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吃的真相

口吃
文:Amber Dance

毫無疑問,口吃作為一種言語障礙,對患者的生活構成了很大的影響。與人們的通常想像不同,口吃和智力高低沒有直接關聯。大多數口吃患者除了言語有障礙,身心其他各方面都可以相當健康。而且,焦慮、自信缺乏以及緊張等心理因素通常不是口吃這一疾病的原因,而更大程度上是這一疾病的結果。過去的幾十年裡,得益於神經科學和腦科學的進步,學界對於口吃的成因開始轉向了人體的一個重要組織:大腦。

傑拉爾德·馬奎爾(Gerald Maguire)自幼口吃。但是,你與他交談時可能不會覺察出這一點,只有凝神細聽,才可能察覺他在說出諸如「統計學地」(statistically)、「藥學的」(pharmaceutical)等多音節詞彙時偶爾出現的磕磕絆絆。過去25年來,作為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神經科學家的馬奎爾,一直在服用抗精神病藥物治療自己的口吃。不過這些藥物並非官方批准用來治療口吃的藥物。

像馬奎爾一樣患有口吃的人還有很多。全球約有7000萬口吃患者,僅在美國就有300萬人。口吃者在學習說話和提升語速方面有困難,導致說話的停頓和重複。這300萬中,大約包含美國兒童中的5%,及成年人的1%,其中許多兒童長大後不再有該症狀。他們當中就包括了總統候選人喬·拜登(Joe Biden)、聲音渾厚的演員詹姆斯·厄爾·瓊斯(James Earl Jones)和女演員艾米麗·布朗特(Emily Blunt)。儘管他們和包括馬奎爾在內的許多人在事業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口吃依然會導致社交焦慮,並招致他人的嘲笑或歧視。

兒時受口吃困擾的女演員艾米麗·布朗特。© Britannica

數十年來,馬奎爾一直致力於治療口吃患者,並研究潛在的治療方法。每天他都會收到一些人的郵件,以尋求藥物治療,或加入他的臨床試驗,甚至是在死後捐獻自己的大腦用於研究。他現在正針對一種名為依考匹泮(ecopipam)的新藥進行臨床試驗,該藥物在2019年的一項小型研究中改善了患者的口吃症狀並提高了其生活質量。

與此同時,其他研究人員正在探究造成口吃的根本原因,這可能也會指導新的治療方法。

在過去幾十年中,治療師們錯誤地將口吃歸咎於舌頭和喉頭的缺陷,或是焦慮、創傷,甚至是有缺陷的家庭教育——直到今天仍有人這樣認為。密歇根州立大學的語言病理學家J·斯科特·亞洛斯(J. Scott Yaruss)表示,很久之前就有人懷疑口吃可能是神經問題導致的。而支持這一觀點的數據最早出現在1991年,那時研究人員公布稱口吃患者腦內血流量發生了變化。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不斷有研究表明口吃的發病根源完全在於大腦。

亞洛斯說,我們正處於關於口吃的研究爆炸式發展的階段。

不過,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神經科學家已經觀察到口吃患者大腦中細微的差異,但他們並不能確定這些是造成口吃的原因還是口吃導致的結果。遺傳學家發現某些基因的變異會使人們更容易口吃,但基因本身是令人費解的;直到最近,基因與大腦解剖結構的聯繫才變得明晰。

與此同時,馬奎爾正在尋求基於多巴胺的治療方法,多巴胺是大腦中一種幫助調節情緒和運動的化學信使。(當然,精確的肌肉運動對語言的理解是必要的。)科學家們才剛剛開始將這些迥然不同的線索聯繫在一起,目前他們正致力於對基於這些發現的治療方法進行早期測試。

放射科醫生若僅觀察口吃患者的標準腦部掃描圖,可能他並不會察覺到異常。只有當專家通過專門技術來觀察人們說話時大腦深部結構和活動時,才能發現口吃和非口吃群體之間的細微差異。

這個問題並不局限於大腦的某一部分,恰恰相反,這一切都是關於不同腦區之間的聯繫,密歇根大學的語言病理學家和神經學家張秀恩(Soo-Eun Chang)如此表示。

例如,在大腦的左半球中,口吃患者負責聽力的腦區和負責產生語言的運動腦區之間的聯繫似乎更弱。張教授還觀察到口吃患者胼胝體的結構差異,胼胝體是連接大腦左右半球的一大束神經纖維(胼胝體把兩大腦半球對應部位聯繫起來,使大腦在功能上成為一個整體。對於兩半球間的協調活動有重要作用,譯者注)。

