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省自治 假冒也不要緊

聯省自治 假冒也不要緊

文:言九林

所謂「聯省自治」,有兩個層面的涵義:

(1)各省制定省憲,依照省憲組織省府治理本省。(2)由各省選派代表,制定聯省憲法,以實現國家統一。

國人有這種「聯邦制」國家理想,時日已久。

辛亥年,革命黨人曾深信「美利堅合眾國之制,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袁世凱執政後,進步黨人高舉中央集權旗幟,國民黨人則於「二次革命」時期倡議國家改行聯邦制;袁氏解散國會後,進步黨人也轉而支持擴大各省自治權。至1915年左右,聯邦制已成為知識分子當中最流行的一種思潮。

袁世凱死後,進步黨人寄望於段祺瑞的「開明專制」,聯邦自治論一度沉寂。段氏廢除《臨時約法》,招致國民黨人發起「護法運動」。段氏取「武力統一」政策,國民黨人舉起聯邦自治大旗,要求以憲法確定省長民選;進步黨人全力支持段祺瑞,反對省長民選,在輿論上對聯邦自治大加討伐。進步黨這種無原則支持,換來的是段祺瑞以金錢構築「安福系」,將進步黨從國會排擠出局,進步黨隨後消亡。至此,進步黨一系的知識分子,終於走出「開明專制」的迷夢,再度回歸「聯邦自治」主張(如熊希齡明確對外聲明自己放棄中央集權主張,改崇聯邦自治)。

進步黨一系知識分子的加入,使得「聯邦自治」成為1919年前後最流行的政治思潮。兩次南北和談破裂,直皖戰爭爆發,南方軍政府瓦解……亦將「聯邦自治」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地方中小軍閥,大多希望依靠「自治」,將北洋系大軍閥的「武力統一」擋在省門之外;地方紳民(主要是知識分子,包括前進步黨人和國民黨內的溫和派),則希望依靠「自治」,結束軍閥混戰——上層救國路線(擁袁擁段)費十年之功一無所成,他們希望改走另一條「中層救國路線」。

以上,是1920年「聯省自治運動」步入實踐階段的時代背景。

一、湘人治湘

湖南成為實踐「聯省自治」理想最有力的省份,與該省所受戰禍最烈有關。

(1)醴陵縣城只剩下二十八個活人

自「二次革命」到「護法運動」,民國碎裂,南北分治。

至1920年,形勢愈形惡化。北洋系政權已無力穩定北方,直、皖兩系混戰不休;南方護法軍政府也已消亡,兩廣、西南軍閥各自為政。

湖南地處南北交通要衝。北方推行「武力統一」,務求得湖南以遏制西南、威脅兩廣;南方屢次「北伐」,也務求得湖南以兵鋒北指。可以說,民國成立了整整十年,湖南即受了整整十年的兵禍,時人總結:「七十餘縣之地,無地不災,三千萬人之家,無家不毀」。

1920年,湖南《民國日報》如此形容本省慘況:

「湖南人死了若干還不算,還要賠上若干財產,戰來戰去,戰到如今,從前金裝玉琢的湖南,就變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目下除了高高在上的湖南人,還能享有些微閒福外,其餘的湖南人,有槁死在山腰湖畔的,有流亡在異國他鄉的,無處不見焦土的顏色,無處可覓完全的住宅。焦土上面立著的人,不是號寒,也是呼飢,住宅裡頭藏著的人,不是數米為炊,也要折骸以爨,更有那厘婦,望秋風而泣,老母倚斜閭而望子。種種慘狀更是不勝枚舉。」

