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錯在哪兒? ——疫情氾濫的表與里

西方

作者 龍馬

新冠疫情進入世界大流行。

然而,除消息封閉的伊朗是2月份爆發疫情外,以意大利3月9日宣布次日全國封鎖作為標準,其他國家的病例都是在3月份急速上升,壓力嚴峻。

從1月23日武漢乃至湖北進入緊張狀態後,各國大約有一個半月的時間作為緩衝。

對病毒嚴陣以待的港澳臺韓國日本新加坡,也許還有其他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當前基本守住了防線。但除此之外,各國各地的防控都不算理想。

第三世界的防控難度可想而知,而歐美國家的教訓在哪兒呢?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在早期,以歐美為代表的國家,幾乎沒有任何防疫措施。 1月上旬左右出現武漢輸入病例,對其密切接觸者沒有做詳盡的隔離排查,社區傳播悄悄發展。而稍後從中國或者伊朗入境的旅客,直接流入社會也不做監控。大型公共活動如常舉辦,密閉空間的人員聚集從未管控。醫院、養老院等高危場所也沒有相應提高戒備。沒有很多人想到要對疑似病例盡力排查確診,隨後追蹤隔離密接接觸人員。

也許世衛組織對國際旅行風險的淡化,負有相當大的責任(而在中國,一段時間內,跨地區旅客都被隔離處理才能放行)。但是,在該組織此前多次發佈公告「未發現新冠病毒有人傳人證據」之後,各國並非一定要聽從世衛組織的建議,畢竟他們也有自己的決策研究部門。更何況,僅隔離輸入人員阻止不了社區傳播,只有配合早期檢測並隔離密切接觸者,才能阻止病毒擴散。

此外,各國對防護用品的補充也不盡心。從一月下旬到二月,許多國家的防護用品庫存降低到了歷史低點,但沒有太多的機關和企業緊急組織大規糢增產,補充給重要部門。

有些人以為像口罩這類產品,「只有」中國才能快速大規糢生產。但其實,存量和增量的高速全自動口罩機,許多不可或缺的關鍵設備中國都需要進口。大部分生產線是靠進口關鍵設備,再搭配國產配套組件,組裝而成。口罩必須的熔噴佈的生產線也類似,歐美龍頭企業是熔噴佈生產線的上游,在這之後,才是組建生產線,組織熔噴佈的生產。

清朝官員曾經對英國人自詡,鐘錶音樂盒「大清也有」,「來自廣州」。各地搶購生產線的新設口罩廠家往往也有類似體驗,生產線往往是採購自「深圳東莞廣州義烏」這些地方。只要是在外向型口岸,就可以新設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口罩機廠家,開始高價銷售口罩機。

若無其事的歐美,在3月初發現疫情在本國也能快速擴散後,方才發現,他們也得組織大量防護用品備用。但此時,「臨時抱佛腳」再來新增口罩機流水線,要從各國下單組建,一時半會也難以到位了。即便新增產線到位,提升產能到可觀產量也需要一段時間。懈怠疫情造成的後果不僅是病例大增,防護用品、醫療救治設備的缺口也隨之指數爆漲。

作為防護用品生產線、相關化工產品生產線、呼吸機和ECMO的上游,歐美目前的許多努力都只會在中後期體現效果。 「現在就要」的用品和設備才是亟需。而隔離病人和停工「待在家中」、各地更多醫護人員支援響應等措施,將更早見效,不待新增產能和設備基本到位,就能先遏制住疫情了。

其實,災情較重,防疫措施從而更堅決的地方,出院病人已經多於新增住院病人,存量病人已經開始消退。正如《這是瘟疫,不是大流感》一文所敘,存量資源的提升終歸有限,任何國家,即使是發達國家,也必須遏制病人指數增長的爆發勢頭,採取防疫措施。如果實行謹慎的防疫,那麼即使開工復產,社會狀況也仍然將趨於平穩有序。

問題是,這種本可避免的失控,本可大幅減少的患者死傷,其原因何在呢?

