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往事:美國1930年代啟示錄

大蕭條

文:李墨天

談及大蕭條,世人只知1929,卻不知道美國最接近崩潰的時刻不是1929,而是1932。

那一年,主板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跌到了1929年的11%,投資者損失的錢夠美國打三次第一次世界大戰。 5000多家銀行倒閉,86000家企業停工,273000個家庭被趕出出租屋。而剛剛畢業走出校門的後浪青年們發現,應聘百貨公司的電梯操作員都需要大學本科學位。

1929年的大蕭條由股市崩盤引發,瘋狂的資產拋售加劇了流動性危機,但美聯儲反而收縮貨幣供應,導致銀行、企業和家庭資產負債表全面崩壞。

到1932年美國經濟幾近停擺:跟1929年相比,全美工資總額減少了60%,分紅減少了57%,但要償還的利息只減少了3.5%[8]。

1932年6月,近兩萬名一戰老兵聚集在華盛頓國會大廈前,要求政府兌現承諾的撫卹金。

僵持一個月後,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派出了麥克阿瑟、巴頓等領銜的超豪華陣容負責驅趕老兵,未來的二戰英雄們以「 有共產黨指使」為由強力清場,最終導致4人死亡和數百人受傷(史稱「 華盛頓慘案」)。

儘管直到1933年末才得到美國的承認,但蘇聯在蕭條之下成了當時的燈塔,哪怕這段短暫的歷史在今天看來幾乎是匪夷所思:部分知識分子開始學習馬列,並將蘇聯形容為「 世界上道德的最巔峰,那裡的光芒永不熄滅」,並號召「 把共產主義從共產黨手裡搶過來」,而一家位於紐約的蘇聯貿易公司,每天居然能收到350份移民申請。

更有意思的一幕發生在12月。

2500多人聚集國會山的台階上高聲呼籲「 救濟窮人,向富人徵稅!」手拿催淚彈和防暴槍的警察將他們全部關到一個臨時營地,不給水和食物,也不讓上廁所。在冰冷的地上蜷縮了48小時之後,抗議者們才被釋放,離開時,他們唱起了剛剛學會的歌[1]: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

人們對資本主義的信仰明顯在鬆動,以至於胡佛在1932年8月接受連任提名時特意反駁道:

「 ……有些人很膽小,以至於懷疑我們的製度是否正當和有效,以至於認為,為了治療我們的弊病,我們就必須轉向國家控制的或國家指導的社會或經濟制度。那不是自由主義,那是暴政。」

不過那會兒的胡佛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的競選車隊在途徑底特律時,人們高舉的標語上寫著:「 打倒胡佛,殘殺退伍軍人的兇手、弄垮銀行的罪魁禍首、槍殺老兵的子彈。」

群眾一邊喊著「 絞死胡佛」,一邊向他投擲西紅柿和雞蛋。

病急求醫的國家不光是美國。

在1932年這一年,英國失業率超過了20%,10月爆發了向倫敦進發的全英「 飢餓進軍」;澳大利亞失業率達到29%,悉尼出現嚴重的內亂;德國和日本則已經放棄治療——關東軍的狂熱軍官們剛剛炸了柳條湖,而納粹黨則新晉為德國第一大黨。

所以回到1932年,全世界都在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到底是資本主義能救美國,還是美國能救資本主義?

一、 沸騰

「 再來四年繁榮!」
——胡佛1928年競選口號

1919年1月,處理一戰分贓問題的巴黎和會召開,合約的初稿整整草擬了五個月,各國討論的焦點是:德國人最多能賠我們多少錢?

