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扒梵蒂岡教廷的千年財富利益網(2)

梵蒂岡

接前文:深扒梵蒂岡教廷的千年財富利益網(1)

6

1933年7月20日,教廷與希勒特政府簽署了《政教協定》。通過該協定,雙方基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政教協定》簽署現場)

天主教在德國擁有了較大的宗教活動自由(起碼在紙面上是這麼約定的),1919年起徵收的教會稅,也由納粹政府承擔了一部分;

納粹政權首次得到了外國認可,內部士氣大為提振,新加入納粹黨的大量天主教徒,也給他們帶來了許多選票。

唯獨在一個問題上,納粹不讓步:他們拒絕為非雅利安血統的天主教徒提供保護。這一條,主要是為了提防那些為保命而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

無論是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還是法西斯意大利對非洲的血腥侵略,都是遺臭萬年的反人類暴行。

但教廷對此一語不發。這種沉默,在血染的戰爭背景下,顯得分外殘忍。

(庇護十一世)

這種不聞不問,本質上是因為,梵蒂岡與這兩個法西斯國家的利益捆綁太深了。

在戰前,梵蒂岡就已在多個德、意公司有資產布局。教廷投資了軍火公司。墨索裡尼在被殖民國成立皇家香蕉壟斷公司,以控制全非洲的香蕉貿易時,向48名商人發放了經營授權,而這些商人全部是法西斯和梵蒂岡精心挑選的。

1939年1月13日,庇護十一世在一場午宴上對英國首相張伯倫說,他每天都在為德國數百萬天主教徒祈禱。張伯倫提醒庇護十一世說,德國殘害的不只天主教徒,還包括猶太人和新教徒。

庇護十一世沒有作答。一個月後的2月10日,他因病逝世。

接替他的人,是庇護十二世,而這位庇護十二世,就是曾經的教廷國務卿尤金尼奧·帕賽利,就是當年代表教廷與納粹簽署《政教協定》的人,就是曾強烈建議庇護十一世對法西斯保持溫和態度的人。

(庇護十二世)

他從不掩飾自己對德國深切的熱愛,曾表示擔任梵蒂岡駐德大使的十幾年是人生最快樂的時光。他會說流利的德語,身邊的顧問和管家都是德國人。

總而言之,他對所有來自德國的東西都有特殊的感情。

正因如此,庇護十二世被後世稱為「希特勒的教皇」。上位伊始,他便對主教們表示,他的當選為第三帝國和梵蒂岡提供了修複關系的絕佳機會。

庇護十二世的教皇任期跨越了整個二戰時期,而他對各國法西斯的暴行,自始至終全盤接受。各國天主教徒的生存狀況和抗議聲被他統統忽略,非天主教徒的死活更是不被他放在眼裡。

簡言之,他是堅定的軸心國支持者,哪怕後來一再被納粹「打臉」,也沒有絲毫改變。

(庇護十二世)

不過在財務問題上,庇護十二世和其他主教想的是一樣的,那就是諾加拉這個人靠不靠得住。畢竟,他之前的工作情況只有庇護十一世清楚。

於是,主教們花了兩個月調查諾加拉的底細,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在諾加拉的操盤下,梵蒂岡的財務狀況達到了歷史最佳水平。單是諾加拉在墨索裡尼政權上投資的9200萬美元,便在過去十年裡增值到近10億美元。

(諾加拉)

另外,諾加拉兩年前就加快了在歐洲以外地區的投資步伐,斥350萬美元購買了美國制造業、電力業的股票及美國國債,給教廷找到了一個新的經濟支點。

而這樣一個能人,名義年薪竟然不到2000美元(約合現在的2.7萬美元)。諾加拉的私人生活也非常簡單規律,無可指摘。

於是,庇護十二世對諾加拉的態度發生180度大轉變。除不再接收一對一匯報外,他對諾加拉的禮遇程度,與庇護十一世別無二致。

諾加拉對軸心國的支持程度,不比庇護十二世低。

首先他是意大利人,其次意大利與德國在戰爭中有緊密利益聯結,再者,諾加拉不感情用事,為教會守住財富是他唯一的準則。

二戰令諾加拉的理財規劃大大複雜化。他參考一戰的歷史,緊急調整布局,關閉了盧森堡和法國的公司,將大部分資產轉移到了瑞士,並把絕大部分的黃金儲備轉移至美國。對南美的公司,諾加拉也以類似手段進行了重組。

