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肯定性行動」的得與失

文：漫天霾

人類都是如此容易犯錯和有缺陷，因此讓任何一類人免受批評都不是一種祝福而是詛咒。而知識分子對黑人施加了這種詛咒。——托馬斯·索維爾

1972年，一心想當醫生的斯坦福大學機械工程碩士艾倫·巴基（Allan·P·Bakke），以優異成績通過了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的入學考試，信心滿滿地向心儀的學校提出了入學申請。

沒想到的是，他連續兩年都被學校拒之門外。原因是：根據「肯定性行動」的制度安排，按照學校的錄取配額，有16%的特別名額專門留給黑人等少數族裔，因此儘管這些少數族裔的同學分數要比他低很多，還是優先於他而被錄取。

巴基沒有想到自己吃了閉門羹的原因竟然是因為自己是白人，於是以學校違反了1964年《民權法案》和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護條款」為由，將加州大學告上了法庭。

1978年，官司來到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來說，這是一個燙手山芋。因為用司法手段解決政治問題，特別容易導致社會動亂，這一點在引發南北戰爭的「斯科特訴桑福特案」中已經有前車之鑑。支持巴基，就意味著冒險取消「肯定性行動」對少數族裔的照顧，這必然引起少數族裔的巨大反彈，1960年代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稍微降溫，又將重新蔓延。支持學校，就意味著法律可以對公民區別對待，這不但違背了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護條款，而且與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則和立國精神背道而馳。

於是，最高法院做出了一個奇葩的雙重判決：一方面，大學的錄取定額制度違反了第十四修正案，巴基應被錄取。另一方面，加州大學有權實施使學生來源和校園環境多元化的特殊政策。

總而言之，和稀泥——巴基這個「刺兒頭」，你就錄了吧；但是「肯定性行動」還得繼續！

對黑人以及其他少數族裔進行特殊照顧，是「肯定性行動」的重中之重，也是美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不可撼動的政治正確。它發軔於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以《民權法案》的簽署為標誌。最初只是要求不得歧視少數族裔，為他們提供更多升學、就業等機會，後來就發展到了硬性的配額規定、入學加分照顧，以及商業合同、員工招聘等方面的限制，且照顧的族群和覆蓋面不斷擴大。

反對這項政策的人，不論他出於什麼理由，都是政治不正確的表現。政治人物若對黑人和少數群體說出任何冒犯性言論，都可能意味著政治生涯的徹底終結。強大如最高法院，也不得不繞道走。這就是美國政治正確的殺傷力！

但是，「肯定性行動」這種政治正確，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歧視和族群間的撕裂，反而使這種撕裂更加深入骨髓。強制出不來美德。歧視是人的自然天性，在經濟學上是中性的，必須經由競爭秩序，讓市場給那些沒有偏見的人以獎掖，遂使其慢慢消弭，而不是通過強制手段使交易雙方陷入徹底隱藏和無法識別的困境。那樣的話，雖然表面上沒有了歧視，但每當遇到特殊事件，就會以更加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可能是當初的立法者們沒有預想到的結局。

通過人為立法強制改變社會進程，往往會在解決一個問題的同時製造出更大的問題；一個用來解決問題而創設的機構，往往成為問題最大的、最應該被撤銷的機構。這兩個命題在「肯定性行動」中都得到了清晰呈現。從這個意義上說，「肯定性行動」是惡法。

判定一項法令是良法還是惡法，就看它是否符合自發秩序自然演化而來的自然法。檢驗的標準，最關鍵的是兩條：一是財產權是否受到保護；二是規則是否平等適用。

財產權是道德之基。一個人對自己的財產，有完全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權能，任何人都不能干預，否則就越過了自由的邊界。一個可以對他人財產隨意剝奪和侵犯的社會，是沒有道德可言的。