日後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John Keynes)當時擔任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他認為德國最多只能承受100億美元的賠款,並且歐洲有義務幫助德國恢復工業生產。

但以法國為首的協約國卻堅持要德國賠償330億美元,同時剝奪工業生產能力,讓凱恩斯目瞪狗呆。

讓德國賠錢的理由有很多:除了對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刻骨恨意之外,戰勝國的債務困局也是重要原因:

英國、法國和意大利都欠了美國巨額的戰爭債務,而美國人不願意做出任何讓步,正如美國總統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所說:「 錢是他們向我們藉的,不是嗎? 」

悶聲發大財的美國是一戰唯一的贏家,從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並取代英國成為了世界金融中心,美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從出口轉向了消費。

當歐洲的戰爭創傷還沒癒合的時候,美國人民跑步進入了「 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汽車工業是經濟繁榮的主要驅動力。

1914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建立起了第一條T型車裝配線。作為唯一的一個在《我的奮鬥》裡被希特勒讚揚的美國人,亨利·福特一方面持有強烈的反猶思想,一方面把工人日薪翻倍提高到5美元,認為一部分美國人民應該先富起來。

在福特公司的帶動下,汽車從奢侈品變成了快消品。

1920年,美國登記在冊的汽車達到了900萬輛,隨之誕生的貨運卡車和拖拉機也影響了數百萬人的工作和生活。

汽車的輔助性行業如燃油業、公路建造、鋼鐵業和橡膠業也急速發展,冰箱、洗衣機也在1920年代進入千家萬戶。

芝加哥街景,1920年代

一片大好的經濟形勢讓柯立芝總統順利拿下了1924年的大選,儘管有人諷刺說柯立芝的經濟政策是:「 總的來說,美國人的事就是做買賣。」

但繁榮的確為美國帶來了各種自信和理直氣壯,人們相信未來的生活會芝麻開花節節高,並把這種自信帶到了股票和房地產市場。

佛羅里達州完美詮釋了樓市的狂熱,當時邁阿密有1/4的人口都在炒房炒地皮,每一寸可供開發的土地都在瘋漲,跟90年代的海南幾乎一模一樣。

在1925年夏季的某一天,邁阿密當地的《每日新聞報》刊登了整整504頁的房地產廣告, 創下了報紙發行歷史上的最高紀錄。

股市也開始持續上揚,幾十萬民眾不斷投入金錢購買股票,他們認為下一個十年美國一定會繼續蒸蒸日上。向炒股者配資也成了一門賺錢的生意,利率動輒高達20%。

20年代,人們可以藉經紀人貸款來炒股——只需要支付全款的10%,只要股票一直上漲,一切都好說。

在一片繁榮中,隱憂被埋下了。

美國當時最大的問題在於購買力的嚴重失衡:大眾的購買力並不能消化全國的產出。

造成這一局面的,一方面是由於工資增長跟不上資本的擴張:1923~1928年間投機收益從100增長到了410,工資指數僅僅從100增長到了112,貧富差距不斷擴大[8]。

另一方面,生產規模的擴大並沒有帶來商品價格的下降,而是在各種壟斷聯盟的掩護下,轉化成利潤和分紅,流進了企業家和華爾街的腰包,進而又轉化成耐用品領域的投資,形成更多產能。

一旦消費者的工資和加槓桿(如借錢消費)鏈條被打斷,就會形成嚴重的產能過剩。

一個亙古未變的事實是:繁榮能夠掩蓋一切問題。

只要蛋糕還在做大,一切就可以繼續脆弱地運轉下去。

在1928年初,不少人已經註意到了經濟過熱,研究機構陸續發出警告稱大多數股票被明顯高估。

之後,幾乎每天都有人預言危機將要到來。到了五月下旬,股市大幅震盪,並在六月開啟了連續下跌。

紐約的報紙迫不及待放出大新聞:華爾街牛市崩盤,驚天巨雷震動全球[3]。

但災難的預言只實現了一半。

1928年6月14日,採礦工程師出身的赫伯特·胡佛被提名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媒體早已將他欽點為下一任的總統,而股市則再度扭頭向上。

挨了虛晃一槍的人們更加得意忘形,甚至給大牛市取了個新名字——另一個繁榮的四年

採礦工程師出身的胡佛,1928年

到了1929年,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的比重已達48.5%,超過了英、法、德的總和。汽車在飛馳,機器在轟鳴,摩天大樓映襯著衣著時髦的紅男綠女。

經濟蒸蒸日上,股市節節高升,所有美國人都覺得,既然世界大戰都打完了,未來還會有什麼更糟糕的事情呢?

