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擺的譚喬,戛然而止的《譚談交通》

「絕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的,放在一個體系,要解決『我是誰』(的問題)。他確實要分裂一些,電視台和交警隊,這邊是半個主持人,那邊是半個警察。這是做這個節目的代價。」

譚喬不開心

譚喬得抑鬱症了。在外出行的他回到酒店,已接近晚上十點。再過兩個小時,就是四月一日了。他想起十八年前的這一天,也是在一座酒店高樓,身患抑鬱的張國榮從24層一躍而下。

《譚談交通》停播三年以來,他感覺人生就像一口黑洞,一直往下墜。近半年裡,他把過去的節目一條條發在B站賬號上,每隔一陣就能上一次微博熱搜。支持喜愛的聲音很多,但也不乏批評,有人覺得他在炒作,鬧得熱火朝天,「膨脹了」,甚至詛咒他的妻子和孩子。

那一張張指責的面目,此刻都在譚喬的腦海中浮現出來。夜風徐徐, 江水在平靜地流淌,他從二十三層的陽台往外眺望,似乎聽到一個聲音對他呼喊,「下來吧」。似乎只要縱身一跳,就能擺脫眼前的黑暗,融入到那一彎江水中。

陽台的窗帘被拉上了,擋住了妻子的視線。隔一段時間,她就來看一下譚喬,「風大了,進來吧」,孩子已經在床上睡著了。

譚喬想到還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守著他,掙扎著從壓抑的情緒中走出來,對妻子說,「我想說話,我很難受。」妻子遞給了他手機,他坐在藤椅上,開始錄製視頻,「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好朋友譚sir」。

「這一條視頻發出的時間是2021年4月1日的凌晨,不少朋友都已經睡覺了,不過我相信,還是會有一些朋友和我一樣,此時此刻正在緬懷張國榮。」在自己的手機鏡頭裡,他穿著一件深色緊身T恤,眉頭緊皺。

但在別人的鏡頭裡,譚喬是另一種狀態。視頻播到一分鐘,插入了過去一段《譚談交通》緬懷張國榮的節目。那時,他穿著一身警服,眼神發亮,對工作充滿熱情。他攔下一位開車抽煙的司機后,熟練地說起一些貫口,「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我見你也是一表人才,骨骼驚奇……」,把一項普通的交通違法行為演繹成了引人發笑的橋段。

多年過去,節目里的「譚警官」已經消失了。這個夜晚,譚喬第一次向觀眾袒露,自己患上了抑鬱症,「喜劇的內核是悲劇,小丑竟是我自己。」

譚喬在B站上傳了兩百多條稿件,大多是《譚談交通》的片段搬運。這條自己用手機拍的視頻,是極少數直接袒露心聲的內容。但觀眾們似乎不太關心他的病情,視頻的播放量在所有稿件里排名倒數。有彈幕說,「是愚人節的玩笑吧!」只有熟知他的朋友才會擔心,「怕他頭腦一熱,凌風一躍下去。」

2005年3月,《譚談交通》作為一檔交通普法類節目在成都電視台開播,抓拍道路違法行為,主持人是成都交管局的一名普通交警,譚喬。節目里,他詼諧、正義,人性化執法,樹立了一個獨特的「譚警官」形象,在成都家喻戶曉。一名普通的成都市民說,「當時網路還沒那麼發達,基本上每家每戶都知道,李伯清(著名巴蜀笑星)的節目一完,就是他的節目。」

節目連續播出13年,帶給譚喬名望,卻也讓他煩惱。「我這一輩子就是『譚警官』,沒有其他任何標籤。因為這個事情,我被限定在一個軀殼裡了,說話必須符合『譚警官』的人設。」

曾有一次,譚喬在網上直播時,有人在直播間刷禮物,譚喬說,「你們不要刷了,我不為這個,這些禮物會全部捐到慈善機構。」

立馬有人評論,假球得很,是不是嫌我們給少了?

