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互助組織的興衰看清英美福利國家的真實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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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漫天霾

在一個相互合作的自由市場上,人們會組成各類互助的組織,它們有的鬆散,有的緊密,但共同的特點是互相幫助,並增強個人抵御風險的能力。

與國家主導的強制性社會保險不同,互助組織的最根本特徵在於自願。加入和退出自願,基於什麼樣的理由結成互助團體也自願。因此它的形式多種多樣,越是在價值多元包容的地方,互助組織的形式就越多,適應最為廣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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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廣大農村,最為顯著並流傳至今的就是紅白喜事。誰家都不可能沒有紅白喜事,但是一家人自己難以應付大量的勞動,因此家族成員、親戚鄰里都會趕來幫忙,桌椅板凳,自家院落,甚至鍋灶,都會貢獻出來使用。到別人家有事時,自己也得如法炮製。

這裡面沒有任何強制的成分,只存在杯葛。別人家有事你不去幫忙,當你有事時別人也不會給你幫忙。那些有條件卻不給別人幫忙的人,會受到鄙夷和孤立,對他自己的將來是一種利益損失。農村將這種人稱為「 活獨人 」:他雖然活在人群中,然而卻不參與社會合作,就像孤島上煢煢孑立的魯濱遜。

歷史上,英美國家最常見的就是針對疾病、意外事故和死亡撫恤的互助組織。除了自願加入和退出之外,其更顯著的特點在於,加入是有條件的。例如有犯罪記錄和信用較差的人,不能加入;如果有傷害他人和不端的行為,會被驅逐出會。

與倡導樂善好施的自願慈善不同的是,它不是一群人出錢幫助另一群人,而是平等的個人組成社團,各出各力,在困難之際相互伸出援手。這是一種「 會員制 」,在特定情況下得到援助,不是單方面的受到恩惠,而是一種會員權益。因為他們同樣有義務在其他會員遇到困難時伸出援手。

因此,獲得團體的幫助從來不是無條件的。人們會區分那些值得幫助的貧窮和不值得幫助的貧窮。當自己有能力時卻對別人的苦難袖手旁觀時,當他遊手好閒自作自受時,不會得到救助。

許多人憑想像認為,這類互助組織必定規模有限,保障能力差,加之由一群烏合之眾,而不是「 政府精英 」來管理,因此與現代福利國家相比,那時候的人們必然一無所有,毫無依托,缺乏保障。

事實情況如何呢?讓我們看看福利主義興起之前英美國家的情況。

不列顛島是一個有個人自由和互助傳統的地方。早在1555年,世界上最早正式成立的公民互助團體「 卡特互助會 」就在蘇格蘭成立。最初的互助組織都是一些體力勞動者組成的鬆散而小型的聯合。到了19世紀以後,互助組織數量出現了井噴式增長、規模也迅速擴大。 1803年,英格蘭和威爾士有9672個互助組織,包括了174350個會員,當時英國的總人口不過900萬。

到1910年,單單正式註冊的互助組織,就有26877個,662.3萬成員,涵蓋了一半以上的成年男性。在30年間,會員人數年均增長14萬。注意,這並不含那些在歷史上眾多規模較小、沒有納入統計、甚至沒有留下記錄的互助組織。因為在擁有「 自由的基因 」的英國,人們總是想方設法逃離國家的視線,規避國家的監管。

1911年英國出台《國家保險法案》,對1200萬公民推行強制社會保險時,據保守估計,至少有900萬公民已經是自願保險協會的會員。

按照大衛·格林的介紹,這些互助組織至少承擔著以下責任:

1、在勞動因為疾病、事故或者年邁失去勞動能力時發放病假工資和退休工資;
2、為組織成員及其家庭提供醫療保險;
3、提供體面葬禮的喪葬費;
4、為失去家人的寡婦和孤兒提供撫恤和生活上的照料;
5、醫療服務由會員投票選出的口碑佳、信用好、醫術高明的醫生提供,他們自己也投資醫療機構,為會員提供服務;
6、提供就業支援網絡,幫助會員在異地找到工作。

從互助組織的數量和承擔的責任來看,有力地擊碎了民間互助組織規模有限、涵蓋面小的謊言。福利國家興起之前,人們並非一無所有、毫無保障、老無所依,這完全是福利國家的統治階層自己精心營造的虛假的公眾輿論,其目的就是要讓人們放棄個人責任,將一切交給國家,由此,國家獲得了巨大的權力擴張。