1929年3月,柯立芝總統在卸任時的演講上稱,美國人民已達到了「 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幸福境界」。

二、 蕭條

「 近來的股市下挫,為今年第四季度的大牛市奠定了堅實基礎。」
——《波士頓新聞報》發自股市崩盤前夜

大牛市在1929年10月初達到了輝煌燦爛的頂點,開始便開始出現大幅回調。

不過人們覺得牛市多暴跌,屬於「 技術性調整」。

然而, Montgomery-Ward公司在10月24日拉開了崩盤的序幕,開盤僅兩小時這家被譽為時代先驅的百貨公司就從83美元跌倒了50美元,美國無線電公司則從68.75美元跌到44.5美元。

緊跟著,美國鋼鐵、通用電氣等藍籌陸續崩盤,短短一上午就吐出了幾個月積累的漲幅。

午餐時間,華爾街六家最大的投行聚集在J.P.Morgan的辦公室,同意每家出資4000萬美元救市。局面一度有所好轉,但馬上又掉頭向下。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恐慌無限蔓延,300億美元的財富從華爾街消失,連帶反應是經紀人貸款的全盤崩潰,30億美元的貸款被清盤[3]。

繁榮不僅僅是一堆經濟數據,更是一種心理狀態——企業不切實際的擴張已經非常嚴重,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也被牛市所掩蓋。大牛市不僅是商業周期的巔峰,也是美國人思想與情感週期的頂峰。

新總統胡佛不得不承認,美國的繁榮走到了盡頭,一個沸騰的時代就此終結。

1929年11月,胡佛把杜邦、福特、美孚石油這些工業巨頭召集到白宮,提出了不停工、不裁員、不降薪的號召以穩住就業,緊接著又向所有州長發電報,敦促各州基建項目盡快上馬,同時一邊降低貼現利率,一邊建議瀕臨倒閉的銀行向美聯儲申請貼現貸款,刺激信貸擴張。

種種措施之下,股市在1930年初奇蹟般地出現回升。面對複蘇苗頭,美國勞工聯盟主席William Green喜不自勝,發表了一系列以「 美國經濟長期向好「 為主題的演講。那年夏天,當一個宗教團體要求胡佛為基建提供支持時,總統回复他說,「 你來晚了60天,蕭條已經結束了。」[2]

不幸的是,胡佛不顧1028名經濟學家的聯名反對,在1930年6月批准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直接將經濟推向了深淵。

這一危險的法案由兩位共和黨議員Reed Smoot和Willis C. Hawley推動,打著貿易保護的旗號,大幅提高了農產品與工業品的關稅,並迅速引來了歐洲國家的反制和報復措施,使美國的進口額和出口額都驟降50%以上。

19世紀以來確立的世界貿易體系隨之崩潰。

Smoot和Hawley在宣傳關稅法案,1930年

危機蔓延到歐洲,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放棄自帶通縮屬性的金本位,但美聯儲卻做出了第二個糟糕的決策——提高利率、減少貨幣供給、維護金本位。

這對於正面臨通貨緊縮和流動性危機的美國經濟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到了1931年年底已有近3000家銀行倒閉,失業率高達15.9%。

