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代是什麼樣的時代?

袁世凱

文:魏承思

以往我們對「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誤區,我簡單地概括並列舉一些:將「五四」單一化地理解成全盤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將「五四」政治化,認為「五四」使馬列主義在中國出現,甚至還有一個極端的說法是「五四」導致了「文革」;將「五四」狹隘化,純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學生上街遊行以及由此引發的學生和民眾運動。當然還有其他一些誤解,比如說「五四」是不主張私有制的,「五四」只講思想、不講制度,那一代知識分子沒有對制度進行討論……諸如此類,實際上跟「五四」的真實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時代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發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後那個時代,是五四時代。在我心目中,「五四」不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只是一個較好的或者次好的時代。而在整個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穫的很可能是最壞。這個世界上從來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較好的、次好的。如果這麼說,「五四」就是一個值得我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時代。

我所了解的「五四」不是一個政治的「五四」,也不僅僅是一個文化的「五四」,而是一個社會的「五四」、經濟的「五四」,是一個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我留意過五四時代的經濟史,發現今天講的民營經濟這些東西,在五四時代是天經地義、根本不需要講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創辦一家私營銀行,恐怕還有制度的障礙,但在五四時代,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氣,甚至不需要巨額資本,就可以註冊一家民營銀行。從1915到1925這10年間,中國出現了大量的民營銀行。最早的海歸派之一陳光甫在上海創辦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本金只有7萬元,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小的銀行,但很短時間內就發展成了上海舉足輕重的大銀行。陳光甫後來被稱為「中國的摩根」,在美國、歐洲享有很高的聲望。所以,抗戰時國民政府才會派他和胡適到美國去借款。作為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留學生,他沒有資本,也沒有顯赫家世,白手起家創辦銀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創立了很多在金融業界可以成為標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錢起存——今天看來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國卻是創舉。

五四時代不僅可以隨便辦銀行,更可以自由創立企業。另一個海歸派、一代「棉紗大王」穆藕初,回國後就創辦了一系列的紡織企業。榮德生、榮宗敬號稱「紡織大王」、「麵粉大王」,儘管他們創業的起點是1900年,但他們的企業真正做大、起飛也是在五四時代。那一代民營企業家幾乎都在五四時代發揚光大,成為各自領域的「大佬」。其實,什麼私有制、股份制、民營企業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時代早已是稀鬆平常的事情。談論「五四」是不能離開這個經濟背景的——那確乎是一個社會經濟多元化的時代,經濟的多元化促進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著北大師生

我們現在提起「五四」,往往只看到學生、知識分子,其實那個時代企業家的聲音一點都不亞於知識分子——他們的聲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實力。他們跟我們這個時代的企業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個時代的企業家本質上還是讀書人,無論是留學歸來還是沒有什麼學歷的,無論什麼出身,他們都對國家和故土懷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情感。這種情感絕不是今天「抵制家樂福」那種情感,它是一種刻骨銘心的對這塊土地的連帶感,他們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這塊土地——這種愛國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畫一顆五角星在QQ頭像上。這些企業家今天看來更像讀書人,他們的業餘時間都愛看書。我發現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業家,他們的休息時間,特別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國家命運有關、跟文化有關的事,而不是跟娛樂有關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當時的北大教授們怎麼想、怎麼做,而應該把那個時代企業家想什麼、做什麼和北大的師生做什麼聯繫在一起,才可看出那個時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們不能只看北京這個政治中心在做什麼,還要看看省會城市,甚至更偏遠地方的人在做什麼。「文學研究會」是在北大發起的,但在江蘇蘇州一個叫甪直的小鎮,有一位小學教師葉聖陶,雖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師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學研究會」11位發起人之一——因為葉聖陶有個中學同學在北大讀書,他們就可以這樣連在一起。而北大學生也絕對不會認為葉聖陶是小學老師,沒有讀過大學,跟我們混在一起做發起人會有什麼不得體。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論自由對五四時代的人來說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創辦報刊就可以創辦。當然那個時代也有壓制言論自由、關閉報刊的事,但關了報館可以再開,這在法律上沒有限制。結社自由在那時也是稀鬆平常的。周恩來們在南開有覺悟社,毛澤東們在長沙有新民學會。如果過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時代軍閥統治的維度上,只看到軍閥混戰,只說外國壓迫中國,可能會過於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個悖論,租界在帶來治外法權、國中之國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加先進的文明,帶來很多新事物,比如說「律師」就是在租界裡面先示範而後影響全國的。甚至一些非常細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齊、自來水的出現、電燈的出現都是模仿租界。中華民國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之所以在中國產生,租界也是有貢獻的,上海的租界保護了許多革命黨人。