譚喬火氣「噌」一下就上來了。他點出說話人的網名,用四川話爆了一句粗口。當時,他也沒太在意,播完之後,躺在床上就睡了。然而,這句話被人截取出來,傳播到微信里。半夜兩三點,譚喬的微信就已經炸鍋了。等到凌晨6點,他被「叮叮咚咚」的提示音吵醒,打開手機一看,幾百條未讀消息,「你完了,被人錄屏了。」

「糟糕,失態了。」他這才意識到自己罵了人。走在馬路上,他等不及到單位,臨時找了一塊僻靜角落,把手機架在窗台上:「大家好,我是譚喬,我鄭重地向每一位粉絲說,對不起,我不應該做出這麼幼稚的行為!」

這讓譚喬感到壓力很大,「『譚警官』不能有任何瑕疵,甚至說一句粗口都不應該,這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給『譚警官』的定位。但我是一個血性男兒啊,也有七情六慾。我越來越感覺自己是在扮演一個角色,而且是一個終身角色。它就像一副枷鎖,把我囚禁起來。」

日復一日錄製,譚喬對節目漸漸失去了最初的熱情。一天又一天,眼睛一睜開,指著干一個事,讓他覺得沒有盡頭。「這個節目廣大市民都很喜歡,對我個人來說,又有什麼呢?最不起眼的一個『明星』而已」。

譚喬回家過十字路口。

譚喬想掙脫這種困境,尋找人生不同的可能。

離開的想法一出,父母匆匆趕來,一家人圍著勸,不能丟掉這個鐵飯碗,這麼幾十年,走了九十九步,馬上要拿退休金了,最後一步不走,太可惜,說著就要吵起來,鬧得不愉快;單位里,師傅忠告,這一輩子不要有太多奢望,就把《譚談交通》做到退休,做到死,還把他父母請到單位上來,做了很多思想工作。

節目組的編導也說,在人們的意識里,交警似乎只知道罰款,而「譚警官」是一個富有親和力的形象,深受市民喜愛,《譚談交通》被很多高等院校作為教材研究。 「再堅持幾年,短視頻平台一旦火起來了,你會有千萬粉絲,這是一個很大的IP。」

很少有人顧及譚喬自己的感受。譚喬妻子回憶,那段時間,他愛上喝酒,一點就炸,回家也不怎麼說話,吃完飯馬上就睡覺,整個家裡的氣氛都是壓抑的。「感覺整個人都變了,真是有點抑鬱了。」

因為一些原因,《譚談交通》在2018年停播了。譚喬隨後轉做內勤工作,列印文件,寫會議記錄。

空閑時候,譚喬會把過去一些經典的節目片段發在B站上,讓年輕人看到當年的社會環境和交通環境,「他們抽一包煙50塊錢,可能是他們父輩一個星期的生活費。」意外的是,2020年底,「二仙橋大爺」被用作B站鬼畜區素材,十幾條二創作品登上站內熱門,被年輕人熟知。

最近,一期「現實版《活著》」再次引發討論。節目里的大爺當年父母雙亡,兄長早逝,妻子難產,弟弟智障,生活依然「往前看」,像極了余華筆下的「福貴」。這一段六分半鐘的視頻再一次登上了微博熱搜,媒體報道無數。

《譚談交通》再一次火了,可是譚喬開心不起來。最近兩個月,他家裡的老人一個個病倒了——母親因為高血壓住院,丈母娘查出了結腸病變,老丈人因糖尿病長期服藥。妻子是獨生子女,他們各自照顧兩邊的老人,每天奔忙在醫院、單位和家之間,剩下一個年逾八十的老父,照顧他一歲零八個月的女兒。

太多麻煩找上門來,譚喬情緒低落到了極致。三個月前,他檢查出中度抑鬱,每天服藥,隔一段時間去醫院接受測試治療,醫生建議他多出去走一走,放開眼界。為了緩解焦慮,譚喬堅持看書,在B站上和年輕人互動,偶爾帶老婆、孩子去外地放鬆心情。

如今,距離「現實版《活著》」播出十年了,生活的不幸變換著方式降臨在譚喬身上,周邊不理解的聲音也越來越多。他決定要想辦法找到福貴大爺,這變成了他的一種「自我救贖」。