具體慘到何種程度?止舉一例:1918年南北戰爭,北洋系張敬堯所部第七師在株洲、醴陵燒殺搶掠,無辜民眾死者10餘萬人,戰事結束,醴陵縣城「僅遺二十八人」。

張敬堯督湘期間,植私產、擴私軍,橫徵暴斂搜刮民財。不但禍及螻蟻小民,縉紳富商也苦不堪言。1919年11月,湖南紳士范濂源、熊希齡等168人聯名向北京總統府、國務院控告張氏禍害湖南的累累罪行,要求撤換湖南都督,「驅張運動」由此而起。湖南人謀求通過「自治」擺脫軍閥混戰噩夢的理想,也由此開始。

「驅張運動」幾乎調動了湖南省內外所有的開明勢力。有地位的湘籍士紳,在各種政治場合,向各種政治團體控訴張的罪惡,且發行刊物(如《湖南》、《湘聲》、《天問》),將張氏種種惡行廣而告之於全體國人;湘籍學子聯合罷課,選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請願,宣誓「張敬堯一日不去湘,學生一日不回校」,省城教職員工也加入到請願活動之中……不及一月,張敬堯的惡名已舉國皆知。

張敬堯

 

(2)三千萬湖南人戰勝一個民賊張敬堯

北洋政府既無力亦無意處分張敬堯,遂對這洶湧的湖南民意,取充耳不聞的態度。

驅張運動的手段,遂由和平轉向武力。1920年夏,湘軍趁吳佩孚與段祺瑞不和,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將號稱7萬之眾的張敬堯部逐出了湖南。史載,張敬堯部潰退之時,地方民眾多趁機奪其輜重;湘軍所到之處,地方民眾則主動犒軍,「輸卒糾聚自如,給養望屋而得」。故陶菊隱在其《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一書中如此評價此次戰爭:

「並不是湘軍三千多支吹火筒,戰勝了在數量和裝備上占有絕大優勢的北軍,而是三千多萬湖南人民,戰勝了一個民賊張敬堯。」

「民意戰勝軍隊」,這種說法自然過於誇張。但這種誇張背後,民意對張敬堯部的痛恨,是真實的。

驅張後,1920年7月22日,新任湖南省長譚延闓發表全國通電,公開倡言「湘人治湘」:

「各省自治,為吾民共同之心理,……湘人此次用兵,純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決心……闓及全體人民,……爰本湘民公意,決定參合國會討論之地方制度,採用民選省長及參事制,分別制定暫行條例,公布實行。」

稍後,譚延闓宣布「湖南自治」,並呼籲全國「聯省自治」;譚並邀請湖南各界名流及各社會團體代表以及新聞記者,舉行聯席會議,共商「湖南自治」大計。

譚氏如此做,有個人不得已的隱衷。湘軍雖然驅張成功,但並無實力保全湖南,皖系打著「武力統一」的政治旗號,隨時可能捲土重來。譚氏只得借用時下盛行的「聯省自治」口號,寄望於以「全體湘民公意」將北洋系的部隊攔阻在省門之外。此外,國民黨在廣東積極運作武力北伐,必欲取道湖南(張敬堯1919年曾加入國民黨),譚氏也希望以「全體湘民公意」阻止國民黨勢力進入湖南

譚延闓

 

(3)假冒也不要緊

譚氏這種動機,是「聯省自治運動」飽受批判的主要原因。譬如,陳獨秀曾斷言,這種運動不過是一種「聯督割據」:「非發生於人民的要求,乃發起於湖南、廣東、雲南的軍閥首領」。

陳獨秀的批評有他的道理,沒有湘省軍閥「聯督割據」的慾望,確實不會有「湘省自治」。但並不能因此,就否認湘省民意的存在。一如湖南《大公報》的文章所言:「假如是一個湖南人,而不至於全無心肝,大概會人人肯定湖南應該自治。」

其實,湖南知識分子也意識到了陳獨秀所提出的問題,但他們覺得這是不妨事的。湖南的媒體人龍兼公,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假冒也不要緊》,專門談及軍閥私利與民眾公意之間,並非完全不能兼容:

「軍人口中都會吐出自治兩個字來,總算是自治的動機勃發了,真真假假且不管他,即此一端,便可以斷定我們理想中的聯邦,遲早總會有實現的希望。……他們的作用,無非是想利用自治制憲這塊金字招牌,好拿來時扛某一方面,或應付任何方面,誠意本來是沒有一點的。不過他們軍閥雖然沒有誠意,人民卻可以拿出要求自治的誠意去順應他。……他既可以利用這個名義來遂他的私圖,人民又何嘗不可以利用他的私圖來謀群眾的公益。」(1920年7月1日,《大公報》)

龍兼公所說的「假冒也不要緊」,實是當日諸多湘省知識分子的共識。

早在「驅張運動」勝利之日,湘省士紳即已經意識到,不能將希望寄託在本省「督軍省長」身上:

「我們這次驅張運動,本來沒有什麼成敗可言,不過逐去一個外籍的督軍省長,換一個本地的人罷了!但是於這種現象裡面,得了一個極明顯的教訓:我們知道驅傅、驅張……種種問題,於我們小百姓沒有多大的關係的。我們知道政治狀況,是由社會狀況發生的。政治不良,必是社會上起了什麼病的狀態。……我覺得我們以後所應負的責任,就是要努力改造社會。」(黎宗烈,《蒸陽請願錄》)

他們轉而寄望於發展民眾組織,進行社會自救。比如,湖南改造促成會當日的主張是:

「湘事糟透,皆由於人民之多數不能自覺,不能奮起主張。有話不說,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據湖南為地盤,括民財為己橐。往事我們不說,今後要義,消極方面,莫如廢督裁兵,積極方面,莫如建設民治。……大亂初勘,三千萬人,人人要發言,各出獨到之主張,共負改造之責任。

依託湖南《大公報》,湖南的士紳學子們,將自己的主張說得明明白白——湘省的前途,不在湘籍省長督軍,而在湘人自治

「如果湖南的事,還是由幾個湘籍司令主持,這是『湘官治湘』,決不可認為『湘人治湘。」(許慶譽《怎麼叫做「湘人治湘」》)

「要自治就不要依賴官治,要謀湘人自治就不能依靠那些特殊階級的少數人,政府和特殊階級的少數人是不一定能夠替我們全體湘人謀樂利的,我們還是要去自求多福。」(龍兼公《湘人治湘》)

龍兼公

二、湖南省憲法

「湖南自治運動」持續了六年。期間種種成就,均為民國以來所未有。

最大的成就,是造就了一部《湖南省憲法》。

(1)民權不是送來的

要使「湖南自治」產生法律上的效力,拒南、北勢力於省門之外,首要之務是須制定基於三千萬湖南人意志之上的「省憲」。故1920年10月24日,湖南的公共組織,集體向省府請願,強調說:

「此次湘人治湘……捨湖南人民自製憲法,更無他道之可循。」

除了將南、北軍閥阻於省門之外,湖南知識分子還希望此憲能夠起到保障民權的作用。

1921年3月4日,湖南大公報刊文《民權不是送來的》,希望喚起民眾的制憲熱情。文章說:

「他們將要起草的所謂省自治根本法,不就是我們群眾心理所急欲創造的那部省憲法嗎?省憲法的性質,是規定省的組織,省政府各部門——行政、立法、司法——相互的關係和省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的。依我看,人民對於憲法上的要求,最重要的便是看怎麼樣規定政府——立法、行政、司法——與人民的關係,因為民權的消長,只須爭此一點,這一點爭不到手,或是所得不滿意,旁的事便沒有話說了。