「五四」時當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總統,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凱也好,以及後面的馮國璋、段祺瑞、曹錕、張作霖這些人,確實都是軍閥。雖然徐世昌是從袁世凱的幕府裡走出來的,但是與拿槍者有所不同。在他當總統期間,正好是「五四」的黃金時代。文人政府當然比張作霖這些人要收斂,要更為節制。幾乎家喻戶曉的是,「五四」學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趙家樓燒掉了,把章宗祥打了。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討論的,並不一定都是愛國行為了,而且曹、陸、章都是「賣國賊」這種說法也是值得討論的事情。學生運動本身,就是「五四」上街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當時在天安門廣場集會後,一部分比較激進的學生直接往趙家樓去,然後放火、打人。當時北大教師梁漱溟就寫文章說這樣做是違法的,不能在愛國的旗號下為所欲為,愛國不是萬能靈藥,不能打著它的旗號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個時代才能產生真正學貫中西的人

回到「棉紗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創業不久、賺的錢不是很多的情況下,竟然計劃拿出一筆巨款,在經過「五四」洗禮的學生當中選五個人,贊助他們赴歐美留學,這完全是用民間的方式建立基金會。穆藕初委託蔡元培(以及胡適、蔣夢麟、陶孟和這些人去輔助)物色候選人,最後選出段錫朋、周炳琳、羅家倫、汪敬熙、康白情(他們在五四運動中都有突出表現,此時卻被激進的學生們譏諷為「五大臣出洋」)。這五位學生回國後在學術等領域都有建樹。

在五四時代,企業家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蔣夢麟這些人遊玩,而不是去跟達官貴人往來。企業家的心中有一種對知識的敬畏,對精神的敬畏。那個時代,傳統的東西並沒有失落,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傳承到1919年前後的那幾年,不僅沒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傳承。中國文化溫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的身上仍保留著,西方文化中進取、向上的一面,他們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個時代才有可能產生真正算得上學貫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個著名觀點,認為「五四」是全盤反傳統,是要打倒中國的傳統文化。魯迅講「青年人不要讀中國書」,胡適講「中國百事不如人」,錢玄同講「廢除漢字」……這是老師一輩的一些言論,學生一輩的傅斯年、羅家倫也有類似說法,但在這些片言隻語後面,仔細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師一輩的胡適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吳虞恰恰都是熟悉傳統文化的人,而且一輩子都沒離開傳統文化。胡適晚年致力於《水經注》的版本研究,魯迅雖然叫別人不要讀中國書,儘量讀外國書,但他自己讀的還是中國書多。弟弟周作人說魯迅讀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魯迅的精神資源很大一部分還是來自中國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這些人說過幾句貌似很激烈的話,就斷定他們是全盤反傳統的。事實上,當時北大的學生有主張白話文、辦《新潮》的,也有主張文言文、辦《國故》的,校方都給予了支持。在北大,馬克思主義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團,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開發表馬克思主義社團的宣言,但北大講其他主義的更多。任何主義,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張,都可以在北大同時並存。這就是蔡元培講的「兼容並包」,它在當時不是一句空話,也不只是北大這麼做。杭州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也辦了類似於《新潮》的雜誌《錢江》、《雙十》,但同時有一個反對白話文的學生凌獨見一人創辦一份雜誌,就叫《獨見》,背後也有一些老師支持,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帶標點。

這才是真實的「五四」。那時沒有遊行示威法,上街集會、遊行是天然擁有的權利——那個時代真正是「大社會、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較弱,政府越弱,社會越大,社會的空間越大,所以才會產生相對開放、相對寬鬆的時代。

後人回眸那個時代,總感覺隱藏著什麼不同的東西,其中一個不同就是中國文化的根還沒有被切斷。胡適們雖留洋多年,但骨子裡仍是傳統的中國人,他們身上有中國文化的一面。我們不能狹隘地把中國文化理解為儒家文化、「四書五經」那一套。中國文化有很多側面,特別是我們現在忽略的東西,比如說中國文化中非常強調地域文化,每個地方的文化都獨具個性魅力。胡適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產兒,雖然有西方文化給他的滋養。魯迅身上帶有江浙文化特別是紹興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負面的因素也是紹興文化帶給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樣是地域文化帶給他的。抗戰、「文革」,一輪又一輪對文化的毀滅,對文化的傷害,到最後不但切斷了幾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斷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斷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個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東西。今天的四川人、陝西人可能差異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異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傳承、延續下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統王朝的壓榨,因為每個地方有它自己相對獨立的文化體系,連換王朝也換不了的一套文化、習俗等。

不幸的是這樣一個時代很快結束了

如果說「五四」是全盤反傳統,乃至導致了後面的「文化大革命」,這在歷史的鏈條上很難找到印證。「五四」和「文革」之間沒有任何可以連接的地方。「五四」強調的核心詞之一就是獨立的個人主義;五四時代最流行的主義是無政府主義,這是政府打壓的對象。那些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幾歲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劉師復——他不要政府,乾脆連姓也不要了,就叫師復。無政府主義在當時還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澤東也曾被吸引。這股思潮只開花不結果,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經的意義和價值。追求無政府主義的本身也是對社會公正的一種訴求,不是簡單地去建立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天堂。五四時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點邊緣,因為社會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們就不太把政府說的話當回事,社會的價值評判體系並不掌握在北洋軍閥手裡,總統、總理、總長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這裡——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離的。人們跟政府之間,跟權力之間保持著一種相對游離的狀態。我們還不能說那時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會,但至少有相對獨立的個人空間,有相對獨立的民間社會,從經濟上看是這樣,從文化上看是這樣,從政治上看也是這樣。不幸的是這樣一個多元的、有各種可能性的時代很快就結束了。