有些人認為這關係到「自由民主」的優點或者弊病。但這純屬誤解。只要威脅是現實的,「自由民主」社會採取對應措施毫不為奇。各國都有兵役制度,或者強制徵兵,或者早已授權在戰爭時徵兵。在戰時,郵件通訊會受到管控。在平時,徵稅、機動車和駕駛人辦理證照也是法律強制義務。為了安全而實行的必要強制無處不在。

有一則廣泛傳播的流言說,英國在二戰時有一個「釘子戶」老婦人,不肯配合修建機場的要求,拒絕拆.遷房屋。對此,丘吉爾說,打納粹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民權,所以下令放棄拆.遷。這種荒謬故事完全沒有常識。為保衛英國的自由,英國早就通過了相關法規,必要時可以徵收、徵用、動員人力物力。商船被武裝,由海軍組織運貨。高樓頂上安排了探照燈和高射砲,居民被安排夜間燈火管制。市民接受躲進防空洞防備空襲的普及教育。年輕人應徵入伍,執行有生命危險的任務。

如果連生命危險都可以加諸徵召的軍人,那重要的戰略行動又有什麼理由一定要給「不聽勸的老婦人」讓位?只要有必要,在給予合適的補償賠償後,戰爭時期修建機場並無不可逾越的障礙。

其實修建機場肯定盡量在空地,要徵用也是考慮低價的農田,怎麼會去拆房子呢。流言沒有給出故事來源,這應該是想當然的杜撰,或者是對某個確有其事歷史逸聞的誤解——杜撰或者誤解所反映出的認識,與以上介紹英國廣泛實施的戰爭動員完全不符。傳播這種對「自由民主」的庸俗化、幼稚化理解,將日常狀態和緊急狀態混為一談,徒增誤解,並無好處。

與之類似,某些匍匐於地、並無權利保障的人,一廂情願也以為——「西方」科學所論證發展出的防疫措施——比如各種醫用口罩的應用、用專屬設施隔離病人、檢疫未知外來人員,等等——只有所謂「專.制」社會才能實行。但很明顯,從東亞鄰居到現在的歐美,各種文化和國情不同的地區都各自施行了必要的防疫對策,許多地方的應對還比較成功。

我們知道,為了防範飛機運輸的安全隱患和恐怖襲擊,所有的航空行李和旅客都要經過仔細安檢、人證對照。為阻止恐怖組織洗.錢和策動襲擊,所有的資金轉賬和電話呼叫也會與「黑名單」核對。植物動物入境的檢疫往往也很嚴格仔細。危險的化學品、輻射物質、病原體更不能隨意製造、交易和運輸,要被監管。各種安全措施實屬司空見慣,全世界都有,從哪兒都看不到部署安全措施就必然需要「極.權」統治一切。隨著世界各國或早或晚地控制住疫情,恢復社會運行,可以很容易發現,只要「腦子裡多根弦」,就能防止病例爆發。伊朗俄羅斯等少數國家的事實更明確地證明,「強力控制」「集權」的社會未必就能避免瘟疫。各國的經驗和教訓,說明的是態度和重視的重要性,而已。

由此繼續追問,那為何在二月份整個歐美都如此漫不經心呢?答案也許非常尷尬。懈怠的背後存在傲慢和偏見。日本副首相、財務大臣,前首相麻生太郎曾經在高級別會議上提醒過歐洲國家。就在二月下旬,麻生提醒各國新冠病毒的威脅性時,意大利的與會代表竟然不耐煩地回答,「跟我們無關,那是黃種人得的病」。無辜的意大利人很快就嚐到了惡果。

可是官員的輕視其實反映的是普遍的成見。歐美認為亞非拉廣大地區滋生各種疾病,對此並不放在心上。有人以為是「官員為了經濟指標」而怠慢處理,其實,不僅官員的認識不夠,民間的戒備也一樣不足。沃爾瑪和亞馬遜都有中國子公司,子公司也得努力籌備防疫物資給員工。所以總部知道疫情到來時需要什麼。企業不是政府,沒什麼「經濟指標」「選舉連任」顧慮,但即便如此,沃爾瑪、亞馬遜的本部也沒有提前給員工準備好充分的口罩手套等物資。很多人下意識地認為「我們不是那些亞非拉地區,不會爆發奇怪的病」。只單純責怪掉以輕心的政治家並不全面。

海外的華人朋友們往往也能感到,除非對方本來就有警覺有前瞻性,否則很難成功提醒外國的朋友、同學和同事。即使介紹重災區武漢的慘痛和疾病的傳播力,很多人的反應往往也只是「天哪,太嚇人了」,然後繼續如常的生活。不厭其煩地對個別人介紹瘟疫嚴重,並不能奏效。

官員和民間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專業人員的分析和媒體報導的影響。而在專業分析和媒體報導上,西方國家縱容了錯誤的發生。