財產應當怎樣使用，當然要尊重財產所有人的願望。如果把「肯定性行動」這樣所謂的「社會責任」強加給企業，那就意味著企業喪失了經營自主權，企業家就成了服從命令的木偶，自由企業制度將岌岌可危，社會就會喪失前進的動能。計劃時代的困厄，就是這樣出現的。

學校也一樣，其最重要的任務是吸引一流人才，這才是它的長遠利益所在。如果有一個權力要求學校必須招收什麼樣的學生、聘任什麼樣的老師、從事什麼樣的研究，就是侵犯學校的財產權。「肯定性行動」帶來的惡果就是：黑人、以及對他們的照顧政策，成了那個年代誰也不敢觸碰的議題；有的學校為了保持族裔多樣性的比例要求，在裁員時將白人教師解僱，留下相對平庸的黑人教師；最荒謬的是，就連教科書，也刪去了對黑人不利的客觀史實。到那個時候，學校任由權力機構支配，還有什麼學術獨立性可言呢？追求真理的地方，淪為真理的墳墓。

那麼，道理很清楚，侵犯財產權的法令是惡法，不管它打著什麼高尚的旗號。

再說平等適用的抽象行為規則。一條法令是不是良法，就看它是不是對所有人平等適用。法律只提供平等競爭的規則，而不是為一部分人賦權的同時剝奪另一部分人的權利，製造虛妄的結果均等。

「肯定性行動」要求的配額限制，必然使一部分符合條件的白人學生被擠出配額之外，而不符合條件的黑人反而得到了錄取機會。難怪白人團體會高呼：如今到底是誰在歧視誰？一個一兩百年前我們並不認識的白人犯下的錯，為什麼要由我們來承擔？

在這種規則鼓勵下，每一個有「特殊情況」的群體都會競相鼓譟，參與或者影響立法活動，其目的已經不是為了公平，而是為了享受特權。美國後來的西班牙裔、拉丁裔、亞裔、原住民等團體紛紛行動要求政府照顧，就是鮮明的例證，以至於使整個社會在混亂中走向崩潰的邊緣。

由此推論，任何福利制度當然是惡法。因為一部分人的受益，正是以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為代價。

對歷史上曾經遭受奴役和苦難的群體有愧疚之情、惻隱之心，這是人之常情。反思和糾正自己過去的施政錯誤，也是一個政府的道義和責任所在。從現實政治操作上來講，「肯定性行動」只應是應對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的權宜之計，絕不應該代替公認的平等適用的原則。在制度層面，廢除過去錯誤的法令，不再有這樣的不平等，就是正義的實現。在個人層面，應當對過去受難的人作出人格上的恢復和金錢上的補償。這種補償，應當針對的是那些受難者以及他們的後代，而不是將這樣的照顧擴展至一個群體，這勢必會造成群體之間、甚至群體內部新的不公平。事實上，哪裡有什麼群體，無非是一個個具體的人。

對一個種群實施某種整齊劃一的政策，是集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它簡單粗暴，不考慮千萬百人千差萬別的實際情況，實質上是眼裡沒有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對那些當權者來講，這是最安全、最省事的方式，看似立竿見影，實際上不用動腦，以許多人權利受損、犧牲自由為代價，造成的惡果不可估量。

平權運動的政治正確，實際上鼓勵了不平等，既是對黑人人格上的貶損，又是對白人的逆向歧視。因為它預設的前提是：你們在智力和能力上低人一等，在公平的競爭中是無法勝出的，必須受人照顧才行。這實際上才是深入骨髓的實質性的歧視。

同時，這種政治正確窒息了自由的言說，使人們無法暢所欲言，任何涉及少數族裔的討論都噤若寒蟬，甚至以虛假的方式曲意回護，只因為害怕傷害了他們的玻璃心，這實際上並不利於少數族裔的發展和心智上的成熟。更重要的是，它打擊了人們的科學精神和求真態度，因此禁錮了自由的思想，最終傷害一個社會賴以存續的道德根基。因為一個人們無法自由思考和表達的、從不得已到逐漸習慣於口是心非的社會，沒有道德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