若概括「五四」的特徵,第一個重要特徵當是社會的出現,或者說社會的解放。我們現在也講思想解放、個性解放,但最本質的解放應該是社會的解放。只有社會解放了,思想解放、個性解放才不至於成為空話。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個救世主來為你做主,來解放你。

第二個特徵是語言的轉換。雖然文字只是一個符號,一種表面的東西,但是它的背後是思維方式的轉換。文言思維和白話思維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維,文言相對更具有貴族性,是少數人擁有的權利,而白話就是口頭隨意說的話。一個時代選擇一種語言作為主要語言,思維方式也必會隨之相應改變。

第三就是價值評判體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國已廢除了科舉,但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整個價值評判體系還停留在科舉時代,還是「學而優則仕」。只有到了五四時代,我們的價值評判體系才開始多元化。一個人上了新式學堂,留洋回來有無數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銀行當職員,可以去工廠做工程師、做管理人員,也可以去學校做教師,可以做編輯、記者……不再是幾千年來那種「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單一模式。正是這樣一個時代才會產生新文學、新思潮。

整個五四時代,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們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創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雜誌。如果要研究中國近代史,在我看來《太平洋》的價值不亞於《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討論制度性的問題,只關注思想文化層面的東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討論為主的政論性雜誌,在這上面發表文章的學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傑、陶孟和、周鯁生、李大釗、胡適、李四光以及李劍農等人。關於分治還是統一,聯省自治還是中央集權制的討論,當時曾經非常熱鬧,《太平洋》上幾乎每期都有這樣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隨感,那些關於文化、思想的討論和《太平洋》雜誌上關於制度的討論放在一起才構成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完整的思想圖景:他們到底想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如果我們單獨把《新青年》拿出來說這就是「五四」,那我們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我個人有一個猜測,1949年以後我們對《新青年》頂禮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當時所有報刊的程度,應該跟《新青年》後來的轉變有關。1920年以後《新青年》變成了一本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雜誌,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確的光環,其他重要報刊卻被慢慢地淹沒、遺忘了。

他們是為「美好的今天」而奮鬥

歷史留下的遺憾是,五四時代那種多元的思潮並存,人們可以坐下來討論、對話的社會氣氛,在「五卅」之後激盪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倖存下來——加上兩大國際背景:一個是紅色思潮崛起,另一個是二戰——比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漸占據上風。對中國來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占據青島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這樣一種民族危機的壓力下,「五四」那種生活方式很難再維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適在學生中的影響要比魯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後,魯迅的受歡迎程度日趨上升。魯迅其實從來沒有抗日言論,沒有寫過什麼抗日文章,他跟日本人關係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雜文裡面民粹主義夾雜著一點民族主義的因素,對政府、精英的冷嘲熱諷,加上他出色的文學才華,似乎代底層、邊緣、弱勢群體立言的平民立場,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適更能吸引中下層的青年學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當中,理性的聲音就失去了主導權。「五四」那種多元的、開放的,試圖通過和平、漸進的方式來推動中國的路徑漸漸處於下風。

「五四」當時確實有軍閥混戰,有各種不同的力量,但那套憲法、國會、內閣的框架已經搭起來了,也是事實。「五四」雖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時代都會有不足),但至少給每個人提供了追求夢想的各種可能性。蔡元培去世後,陳獨秀寫了一篇文章說,「五四」沒有領導人,但在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適三個人。這三個人基本上代表了三個不同的方向。胡適代表一條漸進的變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講兼容並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陳獨秀是胡適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進革命來改造社會的道路,當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沒有踏上激進之路的前「五四」狀態。中國最後選的是陳獨秀的激進之路,陳獨秀反思了,但別人沿著他的路走下去了。歷史有很多的峰迴路轉,有很多的「之」字形,走來走去,這個歷史又走回來了。

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理應比五四時代更好——當然,更好的前提是我們願意付出多少努力。這裡,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兩句話來定位「五四」:其一,「我們不是為美好的明天而奮鬥,而是為美好的今天而奮鬥!」這個說法對今天的國人來說多麼新穎,但是放在「五四」時代,他們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90年前,他們「為美好的今天而奮鬥」早就是現實了。其二,「為一個不完美的社會而奮鬥,不是為一個完美的社會而奮鬥!」寧願為一個不完美的社會奮鬥,也要比為一個虛無縹緲的完美的天堂而奮鬥更好。

地上建不起天堂,我們只能建設人間,生而為人註定只能做人間的平凡事。「五四」那一代人沒有為天堂而奮鬥,他們只是在實踐他們自己的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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