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時是工具人,歸來成思想犯

文:言九林

1872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建成開放;澳洲與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了電報連接;日本修好了他們的第一條鐵路。

對清廷官員們來說,1872年最大的事情是同治皇帝大婚,這意味著他的正式成年。但就時代的變革而言,本年最重要的改革事件,當屬數十名幼童被正式派往歐美留學。

一、容閎有一個夢想

幼童赴歐美留學,與廣東人容閎(1928-1912)有直接關係。

容閎出生於廣州府香山縣南屏村(即今之珠海市南屏鎮),父母以務農捕魚為業。南屏村「 距澳門西南可四英里」。 1834年,英國傳教士郭士立夫人(Mrs.Gutzlaff)來到澳門設立女校,兼為籌備中的馬禮遜學堂(Morrison School)招收男生。次年,因有同鄉在女校任職,7歲的容閎得以離開中國傳統私塾前往澳門求學。 1839年,馬禮遜學校正式成立。 1841年,容閎正式進入該校就讀。

不過,容閎進入馬禮遜學堂並非一帆風順。因馬禮遜學校尚未正式成立,女校即已停辦,容閎1839-1839年間曾短暫返鄉,繼續在傳統私塾就讀。稍後,又因父親去世家庭陷入貧困,而不得不終止學業,做起了在村鎮間販賣糖果的營生。後得一位同鄉幫助回到澳門,在一間洋人開辦的印刷所找了一份折疊書頁的工作。期間被在附近開設診所的美國醫生霍白生(Dr.Hobson)認出——郭士立夫人離開澳門前曾委託霍白生尋訪容閎,待馬禮遜學堂開學即將之推薦入校。可以說,容閎的命運裡充滿了偶然性。

1847年,主持馬禮遜學堂的鮑留雲(Rev.S. Robbins Brown)返回美國,順道自校內帶了三名自願赴美的學生同行,其中即有容閎。不足19歲的他,就此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位留美學生。 1850年,容閎成為首位在美國耶魯大學就讀的中國人。

在耶魯的四年裡,容閎深為數學(尤其是微積分)成績太差而苦惱。但他的英語成績非常好,曾得過名為「 the DeForest Medal」的英語文學獎的一等獎。期間,他加入了耶魯兄弟會(Brother in Unity),做過該會的圖書管理員。還參加了該校的賽艇隊和足球隊。此外,他還一直是基督教公理會的成員。 1852年10月30日,容閎登記成為美國公民(直到1898年美國國務卿雪曼拒絕承認他的美國公民身份)。

若干年後,久歷歐風美雨的容閎,在自傳中如此描述自己甫受啟蒙之後的痛苦:

「 予當修業期內,中國之腐敗情形,時觸予懷,追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輒為之怏怏不樂,轉願不受此良教育之為愈。蓋既受教育,則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範圍亦廣,遂覺此身負荷極重,若在毫無知識時代,轉不之覺也。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此痛苦與壓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轉毫無感覺,初不知其為痛苦與壓制也。故予嘗謂知識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樂益少。反之,愈無知識,則痛苦愈少,而快樂乃愈多。快樂與知識,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

這種痛苦,比容閎小了53歲的魯迅也經歷過:

「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痛苦是一致的,選擇自然也相差無幾。魯迅說「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 。容閎也相信希望在未來:「 在予個人而論,尤不應存此悲觀。……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所謂讓後來者「 享此同等之利益」,即希望將自己受過的近代文明教育傳入清帝國。容閎說,自己有這樣的想法,始於大學第四學年尚未結束之際 。這大約不是虛言。容閎1854年從耶魯畢業,引起了美國輿論的很大關注。特韋契耳牧師(Joseph ·H·Twichell)曾特意前來與容閎交流。在1878年的一次演講中,牧師披露說,容閎當時已「 斷定自己當傳教士並非上策,他隱約猜想有些別的事情等著他去做。」

畢業後成為一名傳教士,是容閎的學業資助者們——比如他就讀的中學孟松學校(Monson Academy)的校董——對他的殷切期望。拒絕成為傳教士,意味著將同那些慈善基金一刀兩斷,不再有金錢收入,也意味著他很難得到在中國的教會組織的幫助。但容閎深感宗教「 未必即為造福中國獨一無二之事業」 ,終於還是放棄了成為一名傳教士。畢竟中國素無宗教傳統,基督教教義也從未與中國文化完全融合,無法成為整合中國世俗社會的思想資源。

容閎

1854年11月,容閎自美國啟程返華。 1855年4月抵達香港,他在這里花費了四個月的時間試圖成為一名律師,來作為謀生的職業,但沒有能夠成功。期間發生了兩廣總督葉名琛「 檄各府州縣,凡通(會)匪者格殺勿論,前後殺十數万人」 的野蠻暴行。容閎聽聞到的數據是「 所殺者凡七萬五千餘人」,其中大部分是冤死者。容還曾親身前往一處刑場,見到的是「 流血成渠,無首之屍縱橫遍地。……地上之土,吸血既飽,皆作赭色。餘血盈科而進,彙為污池」。這地獄景像給了他極深的刺激,評價說如此這般的殘暴,不但當代世界「 無事可與比擬」,即便是古代的暴君尼祿王與慘烈的法國大革命,「 殺人亦無如是之多」。自刑場歸來後,容閎「 神誌懊喪,胸中煩悶萬狀」,吃不下飯也睡不著覺,甚至一度產生了投奔天平天國的念頭。