這些發現顯示,口吃可能是大腦各部分之間的溝通略有延遲而導致。張教授認為,語言能力尤其易受這種延遲的影響,因為語言必須以閃電般的速度進行協調。

張教授一直致力於研究為什麼80%的口吃兒童在長大後具有正常的語言能力,而另外20%在成年後依然會口吃。當孩子在2歲左右第一次將單詞串成簡單句子時,口吃的症狀就開始了。張秀恩在長達四年的時間內一直研究兒童,希望儘可能早地開始尋找大腦掃描時的變化模式。

要說服如此小的孩子在一個巨大且轟轟作響的腦成像機器中保持靜止並不容易。張教授團隊對掃描儀進行了修飾,隱藏了所有令人感到恐懼的部分。(「它看起來像是一次海洋冒險,」張教授說道。)她的團隊發現,對於擺脫口吃的孩子而言,他們腦中與聽力相關區域和與語言相關區域之間的聯繫會隨年齡增長而增強。但在長久口吃的孩子中並沒有這樣的現象。

© Study Breaks Magazine

在另一項研究中,張教授的團隊利用血流量作為活動的指標,觀察了大腦不同部分是如何同時或不同時工作的。他們發現了口吃和一個名為默認模式網絡的腦迴路之間的聯繫,默認模式網絡在一個人思考過去、未來,以及做白日夢方面起作用。對於口吃的兒童而言,默認模式網絡似乎會將它自己插入負責集中注意力和產生動作的網絡交互中,如同第三者闖進一個浪漫的約會。她說,這也會減緩語言的產生。

大腦發育或結構的變化可能源於人的基因,但對此的理解也需要時間才能成熟。

在2001年初,遺傳學家丹尼斯·德雷納(Dennis Drayna)收到了一封令人驚訝的電子郵件。他回憶信中內容:「我來自西非的喀麥隆。我的父親是一位酋長。他有三個妻子,我有21個同父的兄弟姐妹。幾乎所有人都口吃。你認為我們家族可能有某種遺傳因素嗎?

德雷納在國家失聰和其他溝通障礙研究所工作,他對於口吃的遺傳問題有著長久的興趣。他的叔父和哥哥口吃,並且他的雙胞胎兒子在幼年時也存在該現象。但他並不願意為這封郵件穿越大西洋去喀麥隆,同時他也擔心他的臨床技術並不足以分析這個家族的口吃症狀。

他向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提到了這封郵件。後者時任美國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所所長,現任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柯林斯鼓勵他去看看,於是德雷納訂了一張去非洲的機票。隨後他又去了巴基斯坦做研究,在那裡表親通婚的後代可以揭示基因變異是否與遺傳疾病有關。

即使對這些家族進行了研究,找到相關基因也進展緩慢:因為口吃並不像血型或雀斑那樣通過簡單的模式遺傳。但最終,德雷納的團隊發現了四個基因的突變——GNNPTABGNPTG,來自一項巴基斯坦研究的NAGPA和來自喀麥隆部落中的AP4E1——他認為這些突變可能是導致多達五分之一患者口吃的原因。

奇怪的是,德雷納發現的這些基因與語言能力之間並無顯著聯繫。相反,它們都參與了將細胞中的物質輸送到溶酶體,即細胞的一個垃圾回收站中。德雷納團隊在把基因與大腦活動聯繫起來之前,做了更多的工作。

他們首先在小鼠的GNPTAB基因中植入一種他們在人類身上觀察到突變的基因,來探究這種突變是否會影響小鼠發出聲音的能力。小鼠很健談,但它們的大部分對話都是在人們聽不到的超聲波波段中進行的。通過記錄小鼠幼崽發出的超聲波,研究小組觀察到了與人類口吃相似的語言模式。

它們的發聲序列中產生了間隔和停頓,」德雷納說。她與他人共同為《基因組學和人類遺傳學年鑑》撰寫了一篇關於語言障礙的遺傳學研究綜述。

© human memory

即便如此,研究團隊依然努力尋找動物大腦內任何明顯的缺陷——直到一名有決斷力的研究人員發現胼胝體中星形膠質細胞越來越少。星形膠質細胞在神經活動中起到重要作用:它可為神經提供能量,回收代謝物。德雷納若有所思地說,也許受限於星形膠質細胞的數量,大腦左右半球的交流速度會減緩,但這只會在說話時產生明顯的影響。

德雷納的研究所獲評價褒貶不一。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和默多克兒童研究所的語言病理學家安吉拉·摩根(Angela Morgan)說:「這確實是該領域開創性的工作。」另一方面,馬奎爾長期以來一直懷疑這些幾乎在所有細胞中都表達的關鍵基因的突變,只會導致胼胝體缺陷,進而只會導致語言障礙。他也認為很難將小鼠的叫聲與人類的語言進行類比。「這有些言過其實了,」他說。