但僅轉移資產還遠遠不夠。

就在諾加拉把黃金轉移到美國之前的一個月,美國總統羅斯福頒布行政令,凍結了納粹受害國的在美資產,以防這些資產被納粹使用。

(羅斯福)

這份禁用在美資產的歐洲國家黑名單越變越長,最後僅剩梵蒂岡和土耳其未被列入其中。但梵蒂岡並不安全,因為美方對教廷高層的實際政治傾向心知肚明。

於是,在該行政令的修正案通過五天後,庇護十二世在梵蒂岡祕密召見了美國大使哈羅德·蒂特曼,並透露了令後者深感意外的資訊。

(庇護十二世與哈羅德·蒂特曼)

庇護十二世說,梵蒂岡通過幾個不同的公司,在紐約的幾家私人銀行持有資產。他還透露自己在紐約一家銀行有私人賬戶(根據FBI的報告,賬戶餘額為60999美元,約等於現在的100萬美元)。

庇護十二世的要求很直接:他希望蒂特曼能幫忙讓這些資產不上美國的黑名單。蒂特曼同意了。

但華盛頓依舊持疑。有些美國官員懷疑梵蒂岡打著宗教的名義,實際在替一些個人和機構洗錢。但他們一來沒有確鑿證據,二來不想引發政治風險,因此沒有進行進一步調查。

不過,使用同盟國的銀行有個壞處,那就是每筆交易都會被追蹤和記錄。這個問題,在1942年6月27日也不複存在了,因為梵蒂岡銀行(簡稱IOR)成立了

IOR的章程裡寫道,該機構「負責並管理指定給宗教機構的資本資產」。它不受任何戰時規定的約束,可在全球任何地方開展業務,無需納稅或披露任何經營資訊,每十年把所有文件銷毀一次。股東只有一個人:教皇。

在戰爭背景下,許多歐洲人都想給自己的錢找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很快,IOR就成了資本逃離歐洲的中轉站。

IOR的另一大作用,是使得同盟國追蹤梵蒂岡的資金變得更加困難。諾加拉通過幾大洲十幾個國家的一系列控股公司,頻繁地來回轉移法郎、裡拉、美元、英鎊乃至黃金,調查人員追不上他的步伐。

梵蒂岡在納粹德國有五個賬戶,但FBI直到戰後才發現。

諾加拉還有一個重要的生意搭檔,意大利工業巨頭朱塞培·沃爾皮。二人已相識幾十年,戰時的合作對雙方利好多多。

(沃爾皮)

沃爾皮需要教廷的現金,諾加拉則通過沃爾皮,以優惠的價格,投資了後者在意大利和巴爾幹地區的多家公司,其中又尤以幾大保險公司為重。

這些公司裡,有許多是他們強行趕走猶太高管後霸占的,比如意大利最大的保險公司忠利集團。

(忠利集團)

墨索裡尼將他們沒收的英國保險公司諾威治聯合保險的資產全部,轉給意大利第四大公司馮德裡亞。這之前不久,諾加拉通過沃爾皮的消息,買下了該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而就在兩個月前,馮德裡亞清洗了所有猶太高管。

戰爭期間,他們利用與納粹的特殊關系,搶占被侵略國的保險市場。在波蘭,有一半的保險業務是被忠利集團和慕尼黑再保險公司控制的。

從1943年起,許多歐洲保險公司都拒絕給猶太客戶支付本應支付的年金。戰後的調查顯示,這些未支付的年金費用累計超過2000億美元。

諾加拉和沃爾皮通過此類途徑,大發沾血的戰爭財。

外界對他們的調查非常困難,因為所有交易都是通過層層嵌套的大量空殼公司完成的,單是忠利一家公司,就註冊了八十多家國際子公司。

梵蒂岡更是不可能配合調查。從古至今,梵蒂岡都是唯一一個拒絕歷史學家全面查閱其檔案的歐洲國家。

二戰時期各國間的諜戰風起雲湧,梵蒂岡也卷入其中,為國際清算銀行(簡稱BIS)提供資訊,以保住納粹德國的資產。

將梵蒂岡與BIS聯繫在一起的,是後來成為CIA局長的艾倫·杜勒斯。

(艾倫·杜勒斯)

杜勒斯曾在一家名叫蘇利文與克倫威爾的華爾街律師事務所(下文簡稱事務所)任職高級合夥人,二戰期間,他搬到瑞士,管理戰略情報局(簡稱OSS,是CIA的前身)的當地分部。

他還有個親哥哥:後來成為美國國務卿的約翰·杜勒斯。

(約翰·杜勒斯)

