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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女人不尋常

蔣方良

文:徐敏

她出身顯赫,俄文名芬娜,是白俄羅斯人,父母都是貴族。原也是上流社會中的千金,不曾想出生不久,即遭遇十月革命,父母因貴族身分被囚禁,死於勞改營中。她很小就成了孤兒,由姐姐撫養長大。1933年,17歲的芬娜技校畢業,分配到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工作。

也是天賜緣份,芬娜分在了蔣經國所在的車間,成為蔣經國的下屬。兩人一個遠離家鄉,和父母完全斷絕聯繫;一個父母雙亡,孤兒出身,可謂同病相憐。剛開始,蔣經國對芬娜只是出於關心,多有照顧。但漸漸發現,和芬娜相處精神上沒有壓抑,很愉悅。芬娜也樂意和蔣經國交往,覺得這位大自己6歲的中國青年,工作努力,與眾不同。蔣經國後來回憶說:「在工廠內,她是我的部屬,她最了解我的處境,我每逢遇到困難,她總會表示同情及加以援手。」 

一來二去,了解加深,兩人有了走到一起的願望。1935年3月,經蘇聯當局批准,蔣經國和芬娜結為夫妻。婚後,生活雖然貧苦,但很充實。蔣經國後來說:「我們居住的房間只能容一床一桌,每每為臭蟲所擾,夜夜不得安眠。一月難得配給肥皂一塊,難有一小塊牛肉吃。」年底,芬娜為蔣經國生下一個男孩,取名愛倫。孩子的出生,為這對異國患難夫妻,增添了快樂與幸福。 

此時的芬娜,並不知道與她結婚生子的蔣經國,是中國最有權勢家庭的兒子。只有蔣經國自己明白,他在蘇聯的處境,會因為中國內戰國共雙方的關係而動盪不定。1936年,蔣介石調動大軍,準備對剛到陝北立足未穩的紅軍展開最後攻擊。經斯大林授意,蘇共中央通知烏拉爾黨委解除蔣經國副廠長的職務,並取消其蘇共候補黨員的資格。這使失去工作的蔣經國頓時陷入困境,一家三口只能依賴芬娜的工資生活。這段艱難日子持續了6個月。1936年12月,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國共關係緩和,蔣經國的命運終於迎來了轉機。 

一直沒有忘記兒子的蔣介石,立刻抓住時機,授意駐蘇聯大使蔣廷黻,一定要幫他尋回兒子。蔣廷黻不辱使命,經過一番外交斡旋,蘇聯方面同意了蔣介石的要求,不再將蔣經國作為人質扣留蘇聯。 

隨即,蔣廷黻在莫斯科中國大使館會見了矮小精壯、皮膚黝黑的蔣經國。1937年3月25日,在與蔣經國見面的第二天清早,蔣廷黻就給蔣介石拍發了一份特急密電: 南京蔣委員長鈞鑒:經國兄昨夜來見,與談甚久,彼甚關心國事及鈞座健康,決於即日偕其夫人及公子起程回國,夫人系俄籍女士,廿一歲,曾學工程,公子一歲,約於下月中抵滬,行期確定後再報。廷黻。 1937年4月,蔣經國帶著妻兒,途經海參崴返回中國。一路上,想到一別十二年的祖國,想到即將見面的父母,蔣經國既興奮又忐忑,他不知道身邊隨行的洋媳婦,父母是否喜歡。 

芬娜的心情自然起伏更大,她無法預測,她的人生將會發生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4月19日,蔣經國乘船抵達上海。由侍從室主任陳舜耕和杭州市長周像賢到碼頭迎接蔣經國一家,隨即將其護送至杭州。 

幾天後,在杭州國民黨政府主席別墅,蔣經國見到父親,二話不說,當即跪下,向父親行三叩首之禮。 

蔣介石側眼看了一下兒媳,身材高大、金髮碧眼、高鼻梁,洋氣十足,和此前蔣經國寄來的黑白照片上的模樣,並無太大不同,感覺上還不算陌生,但仍然有些不太適應。直到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漸漸發現這個來自俄羅斯的媳婦,個性隨和,溫柔婉約,孝順公婆,體貼丈夫,照顧孩子也很周到,是標準的賢妻良母型,符合中國傳統婦女的規範,這才放下心來。為了讓她早日融入中國社會,蔣介石替她取了個芳娘的中國名字。 