科學家們確信還有更多和口吃相關的基因尚未發現。德雷納已經退休了,但摩根及其同事正在啟動一項大規模研究,希望能在一萬多人身上找到更多的口吃相關基因。

馬奎爾一直從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解釋口吃的成因:研究多巴胺這種大腦內關鍵信號分子的作用。基於多巴胺在大腦中的位置及其所結合的受體,多巴胺可上調或下調神經元的活動。有五種不同亞型的多巴胺受體(被命名為D1,D2等)能獲取多巴胺信號並產生響應。

在20世紀90年代,馬奎爾和同事是第一批使用某種正電子發射斷層大腦掃描法對口吃患者進行掃描的人。他們發現這些患者腦中多巴胺活動旺盛。這些過量的多巴胺似乎抑制了一些口吃相關大腦區域的活動,而這些腦部區域正是張教授和其他人發現和口吃有關的區域。

另一些研究者在2009年發布稱,擁有特定類型D2受體基因的人群更容易口吃,該基因能間接增強多巴胺的活性,這一研究支持了多巴胺與口吃之間存在關聯的觀點。

因此馬奎爾思考:可以用阻斷多巴胺的方式治療口吃嗎?這很容易,因為抗精神病藥物就可以做到這一點。多年來,馬奎爾已經對利培酮、奧氮平和魯拉西酮等此類藥物進行了小規模的臨床試驗,並獲得了成功(就他個人而言,他更喜歡最後一種,因為魯拉西酮並不會像前兩種那樣導致發胖)。結果是:「口吃不會完全消失,」馬奎爾說,「但我們可以治療它。」

這些藥物並沒有被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批准用於治療口吃。並且他們會產生令人生厭的副作用:不僅是體重增加,還伴隨著肌肉僵硬和運動障礙。部分原因是它們作用於多巴胺D2受體。馬奎爾的新藥依考匹泮作用於多巴胺D1受體,他希望這能減少一些副作用——儘管他還需要關注如體重減少和抑鬱等其他副作用。

在一項對10名志願者開展的小型研究中,馬奎爾,亞魯斯和同事們發現服用依考匹泮的人口吃情況有所改善。一些參與者的生活質量分數有所提高,這些分數與無助感、對口吃的接受度等情緒相關。

© Psych Central

依考匹泮並不是正被考慮中的唯一療法。早在密歇根時期,張教授就期望在溝通時通過刺激大腦特定部位以提高語言的流利程度。她的團隊在受試者頭皮上放置電極,以溫柔地刺激聽覺腦區的部分區域,增強該區域與語言管理腦區的聯繫(張教授表示這一刺激僅會造成輕微的瘙癢感)。研究者在受試人員進行傳統語言治療時對其大腦進行刺激。由於新冠疫情影響,研究團隊不得不暫停50名受試者中將近半數的試驗。團隊目前正在進行數據的分析。(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3437512)

多巴胺、細胞代謝廢物以及神經連接——這些關鍵詞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呢?張教授注意到與口吃相關的一條神經通路中包含了兩塊生產並利用多巴胺的區域,這也許能幫助解釋為何多巴胺與口吃相關。

她希望神經成像能將這些不同的區域聯繫在一起。首先,她與合作者將大腦掃描出的問題區域與腦中突變基因的高發區域進行了比對。她發現德雷納的兩個基因,GNPTG和NAGPA,在非口吃者大腦中的語言和聽力網絡中活躍程度很高。這表明這些區域確實需要這些基因,由此支持了德雷納的假設,即基因缺陷會干擾語言能力。

© Essential Baby

團隊人員也有了一些新的發現:參與能量代謝的基因也在語言和聽力區域非常活躍。張教授表示,在口吃始發的幼兒時期,大腦活動會大大增加。她推測,也許這些語言處理區域在真正需要以最大功率運轉的時候,並沒有得到它們所需要的全部能量。考慮到這一點,她計劃尋找口吃兒童體內能量控制基因的突變。她說:顯然有很多點需要連接起來。

馬奎爾也在把這些蛛絲馬跡串連起來:他說他正在研究一個理論,以便把他的工作與德雷納的基因發現結合起來。與此同時,儘管存在語言障礙,但馬奎爾還是艱難地通過了醫學院的面試,甚至將談話療法作為自己的職業選擇。現在他對依考匹泮充滿了希望:與同事們一起,他們開始了一項新的研究,將對服用依考匹泮的34人和服用安慰劑的34人進行對照試驗。他說,如果這一療法能夠成為標準的口吃治療工具,他就實現了一生的夢想。

譯/藥師

校對/Yord

原文/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20/09/why-people-stutter/616111/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藥師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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