杜勒斯的人脈繁雜而廣泛,遍布歐洲。在他的鏈接下,事務所可以通過梵蒂岡銀行洗錢,梵蒂岡依靠杜勒斯兄弟保護他們在納粹德國的投資,BIS美國分部總裁托馬斯·麥基特裡克是杜勒斯的老友。

說到OSS,就要提到另一個傳奇美國特工:詹姆斯·安格爾頓。憑著出色的工作表現,以及家族早年的意大利經商背景,年紀輕輕的安格爾頓在意大利人脈通天。

(安格爾頓)

而正是安格爾頓,發現了諾加拉的另一重身份:這個看似沒有政治立場、一心只顧理財的意大利人,其實極可能是納粹德國的間諜。

(諾加拉)

諾加拉早在一戰前就參與過間諜工作。當時他的工作地點在土耳其君士坦丁堡,而那裡一直是出了名的間諜窩。諾加拉在當地組建了一個告密者網路,借此幫其所在的意大利銀行獲取巨額商機。

諾加拉第二個參與間諜工作的時機,是在他為梵蒂岡工作之前的那段時間。20世紀20年代末,他當選負責重建德國工業的聯盟委員會的意大利代表,而這之前,他已經在德國待了五年。

不過,大概是由於沒有可以一錘定音的證據,安格爾頓沒有將這個發現公之於眾,亦沒有就其展開調查。對諾加拉身份的懷疑,自始至終只存在於他提交給CIA的一份文件裡。

7

1945年5月,二戰結束,納粹官員們卻仍有事要忙:他們要把價值數十億的贓物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梵蒂岡,為納粹起到了倉庫和中轉站的作用。根據美國的報告,IOR向阿根廷轉移了4.5億美元。

另有一些調查員認為,轉移資產甚至可能只是煙幕彈,其目的是掩蓋這些資產仍在梵蒂岡的事實。

(中間為庇護十二世)

梵蒂岡在戰後還為另一件事操心。

戰後的西歐湧入了數百萬難民,其中來到意大利的就有100萬人。庇護十二世為此成立了援助委員會,進行相關協助安置工作。

但梵蒂岡真正想接待的不是這些難民,而是混進難民裡的納粹軍官。教廷不僅為這些人準備了食物和住所,還給他們提供了資金、假造的證件、出國的船票。

另外,庇護十二世積極地為天主教納粹戰犯爭取減刑。

美、英兩國對此原本很不滿,但時勢變化太快,以致於他們在戰後不久,便和梵蒂岡站到了同一利益戰線上。

首先,是二戰後美蘇之間展開的專家爭奪戰。為了將最頂級的納粹生化專家納入旗下,英、美的情報機構紛紛承諾會給梵蒂岡提供保護,因為這些納粹通常與梵蒂岡關系很好。

其次,是愈演愈烈的美蘇冷戰。梵蒂岡一直都是極端反共的。從這一點出發,教廷自然又多了一個與美國聯盟的理由。

再就是,二戰後政治力量的天平,已從歐洲向美國傾斜,連教廷的美國分部,都擁有了引人側目的籌款能力。像紐約紅衣主教斯佩爾曼這樣的美國高級教士,幾乎與美國每一位重要政治掮客相熟,極具影嚮力。

(紐約紅衣主教斯佩爾曼)

梵蒂岡很難再用以往的態度對待他們了。1947年,庇護十二世給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互通了一系列信件,鞏固了華盛頓與梵蒂岡的聯盟。

雙方在1948年的意大利選舉中,進行了首次合作。教廷重建了被墨索裡尼取締的民間組織「天主教行動」,組織了全意範圍的選民,教皇甚至發表了一場帶有明顯黨派色彩的演講。CIA向梵蒂岡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祕密援助。

那年4月,90%的意大利選民參加了投票。美國和梵蒂岡支持的意大利基督教民主黨大獲全勝。

(1948年意大利選舉)

諾加拉這邊,也開始了調整。二戰結束後,他已年近八十,雖依舊勤奮工作在第一線,但培養接班人事宜已迫在眉睫。

經過幾番挑選,他確定了庇護十二世的姪子卡洛·帕賽利在內的幾個年輕人,組成了接班人小團隊。

二戰後的歐洲,陷在經濟衰退、通脹嚴重、失業率高的泥潭裡。但諾加拉和他的團隊堅信,在馬歇爾計劃的支援下,經濟遲早會重啓。

梵蒂岡的戰後首個重要投資是在建築業。諾加拉認為,遭受重創的城市和基建需要重建,建築業將是最先出現反彈的行業。1949年,教廷購買了意大利歷史最悠久的建築公司SGI及水泥制造商意大利水泥的股份。

