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命運當自己能力的人，會死得很慘

有一個著名品牌叫俏江南。有一對姐妹花藝人叫大S、小S，我對她們都不熟悉。

以前我從未想到俏江南三個字會和大S、小S聯繫在一起。直到有一天，聽說大S嫁給了俏江南家的富二代公子。

我想，一個藝人嫁給著名服裝品牌店的富二代，也算合適，說不定她還能當旗袍的代言人。

那時候，我以為俏江南是蘇州人、無錫人或杭州人創辦的旗袍和各種女裝的著名品牌。因為在看得到H&M廣告牌的大樓裡，經常也能看到俏江南三個字。

今天看了一篇很長的文章，說的是俏江南的發家史，以及俏江南家族和大S家族的恩怨是非。

我第一次記住了大S姓徐，俏江南創世人姓張，富二代叫汪小菲。

也第一次記住了俏江南是做餐飲的，不是做女人旗袍的。

這篇文章的作者回顧了名門豪族的興衰恩怨，得出一些結論：張蘭這人雖然有點能力，但是更多的是得益於時代，當屬於她的時運過去，留給她的就是衰落。

而過去的成功，讓她忘掉了自己的真實能力。比如進入到金融圈這種事，並不在她的能力範圍之內。

但是，俏江南好歹紅了十五年，這已經很不錯。

有個研究浙商的學者，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浙江其實早在改革開放之前就已經有很多人成為成功商人，從七十年代到現在的五十年間，大多數紅極一時的浙商都只能紅20年左右，超過20年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對此，主流的解釋的觀點是：某些商人在生意做大後，自身能力跟不上，或固步自封，不思進取，不能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因此被淘汰了。

持這種觀點的人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時代拋棄你的時候，連招呼都不打一聲」。

但是，為甚麼在有些國家，商業帝國經常持續上百年，很少像中國這樣普遍存在「旺不過20年」的現象？

為甚麼中國的商人這麼容易被時代拋棄？

因為這時代變化快。

第一代先富起來的中國人，並不是改革開放以後富起來的，而是在改革開放以前就發財。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各種民間的「投機倒把」就非常多，比如倒賣糧票布票、倒賣福建幹荔枝、倒賣紅糖之類的「投機倒把」。以「地下工廠」為代表的「挖社會主義牆角」的「犯罪事件」也層出不窮。按照當年的法律，這些先富起來的人毫無疑問都是「不法分子」，很多人被判刑坐牢，甚至處死。

到七十年代中期，沿海走私開始大發展。依仗著走私業，形成了龐大的黑市產業鏈，有人收購銀元、黃金、鰻魚苗之類的物品作為走私資金，有人從事海上走私，有人銷售走私貨，有人為走私犯提供各種服務，甚至還有人為購買走私表的人提供真假鑒定服務。

這一批跟走私集團相關的先富起來的人，按照當時的法律，也屬於「不法分子」。

再接下來的一批富起來的人，是以溫州柳市「八大王」為代表的私營個體企業家。由於私企在當時非法，他們要掛靠單位。這些單位，原本是為解決回城知青、勞改釋放犯、各種待業青年而創辦的各種街道企業，比如八大王所在的集體所有制街道企業，就叫「樂清縣柳市鎮反修工藝社」。1979年，「反修工藝社」的年產值高達上億，在人均工資只有幾十元的年代，可謂高得不可思議。

這些人雖然在賬面上不貪污不違法，但是涉及很多原本只允許國企才允許插足的領域，和國企競爭市場和各種資源，只要政策一變，隨時可能以「投機倒把罪」抓捕。

1982年初，在全國掀起「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以柳市「八大王」為代表，在溫州抓捕1500名私營企業家。

當年的「臺會」並非某些人以為的純粹龐氏騙局式的金融詐騙，而是有真實的大規糢高利貸需求。當時溫州有幾十萬「供銷員」，全國各地接單，樂清的低壓電器、龍港的小禮品之類，只要接到合同，借到一到三個月的流動資金，利潤就有100％。所以即便月息高達5％，甚至10％，也有人借貸。

但是，這種民間超大規糢的「非法集資」，顯然嚴重「擾亂金融秩序」。所以國家一定會嚴厲懲處。

這就是最早富起來的一批中國人。他們中間很少有高學歷的人，因為高學歷的人大多數有穩定職業，辭職做生意，對他們機會成本太高。反而是那些出身底層的平民。他們原本就沒有甚麼可以失去，幾十年來窮怕了，為了發財可以無所顧忌、膽大妄為、不擇手段、不惜冒各種危險，甚至經常坐牢或被處死。他們的發財路上，每一步都充滿兇險。那個時代的「個體戶」是貶義的。

1987年，俏江南的創始人張蘭從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畢業後，還沒有顯示她的掙錢才能。

二年後，她去加拿大留學，打各種黑工。1991年拿著打黑工掙到的2萬美元回北京。

第二批富起來的人，是八十年代後期開始發家的。

靠著中國特色的雙軌制，一些體制內有關系的人，在雙軌之間來去自如，靠差價和各種尋租，大發橫財。尤其是北京、東北、各種省會城市，有權力有關系的人，以及他們周邊的圈子，靠這種時代特色撈到第一桶金。

私營企業得到政府肯定後，八十年代中後期到九十年代，大批的體制內人士辭職或「停薪留職」，下海創業做生意，成為新一代富人。這群人與早期富人比，通常學歷更高，經營更規範，但是由於各種原因，依然和體制內的人有千絲萬縷關系。

