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7 月 6 日

申紀蘭不能承受之重

文:宋志標

91歲的申紀蘭代表於6月28日凌晨去世,因為連續擔任至今13屆全國人大代表,她被貼上了許多不那麼好的標籤。對她的評價,不同的人群必然也有不同的判斷。有漫畫家創作了「高舉的手」的畫面,諷喻申紀蘭的政治立場。同時,為她辯護的表達也比較多——後一種聲音在過去幾年是不可想像的,即使有也會被批評聲音淹沒。

在褒揚申紀蘭的聲音中,有一部分來自於親近女權人士,所持有的依據是申紀蘭推動了男女「同工同酬」。申紀蘭曾經作為中國婦女代表團成員,到丹麥參加過世界級婦女會議。這是她此生去過的最遠地方,卻在幾十年後給予她正面評價的滋養,而將其奉為平權先驅的人,更可能是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

現在看來,評價申紀蘭有兩種思路,一是按照宣傳的手法,給予她歷史的典型的意義,賦予一種高大上的公眾形象。申紀蘭的一生被宣傳的需求包圍,經歷了所有的宣傳寫法;還有一種是按照貶抑式輿論手法,將申紀蘭歸結為某種不好的象徵,「活化石」之類,不承認她的積極價值,甚至將她看作是不堪的一個人。

這兩種思路看似不可調和,其實一樣失之簡陋,也一樣地缺乏基本的尊重,無非是將申紀蘭放在各自信守的模板中,各說各話。當然,也要看到,相較於2009-2014年的輿論環境,我們已經失去了全面理解申紀蘭的媒體機會,或者說公開討論一個更有層次的、有血有肉的申紀蘭的機會。即使惡評她的人,恐怕也承認這個現實。

申紀蘭到底是個什麼人,市場化媒體在其最後階段曾經有過解讀——那些解讀基本上接近了各種限度:能當面解除申紀蘭的限度、其周圍人能夠談論她的限度、展露她家庭微妙的內部關係的限度。易言之,申紀蘭像所有人那樣會保守一個人的祕密,在能夠公開的信息、關係、論斷等方面,在她去世幾年前已經「論盡」。

作為一名高壽的農村女性,得益於漫長的人生,申紀蘭有機會經歷複雜的評價歷程。我們觀察她的公共形象,包括構建她形象的驅動力、塑造的手法模式、所使用的大眾媒體類型、如何誤打誤撞地吻合大歷史情境、前後兩種公開形象的評價撕裂等,都是一件特別有意思的事情。從這種意義上講,申紀蘭去世是一個頗具時代感的事件。

如果做一個大致的劃分,2009年前後是申紀蘭形象的分水嶺。這個時間點之前,申紀蘭是一個先鋒農民的典型,是黨的方針政策在「三農」領域的代表性人物。從1955年開始,申紀蘭經歷了半個世界的正面宣傳,公開呈現的是光輝的形象。這個時間點之後,輿論改變了申紀蘭的形象,這個形象與過去幾十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

在2009年之前,新華社、人民日報等黨媒承擔了塑造申紀蘭形象的任務,包括她第一次在全國性的黨報上露面,逐漸被樹為典型,尤其成為婦女「半邊天」的形象代言人。因為黨媒在這個歷史階段的特殊重要性,申紀蘭的形象可謂一紙風行。她的所有榮譽都與這個宣傳形象有關,這是她的高光階段,儘管有不足為外人道的重重心事。

2009年究竟發生了什麼,大到可以扭轉申紀蘭半個世紀的形象?這要從幾個方面理解:一是2009年是市場化媒體最成熟的年份,其鋒芒自然地延伸到兩會報道中;二是兩會民意代表表現活躍,主動爭取鎂光燈,容易展露並比較代表的個性與公共性;三是微博等社會媒體發軔,處於自由狀態,整個輿論場被掌握在自由主義者手中。

