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時期,老百姓心目中的軍閥究竟啥形象

北洋時期

軍閥政治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在主流的近代中國歷史書寫中,軍閥系一極端負面的存在,大多是做全稱否定判斷(universal negative judgment),認為軍閥皆一丘之貉,整體形象醜陋,且忽略其前後變化;

同時認為軍閥統治的北洋時期,戰亂頻仍,民不聊生,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時期。這一認知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逐漸固化。國民黨的宣傳且不論,知識界也多持此議。

民意調查中軍閥得票率之動態分析

民意調查是以社會學理論為依據,通過局部調查尋求全體民意的調查方法,在中國大致興起於1920年代初。

1922年8月,日本人在北京辦的《順天時報》做了一次名為「理想政府各員選舉票」的民意調查。這次調查很可能是近代中國運用社會學方法就國家政治問題進行的首次民意調查。之後,各報刊、學校及社會團體紛紛效法,民意調查蔚然成風,各式各樣的調查在「民意測驗」「假選舉」「草選舉」「名人選舉」等名目下展開,截至1926年北伐開始,相關調查多達數十起,其中涉及軍閥的調查不下10起。這些調查,從不同時間、地點及社會層面,提供了全面認識軍閥的珍貴史料。

《順天時報》所作「理想政府各員選舉」旨在徵求對大總統、副總統、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選舉的民意。據統計,從1922年8月1日至28日,該報共收到5658張有效票。茲將該報投票結果,按照正副總統、國務總理等得票多少之順序,列表展示如下:

按得票數計算,在全數5658張大總統「選票」中,軍閥或出身軍人者共得票2147票,占總票數的37.9%。副總統得票人中可以算作軍閥者,合計得2198票,占全部投票數的38.8%。國務總理一職雖「候選人」較多,票數分散,但軍閥得票同樣不少。位列第一的是段祺瑞,得1072票;徐樹錚得162票;靳雲鵬得75票;曹錕得59票。內閣各部,文職且不論,陸軍總長投票,吳佩孚得731票,排名第一。

如果說《順天時報》有日本人的背景,不妨看看與之有激烈競爭關係的美國人在上海創辦的《密勒氏評論報》所做「中國當今十二偉人」問卷調查。此次問卷調查從1922年10月7日開始。這一天,該報刊登公告並發放「選舉票」,邀請讀者選舉「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

一週之後,同樣內容的公告和選票以中文發表。公告制定了「選舉」規則與辦法,且無論中外人士皆可投票,選票在每期密勒氏報刊出,選舉結果逐期揭曉。選舉截止後,經匯總統計,得票在4票以上的被選舉人共195名,全部有效選票為18904票。1月6日,《密勒氏評論報》正式公布選舉結果,並對進入前12名的「大人物」逐一作生平事蹟簡介。該報公示的「前12名」名單及得票情況如下:

由上表可知,在得票最多的12個「大人物」中,被稱為「軍閥」或出身行伍者有吳佩孚、馮玉祥、閻錫山、黎元洪4人,共得3607票,占前12名總得票數11375票的31.71%。在次12名「大人物」中,被視為軍閥及類軍閥者還有段祺瑞、陳炯明、李烈鈞3人。總計在前24名中,軍閥或出身行伍者共占7個席位,比例為29.1%。得票在4票以上可列入「軍事」類的被選舉人有39位,其中不少是軍閥,占被選舉人總數的20%。

《順天時報》《密勒氏評論報》此舉,開中國問卷調查之風,不久各地大、中學校聞風跟進,一些社會組織也不甘人後,由此形成一次大範圍的民意調查熱潮。

國內大專院校最早開展民意調查的是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2年11月14日,適逢北高師成立14周年紀念,該校新創辦的心理研究室決定開展民意測驗,其中第2、4兩問有可能關聯軍閥:

2、假使你有選舉權,你將舉誰做下任大總統?4、當今活著的中國人你最佩服哪一個?
問題要求即時答覆,不記姓名,不許旁窺,答畢由答題人親自或由招待員代為投入票匱。共收931票。

北高師的調查由社會學家張耀翔主持指導。張在分析大總統得票數據時指出:從被選舉人的情況看,大總統得票人中屬於軍閥或出身行伍者有黎元洪、段祺瑞、曹錕、馮玉祥、閻錫山、陳炯明、張作霖、徐樹錚、張勳、唐繼堯等11人,共得180票,占總數578票的31.1%,入圍人數占全部31位得票人總數的35.48%,1/3的武人得票率大致可信。

