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時期的男子

傳統時期的男子

文:趙冬梅

從眾還是從心?

與女性相比,男性的人生選擇要豐富得多,家庭以他們為核心構建,社會的廣闊天地向他們開放。生兒子,以維持家族的生物性延續;揚名顯親,以個人的社會性成就來維系、光燿家族的名譽地位。這就是傳統中國對男性的普遍性要求。具體到揚名顯親這一判斷標準,其實是比較單一的,簡言之就是:要做官。一定要與皇帝國家建立直接的聯繫,才稱得上功成名就;而且做官的標準,越到後來就越趨向狹窄,大致而言,宋朝以後,只有進士出身做文官才是真正光榮的。

2018年,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展,同時展出的還有北宋李公麟的《五馬圖》真跡,這幅從人們視野中消失了近一個世紀的名畫終於重現人間。在這幅長卷的卷後,有一段黃庭堅的跋文:

餘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嘆息伯時久當在臺閣,僅為喜畫所累。餘告之曰:

「伯時丘壑中人,暫熱之聲名,儻來之軒冕,此公殊不汲汲也。」

伯時是李公麟的字,李公麟二十二歲中熙寧三年(1070年)榜的進士,五十二歲因病主動請求退休。「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指像謝靈運一樣有鐘靈之氣又善於自律的人,這是黃庭堅對李公麟人品的高度評價。這樣高貴的人品,假以時日,應當能夠做到宰相,可惜李公麟太喜歡畫畫,最終被愛好所拖累,未能大用。這是當時士大夫對李公麟的愛重和嘆惜。作為李公麟的知音,黃庭堅代李公麟告白說,這些世俗之物,伯時是很不在乎的!

《五馬圖》,北宋李公麟繪。紙本墨筆,225厘米×29.3厘米,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李公麟工於畫馬。這幅《五馬圖》已成為後世畫馬的最佳範本。圖中所畫的是五匹從西域進貢的名馬,每匹駿馬旁有一位奚官(養馬人)。這五匹馬皆有名字,自左往右分別是:鳳頭驄、錦膊驄、好頭赤、照夜白和滿川花。每匹馬身後還有黃庭堅的題字,對馬的年齡、名字、進貢時間等進行了介紹。李公麟筆下的馬身姿矯健、形態各異、形神兼備。這幅畫也頗為傳奇。2018年12月16日,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了一場顏真卿特展,而這幅《五馬圖》居然列於展中。而此前大家都認為該畫早已毀於二戰,但它居然在不經意間給了大家一個驚喜。

是否真的不在乎?李公麟究竟還是去官場中走了一回,他真的是「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只有生命中的最後五年,在龍眠山莊的隱居生活才完全屬於他,屬於繪畫。宋人鄧椿所輯畫家列傳《畫繼》卷二,提到李公麟,言其「立朝籍籍有聲,史稱以畫見知於世,非確論也。平日博求鐘鼎古器,圭璧寶玩,森然滿家,以其餘力留意畫筆……」鄧椿寫李公麟,特別強調他「立朝籍籍有聲」,只「以其餘力留意畫筆」,像是在回應「朝中士大夫」的嘆息。相比之下,「朝中士大夫」和鄧椿的看法才是主流:作為一個士大夫,做官、做大官才是正道,藝術追求可以有,然而必須是「以其餘力」為之的業餘愛好。

在李公麟的例子中,繪畫與做官在價值評判上的高低之分,來自外部世界,我們沒有看到李公麟本人的態度,他能夠在五十二歲辭官,應當是愛繪畫超過愛做官,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推測,他考進士可能只是因為大家都考,他做官只是因為考中進士的人都做,而他必須證明自己不比別人差。

在唐代大畫家閻立本這裡,繪畫與做官之間的沖突從外部世界進入了內心世界,給畫家造成了困擾,甚至影嚮到了閻家子孫後代人生方向的選擇。閻立本最擅長人物寫真。有一次,唐太宗與侍臣學士泛舟春苑,水中有奇麗的鳥兒隨波容與,太宗大悅,下令在座的學士們作詩吟詠,並立即傳召閻立本前來寫生,皇帝有命,宮中傳呼「畫師閻立本」覲見。此時閻立本已經做到了吏部的主爵郎中,堂堂五品官,竟然被稱為「畫師」。他急匆匆趕來,「奔走流汗」,在水邊埋頭作畫,「手揮丹粉」,遙望禦舟之中優哉游哉的各位同列,羞愧得面紅耳赤。回家之後,閻立本告誡兒子:「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1]

閻立本、李公麟們無法想象,千年之後,大浪淘盡風流人物,只有他們還能憑借繪畫這門「末伎」被更廣闊的世界矚目。繪畫是「末伎」,醫藥是「治道緒餘」[2],所有與實踐有關、需要長期知識積累的技術性行當,在傳統的官僚體系中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鼓勵和支持,而帝制國家又不肯把這一部分內容從官僚系統中剝離出去,為它單獨設立一個獨立於官僚系統之外、與官僚體系基本持平的評價體系,結果就是技術官僚始終處於官僚體系的最下層,專業知識要求高的職位被混雜在普通職位當中,以同樣的標準升遷輪轉,最終泯然眾職,未能建立起技術性職業的尊嚴,從而阻礙了技術的發展。