同年8月份,容閎離開香港前往上海,在海關找了一份翻譯工作。那時的中國海關已開始僱傭洋人實施「 外籍稅務監督制度」。容閎擁有美國國籍和耶魯學位,卻因膚色仍被當成「 中國人為翻譯者」受到歧視。三個月後,他辭掉了工作,然後是頻繁的就業和失業。按容閎自己的說法,他自1855年8月到1857年5月,「 一直待在這裡(上海),到目前為止沒有明確的事做」。

生計奔波之餘,那個「 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仍時常縈繞在容閎心頭。 1860年11月,他終於得到了一個契機,可以前往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南京)。在天京城,他見到了乾王洪仁玕,並向他提出了七點改革建議,其中一項是為政府聘請有專業能力的顧問。但洪仁玕有職無權,天國的未來也不樂觀。在天京停留了約一個月後,容閎拒絕了洪仁玕送來的「 義爵」官印(「 義爵」雖然是王以下的最高爵位,但據被俘的昭王黃文英供稱,「 天京事變」後的四五年間,洪秀全一共封了二千七百多個王),悄然離開。

離開天京之後,容閎將目光轉向了天平軍的大敵曾國藩。 1861年,他一邊做著為洋行奔走茶葉買賣的生計,一邊通過友人左孟星給曾國藩的心腹幕僚趙烈文寫了推薦信。次年五月,他來到安慶投石問路,首次拜訪了曾國藩。

容閎後來回憶說,這第一次相見,曾國藩用一種特殊的氣勢將他弄得心裡發毛坐立不安:「 寒暄數語後,總督命予坐其前。含笑不語者約數分鐘。予察其笑容,知其心甚忻慰。總督又以銳利之眼光.將予自頂及踵,仔細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異常人否。最後乃雙眸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別注意於予之二目者。予自信此時雖不至忸怩,然亦頗覺坐立不安。」

容閎並不知道,這是曾國藩的一種獨特的相人之術。 《清史稿》裡說,曾國藩「 每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悚然。退則記其優劣,無或爽者」 ——會客時,曾國藩會一言不發地盯著別人看,直到將人看出緊張情緒。客人走後,曾會依據客人的反應,記下他的優缺點。

不過,據曾國藩在給郭嵩燾的信中對容閎的形容——「 其人久處泰西,深得要領」 ,他大約通過了曾的相人術考驗。在另一封給桂超萬的信函中,曾國藩提到了此次會見後他賦予容閎的任務:「 頃有洋商容光照來皖,言及硼炮之利,亦令赴滬試辦,漸次習其作法,或可有成。」 也就是兩人在談話中重點說了一種叫做「 硼炮」的武器,曾國藩希望容閎回上海後可以把這種武器搞出來。

顯然,研製武器並非容閎所長。曾國藩仍以「 洋商」稱呼他,也意味著他並未被納入到曾的幕府。這大約是容閎1862年回到上海之後,仍繼續在洋行從事茶葉生意、而未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曾國藩囑託的核心緣故。

轉機出現在1863年五、六月份的某日 ,容閎突然收到一位叫做張斯桂的友人自安慶寄來的信函。張在信中說,自己如今正為曾國藩做事,此信是奉了曾的意志,邀請容閎前往安慶。曾國藩亟欲與他當面一見。

曾國藩

張斯桂是浙江寧波人,比容閎大了11歲,五口通商之後即留心洋務,曾為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做序,後來做到了清廷的駐日副使。但容閎與張斯桂交往不深,並不敢太過信任他。鑑於自己拜訪過天京,且常年在太平軍控制的區域內從事商業活動;之前去安慶投石問路也無結果,容閎一度擔憂自己是受到了曾的懷疑,被當成了太平軍的奸細。這封信是想誆騙自己主動投入羅網。故此,他在回信中說,非常感謝總督的邀請,但此刻正值新茶上市抽身不開,「 他日總當晉謁」 。所謂日後有機會一定去拜見,實為一種委婉的拒絕;也是一種對曾國藩真實目的的試探。

兩個月後,容閎收到了張斯桂的第二封邀請信。信中還附有數學家李善蘭的私函。李在信中說,曾國藩有意對容閎委以重任,勸他速速前往安慶,還舉了華蘅芳、徐壽兩名學者已被曾國藩延攬的例子。至此,容閎方知邀請是真,並非陷阱。遂答復稱「 數月後準來安慶」 。但曾國藩等不及再過幾個月。他一手創辦的安慶軍械所,已經試制出了中國第一台蒸汽機(1862年底),也造出了中國第一條木殼小火輪「 黃鵠號」(1863年1月底)。接下來要做的,是生產出更多的堅船利炮。而要達成這個目標,首要之務是能尋到一個熟悉海外情形的人,可以幫助他購入一批先進的機器。他迫切需要容閎來承擔這個角色。所以,1863年7月,容閎又收到了張斯桂的第三封邀請信和李善蘭的第二封私函。兩封信裡明確說,曾國藩希望他方棄商業轉入政界,在他的幕府裡做事。容閎決定抓住這個機會,回信說最晚八月份一定啟程。

