所在。 20年前，誰能想到互聯網經濟？誰能想到智能行動電話能普及到如此程度？

市場見到雨露就生長。在並不遙遠的自由時代，養老、疾病、救助依靠的是民間互助組織，各種共濟會、兄弟會如雨後春筍蓬勃生長，覆蓋數百萬人群；英國的鐵路、美國的北方鐵路，是私人資本修建；眾多常春籐名校，依靠私人資本和校友捐贈運營；著名的梅奧診所，醫療技術獨步全球，是私人開辦；維珍集團創始人理查德·布蘭森已經花自己錢完成太空探索；林肯的安保，由平克頓偵探公司負責，他們建立了全國性的犯罪數據庫，白宮特勤局及相關標準，均脫胎於平克頓公司……

沒有市場幹不成的事。市場會以最高效、最務實、最精準的方式為大眾提供服務。它絕無浪費，誰受益誰負擔，沒有搭便車，沒有強制，不會存在不論你願不願意都必須付費（納稅）這樣的事情發生。

假如放開市場準入，開放社區自治，保險公司就是最好的防災救災機構。它有最大的動機評估風險、快速反應，防患未然，化災難於無形，並將損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原因無它，不這樣做它就會破產。

那些人們看來只有國家才能完成的事，過去一直由市場完成。現在市場沒有做某些事，是因為有人不讓市場幹，並不是市場的過錯。

不能壟斷某一領域，不讓別人幹，然後說別人幹不了，這很無恥；不能把市場的腿打斷，然後說市場失靈了，這很無賴。

這並不是甚麼烏托邦，這曾經真實發生過。可悲的只是，絕大多數人都像秦暉一樣，或者直接說，是被秦暉們紮起的觀念牢籠囚禁著的鳥，已經忘記了飛翔，並且覺得所有會飛的鳥兒都有病。

來源     觀念的後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