排隊領免費午餐的人,1931年

經濟蕭條必然會導致聯邦政府稅收減少,赤字激增。當時,距離凱恩斯主義的綱領性文件《貨幣、利息和就業通論》出版還有5年,「 政府需要平衡預算」是無可爭議的國際共識。

所以當胡佛要求國會增加稅收以平衡財政時,共和黨和民主黨竟然罕見地團結一致表示支持。

這最終釀成了美國在蕭條中的第三個昏招——《1932年稅收法案》。

個人所得稅和營業稅大幅提高,地產遺產稅直接漲了一倍,就連戰時貨物稅也重新開始徵收,這無異於往傷口上撒火鍋底料。

結果就是不但赤字沒抹平,經濟也再遭重創,道瓊斯指數直接跌到41.22點。

41.22點只比道瓊斯指數在1896年誕生時多了0.25點[5],不知道兩年後上任美國證監會主席的老肯尼迪,有沒有喊過「 藍籌股顯示出罕見的投資價值」這種金句。

接二連三的騷操作讓胡佛總統的政治生涯走到了盡頭,美國也步入了崩潰的邊緣:

短期國債利率居然變成了負值,這意味著大量投資者都想把錢投到有國家信譽保證的地方——哪怕收益是負的。

緊接著,1932年11月,羅斯福以壓倒性的優勢擊敗胡佛成為新總統。

擺在新總統面前的是個爛攤子:危機看不到盡頭,民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社團盛行,上層知識分子也紛紛走公知路線,連《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作者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都開始讀馬克思,並在日記裡寫道:「 要進行改革,可能必須加入共產黨[1]。」

當然,美國雖然要警惕左,主要還是得防止右。

當時一位紐約州的眾議員寫信給即將上任的羅斯福,稱共和黨員們已經準備好「 賦予你一切需要的權力」。另一位共和黨參議員戴維·里德的話則直白的多:「 如果這個國家甚麼時候需要一個獨踩者,那麼就是現在[1]。」

羅斯福宣誓就職,1933年

1933年3月4日,被寄予厚望的羅斯福發表了著名的「 唯一讓我們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的就職演說,上百萬美國民眾通過收音機聽完了這場振奮人心的演講,白宮在演講結束後的第一周收到了45萬封來信,為了處理郵件,聯邦政府不得不緊急招聘了70名書記員[2]。

同一天,美國的銀行系統和股票交易所相繼關門停業,資本主義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三、 新政

「 法西斯主義、希特勒主義和某種形式的蘇維埃主義。」
——威廉·格林評價羅斯福的政策

羅斯福的首要任務是處理千瘡百孔的金融系統,但他面前有兩座大山:對金融一竅不通底層民眾,和對金融瞭如指掌的華爾街。

3月12日,羅斯福在白宮發表了第二場面向全國人民的講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辦事處經理把它稱作「 爐邊談話」。

「 羅老師」用和鄰居聊天一般的隨性語氣說,「 朋友們,讓我陳述一個簡單的事實,銀行並沒有把大家存的錢放在保險櫃裡,而是拿來投資,使一切運轉起來……」

羅斯福這種富有親和力的形象,讓中下階層有種「 天亮了」的感覺,也讓癱瘓的銀行系統重新建立起了信用,大量的貨幣和黃金開始回流,經濟重新運轉了起來。面對此情此景,聖莫尼卡市長曾用哭笑不得的語氣說,「 就算羅斯福把國會大樓燒了,我們也會大聲歡呼[1]。」

不過當矛頭對準華爾街的金融權力時,羅老師就顯得沒這麼友善了。

聽命於華盛頓的調查主管集中攻擊摩根財團掌舵者傑克·摩根(J.P.Morgan, Jr.)的逃稅問題,似乎是有意讓華爾街醜態百出,以便為後面的改革建立民意基礎。

在權力面前,華爾街也只有當夜壺的命。

隨後,羅斯福廢除了金本位,糾正了美聯儲犯下的錯誤,接著頒布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嚴格限制金融機構同時從事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業務,這幾乎是最精準的狙擊,華爾街財團的融資與兼併被大受限制。著名的摩根公司就被一拆為二,成為了今天的大摩和小摩。

