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廣賢文》裡的油膩與喪

增廣賢文

文:言九林  

清代廣泛流行過一本叫做《增廣賢文》的兒童蒙學讀物,內中收錄了大量非常油膩的人生格言

比如: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饒人不是癡漢,癡漢不會饒人。
相見易得好,久住難為人。
紅粉佳人休使老,風流浪子莫教貧。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
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勸有錢人。
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難何曾見一人?
無錢莫入眾,遭難莫尋親。
結交須勝己,似我不如無。
近來學得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
財可養生須註意,事不關己不勞心。

不光油膩,許多「人生格言」還特別地喪:

馬行無力皆因瘦,人不風流只為貧。
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
只恨枝無葉,莫怨太陽偏。
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
年青莫道春光好,只怕秋來有冷時。
人貧不語,水平不流。

依次翻譯成大白話,便是:窮人活該沒女朋友;世上本就沒好人;覺得世道不公平要多朝自己找原因;過了三十五歲人生就結束了;年輕人你們以後也會倒霉的;人窮便須記得少說話。

當然了,書中也有一些充滿了正面氣息的格言。比如「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寧可人負我,切莫我負人」、「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之類,但總體而言,油膩與喪,才是這本書的基本底色。

《增廣賢文》的書名在明代已見於記載,今人讀到的版本經過了清代人的增刪,具體的成書年份與編纂者的姓名已不可考。但它不是突然出現的。據胡同慶的研究,《增廣賢文》裡的人生格言,與流行於唐宋時代的蒙學讀物《太公家教》有頗多重合之處。這顯示《增廣賢文》的清代編纂者參考過《太公家教》。

這位編纂者對《太公家教》顯然是不滿意的。比如:

(1)《太公家教》教導幼童「見人鬥打,必須諫之。見人不是,必須語之」。 《增廣賢文》棄之不用,轉而教導兒童「力微休負重,言輕莫勸人」。

(2)《太公家教》教導兒童「他財莫取」。 《增廣賢文》也棄之不用,轉而強調「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

(3)《太公家教》教導兒童「結交朋友,須擇良賢。不如己者,必須教之」,希望兒童在交友時互相幫助共同提升。 《增廣賢文》的意見卻完全相反,強調「結交須勝己,似我不如無」,告誡兒童只可與比自己厲害的人交往。

(4)《太公家教》告誡幼童「色能致害,必須遠之」。 《增廣賢文》卻說「人不風流只為貧」。

《太公家教》裡的那些堂堂正正的大道理,大多來自傳統的經典教育,旨在教人去追求理想人格與理想政治。 《增廣賢文》裡的那些油膩與喪,卻旨在教人認清現實世界的真實糢樣並懂得妥協。

但踐行經典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漢中後期是一個經典教育影嚮力擴張的時代,當漢宣帝欲為漢武帝唱頌歌時,有名儒夏侯勝站出來,指責漢武帝執政期間,雖對外有戰功,但對內耗盡民力,蝗蟲千裡人相食,百姓死亡過半,沒有資格立廟祭祀。當漢宣帝以嚴刑峻法治國時,也有名儒蓋寬饒站出來公開對朝堂發出警告,說當下「聖道陵遲」,違逆天命之人恐怕不能長期強占帝位。但這些努力,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夏侯勝一度入獄,蓋寬饒則拔佩刀自刎而死。 「時代的土壤」不足以讓經典教育在漢帝國真正紮下根來,結果便是漢宣帝常有而夏侯勝與蓋寬饒們不常有。

這也是為甚麼唐宋之際尚能流行《太公家教》,到了清代卻只能流行油膩且喪的《增廣賢文》——由唐宋入明清,「時代的土壤」發生了劇變。鄭振鐸梳理分析中國历代的兒童讀物後發現:

「到了清代,蒙童讀的史學書幾乎一部也沒有,元明二代的那些史籍,也都幾成為罕見的東西。亡人國的,必須滅其历史,這手段是很毒辣可怕的。」(《中國兒童讀物的分析》,1936年)

蒙學讀物裡沒有历史品類,是因為不敢有历史品類。康雍幹時代文網嚴密,言說者人人自危,文化人普遍主動自我審查——作者自我刪竄內容、出版者與刻工不敢在書籍上留下名姓、圖書常被挖去內文、刻版印刷後又主動收回銷毀……如此種種相當普遍。王泛森將這種「自覺閹割」稱作「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對於清人所處的「時代土壤」,王泛森有這樣一段總結:

「文字獄是一頂人人提在手上的帽子,遇到不滿意的人便把帽子往他頭上一戴。乾隆雖然一再說誣告者要反坐,但實際上反坐的例子幾乎沒有,只要一告,常常見到的處罰是:發配伊犁效力、斬監候或斬立決,有的甚至要淩遲,而且相關人等常因連坐而家破人亡。這個忌諱文化是無邊無際的,小至百姓大至官員都可以玩弄這個武器。」

「在乾隆朝,最常見的受害者是下層的識字人。在社會各地游走的識字人,算命的術士或走方的醫生,受禍的頻率較高,他們經常游走各地,社會關系比較複雜,比較容易在語言文詞中惹下麻煩,尤其術士常常預言自己或他人的命格,如果預言過當,往往是一個很大的忌諱。有意思的是,他們被查出問題的時刻,往往是離開家鄉,在經往某處的途中被攔尋查出,或是投宿旅店時被查出,可見人們對本地社會以外的游離人物有較高的警戒和敵意。此外,替人家寫狀子的人,地方上的監生、生員,或是被黜革的生員,或是進學不成的童生,也是常見的受害者。另外,還有一些略解文墨的瘋子。」(《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北京大學出版社,第374-375頁)

如此,也就不難理解《增廣賢文》裡,為何要一再教導兒童「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了。在《增廣賢文》的編纂者眼中,《太公家教》裡的堂堂正正是好東西,但也是容易帶來危險的東西。所有的道德滑坡都是政治滑坡的結果。 「時代土壤」的變化給清代民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窒息感。這種窒息感,會很自然地催生出明哲保身(近來學得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與功利優先(結交須勝己,似我不如無)的認知,也會很自然地催生出得過且過的享樂主義(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

換句話說,《增廣賢文》裡的油膩,是清代社會之油膩的折射;《增廣賢文》裡的喪,也是清代社會之喪的具化。從《太公家教》到《增廣賢文》,真正發生墜落的,並不是普通民眾的所謂「國民性」。

 

來源   史料搬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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