積累第一桶金的那些「投機倒把」起家的私營企業家，在這個時代大多數飛速發展，當然也有大紅大紫後被抓去坐牢的。牟其中等人就是典型案例。

這是私企發展的黃金年代——低稅收，環保抓得不緊，勞動法寬松，不需要交五險一金，經營範圍靈活。尤其重要的是：創業門檻低。農民在家裡院子擺幾臺機器，搭個棚，到勞務市場叫幾個臨時工，工廠就辦起來了。（按照現在的規範，早就被拆光、罰錢。）很多政府公務員家裡也有人辦廠，或者在別人廠裡搭股份，所以執法上大家都是睜只眼閉只眼，尤其是江浙閩粵，更是私營工廠的黃金期。

有些沒有能力辦企業的普通平民百姓，看到房價可能飛漲的前景，開始炒房。溫州炒房團就是這個時代的代表。

那時候炒房的人溫州人，不僅掙到了錢，有些還為下一代掙到了一線城市的戶口。

1991年，張蘭回國開餐廳。辛苦了9年，完成了原始積累，創立了俏江南。她大打愛國牌，說自己無法做到放棄中國國籍，無法宣誓效忠加拿大，因為對祖國的愛，她做不到入籍外國。

2000年，牟其中判處無期徒刑，張蘭創立俏江南品牌。

轉眼到了另一個新時代：

互聯網開始普及。中國加入WTO。這兩件事讓整個中國的財富又來了一次大洗牌。尤其是加入WTO後，成為世界工廠，獲得了幾年經濟突飛猛進的時代。

這時代，是人民生活飛速發展的時代，出國旅游越來越普遍，也是各種公款消費大流行的年代。

張蘭的俏江南，也飛速發展。她成為富豪。但是她悄悄加入了外國國籍。俏江南也變成了一家外商企業。這和她以前打愛國牌的做法，顯然不是一路。

智能行動電話的出現，移動互聯網的出現，成為吸引投資的新熱點。比特幣的流行，帶動了「虛擬貨幣」和區塊鏈的大躍進。5G、VR和元宇宙，都是吹到天花亂墜的未來場景。

一些企業在互聯網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幾千個競爭對手屍體上屹立的獨角獸。一些人靠「知識付費」和「直播」掙到錢。

一些企業家靠「彎道超車」之類的政策，享受國家補貼，或純粹騙補貼，也發了財。

但是最掙錢的地方，依然是房地產和金融業。

這個時代，把企業包裝上市，割一茬韭菜，是無數企業家的夢想。張蘭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她失敗了，敗得有點慘。也有人說，張蘭失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2012年以後大規糢的「反腐敗運動」，限制了公款消費，斷了俏江南的財路。

好景不長。制造業很快就到了瓶頸。「環保封風暴」、「騰籠換鳥」、「產業升級」，各種各樣的新花樣並沒有帶來期望的結果，反而是把制造業逼到更艱難的困境。早早賣掉工廠去炒房的人，都被同行羨慕。早期的企業家，因為「產業低端」就被強行關閉的也不少。

2015年3月20日，香港高等法院下令凍結俏江南創始人張蘭資產，因張蘭與歐洲私人股本集團CVC卷入仲裁案，2014年4月，歐洲私人股本集團CVC以3億美元獲得張蘭旗下的俏江南餐飲連鎖企業83%的股份，但至今無從得知這些款項的下落。

有人總結：回顧俏江南上市之路：一波三折、10號文堵死海外IPO。張蘭從2000創辦俏江南品牌，到2015年黯然落幕，也就紅了15年。

平民百姓資產增值最快的，主要還是靠房子漲價。

不久，各種互聯網金融暴雷。然後又進入了疫情時代。萬達、恆大、融創、綠地……這些房地產巨頭似乎都變得很困窘。

疫情讓國際矛盾激化。

疫情年代，上海也封了二個月。外灘路面也長草。

這個年代能掙到錢的，都是做疫苗與核酸的。

但是轉眼間，很多核酸企業被查，某些疫苗企業也開始陷入麻煩。這是個誰也躲不過去的時代。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這是崔健的歌。

很少有人像這幾代中國人這樣，一生經歷這麼多巨變。從極左的計劃經濟時代，經歷「投機倒把」到改革開放，到私有經濟的飛速發展，到互聯網和國際工廠，到現在又轉向某個特殊的道路方向，每一個階段都有無數巨變，即便是疫情時代的防疫政策，也是每天都在變，上海市民對此感受尤其深。

一個社會改變太大的時候，沒有誰是萬能的，能夠在不同的環境、政策下都能屹立潮頭。遇到適合你的時代，加上好的運氣，你成功了。但是一旦時運變了，你就行到水窮處，只能坐看雲起——那是屬於別人的時代了。

回首2014年咖啡廳裡到處都在談投資和路演的那個年代，感覺已經是上個世紀的往事。當年為了拉到風投而激情創業的諸多互聯網新創公司，已經煙消雲散。

某個跳樓自殺的人，或許曾經是2000年非常成功的企業家。某個住橋洞的人，或許曾經是2010年某個公司的董事長。

給你送外賣、送快遞的人，或許在2014年創辦過互聯網公司，拿到過天使輪投資。

如今守著一家小店鋪的八旬老人，可能是1982年聲名顯赫的「柳市八大王」。

你路過的某個墳墓，或許葬著當年前因為「投機倒把」、「非法集資」、「擾亂國家金融秩序」、辦「地下工廠」而被槍斃的極左年代的資本家。

有時候，你成功，或不成功，更多取決於時代，而不是靠你的才華、努力和勇氣。

人不可太自信。若是把命運誤以為是自己的能力，或許會死得很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