幾經周折,譚喬找到了大爺。再次見面,大爺已經再婚,女兒五歲了,生活有了好轉。譚喬覺得也不應該放棄自己,要慢慢地看透一些問題,走出這一段人生的陰霾。

這次尋找意外地引來媒體關注,太多記者找譚喬做採訪,一天下來,他的電話幾乎沒有停過。在這些採訪中,譚喬表達了一名交警的責任和使命。但實際情況是,他的抑鬱症加重了,時常糾結活著的意義是什麼,「現在我連聊天都累啊,都不知道該怎麼來聊,太無力了。」

川A5211V

川A5211V是一輛白色的捷達,每天出沒在成都街頭。這輛車開不了警燈,卻追過電動車、三輪車、麵包車,也攔過蘭博基尼、法拉利。這輛車走過繞裹著城市的環形高速,開過塵土飛揚的土路,也誤入過正在施工的斷頭路。隨著城市和道路發展,它從成都市中心城區,慢慢挪到三環外,甚至最遠到了幾十公裡外的周邊縣區。

每天早上9點左右,譚喬發動引擎,賓士在路上,風從兩面的車窗灌進來,感覺自己就是黑貓警長,「眼睛瞪得像銅鈴」,時刻捕捉適合拍攝的對象。

城市是個多面體,各面都有不同的性格。成都的東面多是一些生產工廠,早期有做冰箱的、鋼管的,後來又聚集了許多物流公司,能遇到不少不守規矩的大貨車;西邊多是外地老闆開的小型鞋廠,電子眼又少,鞋子塞滿小型車,經常闖紅燈,攔下一問,老闆講究和氣生財,傾吐出的都是百態人情;「南門新貴」,已經非常發達了,很少出現違法行為,爆點在於多豪車;北面則是出了名的窮,電瓶車全在這一塊,要麼逆行,要麼違法載人。

《譚談交通》名場面。

行走在一片包容而休閑的土地,路面從不缺乏故事。這裡的人們來自天南地北,愛「擺龍門陣」,不怵鏡頭,還接得住梗。只不過,「走出去了,你根本不知道會遇到什麼。」指引方向的是一本萬年曆,別人看的是「宜」,譚喬關注的是「忌」,哪個方向不利出行,就去哪個方向。

窗戶放下來的那一刻,整個戲就開始了,所有表現都將成為節目的元素。在譚喬看來,沒有絕對無趣的人,重要的是迅速捕捉對方的外貌、年齡、口音、身份,找到話題,「把沒戲的做有戲。」遇到長得胖的,「我見你這個面相佛系啊 」;男性外貌顯老的,甭管多大年紀,喊聲「『大爺』,生活壓力挺大」;還要判斷職業,如果是一名帶著刀具的廚師,「我看你這身型,帶著一把菜刀走天涯,比李雲龍還厲害!」

做節目時,譚喬喜歡意外和衝突,「跟戲劇是一個道理,要有高低起伏」。老婆臨產的,老爸住院的,媽被蛇咬了的,被鴨子踢著的,諸如此類的謊言不少,「就是一本正經開玩笑,裡面有真的,也有杜撰的。」他稍微一調侃,節目效果就出來了。

換做十六年前,那個還在路口執勤的譚喬,是完全不會這些的。

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稱《道法》)剛開始實施,交管局為了加大宣傳,排演了一個無證駕駛的故事。一個偶然機會,譚喬去看排練。演女方的是一名年輕交警,男方長期在一線執勤,看起來都四五十歲了,怎麼演都不像,在現場叫苦不迭,「哎呀,搞不來這個。」

譚喬在一旁插了句嘴,「 這麼簡單,還需要演嗎?」

「那太好了,你來你來,我趕緊走。」對方說。

「來就來嘛。」那時,譚喬三十歲出頭,模樣清秀,隊里確實找不到其他合適的人了,就讓譚喬接下了這個角色。原劇本平平無奇,譚喬立馬鎖定人物特點,設計了一些新情節。內部領導一看,這個是誰,有點意思。表演完了,領導就要來握手,留下了印象。