緊跟著是炮打紐交所:

《聯邦證券法》推動了美國證監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成立,將本質上是私立機構的交易所納入了監管體系,老約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 Sr.)臨危受命,成了第一任證監會主席,著手對紐交所實施監管。

這項任命在華爾街引發軒然大波。

畢竟老肯尼迪發家致富的方法就是投機倒把和內幕交易,《新聞周刊》陰陽怪氣地評論:「 肯尼迪先生——從前的投機者和坐莊的操縱者,現在的工作是製止投機和坐莊[5]。」

然而事實證明,請黃鼠狼來做雞窩的保安很具備顛覆式創新思維。

證監會成立後,紐交所主席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帶頭反對,稱交易所機制「 完美無缺」。但很快,各大媒體不約而同地曝光了惠特尼的糜爛生活和挪用資金的醜聞,隨後被捕入獄。

識趣的華爾街金融機構立刻跟惠特尼劃清界限——這就是老羅的政治手腕。

從華爾街奪權的最後一步是《聯邦儲備法》,貨幣決策權被從12個地方聯儲手中抽走,集中在華盛頓聯儲的委員會手裡,聯邦政府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力大大加強。

華爾街唯一的安慰,就是委員會必須有一個成員來自紐約聯儲。金融財團們依舊富可敵國,但再也不能呼風喚雨了。

1933到1937年,聯邦政府拋棄了金本位,美國貨幣擴張增加了接近42%,與之伴隨的是被後世總結為「 以工代賑」的一系列大規模的基建。

雖然失業率依舊居高不下,但遠離城市的公共工程把那些不安分的年輕人隔絕了起來:不讓他們唱國際歌,也不讓他們讀《我的奮鬥》(注:希特勒口述的一部自傳)。

不和諧的聲音也有。

由於新政摧毀了20年代盛行的自由放任主義,反對聲音此起彼伏,政敵攻擊新政是「 法西斯主義、希特勒主義和某種形式的蘇維埃主義」。

不過相比歐洲,美國尚算風景獨好:意大利入侵了非洲,德國的坦克開進了萊茵蘭,而美國依然瀰漫著孤立主義情緒。

1935到1937年,國會連續通過了三部旨在阻止美國銷售武器給交戰國的《中立法案》。直到華沙陷落,《中立法案》才加上了允許銷售戰爭物資的條款。

華爾街沒有半點戰爭來臨的氣氛,投資者樂觀的預計,美國會再一次從歐洲的創傷中賺得盆滿缽滿。

但誰也沒想到,法國會在1940年6月迅速崩潰,大西洋海戰和空戰爆發,英國的美元與黃金儲備也即將耗盡。

時任英國駐美國大使洛錫安勳爵(Lord Lothian)在一次返美途中,對著機場的記者們直截了當地說:「 伙計們,英國一個子兒都拿不出來了,我們需要你們的錢[ 2]。」

隨後,羅斯福冒著巨大的反對向英國運送了50艘驅逐艦,並開始製定一項「 全面援助而不參戰」的政策作為政治上的妥協。而《租借法案》通過後,美國生產的大批軍需品送往英國,美德已經在事實上成為了交戰國。

不過在國內,對於是否直接參與戰爭依然存在尖銳分歧。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的烈火濃煙叫醒了美國人的孤立主義大夢,也終結了所有質疑與爭論。

四、 戰爭

「 這個國家(美國)對生活的理解,完全來自於貪婪的商業活動。」
——阿道夫·希特勒,194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讓人難忘的凱恩斯主義實務教程。

1942年春天,全美國都流傳著一個小故事[1]:

一名女士在公交車上大聲說:「 打仗以後,我丈夫的工作比以前好,掙的錢也比以前多,所以我想讓戰爭多打幾年。」

聽到這些,另一名女士憤然起身給了她一巴掌:「 這一耳光是為我在珍珠港死去的兒子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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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反映了當時美國人普遍的心理狀態:戰爭帶來的經濟繁榮難免讓人有負罪感,但又沒有內疚到有錢不賺的程度。