梵蒂岡投資的第二個領域是農業和食品加工業。教廷購買了四家主要農業公司的股份。諾加拉還成了意大利最大的農業協會的主席。外界後來批評教廷壟斷了化肥,並以此剝削意大利農民,以獲取巨額利潤。

此外,IOR還把錢撒到天然氣、電信、電力、國防、化學等領域。金融業也是諾加拉的重點投資領域,截至1950年,IOR已擁有意大利79家銀行的股份。

(IOR外觀)

為了在這些被投資公司擁有實際話語權,諾加拉在諸如SGI、羅馬銀行、意大利信貸銀行、保險巨頭RAS的董事會安插了梵蒂岡董事,人選包括庇護十二世的另外兩個姪子馬坎托尼奧·帕賽利、朱利奧·帕賽利等等。

諾加拉還在自己把控的行業協會提拔這些公司的高管,作為匯報,他亦可在這些公司得到任命高管的機會。

諸如此類的手段,使得梵蒂岡與意大利企業之間的利益盤根錯節,個別董事甚至在三十多家公司的董事會任職。

1954年,諾加拉選擇接班人小團隊裡的亨利·德·梅拉多茲接替自己在IOR的位置,並於兩年後正式退休,結束了他的梵蒂岡財務負責人生涯。

在27年的任期裡,諾加拉徹底改變了梵蒂岡的財政狀況,並在兩任教皇的支持下,成功擊敗保守頑固的教廷建制派,將教廷從一個幾乎沒有理財觀念的機構,變成一個擁有自己的中央銀行的國際控股公司

在他退休之際,梵蒂岡投資的SGI已經成為遍布五大洲的國際集團;蒙特卡蒂尼的規糢擴大了兩倍,並開始涉足電力和制藥領域;意大利天然氣從一家小型地區公司發展為意大利最大的天然氣供應商。

8

1958年10月,庇護十二世因病逝世。

經歷了11輪投票才最終選出的新教皇,是若望二十三世。還差一個月就滿77歲的他,是兩百多年來第一個當選時超過70歲的教皇。

(若望二十三世)

主教們都覺得這個人註定是個短期教皇。

大洋彼岸的美國也不喜歡他。斯佩爾曼一回到紐約,就對身邊人說:「他不是教皇。他應該去賣香蕉。」

CIA認為新教皇「在政治上很幼稚,受到了少數自由派牧師的過度影嚮」,說白了就是,新教皇不像他的前任那樣聽美國的話。

若望二十三世認為教會應該遠離世俗政治,他全面終止了與基督教民主黨的合作。

新教皇在財務上也沒有太多野心。他完整保留了諾加拉留下的理財團隊,沒有安插任何「自己人」進去。

理財團隊心裡懸著的石頭落了地。這個團隊的中堅人員,除了帕賽利的幾個姪子,以及掌舵IOR的梅拉多茲外,還有馬西莫·斯巴達、路易吉·梅尼尼等人。

他們的權限和自由度沒有因人事變動受到任何影嚮,於是很快便開始新動作。

即將到來的1960年羅馬奧運會,令意大利對土地的需求大增,梵蒂岡於是把教廷在羅馬的部分地產高價賣給意大利奧組委,供其建造15個體育場和1個國際機場。

這算是個不錯的開場,但很快,他們就碰上了大麻煩。

這個麻煩,叫米克爾·辛多納。

(辛多納)

作為一名出色的意大利稅務律師,辛多納在政商界均有工作經歷。1950年,他與阿姆萊托·通迪尼主教相識,二人一見如故。通迪尼主教把辛多納介紹給梵蒂岡的財務團隊,而辛多納也很快與IOR建立了良好的關系。

不過,辛多納與教廷關系的真正突破,在IOR之外。

1954年,通迪尼把辛多納介紹給蒙蒂尼大主教。後者與辛多納在許多社會和政治問題上都持相同看法,而辛多納則利用人脈為蒙蒂尼處理過多次工作上的困難,比如,1959年,辛多納以極快的速度,為蒙蒂尼籌來數百萬美元,以供其建造天主教聖母之家。

(蒙蒂尼大主教)

