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回憶抗戰:我最難過的是用大刀處決逃兵

老兵回憶抗戰:我最難過的是用大刀處決逃兵

人物簡介:羅文波,祖籍廣東開平,1923年出生於澳門。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考入黃埔軍校獨山分校,畢業後先後擔任隸屬國民黨第九戰區第十軍的特務排長、連長,參加了長沙、常德戰役。1944年6月,親歷艱苦卓絕為時達47天的衡陽保衛戰。獲頒精忠救國銀質獎章,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題贈簽名相片以資留念。內戰爆發後,羅文波先生不願打內戰,主動要求退伍,回到故裡後轉道香港,在船務公司工作了40餘年,後來去了臺灣,最後定居在加拿大。

對羅文波的採訪時間:2010年3月16、17、20、24日。地點:Vancouver B C Canada。

陰差陽錯,求學路上從了軍

我原籍廣東開平,1923年農曆四月十五出生於澳門,上面有四個姐姐。父親長年在祕魯謀生,最後病死在那裡。我小時候在澳門讀小學,只讀了四年書,因為家裡沒錢,就沒得讀了。後來,二姐姐在廣東曲江五裡亭「萬國醫務團」工作,可以供我讀書,於是,只讀過四年書的我報考廣西桂林大學,結果被備取了。

我去桂林讀書的時間大約是1941年。路過湖南衡陽時,沒有了錢,在火車站逗留,忽然上來五六個當兵的,說要檢查,他們以為我是姦細,關了10天後把我帶到縣政府。

審問我的人叫容有略,是黃埔一期學生,當時擔任第十軍參謀長。容有略是香山灣仔人,香山灣仔就在澳門的對面,他同我也算是老鄉了。他先問了我有關澳門的一些事和個人情況,然後問我出來幹什麼,我說打算到桂林讀書,他就說這年頭讀書沒用,你這麼聰明,還不如去讀軍校,出來當軍官,打日本人。我說好的。

於是他們就送我到設在貴州獨山的黃埔軍校獨山分校學習。學校約有三百多名學員,我們屬第十七期,我們班五六十個人。在軍校訓練很苦,有位名叫彭光烈的四川籍教官,動輒體罰我,讓我雙手高舉步槍,站在太陽底下,從上午到下午八個小時,連尿尿都不允許。

除了訓練,還要去鋸樹,造房子,為下一屆學員入學做準備。我訓練很刻苦,教官讓我與他對打,總被他打趴在地上。教官就用竹製的刀打我,讓我爬起來再練。經過苦練,後來教官終於被我打敗了。在軍校時,爬山比賽我得了第一名,獎了五斤豬肉,第二名獎了三斤。

夏天、冬天都過了,我大約讀了十一個多月的軍校,出來後就加入部隊,駐紮在湖南的常德、長沙、衡陽一帶,與日本人打仗。

羅文波軍裝照

常德會戰,先喝一碗壯行酒

你讓我說我們駐紮長沙的情況嗎?好的。

我參加了第三次長沙保衛戰,由薛岳任湖南省主席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我們是他所轄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師長容有略。我在師部直屬特務排,任排長。

常德會戰,我們奉命增援,攻占德山。當時,我們往上沖,日本人機槍往下掃,死傷很多,攻占不上。長官讓我們衝上去肉搏,部隊在後面掃射,我們的許多人和日本兵被一道打死了。到了晚上,我們繞道悄悄摸上去,用槍打,用噴火器噴,下面的部隊緊接著往上沖,終於把山頭占領了。

我剛打仗時也害怕,還會尿褲子,後來就不怕了。小時候讀書,就知道「九一八」、「五卅慘案」和「濟南慘案」,心裡就非常恨日本人!中國軍隊在上海四行倉庫打響保衛戰,很英勇,我很敬佩他們。

晚上打仗,心情很複雜,也不知道還能不能活著回來,有些士兵就會喝一碗壯行酒。這種心情是現在年輕人體會不到的。第二天戰友見面,很興奮。「你還活著?」然後就是交流昨晚戰績,你殺了幾個,我殺了幾個。日本部隊不一定都是日本人,裡面還有朝鮮人和中國臺灣人。

