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國的疫情防控說起

英國

文:漫天雪

英國政府在新冠疫情發生後,制定了「國家防疫行動計劃」。首相鮑裡斯·約翰遜宣布了疫情防控的四個階段性措施:遏制、延遲、研究和緩解。他坦陳:無法遏制病毒傳播,只能儘可能延緩病毒的傳播過程,以減輕NHS的壓力,為醫療系統、科學研究和各項應對措施的準備贏得時間,疫情最危險的時刻將在幾週後。他沒有設定過高的目標,強調要尊重科學。

在政府和科學專家發布疫情的相關信息和風險後,約翰遜給全體國民提出了建議,包括出現症狀的人居家隔離7日,70歲以上老年人不要坐遊輪,學校不要組織出國遊學等。對於是否取消大型公眾活動如體育賽事,學校是否關閉等,他說根據專家建議此類措施弊大於利,但是還在審慎評估中,不排除後期隨著疫情的蔓延採取此類措施的可能性,也未否認其有效性,只是時機的把握要與疫情的峰值相結合。最後他建議要勤洗手,民眾相互支持和幫助,但也不必過於悲觀,要記著唱生日快樂歌。

他在講話中還坦率地說:「這是一場全球性的流行病,是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英國的確診病例將會急劇上升。事實上,英國真正的感染人數,可能比當前的確診人數多很多。將會有很多的家庭失去摯愛的親人」。

引起軒然大波的是所謂「群體免疫」說,被很多人誤讀為英國政府將放任不管。但這其實是英國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朗斯對病毒傳播規律的一個解釋性說法。英國衛生大臣馬修·漢考克為消除公眾疑慮,接受了採訪並在《電訊報》撰文專門解釋:「我們制定了一個計劃,該計劃基於世界級科學家的專業知識。群體免疫只是一個科學理論,既非目標,也非戰略,我們的戰略是保護最脆弱的群體,並通過遏制、拖延、研究和緩解來保護NHS,並拉平曲線。」

我們發現,英國政府的透明度很高,政府官員面對公眾誠懇而謙卑,對話坦誠而務實,及時全面公布信息,如實講出事實——哪怕這種事實聽起來很殘忍。現階段具體怎麼做,政府只能給出建議,最根本的還是交給民眾和社區自治組織自行判斷和應對。

必須體認到: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疫情防控策略,是它的制度、傳統、文化的反映。在英國這樣一個有「自由的基因」的國度,基督教新教、王在法下、個人主義、代議制民主的傳統根基深厚,註定了它絕對無法採取雷霆萬鈞的措施。把英國政府的做法貶斥為無所作為,可能正是因為我們對政府寄予了很多不切實際的期望造成的誤解,它的權力本來、也應該是有限的。

因此,我們不妨保持開放心態,理解不同政府間處理危機時的不同做法,從中取長補短。

這篇文章無意評價英國政府的做法以及後續的反應是否妥當,更無意做任何對比。英國的許多做法,例如建立於1948年、逐步覆蓋全國所有人口和醫療機構的NHS、以及不斷擴大的公立教育體系,實際上已經偏離了盎格魯-撒克遜人古老的傳統。英國醫療體系的不堪重負,學校要不要關閉必須等待政府的指令,可能正是NHS和公立教育體系無所不在的一個後果。鑒於此,只想探討應該是什麼樣子。

面對重大公共事件和危機的時候,英國政府應該怎麼做?首先是信息的公開透明,及時發布最新消息,不隱瞞,把真實情況和風險告訴大眾,不阻礙媒體和大眾的信息傳播,讓民眾對此有清晰的了解和判斷,並據以決定自己的行動。其次可以做的是負責任地為大眾行為提供科學建議。例如少出門少聚會、勤洗手、發覺不適居家隔離等等。第三是保護財產權,對故意傳播者進行管控。因為這傷害他人的利益,政府要做的就是通過對他的管控保護其他人的生命和財產不受侵犯。

發布旅行警示,對來自疫區的入境者進行嚴密監測,甚至禁止其入境,都是現行條件下可行並被理解的政策舉措。

只要英國政府公開透明,就有公信力。這時候人們自然會按照政府發布的信息和提供的建議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最關心自己的人是自己,人們不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於是自然會減少外出和聚集,這就已經使疫情傳播的機率大幅降低,問題解決了一大半。這對於英國政府的延遲戰略——儘可能延緩峰值的到來大有裨益。

那麼,人群聚集場所怎麼辦?例如英超聯賽和學校。這應該交給財產權原則是最有效的。每個英超俱樂部都是獨立法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形象的考量,當人們基於安全考慮不再外出時,上座率急劇下降,俱樂部不得不考慮成本問題。如果俱樂部打算繼續比賽,會採取嚴格的檢測措施,發現疑似病例不得入內,這是它在行使自己的財產權。它如果不採取這樣的措施,不能解除其他球迷的疑慮,他們就不會進去看比賽。如果放任感染者進入球場,增加人傳人的概率,那是自毀形象,並將承擔相應的責任。與此同時,每個俱樂部都會有應對措施,他們之間會相互溝通,當有幾家具樂部基於審慎的考慮和為球迷的安全負責打算停止比賽,聯賽自然會停賽。學校的道理也是如此。

可以預料,如果後期疫情蔓延,可能會採取更為嚴厲的管控措施。英國政府並未排除這種可能性,也並不否認其有效性,但是這是到疫情的峰值時萬不得已的最後措施。目前他們的做法就是儘可能延緩峰值的到來,並使峰值的曲線更加平緩。但不論怎樣說,一個人、一家企業自發地管控自己與被政府勒令這樣做,哪個更好,不是顯而易見的麼?