那麼,民間互助組織是不是像宣傳中那樣保障能力有限呢?讓我們移步美國,看看大蕭條之前的兄弟會、共濟會。

從北美殖民地到20世紀初的美國,總體上算是一片自由的大陸。那時候的美國人,信奉「 財富即美德 」的樸素價值觀和正義觀。他們把通過自己的誠實勞動而獲取財富視為驕傲,並認為財富的多寡正是服務於他人的互助精神的證明。而一個人的貧困,在遍地是機會的北美大陸,除了殘疾、事故、重病之外,必然是懶惰和墮落所致,不值得被同情。當然,這裡面也被加入了宗教的成分:富裕是仁慈的上帝對他的誠實和辛勞的饋贈,貧窮則是公正的上帝對他懶惰和墮落的懲罰。

但是那時候的體力勞動者們受制於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與現在相比,獲得的收入仍然十分有限,微薄的工資難以應付災禍的降臨,於是各種互助組織便應運而生。

到1920年,大約有800萬美國人是兄弟會成員,佔成年勞動者數量的30%。這種互助組織名目繁多,有基於移民輸入國的,如意大利、希臘、愛爾蘭移民兄弟會;有基於行業的,如礦工行業、服務行業、製衣行業兄弟會;有基於族裔的,如由非洲裔美國人組成的著名的普林斯·霍爾共濟會,吸收了大量美國南方的黑人,著名的黑人民權運動領袖布克·華盛頓和杜波依斯,都曾經是它的會員。

它們有的是公開的,主要是保險互助會;有的是秘密的,例如各類共濟會。但其共同的特徵與英國的各類互助會並無二致。

就以最神秘的共濟會為例,說它神秘,實際上不過是儀式和暗語的神秘,以及沒有任何書面的契約,這主要是為了尋求凝聚力,有時候純粹就是為了找個樂子,其運作的方式就是在成員之間提供相互扶助,同時增加就業和商業機會,並沒多少秘密可言。

信譽良好的共濟會成員,不但可以由組織為他們支付喪葬費、舉辦體面的葬禮,而且還可以利用會員募捐籌措疾病治療資金。而著名的奧德菲勒兄弟會,則直接為老年會員提供住宅,每位補貼超過1800美元!那可是在1914年,這些錢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近兩年的收入!

與共濟會不同的是各類保險互助會,它們後來轉型為各類保險公司。如美國的現代伍德曼保險公司、保誠保險公司、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等等。與共濟會最重要的區別在於,它為成員提供了正式的保險政策,這在廣大工薪階層中十分流行。向保險受益人發放死亡撫卹金是其基本的保障形式。著名的「 國家兄弟會大會 」,1919年擁有超過900萬名會員,12萬個分支機構,提供的死亡撫卹金平均為1100美元(月均91美元)!

與之相對,美國政府隨後強制性建立的單身母親援助計劃,在1930年代僅有93620個家庭參與,月均補助僅有22美元。

不論從參與人數的規模,還是保障的力度上講,福利國家的政策並沒有民間互助團體更為慷慨和優厚,更不用說救助的針對性了。

那麼還剩下一個謊言,這些烏合之眾,能像政府精英一樣,管好龐大的機構和資金嗎?

我們先看看它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模式。

早期的小型互助組織用很多辦法實現自治。第一是公投;第二是設立管理分支,權力在各個分支之間流轉;第三是代表會議,充分反映成員的意見。

後來隨著組織的擴大,互助組織轉變為互助聯盟,顯現出三級結構:分支、選區、聯合體。聯盟中最重要的職位是高級秘書,他只有召集、記錄的權力,任何成員都可以在下級服務崗位鍛煉的基礎上成為高級秘書,沒有什麼財產和資格限制。

高級秘書之類的職務,每次只能當選半年至一年,不准連任,保障所有人的參與資格,並且防止權力的濫用。英國的「 守林者協會 」規定:高級秘書失職,但尚未構成犯罪和予以免職的程度,最高罰款21先令!

互助組織一般都有一套自己的規則,這些規則是全體成員共同討論的結果。沒有人有額外的投票權,規則面前人人平等。同時規則會明確分支機構有完全獨立的自治權,若不同意聯盟的相關條款,可以退出。誰應該獲得救濟,在分支和小型的聯合體內部,完全實行窮人的事情窮人自己辦,誰應該得到幫助由成員來決定。

我們從中看到了什麼影子呢?

雅典民主!