在戰場上,隨時都有可能戰死。戰友方子才,廣東東莞人,當時在司令部當中尉副員(參謀),在常德會戰中被打傷了,是我把他背回來的。一個副排長,受傷後我去背他,他一路呻吟,後來沒聲響了,身體漸漸發冷,放下一摸早已經死了。

有一個當出納的戰友,被日本人打死了,一百多萬元錢歸我管,因為我是排長啊,我就把一疊疊的錢給二姐夫和其他戰友分帶。我的姐夫把錢塞在上衣口袋裡,日本人一梭子子彈射來,剛好打在厚厚的一疊紙幣上,撿了一條命。

中者為羅文波

衡陽保衛戰,揮動大刀殺鬼子

1944年6月衡陽保衛戰打響,我所在部隊就駐紮在衡陽城區。

夜裡,我們經常從駐地出發去到江東岸的黃巢嶺(又名黃茶嶺)一帶偷襲日本人。日本人過來,我們血就湧上來,讓士兵殺前頭的,我從後面殺,一刀一個,好痛快,日本人被殺得哇哇叫。

我恨日本人!當初,在戰場上,臉部被日本炸彈炸傷。一次過湘江時,屁股被日本機槍打中,兩顆子彈二進二出,鑽了四個洞。戰友方子才左胳膊被打穿,終生殘疾。我們駐紮衡陽的時候,堂弟羅英瑞來看我,他沒當過兵,正碰上衡陽保衛戰跟日本人打仗,也就留了下來,發給他一把槍。

我們守在堡壘裡,出不來,日本人用噴火器噴,堂弟熬不住跑了出來,立即被亂槍打死,就葬在衡陽的「萬人冢」裡,據說上面有他的名字,不知真假。衡陽是想去的,就是想去看看堂弟。可現在老了,老婆不讓我一個人去。

打仗的時候,躲在牆後面,不行,牆一炸就倒,危險;最好是躲在戰壕的轉彎處,隨時調換位置,很難打中,這是戰場上總結出來的智慧。在衡陽我們被日本人包圍了整整47天,打得非常慘烈。

我打仗很拚命的,有什麼緊要的危險的任務,比如偷襲啊,長官首先想到的是我。一有任務了,我光膀子,背一把大刀,非常興奮,真的很勇敢,不怕死。往往怕死反而快死。晚上日本兵睡覺時,我帶人悄悄摸過去扔手榴彈,然後提著大刀守在營房門口,日本人出來,一刀一個。白天磨刀,晚上殺鬼子。

夜裡天很黑,分不清敵我,我和戰友就脫光衣服,剩下個褲衩,一路爬行,摸到穿衣服的就砍。每天晚上回來,渾身是血,就讓當兵的往我身上潑水。我經常想今天還活著回來,明天也許就死了。打衡陽時,感覺都死過好幾回了。

有一天,飛虎隊的一架飛機受傷迫降在山坳裡,正好在中日軍隊陣地中間。飛行員名叫陳展芬,廣東梅縣人。日本人把飛機打得稀巴爛,陳展芬幸運地躲進了樹林。晚上長官命令我帶20多個人前去營救。我們沒穿衣服,就帶大刀和手榴彈,找了好幾個鐘頭。飛行員怕我們是漢姦、偽軍,我們就用廣東話喊:「中國飛行員!快快跑出來,我們是中國的軍隊!」我們不能喊得太響,驚動了日本人,槍馬上會打過來。飛行員救出來了,臉上抹的全是泥巴,像鬼一樣。

羅文波與阮美玉

我本善良,無可奈何槍斃軍長

有一天,我們抓到了一個日本兵,當時日本飛機每天要來轟炸,我們把日本兵綁在街道上,心想讓日本飛機炸死他算了,結果還是沒有炸死。我們就打他,敲他。我們太恨日本兵了。他的胸前口袋裡放著一張「千針符」,是用針繡的,可以保佑平安,日本人也信的。他口袋裡還寫著他家人的名字,看了我也很難過,但是沒有辦法,你死我活,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

其實我很慈善的。在家我殺鵝,鵝一下子沒死,鵝追我逃,把我嚇死了!很奇怪,殺日本人一點不手軟,抗戰中,被我打死的日本人起碼有20多個。1945年12月,第九戰區司令部發布訓令,頒發給我獎狀和精忠救國銀質獎章(編號658號)。