至於浙江寧波奉化溪口鎮老家的蔣家人,對洋媳婦倒是格外的好。婆婆毛福梅抱著漂亮的孫子愛不釋手,每天變著花樣給兒子兒媳做各種家鄉名菜。還執意按照老家的規矩,給兒子製作了馬褂,為新娘添置了鳳冠霞帔,替兒子兒媳補辦了中式婚禮。 

毛福梅聽說兒媳的中文名字芳娘是丈夫取的,很不滿意,說:「這名字不好。她是小輩,怎麼能叫娘呢?如果我這個當娘的都叫她娘,她該有多少罪過?」於是毛福梅將蔣芳娘改為「蔣方良」,寓賢良方正之意。蔣介石聽說後,認可了這名字改得比原來的好。 

這一改名,還真從心理上影響了芬娜。而且,芬娜還從婆婆毛福梅身上,看到了中國女性克勤克儉、隱忍寬厚的品格,這成為她日後待人處事的準則,也使她很快便融入了新的環境。通過幾年的學習,她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寧波話,而且能做一手地道的奉化菜,還自學了戲劇、繪畫,除了外表,蔣方良已經變成一個賢惠的中國兒媳婦了。 

這段時間,蔣經國也沒閒著,他按父親的吩咐,留在奉化溪口老家,惡補中國文化,讀《孟子》,讀《曾文正公家書》一類古書,也讀《總理全集》和《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這類的書。 

1938年,蔣經國開始出任公職,去了江西南部,擔任贛縣縣長。這一年,他們添了女兒蔣孝章。蔣方良和孩子則留在老家,繼續普通中國婦女的生活。此時她已經學會了漢語,俄語只有蔣經國在家才會使用。再後來,蔣方良1945年生下次子蔣孝武,1948年生下三子蔣孝勇。三個兒子個個帥氣,但三個兒子都不會說俄語,只有女兒蔣孝章會一點。說到蔣孝章,不妨多寫一句,不但人漂亮,而且善解人意。在蔣家第三代「孝」字輩中,她是唯一的女孩,在蔣家地位之優越,無人可比。蔣經國後來偶有移情別戀,但與蔣方良夫妻關係牢不可破,蔣孝章是定海神針。 

大陸時期,因為戰亂,蔣方良跟丈夫相聚的時間並不多,到了抗戰後才比較多了一些。 

1938年,蔣經國接任贛南地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在贛南實施「新政」,一面向煙、賭、娼開戰;一面減免地租,實行「耕者有其田」。不到兩年時間,地方初步安定,農業產量上升了20%,被地方稱頌為「蔣青天」。 

與丈夫相比,蔣方良行事低調,深居簡出。在大陸如此,就是後來到了台灣,蔣經國地位越來越高,最終成為總統,蔣方良的身分也上升到了第一夫人,但她仍然不改初衷,一如既往。 

在台灣,蔣方良先住長安東路18號,後搬七海寓所。蔣經國終其一生,為人正直,公正廉潔,不喜女人干政,也不希望蔣方良和官太太們攪和在一起搞小圈子。所以蔣方良的生活範圍愈縮愈窄,來往的人只剩下那群從大陸到台灣、能講一口寧波話的老朋友。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後,有一天對蔣方良說,我不希望人家講院長夫人也打麻將,蔣方良從此遠離牌桌。 

有一次,蔣方良到婦聯總會參觀藝品展,《中央日報》在第二天的報道中稱其為「蔣夫人」。蔣方良看見後立即召來報社負責人,吩咐他們以後不要再用這個稱呼。在蔣方良看來,「蔣夫人」已經成為宋美齡的專門稱謂,如果自己再用這個稱呼,就是對婆婆的不敬。這在中國傳統禮數中是冒犯長輩的。 

蔣經國在世時,蔣家對家庭成員的生日十分重視,包括蔣經國、蔣方良和四個兒女的生日,以及蔣經國夫婦的結婚紀念日,全家都要聚在一起,舉辦一場簡單的家庭聚會,切蛋糕、開香檳。有時蔣經國興致高,除了當場親吻蔣方良外,也會在兒女的起鬨、簇擁下,與愛妻共舞,十分熱鬧。

蔣經國親吻蔣方良

 在蔣方良的生活中,有兩個中國女人不可或缺。一個是女護士陳冰心,一個是整天忙碌收拾東西的阿寶姐。在七海官邸,阿寶姐名義上是女傭,實際地位卻是蔣家成員。不但蔣方良信任她,就連蔣經國對她也禮讓三分。