1863年9月,容閎抵達安慶。由此正式進入到以曾國藩、李鴻章為核心的「 湘淮軍關係網」之中。為了鞏固在幕府裡的地位,當曾國藩詢問眼下的改革該從何處著手時,容閎沒有提自己最熟悉也最想啟動的留學教育,而是迎合曾國藩的想法,回答應優先設立機器廠,而且應該是那種可以造出更多種類機器的機器廠。於是,一個月後,容閎帶著曾國藩和李鴻章籌集來的68000兩白銀返回美國。兩年後,他給曾帶回了一百餘種近代機器設備。正是這些機器,奠定了江南製造局的雛形。

回國後,得曾國藩支持,容閎在江南製造局內設立了一所兵工學校,聊充「 以教育使中國走向文明富強」這一夢想的一點安慰。 1868年前後,容閎前往蘇州拜訪時任江蘇巡撫的好友丁日昌,對他講述了向歐美派遣留學生的想法。丁日昌對此很感興趣,建議容閎寫成文字,由他代遞給總理衙門。丁日昌似乎是寄望於總理衙門大臣文祥會同意這一建議。容閎於是寫了一份包含四項內容的改革建議:一是組建一家純由「 華股」構成的輪船公司;二是選派出眾的青年出洋留學,先選取12-14歲的幼童120人來做嘗試,分作4批,每年派出30人,留學期限為15年;三是政府應興辦採礦業;四是禁止教會「 干涉人民詞訟」。

容在自傳裡解釋說,第一、三、四條其實都是「 陪襯」,自己真正想要推動的是第二件事。但清朝官員處理文件喜歡搞中庸之道,往往有准許也有駁斥,與其只寫一件事不如多寫兩件做陪襯,既方便了官員們的有準有駁,也增加了留學計劃通過的概率。遺憾的是,這份改革建議遞上去之後,恰逢文祥丁憂告假,沒有得到回應。容閎只得頻繁騷擾丁日昌,要他時常記得再將自己的「 留學計劃」向總理衙門和曾國藩推銷。

時間來到1870年,天津教案爆發,清廷命曾國藩、丁日昌北上善後。丁以電報召來容閎,請他充當翻譯參與其事。丁日昌趁機將容閎的「 派遣幼童出國留學計劃」向曾國藩提出,並建議又陳蘭彬和容閎來主持此事。曾國藩被天津教案弄得焦頭爛額,既痛感左右人才匱乏,也深覺自己陷入「 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困境主因在於國力(尤其是武力)不強。遂答應與李鴻章聯名上奏建議此事。

興奮的丁日昌,在半夜裡將容閎從睡夢中叫醒,告訴他事將有成。容閎聞言,「 乃喜而不寐,竟夜開眼如夜鷹,覺此身飄飄然,如凌雲步虛。」

不過,曾國藩大約並不清楚容閎的夢想是什麼。這位將傳統儒家文化的「 內聖外王」發揮到極高境界的帝國中流砥柱,最殷切的希望,是留學生​​們能夠學到歐美國家第一手的強國技術,進而復興清帝國和儒家道統的輝煌。但容閎要的,不是什麼儒家道統的複興,而是「 藉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將老朽的清帝國改造為一個「 少年新中國」。清廷的有無,與儒家文化的存廢,從來不在他的考慮之內。當他在1855年的那個夏天,親眼見證了儒學出身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如何瘋狂屠殺廣東民眾,以致於「 刑場四圍二千碼以內,空氣惡劣如毒霧」後,就已不再相信傳統文化可以孕育出近代文明。

再後來,他訪問了太平天國。雖然失望而歸,但這些失望,並不足以讓他像曾國藩那般,因為痛恨太平天國的「 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日燒」,就轉身變成了清廷的堅定支持者。容閎的理解是:之所以會有太平天國,「 惡根實種於滿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為行政機關之腐敗,政以賄成。上下官吏,即無人不中賄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飽其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為能事。於是所謂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極大之欺詐機關矣。」 清廷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大大的「 欺詐機關」?容閎覺得與國人文化素質上的落後有直接關係。他夢想著有那麼一天:

「 中國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權、私權之意義,爾時無論何人,有敢侵害其權利者,必有膽力起而自衛矣!」

在1872年幼童正式出國之前,容閎將這個夢想深深地埋在心裡,不對任何人說。

二、「 生死各安天命」

其實,容閎並不是第一個向清廷提議對外派出留學生的人。

早在1863年,廣東南海人桂文燦已向總理衙門遞過條陳,說日本最近已派幼童前往歐洲學習製造船炮火藥之法,以十年為期。清廷也有必要效仿。縱使不派人去到外國,「 亦可在內地學習講求」。恭親王的答復是:日本對外派遣留學生的事,總理衙門早就已經知道了,還了解到他們之前派了官員出去專門考察這個事。直接派人出去留學,確實比購買外國船炮、再由外國派人來教要好,但「 此項人員,急切實難其選」,總理衙門目前還找不到合適的人來做這件事。