演完了,譚喬還是做自己的工作,每天站路口。

那時,電視台也想做一檔與《道法》有關的節目,跟交管局一聯繫,找了好些人都不滿意。眼看這事就黃了,宣傳部門坐到一起,集思廣益,互相再推薦一下。宣傳處一名警察,和譚喬是同一年入隊的,一下想到了那個小品,「要不讓譚喬去試一下,看行不行?」

在這之前,編導高雲面過四五個人了。印象深的有兩個,一個長著一張「國」字臉,高大英俊,正氣凜然;另一個稱得上是「活《道法》」,熟悉每項違法條目。

「譚喬是一個帽子帥哥。他臉比較瘦,穿上警服,戴上警帽,確實適合出鏡。」高雲說。而他更為看重的,是譚喬的性格,「不是很端的警察,比較邪,還有點痞氣」,這恰好是節目需要的。

年輕時期的譚喬。

人選敲定了,鏡頭感是最大的問題。攝像機開始錄製,一顆紅燈亮起,譚喬立馬緊張起來,「眼神很差,空洞、遊離,怕面對鏡頭。」但攝像把紅燈一關,沒了提示,有許多好片段沒錄上,譚喬只好試著去適應燈光。

每天拍攝完,他回到電視台,借了一部相機,架在三腳架上,對著鏡頭練習。一開始,他從最簡單的繞口令開始,「八百標兵奔北坡……」還撿起了小學課本背唐詩,又不想別人看到,覺得尬,就找了一個沒人的小花園。一兩個月過去,膽量變大了,再漸漸往人多的地方鑽,哪怕在鏡頭前犯錯,也能接受了。

在路面兜轉久了,一些不錯的想法就會流淌出來。譚喬不僅會調侃,還很接地氣。詩詞歌賦、歷史地理,時尚流行,都是可利用的元素。「 跟說相聲的三翻四抖一樣,不能直奔主題。」許多案例疊起來,都可以寫一本相關的書了。

遇上逃跑是最頭疼的。有的司機為了躲譚喬,在成都最繁華的天府大道逆行,后又拐進一條窄道,「嘭」一下撞行道樹上,水箱也漏了;有的司機車也不要了,打開車門就跑,譚喬在後面追趕,一次栽了跟頭,摔破了鼻樑骨;更多能逃走的,還是一些高端車,油門一踩,一眨眼,連汽車的尾燈都瞅不著。

老瓶裝新酒,節目慢慢有了套路——結合熱點和流行。譚喬會提前構想一個梗,比如國足輸了,要逮著一個等紅燈出線的,「我們就得像中國足球學習,打死不出線」;歌曲《套馬軒》紅了,就要找個帶金項鏈的男人,套上旋律,即興改一段歌詞,「戴項鏈的漢子,見紅燈不停……」

不過,這樣活潑生趣的風格,確定下來並不容易。交警執法有具體「三部曲」——上前敬禮,稱呼同志;指出違法,開具罰單;謝謝配合。「就說那麼多,連字數都有規定的。」

但譚喬想更有人情味一點。他還記得20歲出頭時,自己還是個毛頭小子,背著一個書包,急著在路口拐彎,也沒見紅燈,險些和一輛公交車發生了碰擦。路口的交警衝來,抓住他的包,大聲說,「是幹什麼的?」「那種不怒而威的神態,讓我喘不過氣來。」