不少人聽說過英國曾經有施行「群體免疫」的論點。在最壞的情況下,人類控制不住新冠病毒,被動地被感染許多人。為這種前景準備的措施就可是只好讓人群漸次感染,減輕醫療壓力。相關的早期論文,方法上或許中規中矩,其數據處理和分析卻非常粗糙。

有學者用撤僑數據估算武漢有1.5%左右的人感染。這樣武漢就有十幾萬病人。然後用武漢的重癥、病危和病亡數字,去推測人群持續感染時醫療機構的壓力。但實際上,幾百萬有武漢居住旅行史的人都出城去全省全國各地了。是全國的醫療資源,而不是武漢的醫院,在對付有武漢居住旅行史的病人。同樣,武漢的病人也因此被少算了。再後,在確診病例之外,還有一些醫療機構未掌握或者未確診的的病人和病故者。忽略這些情況可能大大低估醫療機構的壓力、低估病毒傳染速度、低估病毒傳染方式。

有學者在一月下旬和二月中上旬聲言「病毒不是很危險,類似大一點的流感」。且不談住院、重癥壓力,僅就病死率而言,因為1月中下旬只是新增感染家庭數的高峰,此後還有家庭內傳播,以及潛伏期、輕癥期,所以很多日後的病重、病危病人,病故者,在早期都沒有表現出來。這些數字都會繼續上升。用卡普蘭-邁耶生存分析,將確定的痊癒人數和病亡對比,才是更準確的方法。那樣就能知道,即使在醫療非常充分的情況下,病危和病死率也是不可忽視的數字。用即時數據斷言「就是大點的流感」,少數專家過於輕率。

應該特別指出,有些學者用多種工具推測出武漢有很多院外病例。然後,他們將通報的確診死亡病例,去除以推測的感染人數,得到一個新的病死率。這種毫不掩飾的膽大妄為讓人驚異:為什麼一邊甩開通報確診數,自建糢型算「實際感染數」,卻同時又不去測算「實際病亡數」,轉而用通報確診死亡數呢?這樣的除法有何意義?這樣的論文同時還會忽略前述春運和長病程、病死數延後產生的問題。分子,分母端都不對,從而大大低估病毒威脅性。為搶發文章不考慮質量,這類在頂級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對防疫和行政部門決策產生了相當不利的影響。

如果說官僚主義導致公共衛生和行政部門行動慢的話,學術界樂此不疲地使用早期質量過於毛糙的數據作結論,則是行動慢的前因。

而媒體報導則對民間有更大的影響。

三月底,有幾家美國媒體的記者,被特意取消資格證,打道回國。筆者看到當時的場景,第一感想只是,對這次疫情而言,記者的報導水準並不合格。他們的長期自我審查徒勞無功。

主流外媒限於條件,難以深入採訪。發給國外的報導,往往是浮光掠影,然後加上官方的通告數字。這些數字並不驚人!報導最多加一點補充,「實際的病人和病故者很可能更多」。但看完後不會有太深的印象。

然而,了解實際情況的人應該已經知道,就在「封城」之前,醫院已經難以盡數收容嚴重傳染病人,病人們徒勞地通過公交地鐵和出租車奔波於各個醫院之間,這將帶來更多的感染者。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武漢本地的重癥和呼吸科醫護人員,面臨噩夢一般的高壓。不少見慣了死亡的醫護人員痛哭失聲。了解內情的市民也難以入睡,不少人躲在家裡流淚,或者自發組織後勤救援。

這一類場景實在難以廣為傳播,後來那個火爆的「方方封城日記」其實也只能描述悲劇的一角。與「日記」相比,外媒的報導力度實在薄弱,缺少太多撼動人心的內容。作為對比,國內有一批有氣度的媒體,報導得比外媒強得多。所有留存於史的報導無一不是國內媒體所發。

而實際上,國內同行所受到的限制和忌諱比外媒大得多。

所以,那些催人淚下的國內報導,仍然是非常節制、點到為止。

從而可見,外媒在無需真正擔心自身的背景下的報導,多麼蒼白。與「向世界報警」的新聞人共通理想相比,外媒錯過了拯救世界的機會。

最簡單的推理是,如果武漢的實情能打動更廣泛的人,那麼在意大利2月下旬和3月上旬病例快速增長的時候,當地市民自然就會合理地恐慌,順利實行早期的隔離封閉政策,避免和大大減輕後來的瘟疫持續蔓延。