戰爭打響後,再也沒有人嚷嚷什麼「 政府需要財政平衡」了。

整個30年代,羅斯福都要為了每年不到100億美元的聯邦預算殫精竭慮,因為反對者覺得財政赤字會讓美國破產。但僅在1942財政年度,聯邦政府就花掉了340億美元;1943年是790億;1944年是950億;1945年是980億。

國債規模也跟著支出一併增長,戰爭之前只有430億美元,到了1945年已經超過了2000億。

為了號召民眾購買戰爭債券,大街小巷貼滿了債券的海報,上面是一個生命垂危的美國士兵,旁邊一行字煽情地寫道:「 他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你只是出借了一點錢[1]」。

這些政府預算幾乎全都成為了巨額的戰爭訂單,僅僅是1942年的前半年,聯邦政府就簽發了1000億美元的軍事合同。

大蕭條時期減產和倒閉的工廠一夜之間滿血復活開足馬力,一座座嶄新的大型工廠迅速建立起來,整個汽車工業都開始轉向生產坦克、裝甲車和迫擊砲。

大蕭條的痛苦遮蔽了一個驚人的事實:美國的工業效率在30年代急劇增長,人均每小時產出增長了21%。但因為經濟的萎靡,工業生產踩下了剎車。而隨著戰爭打響,車閘被鬆開了。

二戰期間,僅福特公司生產的武器就比整個意大利還要多。

1944年,福特在密歇根州的柳木廠以63秒鐘一架的速度生產轟炸機[2]。五花八門的新產品被分配給各個工廠,下到合成橡膠和青黴素,上到雷達、登陸艇和曼哈頓計劃。

華盛頓的要求只有兩個——能造多少?能有多快?

波音B-17轟戰機生產線,1945年

1941年8月,希特勒還告訴墨索里尼沒必要擔心美國人:「 這個國家對生活的理解,完全來自於貪婪的商業活動[1]。」

但元首還是太年輕了,兩年後在德黑蘭會議上,剛剛奪回斯大林格勒的斯大林「 慈父」在祝酒時說:「 為美國的生產力干杯,沒有他們,就沒有戰爭的勝利[2]。 」大蕭條時期的失業問題本質上也不復存在,因為20%的男人穿上了軍裝,上百萬工作崗位被女性佔據,戰爭結束的時候,美國1/3的勞動力是女性。到了1943年,失業率跌到了2%,已經低於2.5%-3%的自然失業率,意味著經濟開始走向了嚴重過熱水平。


二戰前後美國的失業率變化情況

儘管聯邦政府用戰時管制對工資和商品價格進行了限制,但美國百姓的財富還是相比蕭條時期大幅度增加了。

尤其在戰爭之初,大部分物資生產都用於戰爭,除了必需品,其他用品很少能買到。因此,多餘的錢就存進了銀行,美國的個人儲蓄額節節高升。

但到了1944年,戰爭顯露出勝利的曙光時,被壓抑已久的消費熱情開始溢出,鋼琴、珠寶和奢侈品的銷量節節高升,到處都是「 報復性消費」的繁榮景象。

當時,一家名叫西爾斯·羅巴克(Sears Roebuck)的百貨公司曾因其商品目錄名震一時,他們將商品編排成10萬多個種類型進行銷售,從帽子別針到活動房屋一應俱全。後來羅斯福曾開玩笑說,如果要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用西爾斯·羅巴克的商品目錄轟炸蘇聯[4]。

到1945年戰爭結束,美國為戰爭花費的開支高達2450億美元,超過了1789年聯邦政府成立到1940年的年度預算總和。

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因突發腦溢血去世。

戰爭期間,美國一夜之間把自己從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變成了一個中央計劃國家。儘管新政的很多內容並沒有真正讓美國走出蕭條,甚至起到了反作用,但新政的遺產卻長久的留在了美國人的記憶裡,也刻在了法典上。