自己做了交警后,他總把「三部曲」發散開,和別人聊兩句,了解違法背後的根源。「其實(交通)不是打擊違法罪犯,不應該搞得這麼對立。」

這種風格延續到《譚談交通》中,有人不喜歡,認為警察就是高大帥氣,正襟危坐的,怎麼能夠是嘻嘻哈哈的樣子?幸運的是,節目在民間口碑不錯,一直拍了下來。

2006年五一節,中央電視台搞了一個《高峰體驗》活動,要在全國選7個城市,做實況直播交通。其中一個就在成都,由譚喬主持,一共播出了八期《譚談交通》。

此後,直到汶川大地震前一個月,交管局給譚喬配了公務車川A5211V,電視台也加配了一名攝像,一個兩人的節目組,變成了三人。

節目名氣也隨之變大,出現在計程車司機的廣播里,甚至每周一到周五,很多人給電視台打電話、寫信,要求節目天天都得有,譚喬為此把周末也賠上了。

譚喬走在街上,有市民跟他打招呼、握手了。再抓到違法者,有人居然能夠叫出「譚警官」。川A5211V再出現在成都街頭,就有人高喊,「譚警官來了!」

「那一刻,我真的有一點小興奮,覺得自己沒有白乾!」

一頓餃子,一杯墨水

成為一名交警之前,譚喬擺過攤,早上到批發市場,綁一摞草紙到自行車上,推到街邊買賣;在印刷廠碼過字釘,印的全是盜版武俠小說;在通訊器材一條街,搗騰傳呼機、裝電話、收優惠券;又在工地,搭個架子,為牆頂刷塗料;甚至在路邊,幫過老頭搭了一個炒菜棚,洗菜切菜,收錢算賬。

「今天做這個,明天做那個。」父母就說,不能一輩子當臨時工。恰好18歲那年年底,遇到部隊招兵,就去當了兵。

做為一名城市裡出來的孩子,譚喬每天背幾匹七孔磚,二十多分鐘跑完五公里,累得半死。為了能多休息打個盹兒,他主動申請去餵豬。領導說,城市兵還要餵豬,你會不會?譚喬說會,其實從來沒有餵過,也覺得新鮮,私下請教農村來的,怎麼割豬草,怎麼喂。不過還是粗心大意,幾頭小豬順著下水道,全掉糞坑裡淹死了。

事後回想,譚喬那一套和人打交道的方法,刻在骨子裡的市井氣息,和這些經歷都分不開。「譚喬就是一個典型的成都市民性格,他出生在市民階層,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幽默表達能力,我想這是《譚談交通》成名的原因。」編導高雲評價說。

夜晚的成都交通。

在部隊里,譚喬日子過得簡單,朋友也單純,還認識了後來的演員王迅。退伍后,譚喬進了工廠,搞通訊基建,長期在外出差,父母又覺得太不穩定,給他寫了封信,這邊考警察,回來試一下吧。

那是1995年的夏天,成都暑熱最重的時候。譚喬記得,面試是在一個大禮堂里,烏壓壓的腦殼,好幾千號人,拿著報名表排隊。輪到譚喬,「你為什麼要來當警察?」他給考官唱了一首歌,「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警察叔叔……」大概意思是嚮往能為百姓做點事。面試、體檢、文化、體測、政審,五輪發榜下來,都留著譚喬的名字。

正式上崗執勤,已經是那年冬天了。但譚喬沒有開一個好頭,似乎從這件事開始,就諸事不順。

到警隊幾個月後,要發警官證了。「那是我第一次領到證件,就是對身份的一種確認了,實際上是很自豪的。」趕上那天要放假了,四五個朋友來找譚喬,約在單位街對面吃餃子。等餐的時候,這一幫兄弟說,把你警官證拿出來,我們見識見識。譚喬也覺得洋氣,拿出來展示。

譚喬回憶,當時一個服務員端餃子上來,套著近乎,你們是警察啊。譚喬一筷子,夾上來一個水餃,就看到一隻死蒼蠅。服務員看看,這個沒什麼,拿手把蒼蠅捏走了。譚喬說,「不吃了,我們換一家。」轉身就要走。到餐館門口的時候,服務員在裡面吼,警察吃東西不給錢!那條街上多是賣吃食的店鋪,老百姓都來看熱鬧,把人圍住起鬨,不能走!不能走!

