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大學,定格了一代人的風骨

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大學,定格了一代人的風骨

文: 叉少  

聞一多、鄧稼先、楊振寧、李政道、王希季、朱自清、華羅庚、陳寅恪、錢穆、費孝通、許淵衝……

八十二年前的中國,曾有一所大學將這些名字連結在一起——西南聯大。

住在40人男生宿舍的楊振寧曾回憶:聯大的地面是泥土壓成的,一些教室和圖書館窗戶沒玻璃,風吹時必須用東西把紙壓住,否則就會吹掉。

「在聯大食堂搶飯,第一碗不要盛得太滿,一定要盛半滿,這樣吃完了才有機會去盛第二碗。」

在西南聯大度過青春歲月時,他們還不是大師。

?    一、遷徙

西南聯大的校歌第一句是:「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只是,這場長征沒有軍人,都是些老師學生。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佔領了北平。北大文學院地下室裡的抗日文件被搜查,當時就有兩位教授被逮捕,五位同學遭到了拷打、灌水,北大文學院淪為恐怖地牢。

接著,南開大學遭遇飛機、大砲連續轟炸,三分之二的校舍毀於一旦,教學儀器盡數被毀。

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大學,定格了一代人的風骨

< 被炸的南開大學思源堂 >

85歲的詩人陳三立悲嘆道:「蒼天何以如此對中國也?」從此拒絕服藥,絕食五天。事變後兩月,含恨長眠。

在父親陳三立的葬禮上,陳寅恪對前來弔唁的清華同事吳宓說,日本人已經發來邀請函,邀他去日本使館赴宴。

< 陳三立一家,左一為陳寅恪 >

為了免於日本人的脅迫,陳寅恪必須盡快離開北平。偏偏在這時,他的右眼球視網膜剝離,醫生叮囑他必須即刻入院手術。

陳寅恪和妻子商量過後,決定放棄右眼,跟隨清華一同南渡。

清華園內,還有一位叫聞一多的教授,也正面臨兩難選擇。聞一多夫婦此時正分居兩地,有消息說這場仗未必會打很久,家人們不希望聞一多遠走。

他思忖再三,給妻子寫信說:「於家的話,當然緩和下來,我就不用走了;但是於國來說,緩和了不見得是好消息。緩和了就是不抵抗,不打了。」

1937年8月,教育部決定,由國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遷往長沙。消息一定下來,聞一多就上路了。

在車站,臧克家遇見他,問:「你那麼多書,都怎麼辦了?」聞一多回答他:「大片大片國土都丟掉了,幾本書算什麼?」

< 聞一多的家庭 >

北大、清華和南開的遷移不是當時的特有現象。戰爭蔓延到華北大地,一所所學校都遷往內地。

原本不同的幾所學校「聯」在一起,難免有各種矛盾,另一所比較有名的西北聯大,一年就散伙了。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卻大膽預測:「這三個學校(清華、北大、南開)會合作得很好。因為三個學校的教職員工、領導都是君子。」

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三位校長是三校成功聯合的關鍵。

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不常在學校,在一次對學生的講話中,他操著天津腔說:「蔣夢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個表,我給他戴著,他就是我的代表(戴錶)。」北大校長蔣夢麟則對清華校長梅貽琦說:「我們三個人中你最年輕,你要多擔當。」

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大學,定格了一代人的風骨

< 左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 >

1937年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開學,師生無暇舉辦儀式,卻有日本飛機「前來表達敬意」。隨後南京陷落,敵軍直入長江心臟地帶。傷員跑到了離臨時大學不遠的火車站,車站成為日軍轟炸的目標。