《蕭翼賺蘭亭》,唐代閻立本繪。絹本設色,158厘米×28厘米,現藏遼寧省博物館。此圖繪的是蕭翼從辯才和尚手中「賺」取《蘭亭序》的故事:唐太宗甚是癡迷王羲之的《蘭亭序》,於是派人四處尋訪。有人說《蘭亭序》或在辯才手中,於是唐太宗最終派蕭翼去索畫。蕭翼在與辯才喝茶談天的過程中與其結為忘年交,而後拿出王羲之的另一幅真跡,拋磚引玉,從辯才口中套出了《蘭亭序》的下落,並將辯才拿給他看的《蘭亭序》即刻收入囊中,而後拿出了詔書……就這樣,《蘭亭序》到了唐太宗手中,最終被他帶入了昭陵,如今我們看到的只是摹本。此圖對辯才與蕭翼談天經過進行細致摹畫,畫左側一老一少正烹茶,畫右側一童子懷抱《蘭亭序》剛走出來。畫作主次分明,雖年代久遠,但人物神態惟妙惟肖,清晰可辨,足見閻立本畫技之精湛高超。

閻立本的家族所傳承的是建築專業,繪畫只不過是建築大行當中的一個部分,這就像是現在的建築設計師都要學線描、畫水彩。閻立本的父親閻毗做過隋朝的殿內少監,「以工藝知名」,閻立本和哥哥閻立德「早傳家業」。

閻立德曾經主持制作皇帝禦服的「袞冕、大裘等六服」,以及「腰輿、傘、扇」,也就是說,閻立本畫的《步輦圖》上的腰輿,就出自乃兄的設計。唐高祖的獻陵、太宗的昭陵,也是閻立德主持修建的。太宗東徵高麗,行軍至遼澤,「東西二百餘裡泥淖,人馬不通」,是閻立德「填道造橋」,才使大軍得以通過。太宗的翠微宮和玉華宮,也出自閻立德的手筆。

閻家的祖傳技藝包括宮殿和陵寢的營建、橋梁建築和服飾儀仗的設計制造,不僅有技術的部分,還有組織施工的部分,實在是一個大學問,令人嘆為觀止。閻立德的工作崗位基本上也保持在專業領域,包括將作監和工部官員,閻立德的最後職位是工部尚書,相當於建設部部長,正三品官。有意思的是,閻立德死後被追贈為吏部尚書,同樣是正三品,但是在六部尚書中排第一。[3]閻立本在兄長生前做過吏部的主爵郎中,在兄長死後接任工部尚書,後遷右相,閻立本比較缺乏政治才幹,時人評價他:「唯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而當時的左相薑恪「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相比之下,閻立本就像是個漂亮的擺設。有人借用《千字文》說:「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4]一個偉大的畫家、合格的建設部部長,偏偏要做宰相,這才是自取其辱,然而這終究是時代的產物——帝制時期的官場如同華山,只有一條不斷升遷的路。

在宋代以前,當兵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宋代以後,「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從軍這條路還可以走,但是所能取得的光榮卻日漸稀少。光榮屬於文人士大夫,屬於科舉成功者。可是科舉成功者又能幹甚麼呢?無非是做官,做各種缺乏技術含量只有地位高下區分的官,聽皇帝命令,看上司臉色,努力做到高官。中國最優秀的男青年的路,就這樣越來越窄了。與此同時,男人也收窄了女人的路,當男人開始接納無條件的忠君,他們要求於女人的,就有了無條件的貞節。清代江南學者,家有田產的,去北京兜一圈兒,早早地退休回家做學問倒是條自由之路。只可惜,他們所鑽研的學問,又跟現實世界離得太遠,方法是理性的,對象卻是疏離的,與自然疏離,與政治疏離,深則深矣,無補於世。

[1][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七七《閻立本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680頁。[2][宋]曹孝忠撰:《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序》,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宋代序跋全編》卷二一,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563頁。[3]參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七七《閻立德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679頁。[4][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七七《閻立本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680頁。

失敗者

本節我們講兩個失敗者的故事。

趙至生活在魏晉時期,是嵇康的晚輩;王樵生活在北宋,與寇準同時代。這兩個人生活的時代相距七百年,彼此之間也沒有甚麼關聯。我之所以把他們放在一起,是因為這兩個人都是「獨特」的失敗者。

趙至在三十七歲那年嘔血而死,他死於強烈的不甘心。唐長孺先生有一篇論文,以趙至的身世為核心討論魏晉時期的士家制度。[1]在歷史學論文中,史料比比皆在,理論也是所在皆有,智慧偶爾閃光,朝廷國家、帝王將相、制度、文化、群體都很常見,最難得一見的,是像你我一樣的小人物,以及對個體心靈的關照、對個體命運的同情與思考。唐先生這篇是個例外。而王樵一生最奇異的地方在他生命的結尾——他「設計」並完成了自己的死亡。王樵為自己的墳墓取名「繭室」。在初次讀到王樵的故事時,我對他謎一般的作繭自瘞感到新奇和困惑。

在歷史學上,能夠構成意義、值得關註的普通個人,一定得有他的普遍性價值。這種普遍性的東西,深刻地存在於每個個體生命當中,並在「這一個」特殊的個體當中展現得異常鮮明,讓人無法移開眼睛。那麼,蘊含在趙至和王樵生命故事背後的普遍性的東西究竟是甚麼?

按時間順序,先看趙至。趙至的家當時在河南緱氏,他十三歲時,新縣令到任,趙至和母親一起圍觀。母親說:

你有一天也能有這樣的榮燿嗎?聽了母親的話,趙至開始拜師讀書。他在學館,「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老師感到奇怪,問他,趙至回答說:「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這發自內心的孝道,讓老師對眼前這個小毛孩兒刮目相看。

十四歲,趙至「詣洛陽,游太學」。在那裡,他遇到了名士嵇康,嵇康正在太學抄寫石經。趙至追隨嵇康不願離去,終於,他鼓起勇氣開口,詢問嵇康的姓名。嵇康頗感驚訝地說:小孩子問我的姓名做甚麼?趙至說:「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嵇康「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2],趙至能夠看到嵇康不凡的氣度,並不算難得,難得的是趙至的勇氣。