此後,事情被講述成另一個版本——譚喬拿警官證出去吃飯,要求別人不收錢,給領導也留下了這麼一個印象。最開始,譚喬也會解釋,但後來會發現,「不管你說的是什麼,都不重要,人們會相信他們想相信的那個樣子。」

「就像一滴墨水,滴到水裡,從這一個點開始擴散,到最後,就一定是一杯墨水,沒有任何好的,沒什麼能給你洗掉。」

但譚喬還是認真工作,「交給我辦的工作,一定把它完成。」一次路口執勤,天府廣場一個路口堵上了,按照正常規定,譚喬應該在路口疏導,慢慢放行。但他查看了原因,發現是工商管理局在附近搞3·15活動,烏泱泱的車子,都停在了路邊。他立馬去找負責人,要求把車子移開。

這時,查崗的人來看,路口沒有人,記了一筆,譚喬脫離崗位。譚喬太不爽了,立馬懟回去,「我什麼樣的人我還不清楚嘛!你覺得我會偷懶嘛,交給我的事我哪一次沒幹好?」

工作了大半年後,譚喬發現一些同事擅長把周邊人的關係搞得很融洽。下班時間,要學會找管事兒的,把手握起來,「今天有沒有空,一起喝酒!」一次不空,就兩次、三次,走得越來越近,慢慢從工作關係變成朋友關係。

而譚喬那一套與市井打交道的方法,在這裡失靈了。他不會人情世故,見到同事,點個頭,打聲招呼就完了,多說幾句,也僅限於工作,下班之後沒有交集。

執勤的時候,有人因違反交通規則被攔下,提到上級的面子,說是某某的朋友,譚喬從來不認這些,「你去找他,別跟我說,我該咋弄咋弄。」

在警隊,譚喬沒什麼關係鐵的朋友。他曾經想,既然在同一個環境中,是不是要把關係處得好一些?有時候,一個崗組的同事在一起,譚喬一個人坐著,覺得不太好,「要不要做點什麼,顯得大方一點?」他給大夥發發煙,想融入進去,但發現談不到一塊兒,「有點像我不帶你玩那種感覺」。偶有兩個談得攏的,一個是因為愛打同一款遊戲,另一個迷戀佛學,看破一切。

領導知道了,評價說,你們這是「病友」關係,就差穿一個病號服了。

譚喬聽了心裡難受,有時候真的懷疑,這麼多同事里,唯獨自己是這個樣子,會不會自己真有問題?到底是自己錯了,還是別人錯了?

後來,譚喬看到一本書上寫,第一個站起來摘果子的猿猴,會被認為是異類。他想,或許自己就是那一隻特殊的猿猴,大家都沒有錯,只是認知不一樣而已,都是為了尋求內心的一種安寧,才去做選擇。

更多時候,譚喬選擇了單兵作戰。有很長一段時間,他攬了一個獨自就能完成的活——一個人騎著摩托車,找人少的路口,收繳非法三輪車,拉滿一車子,再送到廢品回收公司集中銷毀。「事情做完了,誰也別管我。」

在基層歷練的那十年,譚喬長期受頭痛的困擾。從春熙路往外延,到天府廣場、紅照壁、跳傘塔,再到高升橋,所在分局管理的區域基本走完了。下班回家,他只覺得累,躺在沙發上,四肢一挺。媽經常說,年紀輕輕的,怎麼整個人是蔫蔫的?

也是在那個階段,他開始意識到,這十年好像什麼都沒幹,「人家說這個是鐵飯碗,但從認知能力上,沒有一個質的飛躍,我就有點恐慌了,難道一輩子就這樣過了嗎?」

直到電視台的試鏡電話打來,譚喬的路徑改變了。

半個警察,半個主持人

這是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騎著電瓶車,後面搭了兩個輪子,拉了一塊長長的材料,走在快車道里。譚喬趕了上去,一看造型,老頭穿一件黑棉襖,頭上緊貼一頂毛線帽,倒「八」字短眉,留了兩道鬍鬚,看著老實巴交的,「乖巧得像個企鵝」。譚喬第一反應是,這人沒戲。

「停停停。」譚喬打算提醒對方,走到非機動車道就算了,無意間又問了一句,「你該走哪個道?」老頭當即回答,「走成華大道。」譚喬和編導眼神一對,有戲了!迅速把車停下,重新提問。老頭還在慣性思維里——去二仙橋要走成華大道,表面對答如流,無意識流露出了一種質樸的幽默。