警報頻起的長沙,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

1938年初,學校再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大學,定格了一代人的風骨

< 西南聯大校旗 >

往昆明三條路線:經香港;過雲嶺;走湘黔。愛國學生興奮地申請走步行路線,希望在一千英里的長途跋涉中,領略祖國邊遠地區的河山,將抗日思想傳達到群眾中。

加入步行團,體重要達到標準。一些瘦弱的男生為達到要求,在衣服下偷偷塞書期待過關。最後步行團集結了244位同學,由11位教授帶隊。

一路上,他們常藉農家茅舍,時常與豬牛同屋,雨雪交加時以油布蔽雨。更不用提遭遇土匪。步行團歷時六十八天,抵達昆明。

< 湘黔滇旅行團 >

此時,北大哲學系主任鄧以蟄由於身患肺病,咳血不止,和全家一直滯留在了北平。日本人常常逼著國人為他們佔領中國城鎮開慶祝會。會上,鄧以蟄的兒子鄧稼先將手中的日本國旗扯碎,扔在地上。

那時的鄧稼先,還只是個讀高二的中學生。中學校長聽說撕旗事件後,連夜到鄧以蟄的家中,囑咐他:「鄧稼先的事,早晚會被人告密。你快把孩子送走吧。」

在送別兒子時,鄧以蟄說了一句話:「兒,你要學科學,科學對國家有用。」隨後鄧稼先輾轉來到昆明,1941年考入了西南聯大物理系。

< 鄧稼先履歷片 >

楊振寧後來寫道:「鄧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識地前進的。沒有徬徨,沒有矛盾。」

或許這一切,來源於鄧以蟄的家教。留在北京的鄧以蟄先生,沒有到日偽的學校去任教,靠變賣古董為生,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是父親的志向,支撐鄧稼先成為「兩彈一星」元勳。

?     二、苦與樂

聯大群體抵達時,整個昆明能找到的大而堅固的場所只有兩處,文、法學院的師生只能遷往邊境城市暫住。

直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二人前往昆明,修建校舍才提上了日程。梅貽琦校長聘請梁林伉儷為建築工程顧問,兩人欣然受命。一個月後,兩人拿出一套一流現代化校舍方案。

由於經費有限,這個設計方案很快被否定了。之後的方案,則是高樓改成矮樓,矮樓改成平房,磚牆變成土牆,最後變成了茅草房。

< 林徽因和梁思成 >

梁思成心痛地對梅校長說:「你知不知道農民蓋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學生們返回昆明後,就這樣入住了茅草房宿舍。朱光亞回憶起這段日子,說:「宿舍是茅草屋,搞不好就漏了,後來就拿盆接漏的雨水。教室的屋頂是馬口鐵做的,比宿舍好些,但是也有問題,下雨了,叮叮咚咚,上面就響了。」

一次,經濟系教授陳岱孫先生上課時,因雨聲太大,學生根本聽不到他的聲音。陳教授無奈地在黑板上寫了「靜坐聽雨」幾個字。

師生笑稱:「正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 《無問西東》劇照 >

教授們的住所也不比學生好多少。有幾位如費孝通、華羅庚,住在農民們用來養豬、牛的樓上,跳蚤很多,活活是一出《陋室銘》。

馮友蘭住的鄉下房子沒有電燈,只能用煤油燈。有一陣因為禁運,煤油燈也用不了。他只好自製菜油燈,用一個小菜碟,裝上菜油,加上燈草。

馮先生晚上經常寫作幾個小時,菜油熏得臉上一塊塊地黑,大家看了又好笑又心酸。就是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下,他完成了《貞元六書》,書的序中他寫下那句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 《貞元六書》 >

聞一多先生最初的住所也很擁擠,後來昆華中學騰出了一間寬綽的房子給聞先生一家住,聞一多就為昆華中學講課和批改作業報答恩情。

昆明人很敬重這批知識分子,教授馮至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在昆明搬過幾次家,每家房主人,男的常說:’我們是交朋友,不在乎這點房租’,女的站在旁邊說:’還不是因為抗戰,你們才到昆明來,平日我們是請也請不來的。’」