從此,嵇康就成了趙至的偶像和渡船。他曾經偷偷跑到洛陽去找嵇康,但刻舟求劍,哪裡還能找到。尋嵇康不遇,趙至開始反複離家出走,「走三五裡,輒追得之」,被追回來之後他也並不安生,「又炙身體十餘處」,用火燒自己。周圍人都說這個孩子瘋了,怕是要廢了。就在人們扼腕嘆息時,趙至成功出走,這一年他十六歲。

趙至出走的第一站是鄴城,他在那裡改名翼。不久,嵇康來鄴,趙至與偶像重逢,跟隨嵇康回到山陽,改名浚。嵇康死後,趙至輾轉「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在遼西,他取得了戶籍、身份和地位,成為遼西太守的屬官,太守信任他,派他到洛陽去「上計」,也就是代表遼西向中央匯報工作。他又得到冀州刺史的辟舉,「斷九獄,見稱精審」,被推薦為良吏報送中央,再一次回到洛陽。這一年他三十七歲,意氣風發,正大步走在人生的上升路段;然而,趙至的生命卻在是年戛然而止——「號憤慟哭,嘔血而死」。

趙至因永遠失去了母親嘔血而死。其實早在他代表遼西來上計那一次,母親就已經去世。那一次,他見到了父親,父親卻隱瞞了母親去世的消息,並且千叮萬囑,讓他不能回家。那麼,父親為甚麼要瞞著他?因為,他的一切都是在隱姓埋名之後獲得的,他必須要一如從前假裝成別人,才能獲得社會接納。如果要作為他父親的兒子,做官、建功立業都全無可能——趙至的父親是一名士兵,而曹魏的士兵是終身和世襲的,父親當兵,兒子只能當兵。十六歲開始服役是一個坎兒,逃得出去就有希望,逃不出去就成了兵,從此更無其他希望。這就是為甚麼趙至在接近十六歲的時候裝瘋賣傻、屢次逃跑——那是他唯一的機會。趙至成功逃跑,成功入仕,建立了個人的榮譽地位。然而,這一切成功的前提,是他必須切斷與親生父母的聯繫。倘若讓人知道他是士兵的兒子趙至,那麼對他自己、對他的家庭來說,都將是滅頂之災。

可是,趙至追求這一切的終極目的究竟是甚麼?《孝經·開宗明義》雲:「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儒家所追求的「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並非單純的個人成功,而是以個人的成功來榮燿父母,是「孝之終」,也是「孝之大者」[3],是每一個真正的孝子生命的歸宿。這就是趙至賴以安身立命的價值體系。偏偏在這個意義上,趙至完全無法抵達真正的成功。他在現實成功的路上走得越遠,上得越高,就越發遠離他的雙親,越發遠離真正的成功,這就如同抱冰取暖。在得知母親的死訊之前,趙至可以欺騙自己還有行孝機會;母親的死則宣告了他顯親揚名的徹底失敗,他再無機會孝順母親,甚至不能公開哀悼。那麼,這二十年來的一切隱忍、發奮又是為了甚麼?趙至的生命喪失了意義,他的死不可避免。

趙至的成功之路,就是死亡之路。而造成這一切的,是他的出身和規範他出身的士家制度,士之子只能為士,因此,為了「立身行道」,趙至只能裝瘋賣傻,弄虛作假,趙至變成了趙翼、趙浚,這是制度造成的惡。變成了趙翼,趙至逃脫了現實的制度網羅。可是在他頭頂的蒼穹之上,還有一張更大的網羅——儒家孝道,孝道規定他內心的圓滿和真正的成功都必須與父母家族聯繫在一起。這一張觀念的網羅是天羅地網,趙至無法逃於天地之外。

當然,如果他是一個沒有心肝的人,或者他相信有獨立於家族的個人的存在,那麼他是可以活下去的,而且會活得很幸福。可是,這種個人主義的人生觀要到近代才從西方輸入中國。士家制度和孝道觀念,就像是兩扇巨大的齒輪,咬合在一起,把趙至從心靈到肉身碾得粉碎。一個士兵的兒子,本來是沒有資格學習《孝經》的,趙至不僅學了,還信了,並且用生命去實踐了。

再來看王樵。王樵是一個被時代潮流拋棄的人。故事的開頭,王樵同北宋和平時期的所有書生一樣,讀書應舉,預備走修齊治平的金光大道。他還練劍,會武術,算得上文武雙全。這時候,宋和契丹之間常有小規糢軍事沖突,戰爭主要發生在河北邊境一帶。王樵的家鄉雖然離河北不遠,但是在黃河以南,對他來說,戰爭遙遠而抽象,可以激發國仇,但並不能引惹家恨。可是這一切忽然發生了逆轉。這年正月,契丹的一支小部隊渡過黃河,襲擊了王樵的邨莊,掠走了他的父母親人。王樵和妻子可能去岳父家拜年了,因而幸免於難,然而這悲慘中的幸運卻讓王樵和妻子的人生從此跌入了另一場災難。王樵決定潛入契丹去尋找父母,他拋棄了妻子,史料之中從此再無這個可憐女人的消息。

數年後,王樵的曲折尋親宣告失敗,他回到家鄉,為父母親人造了衣冠冢,立了神主牌位,按照禮制服完了所有的喪服。哀悼是複仇的前奏。王樵逐一拜訪邊防大帥,獻上有關契丹的情報,鼓動出兵,他願為前驅,一血國仇家恨。但是沒有人真正理會他。宋遼之間簽訂了澶淵之盟,宋朝的皇帝和遼國的皇帝結成了異姓兄弟,朝廷嚴令,邊將不得輕舉妄動,破壞協議。和平當然是美好的,官員樂意,百姓安寧。可是,那些在戰爭中受過傷的人該怎樣治療創傷?在歡慶和平的喜悅中,王樵被朝廷和時代拋棄了。

