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海東說的薩爾滸之戰到底是怎麼回事

郝海東

文:聶作平

前國足郝海東先生發了這樣一條微博:

我反覆看了N遍,沒看出這段文字有什麼問題。不過就是郝先生讀了一篇文章,然後寫了點讀後感,而且他說的朝代更迭也是歷史常識。

可是,看看下面洶湧的評論,你會發現人心和誤讀之可怕。

只不過寫了兩句與當今並無關係的讀史感慨,竟然被罵成魑魅魍魎,說成是在噴自己的國家,這邏輯,牆都不扶,就扶你。

幸好大明和大清都玩兒完了。看看這恨不得給人家治罪的凶相,你就明白腦袋殘廢了有多可怕。

與這些不著調的批評相伴的,還有人直接@了有關部門舉報。

說實話,我第一次覺得網絡這麼可怕,正正經經一段讀後感,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如此曲解,如此上綱上線,恨不得把說這話的人弄出去斃了。

如果都按這種邏輯,我相信任何人的任何話,都可以通過周文深納,通過故意的曲裡拐彎,成為他的罪證。

包括上面那些義憤者。

幸好,還是有不少明白人,比如這些:

我轉發了,加了一句評論:

我極其疑心,那些激動得瞎批郝海東的傢伙,可能從來就沒讀過歷史,更不知道薩爾滸與水滸有什麼區別。

正因為自己不學無術,才覺得他人的正常交談,都像在諷刺他,影射他。

恰好,我十年前出版的《1644:帝國的疼痛》裡,正好有一段寫薩爾滸之戰,下面,我將它直接引用,算是普及常識吧。

感慨一句,有時候,缺少常識簡直比缺少糧食還可怕。

從1618年撫順城下與明朝第一次交鋒,到1644年清軍入關定鼎北京,二十六年間,明清之間大小戰爭無數,但真正對明亡清興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戰役只有三次半。

三次即1619年的薩爾滸之戰、1621年的沈遼之戰和1641年的松錦之戰。半次則指1626年的寧遠之戰。為何把寧遠之戰算作半次,下文將慢慢分析。

三次戰役中的前兩次,清軍方面的總指揮均為開國者努爾哈赤,後一次則是皇太極。

先說薩爾滸之戰。薩爾滸之戰的起因,很顯然,在於上一年努爾哈赤在撫順大敗明軍,引起明朝上下的極大震駭。幾十年幽居深宮的萬曆也深感建州勢焰益張,邊事十分危急。

幸好,那時候,明朝面臨的最大問題還不是後來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而是從東北漫延到西北,再加上貴州苗疆在內的少數民族起事。明朝才有力量和機會從各地抽調軍隊物資,兵發遼東。

按明朝的如意算盤,是想通過薩爾滸之戰徹底消滅努爾哈赤,一勞永逸地解決東北問題。為此,明政府令楊鎬經略遼東,從各地調集部隊八萬八千人,再加上葉赫部及朝鮮方面出動的兩支偏師性質的增援部隊,明朝軍隊在數量上占了絕對優勢——多達十餘萬,號稱四十七萬。

然而,明朝過高地估計了自己,也過低地估計了對手。薩爾滸之戰最終的勝利屬於努爾哈赤。
自朱元璋開國以來,明王朝就奉行重文輕武的政策。朝廷自不用說,即使指揮軍隊作戰,往往也是文官充任總指揮,真正懂軍事的職業軍人只能是文官總指揮麾下的部將或副手。

朝廷派往遼東的楊鎬是負責監察的御史出身,曾隨董一元雪夜穿過墨山,攻擊蒙古炒花帳部而獲得知曉邊事的虛名。然則,當他為主帥率兵進入朝鮮以抗日本時,竟然「謀之經年,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眾」,卻因倭將行長的詐降計而「委棄於一旦」。事發後,「詭以捷聞」,由於首輔趙志皋的營救而僅以罷官了事。

此後,這位在遼東及朝鮮多有敗績的文官,在清軍崛起之時,被認為熟諳遼事,東山再起,任兵部右侍郎並經略遼東。薩爾滸乃是滿語音譯,意為碗架或木櫥,位於今天的撫順市東面的大夥房水庫。當是時,薩爾滸地處渾河與蘇子河合流處,西距撫順七十里,東距努爾哈赤的都城赫圖阿拉一百里,東北靠近努爾哈赤於天命三年在鐵背山上所築的界凡城。

從薩爾滸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它是明朝和後金之間的水陸要衝,是後金的門戶所在。

行文至此,想起一個令人深思的故事。故事說,一頭獅子追捕一隻兔子,竟然沒有追上。有人就嘲笑獅子,獅子說,我不過是為了一頓午飯,兔子卻是為了一條命。這個故事套用在明清的薩爾滸之戰上,或許有其相似之處:明朝方面,它給了楊鎬之輩一個東山再起的政治機會;後金方面,卻是在自家大門前大戰,一旦戰敗,國破家亡的悲慘下場必不可免。兩相對比,哪支軍隊將會更玩命更志在必勝,不言自明。

再用繁瑣的文字去回憶和追述當年的戰爭場景既無必要也無意義,僅舉一個小細節,即可從側面證明明軍的失敗幾乎是不可逆轉的:

明軍總兵劉綖與主帥楊鎬不和,他藉口地形不熟,不願如期進軍。楊鎬大怒,威脅要把劉綎軍法從事。經過部下苦口相勸,楊才悻悻作罷。

薩爾滸之戰在三個地點打了三場,總共用了五天時間。五天裡,明朝的四路大軍陣亡將近五萬,其中文武官員即有三百餘,而後金方面,僅損失了三千。

楊鎬作為薩爾滸之戰的明軍總指揮,必須對這次失敗負責。他被免職後逮下詔獄,依法論死,卻沒立即執行,而是在獄中關押了十年後,於崇禎二年伏法。

薩爾滸之戰是後金與明朝之間的第一次大戰,它標誌著明朝在遼東地區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而後金則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

多年以後,乾隆在回顧祖先的創業之路時,曾對此役評價說:「明之國勢益削,我之武烈益揚,遂乃克遼東,取瀋陽,王基開,帝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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