「師傅,你該走哪?」

「到二仙橋。」

「不是,你該走哪根道?」

「走成華大道。」

「師傅,我們不要亂了,捋一下。我是問你該走哪?」

「到二仙橋。」

「不是,你走哪根道?」

「走成華大道。」

節目出來后,成了《譚談交通》在網路流傳最廣的一期,彈幕打了滿屏,甚至有網友評論,「馬什麼梅;喜劇的外衣,心酸的內核;有《瘋狂的石頭》那味了。」

跟拍的那一台攝像機成了一個萬花筒,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都鑽了進來。譚喬還遇到過,炎炎夏日,四個男人窩在汽車後備箱打麻將。一名賣氣球的小哥,骨瘦如柴,說到「老婆到別人家裡去了(跟別人跑了)」,對待生活依然樂觀。還有一些奇葩車,有的輪胎就剩下一個車軲轆,開在路上「叮叮咣咣」,一路火花四濺;有的沒了方向盤,拿著扳手開,左右控制方向;還有的車座、車燈、窗戶都沒了,就剩一個車架子和方向盤。

節目讓譚喬感受到了人生百態。「如果遇到了一個特別好玩的人,暢聊了兩三分鐘,在那一刻,我才是真實的我,完全忘記了所有的憂愁煩惱。愉悅感是爆棚的,太爽了!」

一天的拍攝結束了,往回走的路上,譚喬把各種歌詞串在一起,在車上胡亂地唱。整個車子向前狂奔,兩邊的樹木在車窗里倒退,「一下有天地自然寬的那種感覺。」

同樣是在街頭,這種自由是他過去感受不到的。「 從《譚談交通》開始,我好像又活過來了,被點燃了。我的整個人生,我的外形、容貌、對外散發的氣場,都不一樣了,感覺隨時都有新鮮的雞血打進來,特別帶勁。」就連嚴重的頭痛症,都神奇般地消失了。

原來,他不敢看攝像機的紅燈,現在卻離不,「紅燈一亮,『咔』,狀態一下就來了。」

《譚談交通》第二任編導鄭爽是在2009年6月份接手節目的。加入后,《譚談交通》的風格明顯有了變化。一開始加了肢體語言,然後是一些貫口,還運用了傳統的曲藝,逐漸試探出一種人們能接受的風格。

「這是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他(譚喬)沒有底,我心裡也沒有底,只能每次放開一點,一步一步,最後試出來這種比較詼諧,甚至大膽的風格,刷新人們對警察固化的認知。」鄭爽說。

節目盡量用梗,基本上保證了一個月有一個爆款出來。其中一檔《高端訪談》,譚喬和被採訪者都被邀請到北京,上了李詠的節目,《成都商報》整版報道,他在北京地鐵上也聽到很多人談論。

生意沒做起來的呂老闆,在路面談全球氣候變暖問題。

節目名氣越來越大,譚喬的境遇也發生了改變。高光時刻是在一次年會上,上級突然招呼,譚喬,過來過來,怎麼坐那麼遠?他們拉著譚喬一起喝酒,不錯不錯,這個節目你要好好做。

譚喬環顧了一下四周,「那個時候我真的是覺得,哎呀,終於揚眉吐氣了。」

有一段時間,譚喬在微博的粉絲,甚至超過了王迅。兩人一起逛超市,他反而是被認出的那個。去周邊縣區錄節目,消防隊的都來邀請,拉著晚上喝酒,過了凌晨十二點,席面不散,上街頭繼續吃燒烤;去部隊上交通安全課,領導說,「熱烈歡迎譚喬」,下面掌聲雷動,「呱唧呱唧」,要響好長一陣;十五六個留學生甚至專門來到成都,請譚喬吃飯,一個在日本留學的孩子對譚喬說,他對國內風土人情的認知,都來自《譚談交通》,經常半夜三更,叫上其他省市的留學生圍坐在一起看,在寢室里笑得人仰馬翻。

做節目十三年,譚喬大部分工作時間在路面。「就像是發出的信號一樣,已經飛出太陽系了。」獲取單位信息的渠道是師傅,周末見面,師傅會講一講人事調動。「哪個人來,哪個人走,什麼時候來的,我完全不知道,甚至有的人都要走了,才知道他來了。」