換句話說,申紀蘭即使是暢銷半個世紀的老典型,也不得不跌入時代的輿論洪流中。從這一年開始,以前始終被宣傳型媒介周全保護的申紀蘭,人生第一次要面對市場化媒體的直率提問。在當時,這種提問不會被看成是問題,無論是媒體還是人大,都服膺於這種媒介環境。人們眼睜睜地看著農民申紀蘭掉進了輿論旋渦。

現有流傳的對申紀蘭不利的話,都來自於2009年及其之後三兩年,尤其南都在標題裡烘托的,「我從來不投反對票」更是不脛而走,成為此後縈繞在申紀蘭形象上的咒語。從某種程度上講,記者是將制度性的負累甩給了申紀蘭,通過看她笨拙地應對,來獲得新聞點,並為旁觀者攫取某種批判的快感。這是當時的潮流所向,媒體熱衷於此。

回望看,很沉重。也不好說這是誘導申紀蘭的那些記者的錯,也不好說是圍觀兩會報道、樂見「大炮」型代表委員猛烈開火的觀眾的錯,總之,缺乏心機的申紀蘭因為她過往的典型形象被「選中」,而後,藉助於全新的輿論基礎設施,申紀蘭被賦予了迥異於往的不甚光鮮的公共形象。一些更離奇的傳言趁勢而上,靠前後兩種形象的張力,撕扯申紀蘭。

在申紀蘭新形象的塑造上,因為塑造的原理與過去完全不同,它不再是宣傳幹事精心選擇的,而是任何人都能根據節奏參言進來,並且在完全不可控的輿論場中快速傳播。表面上看,申紀蘭還是保持著典型形象,但其核心評價已經顛覆和逆轉。她從一名農村基層的「常青樹」,變成了一種批判的武器,引發圍觀者意味深長的笑容。

要看到的是,在申紀蘭80歲之前,她主要時間都沐浴在正面典型的光榮中,哪怕她自知不能勝任,但仍然承擔起被賦予的角色。而她自己,用實際的、也許不那麼有經濟價值的埋頭苦幹,以便讓自己配得上這個形象、這個角色擔當。這個時候,全國人大代表的身分與她的奮鬥是相輔相成的,但新的形象堆砌,破除了申紀蘭這個存在狀態。

在申紀蘭新的公眾形象中,她被抽象化了,被認定是一種扁平的人物,不再有任何在地的實在感——表現出來的就是,她的生活、她的勞動、她的村子,也就是她的歷史與處境完全被漠視,被工具化了,用來抨擊某種東西。2009年以來,申紀蘭腳下的那片土地失去了能見度——以看似政治正確的方式,滿足特定的批判指向。

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之後,當時的先鋒媒體《南方人物週刊》和《南方週末》在掙脫彼時輿論風氣上有過努力。它們的報道將申紀蘭當作一個人而不是一件工具來書寫,可以明說的內容努力拓展信息量,不可以明說、只能意會的部分則隱約帶出申紀蘭的命運感。迄今為止11年間,這是媒體呈現申紀蘭時最後的體面報道。

最近五六年間,輿論場中的申紀蘭形象繼續保持十年前形成的片面化、簡單化狀態。此時,媒體生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場化媒體沉沙折戟,早已變得不堪;輿論主體大浪淘沙,而兩會在社會議題設置上也相當疲累。自由派賦予申紀蘭的新形象早有疲態,僅僅靠慣性維持,就連當初的構建者也任其剝落。

所以,在申紀蘭去世後,她那些被壓制了十年之久的支持者聲音顯露,他們要做的是進一步削弱自由派對申紀蘭形象的塗抹,恢復她差不多被遺忘殆盡的歷史形象。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平反」,它所採用的手段是當代的社媒發力,而早幾年的自由分子也不再是對手。作為歷史人物的申紀蘭,她苦寒、熱鬧的寨城上,兩種公共形象的旗幟又在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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