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鄉村秩序,靠這兩大勢力維持

文:北遊 

皇帝希望「天高皇帝近」,普天之下的臣民都能雨露均霑,直接享受「皇恩浩蕩」。所以中國古代的皇帝們極力打擊中間商——豪族門閥,並終於在唐宋之交得償所願,把中間商徹底幹趴下了。

然而,由於缺乏「數目字管理」(黃仁宇語)的技術支撐,和養育龐大官僚集團的財政資源,近代之前的中國基層社會其實長期處於「天高皇帝遠」的局面,官府管制的觸角往往延申到縣一級,就再也無力維繫了。

皇權鞭長莫及,但政治秩序是不可能長期處於真空狀態的,總會有勢力自動填補。

顯而易見的結論是,中國古代的基層政治秩序的組織者並非官府,也不是已經被幹掉的豪族,而是另有其人。

宗法鄉紳和民間幫會

社會學家廖泰初在194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裡估計,民國時期的四川成年男性中,有70%以上都是當地的幫會——袍哥會的成員,這還是相當保守的估計。

按照一位著名袍哥領袖範紹增(川人親熱稱其「範哈爾」)的說法,全川至少9成男性都加入了袍哥會。

為什麼會出現「全民入幫會」的現象呢?

原因正是我之前提到的,「政治秩序不可能長期處於真空狀態,總會有勢力自動填補」,民國時期四川軍閥混戰,傳統基層社會組織處於癱瘓狀態,而擁有武力和組織能力的袍哥會便填補上來,成為了維持四川基層政治秩序的不二人選。

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古代中國的基層政治秩序,我會說:

治世靠鄉紳,亂世憑幫會。


四川鄉紳

前者源自儒家宗法,後者依托遊民文化。

而幫會,正是遊民階層的組織形式。

袍哥

很多人可能會奇怪,「幫會」在大家的印象裡面,不就是一群擾亂社會秩序的強盜土匪嗎?他們怎麼可能,怎麼情願來維持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呢?

吳思曾經講過一個故事。

出自四川著名的袍哥大爺侯少煊寫的《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他在書中寫道:

「廣漢(成都北20公裡)位居川陝大道,商旅往來,素極頻繁。但1913年以後,時通時阻,1917年以後,幾乎經常不通。不但商旅通過,需要繞道或託有力量的袍哥土匪頭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軍隊通過也要派人沿途先辦交涉,否則就要挨打被吃。」

搶匪猖獗的結果是什麼呢?

道路無人通行,土匪也慢慢沒得搶了。

匪頭們也不傻,一看這樣下去可不行,這不等於自絕財源嗎?

於是他們「彼此商定一個辦法,由他們分段各收保險費,讓行人持他們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鹽收保險費五角,一個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販、絲幫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

就這樣,土匪們不但放棄了搶劫,同時還嚴禁重複收費,保護行人的安全。慢慢的,這條財路重新恢復。

嚐到甜頭的土匪們,於是開始在各自的地盤推廣「先進經驗」,改普遍搶劫為收取保險費:

「每鄉每保每月與當地大匪頭共繳保險費若幹元,即由這個匪頭負責保護,如有劫案發生,由他們清追懲辦。外地匪來搶劫,由他們派匪去打匪。保險費的籌收辦法,各鄉不一。北區六場和東區連山、金魚等場,是規定農民有耕牛一隻,月繳五角;養豬一隻,月繳三角;種稻一畝,秋收後繳穀一鬥;地主運租穀進城,每石繳銀五角……如此等等。這樣一來,有些鄉鎮農民又部分地開始從事生產,逃亡開始減少,匪徒們坐享收益,沒有搶劫的麻煩,多少也有點好處。」

在吳思看來,廣漢土匪制定的5%——10%的稅率,頗有什一而稅的儒家風範,同時,從功能上說,土匪收費之後,承擔了維持治安、抗擊外匪的責任,類似於提供公共產品的官府。

通過收取公共稅收,繼而提供公共產品,土匪搖身一變,儼然成為官府,替代了平日裡官府的職責和功能。

吳思還據此解釋李自成起義前後行為和心態的變化。

他說,李自成在「流寇主義」的初期,一路燒殺搶掠,「志樂狗盜,所至焚盪屠夷」(《明史紀事本末》)。

然而,在連打了幾個大勝仗之後,他的心態發生了顛覆性的轉變,「侈然以為天下莫與爭」,把江山看成自己的地盤,同樣經歷了「匪變官」的心態轉變,不但對百姓「秋毫無犯」,甚至放言「殺一人者如殺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這種「匪變官」的神奇反應,很好的解釋了,四川的袍哥會為何會心甘情願開始維持基層社會秩序。