有了住處,生活依舊艱難。

物理系教授趙忠堯家中有三個孩子需要撫養,沒有辦法,他只能在家裡做肥皂賣給化工廠。吳大猷為了給妻子治病,到菜市場撿牛骨。校門口有個賣大碗茶的攤子,學生和教工都常去光顧,經過的路人不知道,這位攤主就是知名教授費孝通。

1939年後,通貨膨脹加劇,聯大的教授夫人們也為了生計傷透了腦筋。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與袁復禮的夫人,學做了一種上海的糕點「定升糕」。

韓詠華每天步行四十分鐘,將糕點拿到冠生園去賣。路走的多了,鞋襪又不合腳,有一次她的腳破皮感染了,小腿全腫起來。

< 校長梅貽琦與夫人韓詠華 >

後來聯大的教授們品嚐後,建議把這糕稱為「定勝糕」。 「連校長夫人都做糕了,抗戰一定會勝利。」

?    三、學之風

苦樂參半的生活裡,聯大師生開創了一種自由而嚴謹的學風。

「九葉詩人」之一的鄭敏女士回憶,西南聯大很注意學科的系統化,每個學生都要讀中國的通史。每一個文學院的學生都要掌握歷史,這樣做文科才有一個站腳的地方。

工學院則每星期都有一個下午到工廠實習,制膜翻沙、打鐵煉鋼,都得自己動手。教機械學的劉仙洲先生,曾給王希季留下一個頗為深刻的記憶。

有一次,劉仙洲出一個考試題目,要求處寫要求準確到小數點下三位。王希季看到了這道題,思路很清晰地答了下來,就是沒注意小數點後三位的要求。考試結果下來,他得了零蛋。

這個事情給了王希季很大的打擊,之後他做事情都要認真到極致,可以說「沒有昨天的零蛋,就沒有今天的導彈。」

< 王希季在衛星總裝現場 >

在聯大,教授治學,講什麼,怎麼講,全由自己掌握。

何兆武上二年級的時候,第一節政治學概論,美國回來的年輕老師周世逑問他們:「什麼是政治學?」

學生們信孫中山的經典定義:政者,眾人之事;治者,管理。周世逑一上來就說:「這個定義是完全錯誤的。你們在食堂吃飯,有人管伙食帳。你們藉書,有人借書條。這些都是眾人之事,你們能說這是政治嗎?」

胡適在馮友蘭的課堂上也被批評過:「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

沈從文的中國小說史課堂上,他大力推崇《金瓶梅》。在過去,《金瓶梅》被當作淫書,一直到民國後都被禁止,可是沈從文認為此書對人情世態寫的非常之深刻,並不理會那些外界的教條。

有一位曾在聯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國講學。美國人問他:西南聯大八年,設備條件那樣差,教授、學生生活那樣苦,為什麼能出那樣多的人才?這位作家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 沈從文和學生汪曾祺 >

高度的教學自由之下,學生思路開闊了,也會形成自己的判斷,甚至可以公開反對老師的觀點。

一次數學系考試,有一位同學用了一種新的方法,可是數學系主任楊武之認為他做錯了。這個同學很較真,在校園裡貼了一張小字報,說他去找楊武之,把雜誌上的新解法拿給他看,認為自己做的沒有錯。後來楊武之很不好意思,因病請辭系主任職務。

昆明大西門外的鳳翥街,也常常傳來學術討論的聲音。

那裡有幾十間茶館,店家們照顧聯大的學生,只象徵性收一點錢,學生們可以在那從早坐到晚。李政道說:「我們常常說上個世紀巴黎的咖啡館聚集了文學家和藝術家,當年昆明的茶館風氣也是一樣。」

楊振寧和黃崑常常到茶館去討論物理學問題。有一次楊振寧和黃崑在聊天,黃崑問:「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嗎?」楊振寧把手一擺,很不屑的樣子說:「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塗了吧。」