王樵再次回到家鄉,過起了平凡的生活。他還有姐姐,姐姐家有小孩,他逗外甥玩兒,開學館授徒,閑時讀書、擊劍。他朋友雖不多,但是質量很高,他們常在一起切磋學問,王樵成了當地聞名的教育家。地方官來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拜會王樵,以此來表示重視教育。看得上眼的,王樵禮貌待客;看不上眼的,長官從前門進來,王樵從後院翻牆逃走。

一切都很平靜,只是那件曾經最重要的事情被王樵放棄了,那就是參加科舉。他放棄了進入朝廷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朝廷和時代拋棄了王樵,王樵也不再追隨朝廷。晚年的王樵自號「贅世翁」——他早就多餘了,當他的國家開始放棄攻打遼進入和平時,王樵就多餘了。

晚年王樵費力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為自己修築「繭室」。預知死亡將至,王樵「入室,自掩戶,卒」,他緩緩走入親手建造的墳墓,合上了門,躺平身體,閉上眼睛——光明消失,永恆的黑暗降臨,王樵告別了那個讓他愛恨交織的世界。在中國人的死亡史上,「繭室」和王樵之死是極為獨特的。

《出使北疆圖》,金代楊邦基繪。絹本設色,152.5厘米×26.7厘米,現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此圖描繪的是宋金交聘的歷史畫面,故又名《聘金圖卷》。我們看到,全畫遠處崇山峻嶺,一道河穀在霧靄中若隱若現,近處有三棵松樹高高矗立,松下有兩座亭子,亭子旁邊是宋朝的使臣和金兵。從亭子中的桌椅陳設可看出,金人設宴席待客剛剛結束,由此可見,這是宋代官員出使金國的一個畫面。而文中所講的宋與遼之間亦複如是,宋代官員也常出使遼國。這兩國於1005年簽訂了澶淵之盟,自此,宋朝皇帝和遼國皇帝結成了異姓兄弟,朝廷嚴令,邊將不得輕舉妄動破壞和平協議。追求和平是最好的,但那些在戰爭中受過傷的人卻最終在和平的喜悅中被時代拋棄了。

王樵的死亡和生命的狀態跟趙至是很不一樣的。他接受了自己不能左右的命運,同時以自己的方式定義過去,由此保持了個人的獨立和自由。當朝廷不再求戰,家的過去與國的未來分道揚鑣,王樵選擇遠離廟堂,他優游江湖,投身教育,追求學問,按照自己的方式度過了餘生。在內心深處,他知道自己無法與時代對抗;於是,他一手安排了自己的生命和死亡。不能做主的交給時代;能夠做主的,從心所欲,而不是隨波逐流。正因如此,王樵的生命和死亡才散發出獨特的美感。王樵是失敗者,也是成功者,他以失敗宣告成功。

像趙至一樣,像王樵一樣,每一個人都會和時代、制度遭遇,程度不同,方式不同,有時激烈,有時溫和,我們的時代不再有像趙至時代那樣絞殺人性的制度,所以,每個人其實都應該可以像王樵一樣,在最惡劣的條件下,也活出生命的精彩和美感來。

《彌勒經變中·臨終》是榆林窟第二五窟的一幅壁畫,屬於吐蕃統治時期。該壁畫所呈現的是老人入墓前與家人臨終作別的場景。我們看到,這位頭戴黑帽、身穿白衣、手拄籐杖的白須老者,坐在墓穴門口,正與家人作最後的告別。他身旁站著的三位女性表情哀傷,其中一位忍不住以帕拂淚;在老者前面,一名頭紮倆小鬏鬏的孩童正伏地跪拜,也是在傷心地拜別;而一旁立著的紅衣男子,則傷心地以袖掩面。在泣別圖的下方,有古藏文墨書題記一方:「此人壽滿一紀(八萬四千歲),自詣墓塋。」圖中入墓老者神情平和淡然,足以看出其已能平靜面對死亡。他面對死亡的方式,與文中講到的自稱「贅世翁」,為自己修築「繭室」的王樵如出一轍。他們坦然地接受生命,也從容地選擇死亡,如此面對生與死的態度,也散發著一種獨特的從容之美。

[1]參見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8頁。[2][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四九《嵇康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369頁。[3][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295頁。

任性

《晉書·王衍傳》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記載,王衍尚在繈褓中的兒子死了,山簡去吊喪,王衍悲傷得難以自制。山簡不以為然,說:「孩抱中物,何至於此?」傳統時期兒童死亡率高,即便是有著一流醫療保育條件的皇家,皇子與公主夭折仍然是很常見的,所以山簡會認為王衍的悲傷超過了正常的限度。王衍回答說:「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鐘,正在我輩。」山簡聽了這話,覺得很有道理,為王衍痛哭了一場。「情之所鐘,正在我輩」,這句話,後來引用率極高。「聖人忘情」又作「太上忘情」,「聖人」或者「太上」已經超脫了人類的情感,「最下」之人尚未擺脫生存困境,沒有資格奢談感情,但不代表他們沒有感情。豐富的感情使人類區別於動物,也使人類區別於人工智能。正是因為有感情因素的存在,人類的選擇並不總是能夠做到符合理智,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則。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名垂千古。可是,誰能想到,這位偉大的改革者、帶領趙國走向富強的王,竟然是在自己的國土上餓死的。趙武靈王的一生,興於理智,死於情感。根據《史記·趙世家》的記載,他是「趙氏孤兒」的第十一代孫,姓趙名雍,少年即位,竟有難得的謙虛從容,聽政之初,先向父親的老臣肥義咨詢,給肥義加官進爵。