最難過的是殺逃兵。部隊出去打仗,有的戰死了,有的趁亂當了逃兵,能夠回來的也就六七成。殺逃兵也要我們來執行,不能用槍,槍聲會驚動敵人,用的是大刀,規定一刀解決,不可以第二刀。我實在不忍心,但也沒辦法,殺逃兵之前,我只好對他說聲對不起了。

蔣中正來衡山召開南嶽軍事會議,有一位叫張德能的軍長,因為違背軍令,擅自撤離長沙,被拉出會場槍斃,也是由我執行的。我是特務排排長。

那天,一位姓鄧的團長小聲告訴我,讓帶兩個兵把張軍長抓起來槍斃,他指給我看是哪一個。張軍長坐在師、軍長堆裡,我印象很深。蔣中正質問他,你撤退了沒有,張喊沒有。我們把他帽子摘掉,拉出座位用繩子把他自上而下綁起來,他的臉嚇白了。

我手下兩個士兵一邊一個把他挾出會場,拉出門外沒多遠,我叫他跪下,用左輪手槍朝他後腦勺開了一槍,倒地後又在他的後背補了一槍,一共打了兩槍。

殺自己部隊的軍長,心裡很不舒服,晚上也睡不好。張軍長是廣東開平人,與我還是同鄉。他也有母親孩子,一想起來就難受。

獲獎證書

當了俘虜,在日本兵營受盡虐待

我們排原有50多名士兵,城破前還剩20來個。因為我是排長,還是要堅守陣地。一天,我從掩體裡鑽出來,感覺寒光一閃,左手臂挨了一刺刀,對,就是這個傷疤,緊接著後腦勺被狠狠砸了一下,就昏了過去。

醒來後,兩個日本兵守著我,說不許動!日本人用我的綁腿帶包紮我的手臂,也沒有藥,很痛,結果發了炎。

日本人讓我們的士兵當挑夫,看我頭上手上都紮著繃帶,就沒有叫我挑。日本人也不管我們,反正我們也跑不了,他們已經把衡陽圍得死死的。我又回到不遠處第十軍軍部,軍長、師長他們都在那裡,被日本人看著。

衡陽保衛戰打到最後,第十軍傷亡已經很大,無力據守了,方先覺軍長就給蔣中正發了最後一通電報,說彈盡援絕來生再見!日本人已從四面圍了上來,方軍長欲拔槍自裁,被幾位師長和副官死死摁住手,結果連手都扭傷了。他們說:「軍長,你不能死,否則所剩士兵和大量傷員就更慘了。」

大家打仗不怕,看到方軍長要自殺都很怕。

日本人在別的地方,一兩天就可以打敗國民黨部隊,打衡陽他們以多打少,卻打了整整47天,日本第三師團長很敬佩方先覺軍長,上來跟方談判。

在這種情況下,方軍長進屋去與日本人談判。談了有一個多小時,內容包括不可以虐待俘虜、給傷員療傷等等。談完後,方軍長走出屋來,向我們喊:「兄弟們,不用怕,生死由命!」

方軍長和我們被關在衡陽城北的天主教堂裡,教堂建在山坡上。他住在三層小小的閣樓,我在二樓。

我被關了四個月,跑過幾次。有一天我趁日本人不註意,從二樓跳到了後面的山坡上,由於肚子餓,腿發軟,膝蓋頂到胸膛,昏了過去,結果又被日本人抓了回去。一名日本伍長審問我,讓一個湖北籍的漢姦做翻譯,說皇軍對你們這麼好,為什麼要逃跑?

日本人把我放進一個水桶裡,裡面放了涼水,水過膝蓋,時間一長感覺冷。手不能碰到桶子,稍一碰到就砸我。他們又把我綁起來,從屁股和嘴裡灌我水,然後把我倒吊在木梁上,讓灌進去的水從嘴巴和鼻子裡淌出,放下後再踩我肚子。