幾個月後,中國大學於創建十周年紀念之際所作民意測驗,似可支持北高師的調查結論。

在擬定的10個問題中,第5問「你最願意哪一個人組閣」與軍閥有所關聯,投票結果,有13位軍閥(或類軍閥)入圍,占41個入圍者的31.7%;13人共得357票,占全部合格票的21%。

如果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調查反映的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區的民意,不足以代表北洋時期大範圍民眾的認識意向,不妨再看看處於南北軍閥夾縫中標榜自治以求生存的湖南人對軍閥的認知。

1923年6月中旬,湖南妙高峰中學舉行建校十五周年紀念,特設民意測驗,徵求長沙市民對於國家社會的意見。

投票結果:大總統提名人數共30名,總票數734張,其中軍閥或行伍出身者入圍12人,占入圍人數的40%,共得票367張,占總票數的50%。副總統「選舉」軍閥或出身行伍者入圍15人,占全部35名被提名人總數的42.9%,得票235張,占總票數734張的32%。可見湖南人對軍閥的認知。

值得注意的是,個別軍閥在民調中得票率一直較高,排位也相對靠前,其中最突出的是吳佩孚。在《密勒氏評論報》「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問卷調查中,吳佩孚得995票,排在蔡元培、王正廷、張謇、黎元洪、胡適等人之前,位居第5。在北大25周年校慶問卷調查中,吳得15票,排在王寵惠、伍廷芳、康有為、唐紹儀、顧維鈞、顏惠慶、袁世凱、黎元洪、曹錕之前,位列第6。在中國大學十周年紀念「你最願誰組閣」的問卷調查中,吳得31票,排名第12。在東南大學的「國內大人物」調查中,吳得27票,排名第7。在妙高峰中學的未來大總統候選人提名中,吳得20票,排名第3。段祺瑞在民意調查中得票也居於前列。如在《順天時報》「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投票中,段得2059票,占總票數的36.4%,與得2073票、占總票數36.6%的孫中山,幾在伯仲之間。

不過並非所有調查軍閥都能得到較高選票。東南大學和北京大學的調查就與上列調查有較大數據落差。1923年1月,東南大學政法系及經濟系學生組織大總統選舉委員會,選舉結果,入圍的軍閥或出身行伍者有馮玉祥、黎元洪、段祺瑞、吳佩孚、閻錫山、齊燮元、韓國鈞、劉冠雄8人,共得81票,占總票數806票的10.04%。

基於統計學立場,考慮到異常值的整體波動(overall volatility)影響,去掉數據組中的「極值」即通常所說的最小數(10%)和最大數(50%),則1922—1924年民意調查中軍閥平均得票率為29.20%。這一得票率究竟是何概念?

作為社會群體,考慮到整個社會文、武人數比例,文人和不是武人的政治家占絕大多數,武人這一得票數值並不低。中國大學的「內閣選舉」,武人得票率為21%。其實就組閣而言,內閣各部屬於武職者只有陸軍部、海軍部和參謀部,其餘各部均是文職。文職總長,軍人很難入選。武人能在文職為主的內閣官員「假選舉」中得到21%的投票,已屬較高的得票率。中國傳統重文輕武,文人向來蔑視武人。在此傳統下,民調組織者和投票人的構成,多少包含對武人的不利因素。

以上為民調的整體情況。由上可知,北洋時期歷史民調中,軍閥得票率高達29.2%,而在我們的歷史記憶和歷史書寫中,軍閥的形象十分糟糕,原因何在?

軍閥整體負面形象主要是南北軍閥以其拙劣的政治表演自我塑造的,這一結論毋容置疑。但是民意的類別以及性質也提示所謂軍閥整體負面形象的形成,可能包含外部建構的因素。

國民黨的宣傳與軍閥整體負面形象形成中國傳統政治語彙中並無近代意義的「軍閥」概念。雖然至遲唐代,典籍中便已出現「軍閥」一詞,卻另有所指,並無貶義。科舉制度廢除之後,中國推崇尚武精神。直到巴黎和會之後,和平裁軍呼聲高漲,對黷武主義的批判趨向激烈,帶有貶斥意義的「軍閥」稱謂才流行開來。