奕䜣的話不是托詞,他也沒必要對桂文燦這樣一個小小的「 揀選知縣」用這種心機。 1863年的總理衙門,確實找不到合適的人才,來操辦帶學生赴歐美留學這樣劃時代的大事——還得再過三年,也就是1866年,奕䜣才能找著機會,趁著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回英國結婚的便利,派出清廷的第一個非正式海外考察團(沒有具體任務,其實更像是觀光團)。 1863年的輿論環境,也不允許對外派出留學生——四年之後,也就是1867年,當奕䜣意識到製造洋人的船艦槍砲需要學習近代數學天文知識,而在同文館內設置天文、算學二館時,他遭到了以倭仁為首的朝中政治官僚的集體抨擊。當然,更難辦的是,不同於請幾名洋人來同文館教學,由清廷官方對外派遣留學生,實為外交事務,須與留學地所在國家訂立相關條約。沒有訂立條約,把留學生往哪裡派,就成了一個難題。此時的清廷,剛剛迫於形勢勉強接納條約外交,對條約外交的實質內容和運作邏輯則還不怎麼明白。千頭萬緒之下,實無力顧及留學事務。

容閎也不是第一個向曾國藩提議對外派出留學生的人。

早在1865年,薛福成已勸說過曾國藩,請他效仿俄國,招收一批聰明伶俐的學生,派往歐美各國「 習其語言文字,考其學問機器」。曾的反應是「 閱畢,嘉賞無已」。但激賞之後,並沒有進一步的舉措。沒有舉措的原因,自然也是苦於沒有人才——薛提建議的時間是閏五月,容閎要到這年十月份才帶著機器自美國返回。

薛福成

同時,曾也擔憂朝野輿論環境不會允許。這從他在1870年10月10日上奏時,將對外派遣留學生的建議,用心良苦地包裹在了「 奏請朝廷允許調陳蘭彬隨自己前往兩江」這樣一個訴求之中,即可看出端倪。曾先在奏摺里大力褒獎陳蘭彬如何如何「 智深勇沈」,然後以丁日昌對自己提過派學生出國留學的主張、且力荐陳蘭彬和容閎來主持為例,以「 證明」陳蘭彬確實是個人才。圍繞著這個例子,曾「 順勢」說了這樣一番話:「 外國技術之精」遠遠超出了大清,外國學校開設的種種課程都與造船練兵有關,俄羅斯的巨砲大船之所以與英法各國一樣厲害,是因為他們的「 國主」和「 世子」曾親自前往西方留學。末了,曾並不請求朝廷允許派學生出國留學,隻請朝廷允許自己將陳蘭彬(陳此時的官職是刑部主事)帶往江南。但他同時又說,陳蘭彬這個人「 素有遠志,每與議及此事,輒复雄心激發,樂與有成」——也就是很樂意負責主持留學生出國一事;自己現在將他帶去江南負責操練輪船,「 將來肄業西洋各事,必能實力講求,悉心規畫」——將來要派學生出國留學了,陳蘭彬也一定會盡心盡力負責謀劃。

顯然,這道奏摺是曾國藩對朝廷的一種試探。類似的試探,在1871年初似乎還有過一次 。兩次試探均未引發朝堂的反對輿論後,曾才與李鴻章聯名,在1872年8月正式上奏建議朝廷派遣學生出國留學,並就具體如何操作、資金從何而來等,給出了詳細的方案。

另一個重大的利好消息是中美之間簽訂了《蒲安臣條約》。該條約由時任清廷外交使團首領的美國前駐華公使蒲安臣,與美國政府在1868年7月簽訂。其中的第七條規定:中國人欲前往美國「 大小官學」學習,可以享受最惠國待遇;美國人欲前往中國「 大小官學」學習,也可以享受最惠國待遇。這意味著清廷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獲得了外交許可和國際法依據。這個消息,直接促使容閎在該年擬定了一份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的計劃,並鼓動自己的好友丁日昌將之呈遞給了總理衙門。

不過,事情不如容閎預想中順利。在總理衙門看來,《蒲安臣條約》並不屬於清廷賦予蒲安臣的具體任務。所以,他們接到條約文本後,雖然對內容沒有異議,但仍決定延緩批准,理由是「 蒲安臣初至美國,即與議約,將來至他國時,或不免再有此舉」 。一直拖到1869年11月份才正式批准條約生效。因與《蒲安臣條約》的批准直接相關,容閎在此期間通過丁日昌呈遞給總理衙門的留學計劃,自然也不可能得到批准(當然也沒有駁回)。容閎不了解這一背景,於是在自傳裡,將計劃的受挫,錯誤地歸因為總理衙門大臣文祥的離職守喪。

蒲安臣

曾國藩與李鴻章也注意到了《蒲安臣條約》裡的留學條款。在給朝廷的奏摺裡,李鴻章說,1971年春,美國公使(可能是指鏤斐迪)來天津時,自己曾與他面商是否可以按《蒲安臣條約》向美國派遣留學生,該公使回答說只要收到朝廷遞交的相關文件,「 即轉致本國,妥為照辦」;稍後,英國公使威妥瑪也來到天津,詢問我是否有計劃向美國派遣留學生,「 臣鴻章當以實告,意頗欣許,亦謂先赴美國學習,英國大書院極多,將來亦可隨便派往」——我實話相告後,威妥瑪非常贊同,還說英國的好學校很多,將來也可以派學生去英國留學。李鴻章接著又說了一句:「 此固外國人所深願,似與和好大局有益無損」 。將派學生出國留學一事與「 和好大局」掛鉤,顯示了這位年近五十的北洋大臣,非常準確地把握住了朝廷欲竭力避免「 庚申之變」重演的心態——此時,崇厚率領的赴法道歉使團因種種刁難,尚未能向法國正式呈遞國書。