趙武靈王還是一個不慕虛榮的人,他所處的戰國時代,封建秩序崩解,諸侯濫用名號,「王」原本是周王的專屬,周王孱弱,完全無法掌控局面,「五國相王」,即諸侯彼此稱呼對方為「王」。而趙武靈王則保持了高度的清醒,他讓趙國人稱呼自己為「君」,說:沒有實力,怎麼敢當那個名義呢?「趙武靈王」是後世對他的稱呼。趙武靈王想要的是趙國實實在在的強盛,他審時度勢,決定「胡服騎射」。

用今天的話來說,「胡服騎射」就是引進北方先進的軍事技術來建設騎兵。華夏各國使用馬匹作戰的傳統方式是車戰,四馬一車為一乘,衡量國力的方式就是看這個國家有多少輛戰車,比如《孟子》曰:「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北方游牧民族使用馬匹作戰的方式是騎馬射箭,兩相比較,當然是直接騎乘的機動性更強,效率更高。趙武靈王想要引進的就是北方的騎射技術。引進騎射必須同時引進與騎射配套的服裝,當時華夏族的服裝是上衣下裳,上衣相對寬大,裳就是裙子,之所以穿裙子,是因為裡面的褲子是開襠的。襠部不合攏的褲子是不能騎馬的,騎馬要利索,且必須有襠。馬鐙的使用還要等六百年,沒有馬鐙,騎士整個身體的重量都是壓在馬背上的,臀部和大腿根部受到巨大的擠壓和摩擦,因此,穿合襠褲是必須的。但是,騎射的這套東西都屬於「遠方蠻夷」之俗,「群臣皆不欲」,阻力極大,怎樣才能說服趙國人接受「胡服騎射」呢?趙武靈王首先說服了自己,並且與老臣肥義統一了思想,獲得了實力派的支持,接著,他親自出馬說服自己的叔父、趙國貴族公子成,讓公子成帶頭穿胡服上朝,給貴族做出榜樣,於是「始出胡服令也」。

有肥義的支持、公子成的榜樣,其他貴族的反對就都是小菜了。趙武靈王用來說服公子成等貴族的一番言辭是一流的演講稿,閃燿著理性的光芒。在他的領導下,趙國建設了強大的騎兵,很快擺脫了被動挨打的局面。趙武靈王十九年(前307年)胡服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西略胡地」。「二十一年,攻中山」,占領了中山國的四個邑,「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複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中山國仰仗齊國勢力,侵趙地、略趙民、奪趙城的怨恨,終於得報。趙武靈王還派得力之臣出使秦、韓、楚、魏、齊,折沖斡旋,看起來似乎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但是,第二年,趙武靈王忽然宣布退位,把趙王之位傳給了小兒子何,趙何史稱「惠文王」。此時,趙武靈王四十出頭,正當壯年,身體健康,趙國在他的領導下國力蒸蒸日上。退位不等於退休,這只是趙武靈王所制定的趙國發展戰略中的關鍵性步驟。按照趙武靈王的安排,趙何在即位之後成為趙國的新王,享有趙國貴族的忠誠,「大夫悉為臣」,趙武靈王最器重的老臣肥義做了新王的相國,輔佐新王。

《獲鹿圖》為遼代李贊華繪,78厘米×24.6厘米,現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李贊華(899—937)本名耶律倍,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長子。契丹滅渤海國後,耶律倍被冊封為東丹王,轄渤海國舊地。因在弟耶律德光即位後遭猜忌,於931年投奔後唐明宗,賜姓名李贊華。他擅畫契丹人物,精通音律、醫藥。此幅《獲鹿圖》中,一騎馬飛馳的獵手正追殺一頭飛奔的野鹿。獵手身體前傾,左手持弓,右手似引滿而發,駿馬繃直後腿全力奔馳,畫面充滿了動感,極為傳神。眾所周知,鹿的奔跑速度極快,但再快也快不過獵手的箭——野鹿最終中的。可見馬背上的契丹族極善騎射的剽悍戰鬥力。而早在戰國時期,為增強國家戰鬥力的趙武靈王,就積極引進北方騎射技術,也即軍事技術來建設騎兵,「出胡服令」,實行「胡服騎射」政策,最終使得趙國一躍而起,成為足以與他國抗衡的強國。

《文姬歸漢圖》,金代張瑀繪。絹本設色,工筆,147.4厘米×107.7厘米,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東漢末年,董卓作亂,儒學大家蔡邕之女蔡文姬被羌胡俘虜,後被迫嫁於南匈奴的左賢王。自此,在異邦度過了十二年的漫長時光。至曹操當權,才以重金將其贖回。《文姬歸漢圖》所反映的即是蔡文姬回歸漢室的經過。我們從此圖的最後部分,可看到一位極為典型的胡人形象:他頭戴毛皮帽,身穿毛皮圓領長袍,足蹬短靴,左手握韁繩,右手端蒼鷹,側腰上挎一個箭簍,正騎馬急行,一只瘦骨嶙峋的獵狗緊隨馬側。借由此胡人形象,我們對「胡服騎射」這幾個字就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

有了大夫的忠誠,肥義的輔佐,趙國內政可以無憂,新王趙何也可以慢慢學習如何治理國家。趙武靈王為自己安排的任務,是主持軍事,繼續對外擴張。退位之後的趙武靈王自稱「主父」——國主的父親。「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這就是趙武靈王所制定的趙國發展戰略,父子協力,有肥義主持內政,後顧無憂,趙武靈王心無旁騖,他將率領這支身穿胡服的騎兵隊伍,建立趙國的霸業。

就在這一年,趙武靈王做了一件令諸侯大驚失色的冒險行為。他冒充使者出使秦國,親自拜見了他的鄰居秦昭王。按照司馬遷的敘述,秦昭王接見完趙國使者之後,越想越覺得不對,那個身材健碩、儀表不凡的趙國使者,神情舉止、談吐氣度實在不像一個臣子,那他究竟是誰呢?難道……秦昭王恍然大悟,大叫一聲,趕忙派人去追,可是那個氣度不凡的使者已經出境,再也追不上了。趙武靈王為甚麼要出使秦國呢?因為秦國也是他擴張的目標。他想要親自觀察地形,還想看看秦昭王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敵人。

