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變得無趣:贊聲最多罵聲最多的他走了

余英時

作者:胡錦成

美東時間2021年8月1日早5時52分,太陽如期從東海岸升起。

6時許,第一縷的陽光穿過普林斯頓郊外十餘公裡處的一片「茂林修竹」將斑駁的影子投在了老屋前一個罩著鐵紗網的小池塘上,塘中錦鯉一跳,這座很中國的院落便蘇醒了過來。

給池塘罩一個紗網是小院主人的創意,如果再不罩上,他養的幾十條用來觀賞的魚就被覬覦已久的鷺鷥們偷吃光了。

7時許,九十歲的女主人陳淑平備好了早點。她有些奇怪,平常這個時候,先生已經給她準備好早點了。

一定是昨晚與朋友在網上聊得太晚了吧,她想。

7時半,陳淑平推開了先生的臥室,臥室裡靜悄悄地,一點聲音也沒有,陳淑平有一種不祥的感覺。她輕輕地走到牀邊,見先生安祥地平躺在牀上,如熟睡的嬰兒。

陳淑平將手指搭在先生的手腕上,發現先生的脈搏已經沒有了。

先生名叫余英時,是當代蜚聲宇內的史學家和漢學家,是「唯一在三個美國一流大學: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任教的中國人」,是「錢穆先生最得意的門生」,更有人把他稱為「胡適之後中國最傑出的學者」。

臺港兩地著名學者王汎森說:餘先生是「上到堯,下到毛」,視野極廣大,而他那種既註意「內在理路」,又不忽略「外在背景」的研究取徑,實在很難有人企及。

1930年1月22日,余英時在天津出生。此時他的父親餘協中正在南開大學任教。「七七事變」之後,余英時隨家人回老家安徽的潛山官莊避難,開始了長達九年的鄉居生活。這期間,他的父親赴重慶任國立編譯館編輯和考試院參事,昆明任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後隨遠徵軍赴緬甸,任遠徵軍外交聯絡員。

抗戰勝利後,餘協中應杜聿明之邀,攜眷赴沈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部祕書長。

1946年5月,杜聿明與東北九省主席會商,開辦中正大學。餘協中被聘為文學院的院長。

此時的余英時正在安徽桐城讀高中,父親來信讓他在最短時間內補修各種現代課程,準備考大學。於是一年後他考上了中正大學歷史系。

在沈陽讀了一年大學,林彪來了,餘家老小乘飛機回到北平。在北平住了十個月後,林彪又來了,然後他們一家又往上海跑。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此時的餘協中因為曾在國民政府任職,擔心在新社會無法立足,於是決定從舟山群島去臺灣,留下余英時善後。

1949年11月,余英時考取了燕京大學二年級插班生。在燕大讀書時,余英時勤奮刻苦,是燕京大學的高材生。那段時間,他積極追求進步,還遞交了入團申請書。就在他準備沿著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大道闊步向前時,父親來信告訴他,因為在臺灣也沒有安全感,怕被解放了,他們已移居香港,希望余英時寒假能赴港團聚。

余英時本想在香港與家人渡一個寒假就重返燕大,但這一回去就再也沒有回來。因為也就是在這個時間段裡,錢穆到了香港,開辦了新亞學院。余英時成了錢穆的弟子。

多年以後,余英時回憶起這件事時說:「從北京移居香港,這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

余英時是1950年秋正式拜在錢穆門下的。除了聽課以外,余英時課外精讀《國史大綱》,每章寫出讀書報告,請錢穆指正和批評。

余英時在錢穆指點下精讀《國史大綱》,還讓余英時了解到錢穆求學問道的態度,而這一態度對余英時影嚮深遠。當余英時把筆記本呈老師過目、指教時,錢穆說:「你做這種筆記的工夫是一種訓練,但是你最好在筆記本上留下一半空頁,將來讀到別人的史著而見解有不同時,可以寫在空頁上,以備比較和進一步的研究。」

晚年談及這件事,余英時仍不免感慨一番:「他這樣鄭重地叮囑我,顯然是唯恐我一開始便被他的一家之言所牢籠,失去了轉益多師的能力。他的苦心當時使我深為感動。」

余英時畢業後就留在新亞教書。不久,又以助教身份赴哈佛訪學。

錢穆在香港創辦新亞,得到了哈佛的多次資助,錢穆向哈佛表示感謝,哈佛說:「哈佛得新亞一余英時,價值勝哈佛贈款之上多矣,何言謝。」

2006年,余英時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享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自此被譽為「胡適之後最傑出的中國學者」。

從普林斯頓大學榮休後,余英時先生隱居「小書齋」中著書立說,筆端深含中國情懷,思想影嚮華文世界。2008年,「南方」旗下的《時代周報》於創刊之際對余英時進行了獨家專訪。

時代周報:現在的「國學熱」似乎越燒溫度越高,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余英時:我覺得沒有真正的「國學熱」可言。真正的學是不能熱的、熱不起來的,只有五分鐘。學是要冷冷清清長期做的,如果要帶一個「熱」,就可以不考慮了。等於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熱,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我看「國學熱」本身跟國學並沒有甚麼關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東西代替:老祖宗的東西就是很好的,我們不用向國外求甚麼,光老祖宗的東西已經用不完了。無非就是這樣一種想法,才會搞出「國學熱」來。

時代周報:為甚麼現在大陸的學者動不動就稱「大師國學」,動不動就是「通才」?

余英時:還是精神空虛吧。這是最大的問題,學術界的人精神也空虛,總要有一些東西填補,變成大師的話,當然就得到很大的滿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現在的大師太多了,就是通貨膨脹,貶值了,甚麼都是大師,就沒有意義了。人人都是大師,那誰是小師呢?

時代周報:那些頂尖聰明的學者為甚麼熱衷於當大師?

余英時:有人學問好,聰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聰明,中國古人講,這個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罵人的話,是贊美的話。西方經典《贊愚》中就說,越是愚鈍的人越有智慧,愚鈍的人不是言詞辯詰,而是對人生有某些很深的體驗。越聰明的人越是糟糕,聰明等於是一個工具,就像科技一樣,用在好處也行,用來制造殺人武器也可以。這就是古人講「術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謹慎。這跟智慧沒有甚麼關系,千萬不要迷信甚麼學者大師之類。

時代周報:在今天這個時代裡,如何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余英時:我想你們年輕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當人,不要盲目服從上面的權威。我認為每個人要爭取自己基本的人權,不要隨便被人剝奪了。如果人家給你「恩賜」,給你點好東西,你就感激涕零,這就不太好了。人就應該量才適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甚麼環境,盡量做自己該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為自己著想,我們念中國書,受中國文化影嚮,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為小時候受影嚮,有社會責任感,但是責任感也不能無限膨脹,膨脹到連家都不顧了。

「在沒有胡適之的年代裡,至少我們可以讀余英時。」這是多年來中國人文學界的一句流行語。

可惜,現在余英時也走了,今後只能讀他的遺作了。

好在他的遺作很多,多到我們用餘生也未必能夠讀得完並讀得懂。

    

傳播真相   探究歷史 支持正義  分享快樂

💰 打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