日本兵把我拖到方先覺軍長那裡,說你的兵逃跑,你要管好你的兵。方軍長對我說:你們辛苦了,(下次逃跑)小心點。

這個教堂是美國人辦的,神父也是美國人,他擁抱了我們:「你們辛苦了,天主保佑你們。」

離職證明書

義士搭救,脫離虎口死裡逃生

當時日本兵力很緊缺,主要兵力都派到了貴州、雲南去了,因為兵員少,平時看得不是很緊。他們做了不少橡皮人,放在周邊郊外,看著好像有很多人。有一次逃跑時,我們見人就紮,只聽到撲哧一聲,原來是橡皮人。

方先覺軍長、容有略師長在外邊的接應下,由老百姓幫忙帶路跑了,輾轉去了重慶。長官不見了,士兵要遭殃。隔了兩天我也乘隙跑了,那是1944年12月9日。

這一次,我是與姐夫、方子才三個人一起跑的。我同姐夫一人一把匕首,方子才抓了一根扁擔。我們計劃好白天跑,因為通常白天美國飛機來轟炸,日本人就躲避起來,結果那天飛機沒有來。有兩個日本人守在江邊,我們穿著老百姓的服裝,還故意給他們鞠躬。他們以為我們是普通百姓,放鬆了警惕。

一位船夫渡我們過江去,我們沒有錢,他也知道我們是中國軍人。上岸後,他帶我們找到客棧老闆石少銘。石少銘是萍鄉人,在這裡開客棧救過我們一位師長。他把我們藏到閣樓上。日本人來巡邏,石老闆就拿東西給他們吃。天還沒亮,他來叫我們,說可以走了。到了「五馬歸槽」他的家裡,我們又住了一夜,然後拿上一包乾糧,帶我們繼續走。

跟石少銘告別時,我姐夫跪了下來,讓他不要回去了,我們養他一生。那時他已60多歲。石罵我們自私,「我有老婆孩子和孫子,我得回去照顧他們。」我們路過山上一些破房子,看到裡面有很多屍體。

走了兩天,到了三不管地帶,有土匪、日本人,有中國軍隊,但很少。土匪很講義氣,知道我們是第十軍的人,就請我們吃飯,又包上一些給我們路上吃。

1946年我離職後,途經衡陽找過石少銘,我把口袋裡的錢全都掏出來給他,他只要了一半。我又把從日本人那裡繳來的毛毯、大衣給他留下,回到澳門以後還跟他聯繫過一次。

委任書

重回部隊,升了官職受到嘉獎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駐紮在郴州,坐火車只要一兩個小時,我們卻整整走了31天才找回到部隊,時間是1945年1月10日。司令長官薛岳親自批條子,給我們每人發了八百元錢。方子才餓得很瘦,去「大三元」餐館狠吃了一頓,結果拉了10天的肚子。

重返部隊後,我官職升了一級,當了上尉連長。我們是特務團,團長叫徐建德,廣東樂昌人,是殺人狂,很厲害的。紀律很嚴,有個連長晚上出去,很晚了他再次巡查時,還沒回來,第二天,徐團長要他跪在地上,用腳狠踢他的胸部,並把他降為排長。有一名士兵,偷拿了百姓四兩豬肉,老百姓追過來,結果團長把他槍斃了。

在郴州召開團務會議時,徐建德團長指著大家罵下面的營長、連長都是土匪、惡霸,純潔、好樣的人只有一個,就是羅文波。會後,他讓我到他房間去,拿出他自己的5000元錢,說是有功獎勵,讓我招待兄弟們。徐團長後來在香港新界洪水橋以耕種為業。他的勤務兵叫羅永華,也跟他在香港。

我在特務團當連長(編號4533),職責是保護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薛司令每天散步,我肩背一支湯姆森,腰別一支勃朗寧,跟隨著他,地方人士和下屬見他,先由我們檢查,然後放行。我游泳很好,駐紮湖南土橋時,薛司令的兒子薛昭明,那時10多歲,便由我教他游泳。薛司令還贈我一張他自己的照片,至今我還保存著,喏,就是這一張,上面有簽名、題字。他很少送人照片的。他還在抗戰紀念冊上給我題「苦學力行」四個字,可惜這本紀念冊找不到了。

薛岳簽名照

任騎兵大隊長,認識了初戀情人

我們駐紮在湖南土橋時,日本人投降了。我所在的部隊經贛州、吉安、銅鼓開到南昌。受降時,繳獲了許多戰馬,組建了騎兵,讓我任騎兵大隊長。我本可以升少校的。當時,徐建德團長已經調走,新來的團長對我不好,阻阻攔攔,說我太年輕,結果只給了個準校。