略言之,幼童留美計劃在1871年獲得清廷的批准,並非偶然:(1)天津教案帶來了「 庚申之變」有可能重演的巨大恐慌,「 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政治目標,全盤壓倒了朝中清流與政治官僚的反對之聲。 (2)《蒲安臣條約》的生效,為清廷執行此事掃清了外交上的障礙。 (3)容閎這幾年的作為,尤其是耗時兩年前往美國採辦機器,已得到曾國藩與李鴻章的信任,被視為可以落實此事的合適人選。以容閎為副,來處理幼童在美國的具體事務;以陳蘭彬(上海廣方言館總辦)為正,負責管控幼童群體的中文學習,使其成長不逾越清廷的規矩,在曾國藩與李鴻章看來,是一種極好的搭配。

曾國藩與李鴻章設計的留學章程,如每年派出幼童30名,四年共計派出120名;幼童到美國後進入軍政、船政學校學習,留學時間15年;派正副委員駐海外監督幼童學業等,幾乎全部被總理衙門接受。惟一被修改者,是幼童的來源。曾、李的主張是派人「 於上海、寧波、福建、廣東等處,挑選聰慧幼童(年十三四歲至二十歲為止),曾經讀中國書數年,其親屬情願送往西國肄業者」 ,也就是集中在沿海地區挑選。總理衙門將之改為自各地同文館內優先選派,「 如有願往泰西各國之人,不分滿漢弟子,擇其質地端謹、文理優長者一律送往」 。這其中暗含的,是奕䜣優先扶植滿人成材,以鞏固愛新覺羅氏的江山的隱秘用意。當時的京師同文館與廣州同文館,均是典型的旗人學堂,其招生章程即規定以八旗子弟為主;只有上海廣方言館真正做到了「 不分滿漢子弟」。

但奕䜣的這種隱秘用意,很快就落空了。 1871年的中國,仍是一個以讀「 夷書」為恥辱的時代,更何況十多歲的孩子,一出去就是15年之久。所以,即便全部出洋費​​用都由朝廷包辦,同文館內也幾乎無人願意報名前往大洋彼岸的「 花旗國」。招生範圍仍必須擴展到曾、李最初擬定的東南沿海。即便如此,招生工作也不順利。一位幼童後來回憶說:

「 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一位官員來到村里,拜訪各住戶,看哪一家父母願意把他們的兒子送到國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負責一切費用。有的人申請了,可是後來當地人散佈流言,說西方野蠻人會把他們的兒子活活地剝皮,再把狗皮接種到他們身上,當怪物展覽賺錢,因此報名的人又撤銷。」

無奈之下,容閎只得前往家鄉南屏村以自己的經歷現身說法,又去到香港的英國學校招攬。才終於湊足了第一批三十名幼童。被選中的孩子裡沒有八旗子弟,也沒有高官子弟。因為長達十五年的漫長時光裡生死莫測,清廷與幼童們的家庭一律簽署了「 生死合同」。幼童詹天佑的父親詹興洪所簽合同內容如下 :

具結人詹興洪今願具甘結事
茲有子天佑情願送赴憲局帶往花旗國肄業,學習技藝,回國之日,聽從中國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結是實。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歲,身中面圓白,徽州府婺源縣人氏。

曾祖文賢,祖世鸞,父興洪。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興洪筆(押)

合同里只有幼童對朝廷的責任——「 學習技藝,回國之日,聽從中國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卻無一字言及朝廷對幼童的義務。 「 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一句更是將朝廷應盡的保育責任推卸得一干二淨。

於清廷而言,這樣一份「 生死合同」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摺裡說,自己「 精力日衰,自度難策後效」,以後很難再對朝廷有什麼貢獻了。唯一想的就是能用餘生,在「 海防制器」這類事情上,為朝廷打下一點基礎,以待將帥之才在未來出現時,可以有所憑藉來與洋人們一爭雌雄。派遣幼童留美,正是為了給「 海防制器」打基礎。李鴻章也說,等這些留學生們十五年之後回國,「 不過三十歲上下,年力方強,正可及時報效」 ,正好可以用自己最好的青春年華來為朝廷做貢獻。總理衙門也說,幼童們此行的任務,是「 取彼之所長,以補我之所短」。

這120名幼童,首先是朝廷的強國工具,其次才屬於他們自己。

三、被迫中止學業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三十人,自上海出發,正式前往美國。此後又連續派出三年,共計有留美幼童120名。年齡最小的10歲,最大的16歲,平均年齡12歲。其中廣東84人,江蘇20人,浙江9人,福建4人,安徽2人,山東1人。

在容閎的安排下,幼童們抵達美國後,先是每兩三人為一組,寄居在康州河谷兩岸的美國家庭之中,以便迅速學好英文,熟悉美國的風土人情。然後再入校學習文化知識,由「 出洋肄業局」管轄。至1880年,已有50多名幼童進入美國的大學學習。其中22名入讀容閎的母校耶魯大學。