就這樣,辛多納雙管齊下,不斷鞏固著與梵蒂岡的關系。

財務方面來說,自1960年起,梵蒂岡與辛多納已正式成為合作夥伴。辛多納的工作表現極為出色,為梵蒂岡順利推進了許多金融收購業務,聲名鵲起。

隨著名聲到來的,還有流言。許多人私下議論說,辛多納受到了黑手黨的資助。IOR的團隊也聽到了這些說法,但辛多納的工作成績太卓越,因此他們決定將傳言擱置在旁。

而辛多納悉心維護的與蒙蒂尼大主教的關系,則給他帶來了巨大回報:

1963年6月,任職教皇僅四年多的若望二十三世去世,接替他的新教皇保羅六世,正是蒙蒂尼大主教。

(保羅六世)

辛多納高興壞了。

但普通教徒不這麼想。保羅六世為人低調,不愛拋頭露面搞公關。若望二十三世任期最後一年的教徒捐款為1500萬美元,這一數字,在保羅六世上任第一年暴跌至400萬美元。

不過梵蒂岡早就不靠捐款過日子了。保羅六世在財政方面的第一個舉措,是進一步增加投資多樣性,減少與意大利過深的利益捆綁,而這正是辛多納最拿手的。

在辛多納的運營下,食品、金融、媒體、能源、紡織、鋼鐵、生化、造紙、酒店等行業的全球公司裡,都出現了來自梵蒂岡的資金。

60年代中期開始,梵蒂岡購買了IBM、通用汽車、通用電氣、殼牌、海灣石油、大通曼哈頓、寶潔、伯利恆鋼鐵等公司的股票。

滾滾財富洪流,把辛多納拱到了名利之巔。《商業周刊》《財富》《紐約時報》《經濟學人》等媒體把他捧得天花亂墜。

(辛多納)

辛多納有了更多認識名流富豪的機會,但他在1966年認識的富商利西奧·蓋利,卻相當特別。

表面上來看,蓋利是個有著意大利和阿根廷雙重國籍的成功商人,過著與其他富商別無二致的奢華生活。但實際上,他有一個少為人知的祕密身份:他是共濟會的一支意大利分會「宣傳截止日」的負責人。

(蓋利)

該分會後來在1981年因策劃政變被意大利警方解散時,已有近千名成員,其中包括4名在任內閣部長,50多名將軍,及意大利一些極有地位的實業家、金融家、媒體人、檢察官、法官,乃至情報人員。

共濟會在意大利和梵蒂岡的地位,相較其他國家,也比較特殊。從1738年開始,先後有8位教皇譴責並試圖消除共濟會。19世紀推翻教皇國的人裡就有共濟會成員。

墨索裡尼也不信任共濟會。1925年,他取締了他們的所有分會,戰後的意大利已幾乎沒剩多少共濟會會員。

所以蓋利的行動是非常隱祕的。他對加入分會的新成員說,他的夢想是有朝一日建立一個右翼的、由宣傳截止日成員組成的獨裁政府,來取代現在的意大利政府。

(蓋利)

善交際的辛多納很快就取得了蓋利的信任。在後者的要求下,辛多納起草了振興意大利經濟和改善其在國外貨幣信用市場地位的建議,並在蓋利的引薦下,與許多宣傳截止日的成員結識。

9

梵蒂岡的納稅情況,是一個古老的歷史遺留問題。

在1929年簽訂的《拉特蘭條約》中,墨索裡尼免除了所謂「教會公司」的納稅。但由於內容編寫不嚴謹,經過時間的推移,在實際執行中,免稅範圍逐漸擴大至梵蒂岡和IOR的一切經營行為。

以梵蒂岡如今的富裕程度,一分不納顯然令意大利不爽。1963年,意大利財政部的一位官員首次提出對梵蒂岡不納稅的質疑。在之後幾年裡,這個聲音越來越大。

據公開資訊顯示,梵蒂岡每年應繳納的股息稅,便已經高達7.2億美元(約合現在的48億美元)。再不做出點回應,實在說不過去。

於是,在辛多納的指導下,教廷在1967年8月成立羅馬教廷遺產管理部門(簡稱APSA)。

這個人員不專業、賬目亂如天數的部門,其實根本沒起到甚麼作用,但辛多納並不在意。他知道整理賬目不是真正的解決之策。

在他看來,根本的避稅頒發,是賣掉所有意大利的資產。

這個想法,一開始自然遭到了保守主教們的反對。不過一個小意外的爆發,讓這些保守派切實明白了把資產轉移出意大利的必要性:

1968年初,意大利記者爆料說,梵蒂岡投資的公司裡,包括避孕藥公司、軍事武器制造公司、賭場,以及一家出版色情雜志的公司。(未完待續)

    

傳播真相   探究歷史 支持正義  分享快樂

💰 打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