「湖南人,你們都醒了麼?你們在這民國十年內所受的痛苦——政府的壓抑、議會的愚弄、官吏的敲剝、兵匪的荼毒,哪一樣不疾首痛心。趁著這個大法初創的時機,你們就應該要想著:一、我們人民為什麼沒有權?二、蹂躪我們民權的人,為什麼那樣橫暴?由此推想,我們要怎樣伸張民權和怎樣去抑制民權的蹂躪者的方法,便可以在憲法上想出來了。我們想出了方法,還須得要把這方法製成條文,安放在憲法內面去,做一個永久的保障。這些不利於特殊勢力階級——官僚政客武人資本家——的方法,拚命去爭恐怕還不容易得到圓滿的解決,閉目靜坐如宗教徒之禱告上帝賜福音,哪裡有希望呢?我敢再正告湖南人民一句話:
「民權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

(2)學者制憲

在軍閥角度,憲法不過是保全其割據湖南抵禦外敵的道具,故而傾向於由政府「代表」民意包辦製成。

但湖南知識界既已有「民權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種覺悟,湖南的籌備制憲,終究還是變成了一場頗具聲勢的啟蒙運動。包括梁啟超、蔡元培、張東蓀、章太炎及杜威、羅素在內的諸多國內、外知名學者,均捲入了這場制憲運動,試圖為其提供思想資源。

於是,湘省內部,在省府與民眾之間,就出現了「官紳制憲」與「公民制憲」的路徑分歧。最終是各做退讓,選擇「學者制憲」。

「學者制憲」的方案,最早由蔡元培提出。1920年秋,蔡陪同杜威、羅素等人來長沙考察湖南「自治」,即提議湖南政界應聘請具有專業修養的學者來制憲。蔡的意見,得到了取譚延闓而代之的湖南新督軍趙恆惕的支持。

「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由省府出面聘請,其最終名單是:王正廷、蔣百里、石陶鈞、彭允彝、李劍農、王毓祥、向紹輯、皮宗石、黃士衡、唐德昌、董維鍵、陳嘉勛、張聲樹。

這批學者在嶽麓書院閉門商議、辯論了一個多月,製成一部《湖南省憲法草案》。

以今日眼光觀之,這部憲法草案,乃是民國時代最好、最具可操作性的一部憲法。理由有二。第一,該草案通篇貫穿著「主權在民」和「權力制衡」的民主政治原則;第二,該草案也充分照顧到了湖南的實際情況。「學者制憲」之初,湖南省內議論紛紛,許多人懷疑會是「包辦憲法」的變異。草案出爐後,曾竭力反對「學者制憲」龍兼公,卻對草案另有一番評價:

「這次起草委員會草擬的湖南省憲法案,我讀了三四遍,覺得大體是很不錯的。他的長處:第一是知道注重民權。看他規定人民權利義務,處處都從實質上劃定界域,明白寫了出來,不用渾括條文,替惡政府多留蹂躪人權的機會。這一章在本草案中,確實是特放異彩!第二是知道著眼事實,不務為高遠之談,使條文等於虛設;其有根據法理本應如此規定,而因他種關係即時又行不通者,則變通方法或展緩其施行期限。這都可以見得起草諸君的心思細緻!第三是知道求實用不求美觀。我起初是一個反對所謂『學者制憲』的人,就是恐怕他們不甘心自貶『學者』的身價,專門替我們起草一部『好看不好吃』的憲法。今讀本案,『不好看而又好吃』的地方很多,這真是出我們意料之外。」

(3)審查會的破壞

為獲得合法性,草案須提交給代表湖南三千萬民眾的「憲法審查會」審核。

可惜的是,因審查委員汲汲於個人私利,且對學理無知,對草案的平衡性多有破壞,正式頒布的《湖南省憲法》反留下了諸多瑕疵。曾讚譽草案的龍兼公,憤然指責這些審查委員們,說他們「不能替我們最大多數的人民謀最大多數的幸福,甚至於還要在憲法上留些缺憾,播些危險的種子。」

李劍農是憲法起草委員,也是一位信奉聯邦主義理論的學者。在他看來,被「憲法審查會」修改後的湖南省憲法,已與之前的憲法草案,在精神上截然不同:

起草委員會所定的草案,是不敢將湖南的政權,完全付與省議會,聽那些大小政客去瓜分,……審查會的修正案,把省議會的權,擴張到無限大,把湖南的政權,作為三路政客的利益分配物。這就是兩案根本精神上的不同。為什麼起草委員會的人,不敢專信任省議會?因為他們觀察現代世界各國的趨勢和中國各種議會的現狀,覺得議會並不能得一些超人的全知全能之士來組織。不敢專信議會,是現世界的普遍現象。……為什麼審查會的心理完全與起草委員會相反?因為審查會的人數太多,一部分人的正當心理,都被部分人的政客心理所挾制。審查會的會員,一大部分是預備做省議員的,換句話說,就是預備分割湖南政權的。所以他們的精神,就與起草委員會的精神不同了。」

這番分析,可謂切中要害。

李劍農

這些審查委員,事實上並不能代表湖南三千萬民眾的利益,而是基於省內不同政治陣營分配出來的。他們為追求陣營利益的均衡,會做出破壞法理平衡性之事,可以說毫不奇怪;為安排陣營中人,他們也不惜在憲法中生造出不合理的政府部門。故此,李劍農反思說:湖南制憲最大的教訓,就是不應該將修改草案的權力交給「憲法審查會」,因「審查會」名義上「代表民眾」,實際上只代表自己所屬的政治陣營,讓他們審查憲法,本無公正與平等可言。

三、「湖南自治」的成色

起草、審查之後,「公民總投票」是湖南省憲獲得完全合法性的最後一道程序。走完這道程序,這部由學者起草、由士紳審查的省憲,就將正式成為湖南實行「自治」的法律依據。

官方公布的投票結果是:廢票與棄權票不計,全省「可」字票18158875票,「否」字票575230票。就數字而言,省憲獲得了大多數省民的支持。

不過,這些票數並不真實。湖南《大公報》對此有所披露:

「省憲自審查後,已經有這麼多日子了,講演的手續,又已經竭力進行了。今試在大道上任意拿一二人,而問以省憲是什麼東西?曉得的自是有人,不曉得的恐怕要占十分之八九,這無容為之遮掩的。」

也就是說,這些投票數據,多數是操作出來的。這種操作,有時代的不得已。要在彼時的湖南,完成省憲的推廣普及,並搞一場全民投票,顯然是做不到的。省憲的影響範圍,仍局限在有知識人群。官方所謂的兩千多萬湖南人參與投票,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這虛假的票數背後,仍有真實的民意存在。三千萬湖南人,確確實實都希望將自己拯救出軍閥混戰的泥潭——儘管大多數人並不理解制定省憲與擺脫戰亂之間的關係。

此後,依據這部有缺陷的省憲,湖南在1922年實行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直選」,選出縣議員2761名。雖然過程中貪污受賄、買賣選票者比比皆是,但民權的理念得到了推廣,民選的基本模式也大體樹立起來了。同年,又選舉了省長和政府七個司的司長,選舉了高等檢察廳的廳長、高等審判廳的廳長、審計院的院長……由此組織起了第一屆「民選省政府」。

再往後,依據這部憲法,在軍隊領域,湘省裁掉了大小軍閥三分之一的部隊——雖然很多只是名義上的裁撤;在教育領域,湘省教育界爭取到了教育經費的獨立——雖然實操上仍難免被軍閥挪用;在法律領域,湘省法律界人士也曾以省憲為武器致力於推動司法獨立——儘管最終未有結果。統計數據顯示,自1922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湖南省議會共通過禁止軍隊非法掠奪案73件、減免苛捐雜稅及田賦案68件、彈劾查辦官吏案73件、限令政府取消借款或停止發行公債案12件。1925年,依據這部憲法,甚至還舉行了一次全省範圍內的縣長考試。

以上種種,正應了龍兼公那句話:

假冒也不要緊」;「他(軍閥)既可以利用這個名義來遂他的私圖,人民又何嘗不可以利用他的私圖來謀群眾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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