1872年首批抵達美國的部分幼童

也是在1880年,清廷似乎覺察到了幼童們並沒有按照預期的方向成長。在這年底的一份上諭裡,朝廷表達了對留美幼童行為舉止的極大不滿:

「 有人奏,……出洋學生近來多入耶穌教,幫辦翻譯黃姓暗誘學生進教,總辦區姓十數日不到局,學生等毫無管束,拋荒本業等語。朝廷不惜重帑,設立船政局,並派員管帶幼童出洋,原期製​​造輪船精堅合式,成就人材,以裨實用。若如所奏種種弊端,尚復成何事體! 」

慈禧下旨,命相關部門查一查這些事情究竟是有還是沒有。如果官員之事屬實,就將其參撤;如果有學生被查實入了耶穌教,就將其送回國內。

1881年初,清廷駐美國兼西班秘魯公使陳蘭彬回奏說,姓區的總辦經常十多天不來「 出洋肄業局」辦公之事,或許是有的,因為他帶了兩名侍妾住在別處。姓黃的幫辦「 洋習太重」,早已被調離「 駐洋肄業局」。末了,陳蘭彬援引了一段現任「 駐洋肄業局」總辦吳嘉善的意見,稱吳早在去年底就已向自己提出「 亟應將局裁撤」,主張中止幼童們的學業,將他們全部撤回國內。理由是幼童們「 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實易沾其惡習,即使竭力整飭,亦覺防範難週」,儒書讀得太少,太容易被洋人同化,太容易染上他們的惡習,無論怎麼糾正防範都沒有用。不過,吳嘉善也擔憂有人不願回國,可能會中途​​逃脫,另生枝節。

陳蘭彬還說,吳嘉善主持「 出洋肄業局」的日常工作,他既然有這樣的建議,可見將來多半是「 利少弊多」。若依照吳嘉善的建議,將學生全部撤回國內,一個個嚴加甄別,挑出其中「 有器識者」分派到各個衙門充當翻譯,同時學習政事威儀;更差一點就就派往天津、上海的機器局、水雷局學一門技藝。想來多少還能有些用處。畢竟這些學生洋文已經很不錯,製造之事也有一些涉獵。

末了,陳蘭彬又說,「 出洋肄業局」的事情,一直是報南、北洋大臣定奪的。此次究竟要不要撤回全部學生,按規矩也應由「 出洋肄業局」寫出章程報給南、北洋大臣。我只是把留美學生們現在的狀況如實匯報,「 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此時的北洋大臣正是李鴻章。慈禧將陳蘭彬的奏摺交給總理衙門討論,總理衙門則轉而去征求李鴻章的意見。當年力主促成幼童赴美留學的有力人物裡,曾國藩已於首批幼童出國的同年去世,丁日昌已回籍養病,只有李鴻章尚在朝堂。

陳蘭彬

陳蘭彬的那封奏摺,相當於將李鴻章放到了火堆上炙烤。

陳蘭彬是曾國藩和李鴻章推薦的第一任「 出洋肄業局」正監督,後又升任為清廷駐美國兼西班秘魯公使,留美幼童仍是其職責範圍內的事務,故李鴻章對他極為倚重。 1879年夏,李聽聞主持留美幼童事務的團隊內部存在不協調的聲音,即致電陳,要他努力協調好「 出洋肄業局」的人事關係,務必讓幼童留美一事「 善始圖終」 ,否則的話「 中國士夫議論紛紛」,不但辜負了曾國藩當年開創此項事業的初中,「 鄙人與執事亦必大干物議」,我李鴻章和你陳蘭彬也會被輿論弄得灰頭土臉。可見其推心置腹。但陳蘭彬此時已不願多管留美幼童之事,無意認真對待李鴻章的託付。隨後,事情朝著更壞的狀況發展。容閎舉薦的第四任「 出洋肄業局」正監督吳嘉善,與幼童們竟鬧了個水火難容,與容閎之間的關係也破裂了。作為報復,也為脫身,吳嘉善向身在國內的李鴻章提議撤回留美幼童。

接到吳嘉善的建議後,李鴻章兩次致電陳蘭彬,要他與吳就撤不撤留美幼童一事妥善商議。然後就出現了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吳嘉善的主張變成了裁撤「 出洋肄業局」;留美幼童則交由清廷駐美公使館負責管理。陳蘭彬則對總理衙門聲稱,李鴻章之前早已當機立斷決定撤回幼童,是吳嘉善「 忽而變計」中途改變了主意,說什麼只裁「 出洋肄業局」不裁幼童,還要把幼童轉交給公使館管理。對此自己決不答應,已再次去信要吳嘉善「 務須遵照中堂來函,不可遷就」,絕不可對幼童們讓步。陳蘭彬甚至懷疑是有人在在「 詭卸巧推」故意要陷害自己。

這一耐人尋味的衝突究竟是怎麼回事,尚待更多的資料來說明。有一種意見認為,該衝突與陳蘭彬誤讀了李鴻章的來電,誤以為李已對留美幼童持徹底的放棄態度有直接關係。不管原因是什麼,在1881年的陳蘭彬眼裡,留美幼童是一個燙手山芋,他的公使館是絕不肯接手的。所以,當彈劾幼童「 近來多入耶穌教」的奏章送到慈禧眼前時,他抓住機會在回奏裡明確提議將幼童全部撤回國內——儘管慈禧從未表達過這樣的意見,她說的只是將那些查實入了耶穌教的學生撤回。