疾病的診療應當聽從的是醫學專家的意見,醫療機構自然會有自己的應對方案。他們會根據病毒的特徵、傳播規律和臨床經驗制定出可行的預案,用科學和專業的方案應對疫情,同時保護醫護人員的安全。在遏制、延緩戰略的使用下,繼續尋找感染源、人們減少外出、通過網絡手段聽取專業的防控和診療意見、醫療機構首先把資源用在最緊迫的人身上,這樣多管齊下,就會大大減輕NHS的壓力。在這個過程中,醫療器械、防護用品的生產、醫護人員的訓練、科學研究等就會逐步到位,為後期應對峰值贏得時間。這就是英國延緩戰略所追求的目標。

至於大眾的檢測和疫苗的研發,更應該交給市場。可以想見,病毒肆虐,人群恐慌,對檢測的需求大大提高,這正是企業的商機。大量的個人需要檢測,巨大的市場潛力和可以預見的利潤會激勵眾多企業加入到研發簡便易行的檢測手段的競爭中,最準確、最快捷、最便宜的檢測手段會在競爭中勝出,滿足大量檢測需求,何必擔心沒有人去做呢?疫苗的研發是同樣的道理,疫情對大眾是一種危害,但對疫苗研製的機構卻是巨大的商機。要相信市場的力量,它會創造出你意想不到的優質商品,這已經被歷史證明並且將繼續證明。話說回來,檢測手段和疫苗的研發,英國政府的官員也做不了這個事兒啊!

那麼,還有一部分人就是無所謂怎麼辦?哪裡都有這樣的人啊。一方面如前所述,財產權明確的地方會嚴格地管控,不允許他進入,這已經使他的活動範圍大大受限,也降低了傳播的機率。另一方面,在大眾都明了病毒的危害性以後,自然會引起警覺,他們會加強防護,減少出門,這也遏制了病毒的傳播。再說,每個人對安全的認知和主觀評價並不相同,就像你認為開車80千米/小時最安全,飆車黨卻並不這樣認為一樣。一個人自己都不關心自己的生命,別人和政府又何必去關心呢,這不是違背他的意願嗎?如果他惡意地傳播病毒,當然就是政府應該出面的時候了。

總之就是要釐清政府和社會的邊界,儘可能地將防控交給自下而上的自發秩序。

英國政府若採取霹靂手段,可能會為其贏得把公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美譽。但是什麼才是最科學的方法,什麼時候是恰當的時機,卻是最值得研究的。而且霹靂手段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在於:它保障大部分人的利益,是以犧牲小部分人利益甚至生命為代價。如果你贊同這種做法,那麼有朝一日有一個目標需要你做出犧牲的時候,你就不應該有怨言。這才是邏輯一致。

那些鼓吹「社會利益」至上的人,可能只有在自己利益受損時才能切身體會到個人權利保護的至關重要。1884年發生的「托馬斯·達德利海上食人案」,幾位船員被困於大西洋,在絕望中,他們殺死了奄奄一息的水手帕克,依靠食用帕克的屍體,終於等到了救援的到來。如果支持「社會利益」至上,那麼殺死帕克就符合他們的邏輯。但是這卻不是一個文明社會對待人應有的方式。誰願意去做那個可憐的帕克呢?沒有抽象的社會利益,有的只是每一個人實實在在的利益。

哈耶克說:「哪裡存在一個凌駕於一切之上的目標,哪裡就沒有正義和公理的容身之地。」因為那意味著每個人都得為這個目標讓路和做出犧牲。服從統一的號令,預設的一個前提就是權力萬能,而且不會犯錯。但理論與歷史都已經證明,這是最高成本的方法。運用分散知識,結合自身處境進行分散決策並分散行動,永遠都是最符合人性、最尊重人的自由心智、成本最低、避免鑄成大錯的方法。這一規律,不論是在平常、還是在緊急狀態下都是適用的。畢竟,誰又能說英國政府就比每個人更了解自己的處境?誰又敢斷定英國政府就不會犯錯?

社會需要追求的很多良好目標,往往並不是天然和諧的,而是可能相互衝突的。這次新冠疫情就涉及到生命、自由、經濟發展與個人福利的取捨。那麼就應該問一下:是否為了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就可以剝奪他的自由?如果單純從人的生命的角度去考慮,那麼將每家每戶都封在家裡才是最安全的。這時候就要在多種有價值的目標之間進行權衡,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好的目標。必須強調的是:這是可能的!

美國在911以後,聯邦政府權力急劇擴張,對公民的監控細密而又全面。一位聯邦參議員說:「恐怖分子無法毀滅我們,我們自己卻可以」。這就是對安全這種單一價值凌駕於一切價值之上的憂慮,就是一種價值的權衡。

一個自由的社會,最重要的特徵是人人自我負責,不是凡事依靠政府,也不是凡事等待政府的指令而行動。它財產分立、知識分散、價值多元,政府的任務是保護財產權,除此之外,應該交給人們自行決定。

要相信每個人的力量,要相信市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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