又是一天,楊振寧、黃崑、張守廉「三劍客」在茶館裡辯論哥本哈根的解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在茶館討論到天黑,又一路討論到昆華中學。回宿舍十點鐘滅燈了,他們又點了蠟燭,把沃納·海森堡的一本小書《量子力學的意義》拿出來再讀幾段。

後來楊振寧說:「當時的知識,很多是從自己的同學那裡得到的,而不是從書本上。」

不止學生間這樣,學者之間也互相沒有嫉妒。朱自清有時候借聞一多、王力的文章來看,都是未發表的原稿。

教授互無戒心,學生觀點獨到,自上而下言傳身教。整個聯大如同一個「知識共同體」。

  四、戰亂

到了1940年夏天,校園的平靜常常被轟炸聲打破。

有一回,歷史系的雷海宗先生上課,問學生:「我上次講到哪裡了?」一位熱衷記筆記的女學生翻開本子,看了看,說:「您上次最後說: ‘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日本幾乎天天來轟炸,聯大在城邊上,一拉警報大家就往郊外跑。師生們稱之為「跑警報」。

最慘痛的1940年10月13日,27架飛機來到昆明上空。外文系主任吳宓在日記中寫道:7:00始知被炸區為文林街一帶,雲大及聯大師院已全毀,文化巷住宅無一倖存者。

何兆武記得,「那天回來以後校園裡到處都是灰塵,就看見蔣夢麟校長——平時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圖書館門前的地上,一副無奈的樣子。」

就是在1940年日本人密集轟炸的日子裡,教授費孝通的女兒出生了。 「我的夫人奶不夠,牛奶沒有地方賣,奶粉又買不起。」費孝通很勤奮地寫文章賺錢,用稿費買了一罐奶粉。小孩子喝完了一直哭,一嚐才發現是假奶粉。就是這種情形之下,費孝通夫婦還是堅持下來了。

< 西南聯大遭日機轟炸 >

為了躲避轟炸,聯大上課的時間也改了,中午的時間空了出來。跑警報的時候一個人發兩個饅頭,一個大頭菜鹹菜。

有一次楊振寧和鄧稼先一起躲到山洞裡,兩個人待得無聊就朗誦詩歌,楊振寧背「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鄧稼先背「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聯大同學也有不跑警報的。一位姓羅的女同學,警報一來,她就洗頭。這時鍋爐房的熱水沒人用,要多少水有多少水。還有一位愛吃蓮子的鄭同學,一有警報,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

有一次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彈,這位鄭老兄聽著炸彈乒乒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他的冰糖蓮子。

汪曾祺稱這是一種「儒道互補」的精神。 「我們這個民族,長期以來,生於憂患,已經很’皮實’了。面對任何猝然而來的災難,都能發揮這種精神的真髓,即’不在乎’。這種’不在乎’精神,是永遠征不服的。」

1941年的冬天,陳納德帶著美國空軍志願軍來了。戰時翻譯工作的任務落在了學生的身上,西南聯大外文系三、四年級男學生全部應徵入伍,參加了各個方面的翻譯工作。

著名的翻譯家許淵衝就參加了志願空軍的翻譯,多年後他回到西南聯大紀念碑,指著第一排的名單,眼含淚花,「前五個都是犧牲的同學」。

< 西南聯大五才子 左起:朱光亞、許淵衝、楊振寧、王傳綸、王希季 >

聯大外文系教授、詩人馮至在詩中寫道:「我們曾經共同分擔了,一個共同的人類的命運。」

  五、不忘

1945年,日本投降,西南聯大宿舍里傳來學生高喊的聲音:「The war is over!」

隨著抗日戰爭勝利,西南聯大完成了歷史使命。翌年5月4日,西南聯大召集最後一次大會——結業典禮。

離滇之時,西南聯大在校園裡立下了一塊石碑。石碑的一面,鐫刻著抗戰時期學生從軍的名單,另一面是馮友蘭撰寫的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痛南渡,辭官闕。駐衡湘,又離別。更長征,經嶢嵲。望中原,遍灑血……」

來源      往事叉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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