由此,事情捅到了慈禧和同治皇帝眼前,自然也就脫出了李鴻章的控制範圍。為了不致於前功盡廢,他在給總理衙門的回复裡建議採取「 半撤半留」的辦法來善後。即裁撤「 出洋肄業局」,撤回學生;已進入大學、畢業在即的學生,可由駐美使館暫時代為管理,等他們畢業再令回國。為說服朝廷同意「 半留」,李在回复裡,還搬出了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和幾位美國大學校長的意見,來加強自己的立場,說這些人「 皆謂(留美)學生頗有長進,半途中輟殊屬可惜,且於美國顏面有損」 ——「 皆謂學生頗有長進」一句是替幼童們辯護;「 且於美國顏面有損」是挾洋自重提醒朝廷注意外交影響。

輿論群起指責幼童的教育已偏離了儒家道統。李鴻章也只能先做自我辯護,說自己多年來一直不斷給容閎寫信,提醒他不要讓幼童只重視西學而荒廢了「 中學」。同時也為容閎做了有限的保護,說他不願裁撤「 出洋肄業局」,是因為「 體面攸關」;但他也同意「 分數年裁撤」,可見並不是不可理喻之人。

李鴻章的回复無助於扭轉大局。總理衙門此時已聽取了全部四位「 出洋肄業局」正監督的意見——陳蘭彬、區諤良、容增祥與吳嘉善,他們一致說幼童們荒廢中國傳統經典的學習是一個事實。於是乎,曾被視為「 朝廷強國工具」的留美幼童,在總理衙門眼裡已成了「 外洋長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澆風早經習染」的無用之物。正鬧得沸沸揚揚的美國排華運動(幼童撤回次年,美國政府通過了著名的《排華法案》),也讓李鴻章挾洋自重的策略失去了效果。恭親王奕䜣據此做出了撤回所有的留美幼童的決策,上奏朝廷說:「 臣等以為,與其逐漸撤還,莫若概行停止,較為直截。」

時為1881年6月28日,總理衙門下令全體留美幼童及相關官員儘速回國。隨後,幼童分三批啟程,於該年秋全部回到了大清。

李鴻章

長期以來,一直是李鴻章的孤軍奮戰,在成就著幼童留美這項事業。

1870年,曾國藩僅將「 留美幼童計劃」包裹在其他事務中向朝廷提及,既非建議也非奏請。是是李鴻章再次致信曾國藩,敦促他須為此事專門上奏,「 斷不可事由中廢」。 1874年,派出第三批留美幼童時,朝堂上已充斥著指責開銷過大的聲音,許多人主張不再派遣,也是李鴻章頂住了壓力。 1877年,美國物價大漲,留美幼童請求添撥經費。也是李鴻章上奏,堅定表態:「 此舉為造就人才,漸圖自強至計,關係甚大……斷無惜費中止之理」 。

如今,他的孤軍奮戰失敗了。

四、歸國的思想犯

留美幼童們的成長,會突破清廷的事先設計,幾乎是一件必然之事。因為清廷的設計乃是以他們為「 強國的工具」,而他們實際上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為了讓這些「 強國工具」服帖,清廷派去監督他們的官員陳蘭彬、吳嘉善們,一再強調朝廷派他們出洋的本意「 是令爾等學外國功夫,不是令爾等忘本國規矩」 —— 「 外國功夫」是工具,是學著怎麼造船造槍造炮;「 本國規矩」則是價值觀,是四書五經、《國朝律例》和《聖諭廣訓》,是在指定時間遙向大清皇帝磕頭。然而,幼童們進入的是美國的新式學校,不是中國的傳統私塾,他們「 終日飽吸自由空氣,……言論思想,悉與舊教育不侔」 ,他們打棒球、踢足球,穿西裝、剪髮辮,入社團、進教堂,在在與《聖諭廣訓》裡要求的那種無條件臣服背道而馳。

「 拋荒中學」這類指責雖然義正言辭,但真正惹怒陳蘭彬與吳嘉善們的,其實是那些「 文明的細節」。

比如,1879年,吳嘉善接任「 出洋肄業局」正監督後,幼童們被招到清廷駐華盛頓的公使館接受訓話。學生們謁見吳時,均不行拜跪之禮。於是乎,吳的僚屬金某大怒,斥責「 各生適異忘本,目無師長,固無論其學難期成材,即成亦不能為中國用」 ——如此這般忘本,學成了也不可能為我大清所用。繼而,便有了吳嘉善向李鴻章打小報告,指責幼童背叛了中國傳統文化之事。吳說,這些幼童即便成材,對國家也將毫無益處,不可能承擔起朝廷交給他們的「 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禮之道」 的時代重任。

學業尚在半途,即被迫回國,幼童們深感遺憾與痛苦。其中最痛苦的,是這場去國十年後的歸來,等待他們的不是榮耀,而是恥辱和排斥。

幼童黃開甲曾希望自己學成歸來時,祖國會張開溫暖的雙臂擁抱自己:

「 當我們溯江而上遙望上海時,曾幻想著熱烈的歡迎在等著我們,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國伸出溫暖的手臂擁抱我們!……想像中的歡迎,使我們越發激動。」