在這個情節中,趙武靈王向我們展示了他的真性情,他像一個勇敢的少年,敢於以身犯險。我猜想,當他快馬加鞭越過邊境進入趙國境內的時候,一定會勒住馬頭,仰天大笑,說不定他還會回望秦國,做個鬼臉。對趙武靈王來講,這小小的冒險一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當然,他的性情背後仍然是有理智支撐的,他已經不是趙國的國王,所以,就算秦國人抓住他,也不會影嚮到趙國的存亡。

趙武靈王不是那種冷靜得像石頭一樣的政治人物,他的內心激蕩著熱烈的情感。即使是他的「胡服騎射」,背後又何嘗不澎湃著對趙國的深情?我們退一步想,其實像「胡服騎射」這樣要打破傳統、放下優勢民族的面子,向夷狄學習的驚世駭俗之舉,倘若只有理性的冷靜算計,沒有激情的推波助瀾,是很難邁出關鍵一步的。凡為大創造者,必有赤子之心。然而這一顆赤子之心,倘若失去了收拾約束,也可能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像趙武靈王這樣的風流人物,感情生活不可能循規蹈矩、無波無瀾。他早年娶南韓女子為妻,生長子章。十一年之後,又娶吳廣的女兒孟姚。趙武靈王娶孟姚的起因是一個夢。他在夢裡見到一個美女一邊彈琴一邊唱歌,第二天喝酒喝到開心處,不禁對眾臣說起這個綺麗的夢,還描述了「夢中情人」的美麗糢樣,不勝向往。說者是否無心,我們不知道,聽者有意是肯定的。聽者之中有一個臣子叫吳廣,就把自己的女兒孟姚送來了,糢樣跟趙武靈王所描述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孟姚成了趙武靈王寵愛的女人。孟姚生了一個兒子,就是趙武靈王的小兒子趙何。

趙武靈王娶孟姚發生在「胡服騎射」之前,可見對孟姚的寵愛並未使他變作昏君,相反,得到「夢中情人」很可能對趙武靈王發生了正向的刺激,讓他更有激情去做一個開疆拓土的大英雄。他也果然做成了。孟姚在嫁給趙武靈王九年之後過世。趙武靈王對孟姚的愛似乎並未因孟姚的死而減少,至少,短期之內沒有。孟姚去世兩年之後,他把王位傳給了孟姚所生的兒子趙何。趙何只有八歲,是個小朋友,但是沒關系,趙武靈王把政治經驗豐富的老臣肥義給了他。或者說,趙武靈王是把趙何托付給了肥義,他讓肥義當面發誓終生保護趙何,「堅守一心,以歿而世」,還讓肥義把誓言記錄在籍。這個安排很好。

南韓女子所生的長子趙章,被封到了代,成了異母弟弟趙何的臣子,他的心裡當然是不服氣的,趙武靈王為趙章安排的輔佐之臣田不禮也不是個善茬,用肥義的話來說,「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趙章和田不禮的組合一發布,肥義一派就感到危險重重。肥義對他的手下下了嚴令:「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誰能召見趙王呢?只有王的父親「主父」趙武靈王——雖然已經交出了王位,但是手握軍隊的趙武靈王仍然是趙國實際的主人。肥義既受趙武靈王之托,發誓效忠新王,他的忠誠、他的心思和他的身家性命,就都與趙何(而不是趙武靈王)捆綁在一起了。

那麼,趙武靈王的態度究竟如何呢?他的感情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新王趙何舉行大朝會,接受群臣的朝拜。趙武靈王從旁觀察,看見長子趙章不情不願地向弟弟稱臣禮拜,一副喪家犬般的委屈糢樣,他心中生出了憐憫愛惜之意,竟然想要把趙國一分為二,另立趙章為代王,與趙何分庭抗禮。這個計劃,如果快刀斬亂麻地實施了,趙國可能會陷入內戰,兄弟相爭;如果不能實施,那麼最好爛在他心裡,不讓其他任何人知道,哪怕只有一點兒苗頭。可是這樣不動聲色、不宣於口,顯然不是趙武靈王的風格。分裂趙國的計劃沒有實施,但是趙章和趙何兩方面都知道了主父的心思——這是最糟糕的結局。從趙何和肥義的角度來說,危險增大,必須提高警惕,甚至如果可能,要先下手為強,但是肥義沒有。

從趙章的角度來說,父親的憐憫增加了他的委屈,田不禮的攛掇賦予了他行動的勇氣。趙武靈王和趙何一起巡視到沙丘,分別住宿。趙章果然謀反,假稱以趙武靈王的命令召見趙何,肥義果然就像他所承諾的,挺身而出,擋在了趙何的前面,被叛軍殺害。其餘的人護著趙何擊敗了叛軍。

當這一幕兄弟相殘的慘劇發生的時候,趙武靈王就在鄰近的另外一座宮殿中,趙章丟盔棄甲,渾身是血跑來求父親救命,趙武靈王讓人開門放大兒子進來。沒想到小兒子的軍隊卻包圍了宮殿,沒奈何,趙武靈王交出了長子。