然而「軍閥」的定義與判斷一個軍人是否「軍閥」的標準卻十分模糊。研究四川軍閥的柯白曾以劉湘為例指出:「劉湘和追隨他的軍人是『軍閥』嗎?通常認為:『軍閥應指稱在特定區域內憑藉實力發動戰爭的任何人。』照此定義,四川的5個地位最高的軍人(二劉、鄧、田、楊)均可明確無誤地界定為軍閥。但如此界定他們幾乎什麼有價值的內涵。」柯白認為:軍閥這一詞組中決定性的詞彙「閥」(lord)的翻譯仍不清晰。所以軍閥是一個用起來方便省心、可塑性極大的詞彙,但卻被用為一個含有貶義的俚語。可見無論從詞源學,還是從軍閥的定義而言,近代國人對軍閥的認知並不負面。

然而,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由於軍閥自身形象敗落,加上北伐期間國民黨的宣傳形塑,國人對軍閥的認知根本改變。

在這一改變過程中,蘇俄及共產國際為幫助國民黨擺脫「軍閥」地位作了大量工作,在要求國民党進行改組的同時,對國民黨的宣傳工作進行指導。越飛在討論與孫中山的合作時曾明確指出:北伐計劃「應當不僅以軍事手段,而且以開展國內最廣泛的鼓動宣傳方式來實現」。宣傳的主題是反帝反軍閥。為推進這一宣傳,俄國人向孫中山提出在上海成立中央新聞社,以便為所有的中國報紙提供新聞和具有國民黨精神的文章等具體建議。

在成功對自身進行改組之後,國民黨致力於國民革命的政治宣傳。尤其是五卅之後,鑒於各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國民黨的宣傳轉而注重強調軍閥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同時對動員社會各階層參與革命運動做出具體部署。

在宣傳手段上,借鑑蘇俄革命的成功經驗,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主導下的反軍閥宣傳廣泛深入,形式多樣:

1、明確提出「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政治口號。

2、組織演講隊向民眾演講。

3、組織民眾舉行反軍閥示威。

4、對軍隊灌輸打倒軍閥的思想。

5、組織新聞檢查,控制軍閥的敵對宣傳。

國民黨的反軍閥政治宣傳產生了明顯效果。在宣傳效應產生之前,除一些文人在報刊上罵軍閥之外,普通百姓對軍閥並無特殊好惡,他們評價一個人往往是依據傳統道德觀念和自身的感受。但是經過宣傳,情況就不一樣了。北伐推進到武昌附近的一個村莊時,郭沫若驚訝地發現,吳佩孚的軍隊敗走後,「村裡人就像自己打了勝仗一樣,非常高興,他們都稱我們是南軍,有的還在「南軍」上加上「我們」兩個字。」又說:「南軍是搭救我們老百姓的,南軍勝利,我們老百姓就有出路了。」不難看出,經過國民黨從早期北伐便已開始的政治宣傳,到國民黨大舉北進,在社會認同層面,軍閥已遭到社會各界普遍唾棄。

不過,既然是宣傳,國民黨的軍閥形象描述也難免有虛構成分。胡政之在國民黨北伐之初就發現,「國民黨素以宣傳見長」,隨著北伐勝利推進,「民黨消息,益多過甚之詞」。汪精衛也曾為國民黨的宣傳與事實的不符感到困惑。他說國民黨的做法,「不是用事實改變宣傳,而是用宣傳改變事實」,國民黨第一次大會以來,黨人每為此感覺痛苦。但到第二次大會時,「事實居然被宣傳改變了,很多宣傳已變成事實」。汪氏所言,旨在說明國民黨對宣傳工作認知的變化,卻於無意中透露出國民黨對軍閥整體負面形象從「虛」到「實」的建構。

然而國民黨對軍閥形象的建構並未因北伐成功而終止。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國民黨為取得統治的「合道性」,繼續進行反軍閥的政治宣傳。而在國民黨宣傳部及訓練部指導下的民意測驗,則成為宣傳的重要手段。1927-1933年的民調雖然與1922-1924年間的眾多調查類似,都是在「民意測驗」或「心理測驗」的名義下舉辦。但前後比較,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調查於「民意調查」僅有其名,實際已完全納入國民黨中宣部的宣傳體系當中,成為國民黨政治宣傳的工具。在這類民意測驗中,影響較大的有「總理紀念周」民意測驗以及「革命心理測驗」。

通過這類號稱「民意調查」的政治宣傳,軍閥的整體負面形象於北伐成功之後幾年內,趨於成型,並逐漸固化為後來人們看到並視為常識的歷史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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