我們騎兵大隊有一百多人,好威風呀!兩個人一匹馬。其中一個是日本兵,教我們怎麼騎馬。馬是從日本人那裡繳獲的,有些日本人不願投降,騎馬走到橋上,韁繩一拉,連人帶馬一起墜橋自殺。南昌老百姓很恨日本人,看到就砸,我們說不要打,老百姓不幹。

部隊駐紮在南昌葆靈女子中學附近。女中有一名校花名叫阮美玉,小我四歲,我很喜歡她,她也很喜歡我。我和她,還有另一位青年陳國華,三個人三匹馬經常一道出去玩,游滕王閣。我們都差點要結婚了,因為我是當兵的,她父母堅決不同意,只好分手了。

如果還健在的話,阮美玉也該有80多歲了。10多年前我還和陳國華有聯繫,他在南昌郵政系統工作,住在王陽明路,我來溫哥華後就沒有聯繫了。我托陳找過阮,沒找到。

日軍第十一軍軍長兼華中派遣軍第六方面軍司令笠原幸雄,原在漢口,到九江向我方投降。上司命令我帶領50多人,押解笠原幸雄等三個日本軍官,自九江乘船經武漢一路去南京。他們被關在船上房間裡,有士兵看守。好像是在南京朱雀路辦的移交手續,打了收條。當時國防部長是何應欽。

移交完後,我和特務長等幾個人順路去了上海、無錫遊玩,也去了杭州,也不知道杭州有什麼地方好玩,就買了釣魚工具,在西湖邊釣魚,釣到了幾條,不大,也不知道是什麼魚。

告別軍旅,自謀生路平常人生

後來,我所在的部隊奉命開拔到江蘇徐州,時間大概是1946年的3月,去跟共產黨軍隊打仗。結果第一仗就敗了,原因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團被共產黨部隊策反了,於是露出了一個缺口。

打日本人我不怕死,現在中國人打中國人,沒意思,實在不想打,我就提出退伍申請,提了四次,團長就是不批不報。最後,薛岳的兒子把我的報告遞給薛司令的副官,副官把報告遞給了薛司令。薛司令長官親自批準我請長假,時間是1946年的4月底,5月初,給了15萬元錢和一支槍、一匹馬和一個勤務兵。勤務兵名叫彭和林,福建洪厝祠人。

我們就上路了,路上有檢查,我們有離職證明書,不怕。那匹馬在廣東坪石被我賣了,價值五萬元。那把美國產的手槍,很重,威力也大,小炮似的,名叫航空曲(Fourtyfive),是在香港賣掉的,也賣了五萬元錢,五萬元,當時夠買一套西裝。

離開部隊回到澳門後,我去了大姐夫辦的萬隆五金廠當經理,彭和林跟我一起幹。後來我到了何鴻燊辦的順德船務公司,彭也回福建去了。我在船務公司幹了41年,先是跑澳門、佛山、香港,1949年以後,我就跑澳門至香港。

1971年,我工作的佛山號客輪沉沒,一百多人都死了。那一天我剛好沒去,老婆生兒子,因此請假。命大吧!我屬貓,貓有九條命呢,不是嗎?在順德船務公司幹到70歲,我不幹了,回家了。

我結婚很晚的,1970年才結婚。母親生病,我服侍了母親14年,借錢為她治病,條件不好。我母親是1962年去世的。老婆小我25歲。有一子一女,兒子在香港,女兒在溫哥華。

我一共去過臺灣6次,第一次去是母親去世後,找了國民黨的有關部門,希望給點錢,給點福利。但去了後,有關部門相互推脫。在臺灣碰到了一些戰友,也見了老師長容有略,我給他帶去一條煙、一瓶酒,他在家裡請我喝酒。我也到臺中找了薛長官,他沒辦法,就寫了一封信,讓我去找「僑委會」的人,結果人家把信拿去放到抽屜裡,沒有下文。(淚流滿面)。當年我們打日本人,真的連命都不要了,到頭來他們根本不把我們當回事! 

本文摘自:《杭州日報》2010年6月22日第B09版,口述:羅文波,整理:夢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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