趙何的軍隊已經沒有了退路,他們商量說:我們為了追趙章包圍了主父,就算現在解散部隊,(只要主父活著)我們就會被殺。於是,他們繼續圍困趙武靈王的宮殿,並且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所以宮裡面的人就都跑出來了,單單丟下一個趙武靈王,「欲出不得,又不得食」,只好掏窩裡的小鳥吃,就這樣被圍困三個多月之後,大英雄趙武靈王被活活餓死在了沙丘行宮。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趙武靈王究竟都想了些甚麼呢?三個多月的艱難掙紮,讓他有充裕的時間反觀自己的一生。作為趙國的王,他足以告慰列祖列宗。作為父親,他愛兩個兒子,王位只有一個,他給了趙何,因為他更寵愛趙何的母親,既然給了趙何,名分已定,就應該像肥義一樣,「堅守一心,以歿而世」。可是他又因為趙章的委屈而動心,最終葬送了趙章的性命和他與趙何之間的父子之情。每一個人的情感都應該由他自己去滿足,旁人只能疏導幫助,卻無法讓那一顆躁動的心得到安寧。趙何是一個人,趙章是一個人,趙武靈王是另外一個人,盡管他們是父子。可惜,這樣的道理,過於自信的趙武靈王是不能明白的。他一手安排了趙何的即位,他以為自己也可以親自動手滿足趙章的欲望。天下父母之糊塗,大概如此。

鼠輩

《史記》對李斯生命歷程的描述,是從兩只老鼠開始的。年輕的李斯在故鄉上蔡做小吏,看見兩只老鼠。一只住在機關宿舍的茅廁之中,吃的是髒東西,每當有人和狗走進,都會驚恐地逃竄。另一只住在糧倉之中,吃的是糧倉裡積存的小米,在高大的屋簷底下活動,很少受到人和狗的打擾。李斯於是感嘆說:「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一個人所處的地位決定了這個人是好還是壞,這就是李斯從兩只老鼠身上得到的啓迪。他的賢、不肖的標準是外在的地位,而不是內心的安寧,李斯沒有一個獨立於權勢地位之外的自主的高潔人格。

老鼠的啓示貫穿了李斯的整個生命歷程。他永遠都在向上爬,為了把自己擺在一個更有利的位置,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在李斯的心中,除了外在權勢,沒有甚麼是永恆的,是值得堅持的,他總是在調整自己的姿態,如何調整?就看風朝著哪個方向吹,利益的天平向哪邊傾斜。

法家李斯最初的老師,卻是大儒荀子。荀子主張路徑與目標都要符合仁義,「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在荀子的心中,真理高於權勢地位,「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對於老師的這一套,李斯是不以為然的,他更看重權勢。他曾經以秦國的發展歷程為例,向荀子提出質疑:四代秦王以來,秦國以優勢兵力逞強於海內,威勢橫行淩駕於諸侯,這都不是靠仁義得來的,而是逐利而行的。不仁義的戰爭,為秦國帶來了相對於六國的壓倒性的優勢地位。仁義有甚麼用呢?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李斯對當時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最終,他決定告別荀子,投奔當時最強大的勢力——秦國。

臨別之際,李斯有一番自我剖白:沒有比地位卑賤更可恥的,沒有比窮困更可悲的。一個人長期處在卑賤的地位、困苦的境地,卻非議世道、厭惡名利,自稱無為,這不是一個士該做的。我要西去,游說秦王。
李斯告別了荀子,也徹底告別了儒家的仁義,他帶著荀子教給他的有關法令制度方面的知識,走向了秦國,徹底倒向了法家。

在秦國,李斯發展得很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帝制的時候,李斯已經做到了廷尉,主管刑獄,緊接著,他準確地把握了秦始皇的需求,在有關地方治理方式的大討論中及時地站在了秦始皇一邊,從而爬上了丞相的高位。「皇帝」這個名號是秦始皇的發明,然而「皇帝」絕對不只是一個新名號,而是一種新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秩序,其本質就是皇帝的獨尊專制。皇帝已立,那麼,皇帝究竟應當怎樣統治這個版圖空前廣大的國家?是全面推行新制度,也就是郡縣制,還是回到傳統實行分封制,又或者因地制宜,郡縣與分封並行?這是當時國家所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

丞相王綰首先提出的是一個郡縣加分封的方案,在大多數地區實行郡縣制,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新占領區,比如燕、齊、楚的故地實行分封制。秦始皇下令群臣展開討論,結果是「群臣皆以為便」,唯獨李斯表示反對,最終,秦始皇做出決定:「廷尉議是。」李斯的意見是對的。一錘定音,確立了秦帝國的地方治理方案——全面推行郡縣制。

那麼,為甚麼只有李斯一個人徹底反對分封?因為李斯看到了秦始皇的內心。秦始皇是法家的忠實信徒,他堅信人性絕對的惡,堅信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彼此算計的,君臣之間、父子之間,沒有誰靠得住。他心中早有定論,之所以把王綰的建議開放討論,就是要試探群臣的反應。這場有關郡縣制的討論,表面上討論的是地方治理的問題,實際上卻是秦始皇對官僚思想傾向的試探。只有李斯一個人給出了正確答案。果然,八年之後,李斯已經成為宰相,而王綰,可能早已被打倒消滅。八年之後,李斯又建議焚書,開啓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文化大浩劫。焚書的第二年,又出現了坑儒事件,坑儒的主導是秦始皇,但是李斯顯然是無條件支持的,否則,李家的富貴不可能抵達那樣的巔峰。

在整個鹹陽,皇帝一家獨大,接下來大概就是李斯家了。他的兒子娶的都是公主,女兒嫁的都是公子。大兒子李由擔任三川太守,回家探親,李斯大宴賓客,鹹陽城裡像樣兒的官員都來了,門口停了一千輛車,真真是富貴至極。