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光是民間幫會有意願和利益驅動來維持基層秩序,是遠遠不夠的。

如果底層百姓並不心甘情願、心悅誠服,四川當地不會有如此高比例的人自願加入袍哥會。

作為中國城市微觀史研究的先行者,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歷史學博士,王迪教授是成都人,他在自己的著作《袍哥》中詳細介紹了「袍哥會」在四川的影響力。

他介紹說,在清朝穩定發展的袍哥會,在民國時期得到了急劇擴張。

主要原因就是治世時期的宗法鄉紳集團在軍閥混戰和城市化進程中,開始脫離對廣大農邨的管理和控制,而提供公共服務和調節社會糾紛的職責,迅速被袍哥會取代。

在金堂縣,有一個叫賀鬆的袍哥大爺,就利用自己和官府的關係,把以前由鄉坤代理的收稅的活給包了,他在賺到差價後,除了用於養活自己手下的兄弟,還捐建學校,支援當地的教育事業,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人人都知道四川茶館多,但很多人不知道茶館在當時還有個重要功能,就是調節社會糾紛。

人們之間有了矛盾衝突,大多數情況下並不告官,而是到茶館找人評理,這叫「茶館講理」。

而這個評理的中間人是誰呢?

沒錯,就是袍哥。

袍哥在當時的四川民間形像如何呢?

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這句話在四川耳熟能詳,叫「袍哥人家認黃認教,絕不拉稀擺帶」。

什麼意思呢?

這裡的「黃」,意指信用和約定,「認黃」,就是說袍哥重信用、守約定;

而「教」,就是規矩的意思,「認教」也就是當地人說的「落教」,懂得按袍哥的規矩辦事。

「絕不拉稀擺帶」就是形容袍哥為人耿直,做事乾淨利落,絕不拖泥帶水。

這句話在四川地區流傳甚廣,可以從側面證明袍哥在民間的正面形象。

所以,當地百姓有了糾紛,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找官府評理,而是找袍哥來個「茶館評理」。他們甚至覺得袍哥講「道義」,做事比官府更公平,袍哥由組織和武力,說話比陷入半癱瘓的官府還管用。

久而久之,袍哥會就作為四川基層的新權威樹立了起來。

而民國時期,四川的9成男性都加入袍哥會,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一個人的所有的社會事務可能都需要仰仗一個組織才能實現時,你自然而然會成為這個組織的一員;

當你身處亂世,人身和財產安全隨時不保時,加入一個可以保護你,給你安全感的組織就是最佳選擇,況且這個組織還打著「替天行道」的大旗,那更會讓你死心塌地。

遊民階層及其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我們可以藉此一斑窺豹。

說回袍哥,在民國時期的四川,袍哥領袖的聲望有多高呢?

王迪說,1947年,國民黨政府為了穩定政治局勢,曾進行了國民代表大會選舉,而四川地區的選舉基本都被袍哥大爺壟斷,光在重慶一地,參選者90%以上都是袍哥。

說句玩笑話,如果真正進行民選,你猜最後在四川當選的地方行政官,會是一水兒的袍哥大爺嗎?

答案不言而喻。

這裡要說明一點,千萬不要以為9成的四川男性都是袍哥,就意味著亂世中,底層人民都是不務正業的遊民了。

古代中國是延續了兩千年的農耕社會,底層社會的主體和主業,一直都是農民。

中國古代獨特的大一統政治結構以及儒家宗法制度,長期把農民階層牢牢的控制在土地之上,形成了懦弱、狡黠、依附性強的性格特質。

在和平時期,農民階層還可以依靠儒家提供的宗法制度,依靠鄉坤集團來組織生產和生活,他們的精神世界完全被鄉坤集團洗腦把控。一旦身處亂世,強制解除,他們就成為漫無目的、毫無是非觀念的一團散沙。

一旦治世和亂世開始轉換,農民階層的兩面性就開始充分暴露。

一方面,他們懦弱、保守、愚昧,平日裡是逆來順受的良民,對皇權毫無反抗精神;

另一方面,他們在亂世中為了生存下去,往往會盲目加入造反的隊伍,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在治世,他們是皇權和鄉紳集團的盲目追隨者;在亂世,他們又會變成遊民領袖的盲目追隨者。

總之,「有奶便是娘」,他們是絕對權力的崇拜者,從來沒有獨立的人格與思考。

在儒家宗法和遊民文化的雙重塑造下,缺乏教育的古代中國農民階層有著深入骨髓的「鄉土意識」。

聚族而居,封閉保守,血緣就是地緣,他們的視野很難超出血緣和地緣對他們的限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是他們的理解力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

稍微超越性的思考,對他們來說,都是難以逾越的鴻溝。

 

來源 北遊獨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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