羅斯福為華爾街量身定制的監管體系,成為了很多國家金融監管的藍本,醫療保險的雛形也在戰爭中誕生,工會的勢力蒸蒸日上。

更重要的是,大蕭條與新政瓦解了美國人對純粹自由主義的忠誠,企業和公眾開始主動向聯邦政府尋求解決方案——這在以前根本無法想像。

戰爭結束時,經濟學家一致認為經濟蕭條會重新降臨美國,畢竟聯邦政府的開支會大幅度縮減,而海陸空三軍將有1200萬人離開部隊湧向就業市場,會不可避免的造成薪資待遇下降和失業率升高。

但專家們大錯特錯。

事後看,美國戰後反而迎來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繁榮。

五、 尾聲

「 人類總是高估未來一兩年的變化,而低估未來十年的變化。」
——比爾·蓋茨

1929年的崩盤發生後,一個現在已經被人遺忘的事實是:剛開始,大家都沒覺得有多嚴重。

股市崩盤後,《紐約時報》給出的標題:「 謹慎的投資者現在可以進場抄底[2]。」

而儘管遭遇了巨大損失,投機者們還是喜歡聊各種段子:「 顧客每購買高盛的一隻股票就贈送手槍一支」,「 高層酒店的服務員會向每位光顧的顧客詢問:您是來跳樓的,還是住宿?」

1930年1月,全國經濟聯盟做了一次調查(主要對像是中產),問「 美國1930年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結果精英們最關心的問題是司法腐敗和禁酒令,「 失業和經濟穩定」只排在了第18位。

儘管剛剛經歷了一場恐慌,但五環外工廠倒閉的消息並沒有讓中產們充分警覺。

到了1932年,中產們才徹底領教了社會的毒打。

1928年有位記者編過這樣的口號:「 家家鍋裡有一隻雞,車庫裡有兩輛車。」這位記者1932年破產,需要申請貸款來撫養孩子。

而在當年修建加州水庫的工人裡,更是充斥著大量的工程師、牧師、校長、銀行行長等標準中產。

歷史告訴我們:中產階級其實在大蕭條中最脆弱,但他們往往反應最遲鈍。

2018年,達里奧同志的新書《債務危機:我的應對原則》,完美詮釋了什麼叫「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他相信如今的全球格局與1929年前後的世界如出一轍,全世界都充斥著貿易保護、民粹主義與懸殊的貧富差距,在它們的聯手推動下,一個個政治強人粉墨登場。

如何定義1930年代,有五個關鍵詞:貧富分化、大蕭條、毛衣戰、民粹主義、戰爭,一環扣一環。

最終人們用覆蓋2200萬平方公里的砲火、5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和9000多萬生命為代價,重新分配了財富、權利和新的世界秩序。

而這五個關鍵詞,2020年代又將集齊了幾個?

歷史駛入無人之境,每個普通人都應謹慎且敬畏。

畢竟在1939年7月,當納粹戰艦在但澤港向波蘭海軍開火時,華沙的老百姓只是覺得希特勒玩的有點過火,並不清楚後面會發生什麼。

參考文獻:

[1]. 光榮與夢想,威廉·曼徹斯特

[2]. 財富的帝國,約翰·戈登

[3]. 從大繁榮到大蕭條,弗里德里克·艾倫

[4]. 大變革時代,弗里德里克·艾倫

[5]. 偉大的博弈,約翰·戈登

[6]. 艱難時代:親歷美國大蕭條,斯特茲·特克爾、

[7]. 美國大蕭條,穆雷·羅斯巴德

[8]. 大蕭條:人類經濟生活中最為凝重悲愴的畫卷,狄克遜·韋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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