秦始皇的丞相和其他高官的結局大都不好,而李斯算是一個例外,他的富貴比秦始皇的統治長久。公元前209年,秦始皇病死在第五次出巡的歸途之中,跟隨他出巡的最高級別的官員就是丞相李斯。關於這一現象,其實不太好直接解釋為秦始皇至死都信任李斯,因為秦始皇無法預見並且不願意面對自己的死亡。我們只能說,秦始皇一直都相信他是可以控制並有效使用李斯的。然而,秦始皇一死,李斯的地位就變得至關重要了。始皇帝臨終遺囑,讓鎮守北邊的長子扶蘇回鹹陽來主持葬禮,換句話說,秦始皇的意願是要扶蘇回來繼承大位。但是,這道命令在秦始皇生前並未公布於眾,而且,承載著這道命令的公文落在了符璽令趙高的手裡,趙高是始皇幼子胡亥的支持者,而胡亥是秦始皇身邊隨行的唯一皇子。趙高想要扶立胡亥,必須先過李斯這一關。

李斯知道秦始皇的心意,也知道那封始皇遺命的存在,我們雖然不知道當時始皇衞隊究竟掌握在誰手裡,但是從道義上講,李斯應當遵照始皇遺囑辦事。可趙高一席話就讓李斯的立場發生了動搖,趙高說:您覺得您的能力比得上蒙恬嗎?您的功勞比得上蒙恬嗎?您比得上蒙恬深謀遠慮、萬無一失嗎?您比得上蒙恬得天下人心嗎?長子扶蘇對您的信任又比得上他對蒙恬的信任嗎?

蒙恬是秦國的大將,此刻正與扶蘇一道鎮守北邊,扶蘇即位,蒙恬是當仁不讓的第一輔佐,到時候,李斯必然要靠邊站。一邊是始皇的遺命,一邊是個人的富貴,李斯陷入了沉默。趙高又進一步,乘勝追擊說:我在秦國混了二十多年,從沒見過罷免了的丞相、功臣能夠維持兩代榮華的,都是被殺的。扶蘇要是當了皇帝,必然會用蒙恬做丞相,到時候你是不可能封侯還鄉、富貴終老的,這是明擺著的。扶蘇不如胡亥仁慈厚道,好打交道。

這一番話說到了李斯的心裡,於是,他羞答答、半推半就,跟趙高結盟,以始皇帝的名義下詔,立胡亥為太子,勒令扶蘇自殺,蒙恬賜死。

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看到了法家的悲哀——單方面依靠權勢地位實行專制統治,衊視道德建設,在上者一朝得大位、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令行禁止,好不威風快意,然而一旦人去權散,則半點兒影嚮都不能殘留。當初商鞅如此,而後的秦始皇又是如此。在下者唯上命是從,無論對錯,無論是非,在權勢的威壓之下,他們戰戰兢兢地揣測,亦步亦趨地服從,目的就是讓自家富貴。無論在上還是在下,一切以勢力為轉移,無所謂是非,無所謂良知。

為了自家富貴,李斯站到了趙高一邊,跟趙高一起擁立了胡亥,胡亥上臺之後,為了自身統治的安全,對蒙氏家族和兄弟姐妹痛下殺手,自毀長城。同時糊塗地認為恐怖才可以令統治長久,賢主就應當窮奢極欲。胡亥給李斯出了個難題,讓他從理論上論證一個好皇帝是可以窮奢極欲而安天下的,二世的邏輯是:一個人假如連讓自己享福都做不到,那怎麼可能讓天下人都過上好日子呢?這樣的文章,李斯竟然做了,做得一本正經。他說:賢明的君主就是要獨斷專行,不受任何束縛,怎麼辦?要善於運用「督責之術」,發現罪犯,重刑處置。俗話說,慈母有敗兒,嚴厲的懲罰之下沒有不聽話的人,一個賢明的君主就是要做到輕罪重罰,那就沒人敢犯重罪了。為了做到這些,一個賢明的君主必須要遠離節儉仁義的人、喜歡講道理提意見的人、動不動就用生命來威脅君主的人,要用權術來控制臣子,大權在握,獨斷專行。只要督責之術玩得溜,想要甚麼有甚麼。群臣、百姓一天到晚惶惶不安、唯恐得罪,哪裡還敢想別的?

李斯答應做這篇文章的理由,司馬遷說是因為他的兒子李由沒能抵擋起義大軍,朝廷正在追查,李斯也將受到牽連。無論怎麼說,我都覺得這個情節荒唐極了,怎麼會有二世這麼糊塗的人呢?竟然相信窮奢極欲能夠安天下。

而李斯竟然也寫得出這樣違背人性的牽強文字?曾子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像二世這樣少年即位的亡國之君,被抹黑是很正常的,更何況司馬遷所處的又是推翻秦朝的漢代。年代久遠,史料匱乏,二世想要翻案,恐怕是不容易了。著名的亡國之君當中,隋煬帝的案基本上算是翻過來了,現代學者承認隋煬帝雄才大略,但是沒搞好統治階級內部的關系,又窮兵黷武,給老百姓造成了傷害;藝術家宋徽宗趙佶的案子,到今天為止,基本上也只能一分為二:藝術的歸藝術——我們承認他是天才,政治的歸政治——當皇帝真不行,窮奢極欲倒是真的。在趙高的主持、李斯的縱容之下,二世的荒唐走向巔峰,他躲在宮裡不出來,成了趙高的傀儡,而趙高則把黑手伸向了曾經的盟友李斯。

二世最終相信,李斯背叛了自己。公元前208年,李斯被判處在鹹陽市上公開腰斬。跟他一起被送往刑場的,還有他的二兒子,父子兩人都被捆著,李斯看著兒子,說:我現在想跟你一起牽著黃狗從上蔡東門出去追兔子,還能夠嗎?這是李斯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句話,他回憶起在上蔡牽狗逐兔的快樂,那麼上蔡的那兩只老鼠呢,他是否還記得呢?也許不記得了,也沒必要記得,那兩只老鼠早就成了李斯生命的一部分。他一輩子都努力成為倉庫裡的老鼠,卻沒想到,一只老鼠,不管是在廁所裡,還是在倉庫裡,都只是一只老鼠。

來源:異鄉客Outs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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