在3月9、10日意大利宣告疫情惡化,瘟疫資訊第一次大規糢展現給西方人之前,直到3月8日,從馬德裡到洛杉磯,各地還在舉行超大規糢的聚集活動。儘管當時各地的病例增長一直較快,而了解新冠病毒兇險的市民也反複勸告,但多數沒有戒心的市民還是參加了那些活動。 3月7日,一千多世界各國的人登上了從阿根廷出發的讚丹夫人號遊船。此後船上有4名老人病死,該遊輪始發港、終點港以及途經的南美洲各國都拒絕遊船靠港,船隻只能千裡迢迢駛向美國求援入港。

最後,是意大利人真正拉響了西方世界的警報。來自意大利的影像、圖片和文字報導,在外網熱傳時,不少人終於震驚了。如果意大利的消息早幾天傳出,馬德裡、洛杉磯和讚丹夫人號郵輪的事將很有機會避免。這恰恰也說明,西方媒體對武漢事態報導的失敗。

但是,人們應該繼續追問:為什麼西方媒體難以深刻報導?為什麼學術界也沒有深究當地實際狀況?

有很多西方人,都是以從上往下俯視的角度看亞非拉地區,不能真切感受到其他地區人的痛苦和傷害,只能從表層泛泛看到一些事情,也不願意深入理解。

儘管其中許多人會有「平等」和「尊重」的姿態,但那並不非常真實。就像前期在法國和意大利街頭配合「擁抱一個中國人」活動的善良當地人那樣,人們其實並不想深究在亞非拉不斷發生的負面故事。

左派的「文化多元」,「互相容忍」,其實是和亞非拉隔開了距離。真正的道義不在於無限的寬容和容忍,而在於要堅決地設立標準和要求。所謂容忍「國情不同」的另一面就是,對別人的痛苦所在並不真正感興趣。

而右派的孤立主義自然也不必說了,直接就推崇閉門自守,儘管在當今世界,恐怖主義、核擴散和病毒傳播,早已使單純的孤立主義難以成功運行。

回頭看越戰時候的報導,公眾是看到越南平民被捲入,但是沒有媒體願意仔細釐清前因後果、各方的內在邏輯和實際狀況。幾張煽情的圖片,加一點不分青紅皂白的傷感就完了。

最後沒有預案和對策地兩手一甩,留下戰亂的中南半島走了。越南的華人因為很多是小店主或者有點產業,被各種整肅,紛紛「投奔怒海」成為難民。在柬埔寨更發生可怕的慘劇。而這些都是在多年前,其實原本可以預計的事。

這也不是部落戰爭之類「他們自己的事」,因為越南有米格機薩姆2,衝鋒槍地雷大砲坦克。腐敗落後的南越在有機會像南韓那樣革新現代化之前,就孤立地斷了氣。 21世紀,越南方面得到東南亞周邊地下組織援助的消息也當成「歷史」公開了。但沒有人為「這是他們的內戰」一說檢討,等於越南和柬埔寨人的苦難都是輕飄的亞非拉「別人的事」,不就是這樣嗎。

輕視疫情,就有這樣的文化基礎。 「畢竟是別的事」。西方媒體人有當然的責任。更準確地說,自由左派的「每個文化各有不同,要包容」,或者孤立主義右派的「只管自己,不要管亞非拉」的基本理念早已不合時宜。其實當年兩派所迴避的俄國問題,越南老撾問題,到現在也沒有迴避成功。病毒繞過紙面上的《世界衛生條例》,繞過脆弱的世界衛生組織,擴散到全世界,其實只不過是以上兩種思想的後果之一而已。

只有保持對外部世界的警覺,從思想深層覺得亞非拉的事關乎全人類,堅持必要時的「幹涉」權力,才能夠維持國際組織的高標準,才能維護衛生資訊的透明和及時,才能排除新聞傳播的主觀客觀障礙。

世界在人員全球流動的速度和廣度上達到了空前程度,世界經濟也較高度地自由化、大分工,而有關的軟件標準卻完全落後於時代。疫情和相關的後繼問題,不是全球化的失敗,也不是寬容多元的失敗,而是毫無強制標準的多元化、毫無道德要求的全球化的失敗。不是疫情發生地放任了傳播,而是西方放任了世界。

這才是2019新冠病毒疫情氾濫為最嚴重局面、西方國家無法及時對第三世界施加有力援助,全球陷入困境——暫時的困境的最終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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