服務團體成員的具體事務,他們是怎麼操作的呢?限於篇幅,僅舉一例:

為了為成員以最低的代價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他們首先由會員投票選出服務好、醫術精湛的醫生;然後精打細算,與醫生簽訂以人均費用為基礎的醫療合同,例如每個會員家庭每年交1美元,集合起來是一筆大數目,這對那些渴望獲得服務群、拓展業務範圍、想做兼職的醫生極具吸引力,但有任何對會員服務不周的地方,都會受到違約懲罰。這是真正的「 社區保健 」模式。最關鍵的是,每個會員都可以選擇不參加這個合約,例如一位身體健康的新移民,他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需要,去參加移民英語課程,最大程度了尊重了個人的自主選擇。

所以,那些迷信於政府精英管理的人,看到以上決策模式和管理實踐,還會大言不慚地說他們是烏合之眾嗎?實際上,恰恰是那些政府精英,花的不是自己的錢,所以必然充斥官僚習氣、繁文縟節和浪費低效。這幾乎是不證自明的道理。

互助組織的優勢是明顯的。它以個人的獨立和努力為基礎,以交換的方式實現,不到萬不得已,人們不會尋求幫助。它讓人們遠離了坐享其成、傲慢的施捨對自尊心的傷害。它告訴人們一個樸素的道理:貧窮是個人要努力避免的,而不是應當欣然接受的。由此激發了人們向善的動力,激勵了人們的努力生產,且形成了為他人服務實際上增進自身利益的樸素認知。

因此這類組織不但為人們增強風險抵禦能力提供保障,而且有增強人們的責任感、凝聚人心、增進善良風俗、培育合作精神的良好作用。它被大衛·格林稱讚為「 有史以來文字記錄最少的偉大的社會運動的代表 」,原因在於,這是人類在沒有任何強制力干預的情況下自願結成的自治團體,充分體現了自發秩序能夠增進人類福利,人們能夠認識到自身的利益和利益和諧,並不需要誰來指導、計劃和乾預。

互助組織的興起,與人類自由的增進密切相關,是自由引致的繁榮的必然結果。注意前文敘述的一個時間節點:互助組織的興盛是在18-19世紀,延續到了20世紀初期。這段時期,正是觀念革命、制度革命引發的工業革命時期。這並不是偶然的。這一時期,人類擺脫了思想和財產上的束縛,政府權力受到限制,自由得以大踏步前進,於是告別了低效的自給自足靠天吃飯的農業生產,資本迅速積累,技術進步日新月異,帶來了空前的經濟繁榮,人類福利實現了幾何式提升。

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人均壽命不斷提高,人口流動更加頻繁,職業更加多元,人們尋求美好生活的慾望更加強烈,且有了實現它的製度、環境和資本條件,因此,各類互助組織才如雨後春筍一樣蓬勃發展,造福於每一個社會成員。

到了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期,互助組織逐漸衰落,這同樣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與它們被更加精確計算和節省成本的商業模式取而代之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福利國家興起的必然結果。俾斯麥的福利國家、英國的濟貧法、美國大蕭條之前胡佛政府的各類管制和乾預、急劇擴張的聯邦權力和管制措施,都是在這一時期。人們可以不勞而獲地通過取得國家福利的形式過下去,何必付出代價去參與什麼互助組織呢?當人們依靠權力就可以將他人的財富據為己有,又何必去買保險,以及節儉和儲蓄呢?

然而正如本傑明·富蘭克林所說:「 當人們用自由去換取保障的時候,既不會得到保障,也不會得到自由 」。這是由福利國家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它消解個人責任感,使國家成為大眾的保姆。政黨為爭取選票,總是用越來越高的福利來收買人心,採用的方法就是舉債和信用擴張。其最終結果就是「 相互搶劫 」,一個人在這裡得到了福利,卻必須在那裡加倍償還,最終減損每個人的福利。

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那些打著劫富濟貧的旗號主張再分配的政策,最終的結果是劫貧濟富。因為窮人從福利中得到的好處,只不過是那些與權力更加接近的人吃剩下的麵包屑。信用擴張中,他們的養老金會縮水,自己本來就不多的財富會被洗劫一空。

當福利國家掌控了財富分配的大權後,每個人都不是去努力生產,服務於同胞,而是為了獲取不勞而獲的特權,競相向權力靠攏,個個成為卑躬屈膝的乞討者,變成了國家掌控者腳下的奴隸。

實際上,這才是那些福利國家的鼓吹者的真實目的:互助組織培養人的獨立意識和自立精神,正是那些追求福利政策的集體主義者的眼中釘和絆腳石。允許一個不依賴於他們、也就會不聽令於他們的群體存在,是在消解國家的、也就是他們的權力,這是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或許,看看福利國家的原型和它的始作俑者俾斯麥的初衷,才會更加清楚地知道,福利國家不是為你提供福利,而是為你套上枷鎖:「 年老之後有一筆養老金可以拿的人,比沒有養老金的人要高興得多,對付起來也容易得多。 」

邪惡如俾斯麥,也比現代福利國家的政客要好太多,他至少邪惡得足夠誠實。

來源      觀念的後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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