阿寶姐是影響蔣方良最深刻的一個人。在江西贛南時,章亞若是最早教蔣方良講中國應酬話的啟蒙老師,而阿寶則是教導蔣方良日常生活細節,教她如何精打細算,節儉度日的生活老師。除此之外,阿寶還告訴蔣方良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人情世故,使蔣方良能儘快地融入中國社會,適應生活。晚年的蔣方良和阿寶姐,形式上雖是主僕關係,但實質上形同姐妹,密不可分。 

身為蔣家總管,阿寶姐之所以能贏得所有人尊重,固然源於她的敬業、任勞任怨、一絲不苟,但也同她嚴於律己,絕不謀私的品德密不可分。她每次出門,絕不坐寓所的公務車,情願自己打電話叫計程車到七海寓所接她,自己付車資。好幾次,蔣方良的司機胡獻堂主動想載送她去市區,她都一口回絕,堅持自己花錢坐計程車。她對蔣家的付出,遠遠超出了蔣家付給她的薪水。

阿寶姐在台灣單身一人,她的全副心力,都投入到她負擔的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無休。她被公認的優點,是吃苦耐勞,謹守分寸,光明磊落,從不挑撥是非。可以說,在幾十年的相處中,她影響了蔣方良,蔣方良也影響了她。兩人性格互補,互有提升。

蔣經國在世時,蔣方良公開露面的時機,只有兩個場合:一個是蔣經國出訪時,她會到機場迎送,或有外賓來訪時,她也迎送賓客,出席宴會;另外一個時機是每逢大小選舉,她會和蔣經國一道出門投票。其餘時候,面對外界,她一概選擇沉默。媒體稱她是台灣歷任總統中「最沒有聲音的第一夫人」。她也因此榮膺美譽,贏得了所有人的敬重。

作為一個俄羅斯女人,蔣方良19歲嫁給蔣經國,21歲來到中國,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和深愛的男人廝守半生,她應該是幸福的。但步入晚年,丈夫先她離世,此後不到8年,三個兒子,也相繼過世。其情之苦、之悲、之慘,外人很難體會。

2000年,與蔣方良親如姐妹的傭人阿寶姐,在服侍蔣方良五十多年後,選擇了回到大陸定居,這讓蔣方良在遭受喪夫喪子之痛後,又一次受到重擊,情緒極為低落。唯一的女兒蔣孝章因長年定居美國,不能陪侍左右,讓蔣方良倍感寂寞。她開始變得不言不語也不再哭泣,經常一個人痴痴地凝望著蔣經國和四個孩子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那種孤獨無助的神情,令人心酸。 

蔣經國一生貢獻國家,並無私產。蔣方良未承擔過任何公職,自然也無私蓄,只能靠蔣經國

20個月的俸額115萬新台幣為生,生活非常拮据。 

1992年,蔣方良接見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長時,二位市長邀請她回故鄉看看。蔣方良回答說,自己現在沒有錢,所以沒法回去,這讓兩位市長驚歎不已。

據七海寓所的老司機胡獻堂說,蔣方良晚年只靠撫恤金過日子,連出門旅行都不寬裕,更別提回白俄羅斯探親了。 

1999年,孫子蔣友柏從紐約大學畢業,媳婦方智怡帶著兒子從美國專程回到台北。一來看望婆婆,二來也想聽聽祖母對於孫子擇業的建議。方智怡告訴蔣方良,蔣友柏畢業以後,有人說他最好回台灣從政,自己卻希望他遠離政界,最好經商。

蔣方良聽後非常贊同,點頭說:「對,對。友柏,不能從政,從政不好,你祖父在世的時候,對你阿爹早就說過了,做什麼也別再當官了。那可是會毀壞你一生的差事呀!」

問到今後該怎樣經商。蔣方良說:「當然要忠誠,不要當奸商!還有,要把員工當人。」

這個俄羅斯女人,終其一生,也從未忘記自己曾經的工人身分。 她人生最後的八年,獨自居住在台灣七海寓所,思念家鄉,懷念親人,長期寡言已成習慣。由於年事已高,加上身體出現狀況,只能依靠輪椅,很少出門。但每年到慈湖謁靈,蔣方良從不缺席,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年,她仍然堅持前往。此時,她只能坐在輪椅上,默默地注視丈夫的遺像,一看就是40分鐘。那種一往情深的眼神,讓所有人無不為之落淚。

2004年12月15日,蔣方良離世。在即將和這個世界分手時,向來寡言少語的她忽然問道:「我死了以後,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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