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強:揭秘歷史真相 細說從前(33)

張國燾

「在我的生命盡頭,我希望我蒐集到並在隨後向讀者推薦的、在我們國家經受的殘酷的、昏暗年代裡的歷史材料、歷史題材、生命圖景和人物,將留在我的同胞們的意識和記憶中。這是我們祖國痛苦的經驗,它還將幫助我們,警告並防止我們遭受毀滅性的破裂。——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

轉變者

張澤石,1946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1947年加入中共,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被俘後堅持抗爭,擔任堅持回國志願軍戰俘總代表。回國之後,被定性為「變節者」,開除黨籍、軍籍。痛定思痛,他在《炎黃春秋》撰文稱,朝鮮戰爭是一場完全不應該發生的戰爭……

打AB團

1930年,贛西南地區開始打AB團。1930年 11~12月,不到4萬人的一方面軍,打了4,400多名AB團分子,殺了幾十個團長。永新縣六屆縣委都被打成AB團,只允許一個自首,其餘全殺了。對待AB團分子用刑慘酷,有的竟用生銹的鐵絲刺穿睪丸牽著遊街。陳毅開會晚回家2小時,其妻肖菊英因恐懼而投井身亡。

高華: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

銷毀大饑荒人口統計表

原糧食部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統計表。匯總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材料只送毛澤東周恩來兩人。周恩來看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這才放心。

延安人的話

1947年國軍胡宗南部佔領延安後,《大公報》記者周榆瑞對延安百姓進行了採訪,寫下了《延安人的話》一文:對於「鬥爭」和「清算」,他們非常反對,說這種辦法只有流氓地痞才能得到好處,不僅是地主,就是一般農民也是不贊成的;對於開會,他們也十分反對,認為從老遠的地方跑來聽中共幹部人員說一大套他們不大懂的話,又費時間,又沒有意思;談到投誠的原中共延安公安局科長韓繼恩時,他們說延安人哪一個不認識韓科長?他最貪污,到處問人借錢不還,還吸鴉片煙,老婆也是強娶的,還常派人到門外偷聽我們私下的談話,替共產黨做情報;對於內戰,他們以極堅決的口氣答覆:「再也不能夠打仗了,內戰不停止,倒霉遭殃的是我們老百姓!」

中朝三次交惡

1953年朝鮮停戰後朝方即開始篡改戰爭歷史,平壤戰爭展覽館12個展廳中只留給中國一個,朝鮮的作戰行動被解釋成與中國無關,同時金日成開始解除親中派職務,到1956年朝方不顧中方的反對、指責與警告,將黨內親中派清洗殆盡,中朝關係降到冰點;1965年蘇聯恢復對朝鮮軍事援助,並簽訂了長期經濟援助協定,朝鮮倒向蘇聯,文革爆發後朝鮮被批為蘇修僕從,1967年北京紅衛兵圍攻朝鮮大使館並對金日成展開大批判,朝鮮隨即將志願軍陵墓搗毀作為報復,中朝斷絕官方往來三年;1992年中韓建交,朝鮮憤怒不已,揚言要和台灣建交,並在隨後的申奧投票中把票投給悉尼致北京落選,沒了蘇聯和中國大規模援助的朝鮮開始了長達5年的「苦難的行軍」。

張國燾的幸福晚年

張68年來多倫多時,長子張海威在加拿大多倫多教數學,二兒子張湘楚在美國紐約當醫生,三兒子張渝川在加拿大多倫多當工程師。他們雖說不上大款,但晚年生活總還是其樂融融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而非潦倒而死。比被人活活整死的劉少奇、賀龍,吞安眠藥自殺的老戰友陳昌浩,張很幸福。

量中華之物力,結與朝之歡心

1950年6月—1953年8月,中國向朝鮮無償提供總值人民幣72,952萬元的戰爭急需及生活必需物資。1953年11月中國又無償贈送朝鮮8億元人民幣進行戰後重建,到1956年,中國做出的對朝援助承諾,竟然超過了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總和。即使是在中國最困難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國對朝援助也未中斷,包括大量糧食出口,紡織廠、無線電廠等29個成套項目建設,及5億盧布現金援助。

1963年4月26日,毛澤東在接見朝鮮《勞動新聞》代表團時說:「你們要我們援助,我們全力以赴。要我們出兵,我們出兵,要武器可以無代價供給,要財政援助我們儘可能地充分援助。對你們為甚麼要有代價呢?要買,要還賬,這沒有道理,不是國際主義。」

共同特徵

希特勒、紅色高棉農謝、斯大林、齊奧塞斯庫、薩達姆、卡扎菲、金正日、巴沙爾……;共同特徵:1、都宣稱自己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2、都宣稱自己的理論是唯一正確的;3、都搞過清洗屠殺;4、其政權都極其腐敗;5、都把對人民犯下的罪行嫁禍到敵對勢力身上;6、都要製造個假想敵。

鴉雀無聲

1978年,位於現今西單文化廣場南側一帶的一道灰色矮牆。該牆在當年被全國人民所關注,通稱為「西單民.主.牆」。最開始是因為雜誌《中國青年》被查封,有人將該雜誌貼在牆上,引起聚眾圍觀。

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接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時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這並不可怕。」

在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在講話中又說:「群眾提了一些意見應當允許,既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點事,也沒有甚麼可怕,要處理得當,要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他還警告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不同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當年為了批判「兩個凡是」,鄧小平決定讓於光遠起草一份講話支持西單「民.主.牆」,他說:有點反對的聲音有甚麼壞處?1979年3月25日,一個曾當過兵的北京動物園職工魏先生貼了一篇《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四天後,被抓。

不能讓農民吃飽

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會期間,對於國家糧食徵購導致農村饑荒的問題,劉少奇坦承:「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徵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對此,毛澤東在1959年3月25日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直截了當:「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

憲政促進會

毛澤東:我們今天的會叫做「憲政促進會」,為甚麼要促呢?因為不經過人民的大力督促,國民政府就不會實行憲法政治。國民黨裡面有一種人十分頑固,別人浴血抗戰,他們專門搗亂,發國難財,吃磨擦飯,以反共為職業,主張專制獨裁,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他們頑固不化,而且向後倒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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