然而,現實卻只有淒涼:

「 船頭劃開揚子江平靜而黃色的水波,當靠碼頭時,那船弦碰岸的巨響,才驚醒我們’烏托邦式’的幻夢。人潮圍繞,但卻不見一個親友,沒有微笑來迎接我們這失望的一群。……為防我們脫逃,一隊中國水兵,押送我們去上海道台衙門後面的’求知書院’。求知書院已關閉十年了,迷信的人們相信此處常有幽魂出現,驚恐的中國同胞言之鑿鑿,大門十年未開啟,牆壁剝落,地板骯髒,石階滿佈青苔,門窗均已潮濕腐爛。當你跨進門檻,立刻霉氣熏鼻,這些陰暗似乎象徵我們的命運。入夜,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那潮氣由地上磚縫中冉冉升起,使我們衣衫盡濕,一種昏沉襲罩著我們,這種侮辱刺痛著每個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學監督頭腦中荒誕不經的思想,使我們學未成而強迫返華。如同狗之吠月,我們無能為力。望著滿佈蛛網的牆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觸到的潮濕,正是我們的被褥。我們的床就是兩條板凳上擺一塊木板,這種簡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對我們的招待。」

重新踏上祖國土地的那一刻,幼童們就背負起了「 叛徒」的罪名。他們背叛了清帝國的傳統文化,背叛了清帝國的傳統意識形態,他們是「 思想犯」,是「 假洋鬼子」和「 有害於社會」以及「 無益於國家之人」 。

他們是危險的種子,必須受苦,必須接受官府的監管,必須接受再教育,必須「 改邪歸正」。

經濟上,大多數回國幼童月薪只有四兩銀子。而一位上海道台的年薪則可達一萬至一萬五千兩銀子。黃開甲說:「 這種待遇使我們僅免於凍餓。我們的飢寒與否,政府是漠不關心的,至少我們感到如此。對於我們家人是否凍餓,政府更不予理會了。」

政治上,幼童深受歧視,毫無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諾的官職已然無望,還須接受嚴厲的思想監管。曾有兩名幼童苦於薪資不足以糊口,自天津逃至上海謀生,甫脫離朝廷監管即被下令通緝,剛在上海下船就被抓了起來。當年的《申報》詳細報導了此事,然後感慨道:

「 觀此二生(的遭遇),而凡學生之月領三金以候缺者,皆惴惴為不敢逃亡矣噫。昔以遠大期之,而今以卑賤處之。其給俸也不如西商之侍者,其監管也宛如犴狴之羈囚。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為國家辦洋務哉!」

容閎恩師鮑留雲(Rev.S. Robbins Brown)之子羅勃特,對幼童境況的觀察與《申報》的描述一般無二:

「 第二批返華幼童剛剛到上海,立刻被送往城內,並且與外界嚴密​​隔絕,使我無法與他們聯絡。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見到(黃)開甲一面,因為他負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們被中國官方視同罪犯(criminals),對這種侮辱,使他們全體憤概不已。在留美期間,他們對文明社會已深切體會。也許,中國政府召他們返國正擬將開明的種苗拔除,則此實為自取敗亡之舉。」

除了官府的重重管控,還有社會的處處歧視。有人寫文章罵歸國的幼童們「 言笑動作皆與外國人無異」,「 直為外國增丁口之數」 ;也有人罵他們全是「 貧賤小戶子弟,……鄙薄中國較洋人為尤甚」,留學歸來後比洋人還瞧不起大清,派他們出洋純粹是「 徒糜國帑,未得人才」 。幼童們自己則惟有哀嘆:「 我們是易於摧毀的,我們沒有天賦的忍耐,我們似新生的樹苗,由肥沃的土壤、溫和的氣候移植到無知迷信的荒漠,我們不會成長,只會漸漸枯萎。」

試圖通過普及近代教育來造一個「 少年新中國」,進而使得「 人人咸解公權、私權之意義」的容閎,也因畢生志願橫遭摧毀而「 頓覺心灰,無復生趣」 。容閎後來在天津見到李鴻章時,曾嚴厲指責這位洋務老臣沒有盡力保全住這一事業。其實,李鴻章內心的痛苦絲毫不亞於容閎。這位資深糊棚匠希望通過留學教育,來造就一批明了西方技術文明的青年糊棚匠。但幼童們所接受的新式教育,注定無法與舊體制順利接榫。越來越多的信息傳回國內,那些被當做「 強國工具」送出去的幼童,已成了清流士大夫們眼中不可饒恕的「 思想犯」。

但容閎也沒有完全放棄希望。幼童被迫回國那年,他曾如此預見道:

「 學生既被召回國,以中國官場之待遇,代在美時學校生活,腦中驟感變遷,不堪回首可知。以故聲口氣心中咸謂東西文化,判若天淵;而於中國根本上之改革,認為不能稍緩之事。此種觀念,深入腦筋,無論身經若何變遷,皆不能或忘也。」

容閎的樂觀是對的。 1911年,他播下的一粒種子開始發芽。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紹儀,在該年被任命為袁世凱內閣的全權代表,赴上海與南方民軍總代表伍廷芳談判議和。唐在談判中極言:

「 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

來源       史料搬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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