回到電視台,譚喬的身份也是模糊的。

他參加過本地電視台好幾回春節晚會,請來外面的演員,一起搭檔演小品。演出完了,電視台一個一個發報酬,唯獨譚喬沒有。問其原因,對方說,譚警官是這兒的主播啊。

譚喬又問,「主播領報酬,我有嗎?」對方又說,譚警官要去交警隊領嘛。

每個月有主播過生日,電視台會出一個畫冊,像展示板一樣,陳列出來。譚喬一看,「怎麼沒有我?」在食堂碰到上面的主管,譚喬不經意提起,「我過生日,咋的不公布一下?」

主管也知道譚喬心裡不痛快,「給你弄個蛋糕吧。」下午,果真把譚喬叫到辦公室,幾十個人圍在一起,點蠟燭,唱生日歌。從懂事以來,這是譚喬第一次過生日,吃專門為他定的蛋糕,雖然感激,但心裡的味道還是不對,「我只是想有一種被認同的感覺。」

節目前編導高雲能理解這一點。「絕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的,放在一個體系,要解決『我是誰』(的問題)。他確實要分裂一些,電視台和交警局,這邊是半個主持人,那邊是半個警察。這是做這個節目的代價。」

連續兩年,譚喬被評為電視台「金牌主持人」,第三年,電視台新領導上任,規定外面人員不再參加評選。譚喬認為針對的就是他,「放眼看這麼多年,外單位參加節目的,只有我一個人評選過。」

那年年會,頻道恰好又挑選了譚喬,給市電視台彙報,定的標題是,幸福是什麼?用一句話表達頻道的思想。譚喬心裡憋著一股氣,上了台,指著新任領導說,「很多人都問幸福是什麼?在我看來,幸福就是只要付出了,就應該得到回報!」

這之後,電視台再也沒讓譚喬去過年會了。

聚光燈下

從一個擺地攤的底層,到擁有名利,出入上流社會,鄭爽覺得譚喬身上帶著個「中國夢」。

成名之後,譚喬把一輛酷派跑車開到電視台,有人說,你開這個東西,跌份兒,叫窮人開的跑車。譚喬聽了,突然覺得它不香了,沒開多久,把車賣了。

擁有名利對於譚喬來說確實變得容易了。在這期間,譚喬報名加入了四川大學進修班,接觸到許多企業高管,會邀請他參加晚宴,或者剪個彩。鄭爽看到現場照片——豪車、紅毯,談的是幾千萬的生意。譚喬戴著墨鏡,「有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感覺。」

再次出鏡,譚喬衣服穿的是阿瑪尼,紮上愛馬仕的皮帶,戴的手錶也值幾千塊。節目一播出,就有人注意到了,甚至從為數不多的遠景鏡頭中,盯到鞋子的標誌:譚警官穿Ferragamo!「我當時都不知道這個鞋的牌子。」鄭爽說,「對於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不是什麼負擔不起的事,也不是什麼黑色收入,但關鍵人家會說。」

和現實不同,電視展現的是一個二維譚喬,「在人們眼中,他樹立了一個英雄形象,詼諧、正義,被賦予的東西太多了。」但和譚喬接觸久了,鄭爽會發現譚喬的另一面,有很多慾望、脾氣、弱點,而且毫不掩飾,「餓了就想吃,累了就想睡,真實得像個草履蟲,完全靠本能生活。」

也是在這個時期,節目前編導高雲和譚喬的關係,漸漸變遠了。「曾經我們有交集,在一起互相影響,但終歸我跟譚喬是兩類人,在往兩個方向走。」高雲說,譚喬有了一定名氣以後,更喜歡跟稱讚他的圈子在一起,「活在酒色財氣里」——開豪車,穿名牌,彰顯優越的經濟能力,有了這些,才感覺到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下班回家時,譚喬在地鐵里。

譚喬也能感知到自己變了。有時候,他看著鏡頭裡的自己,能發現眼神不一樣了,不再是青蔥歲月時,那種澀澀的、清澈的感覺。「不管是好是壞,反正就這麼一路變過來了。」

但與此同時,無數的眼睛也盯過來,變成一盞盞聚光燈,讓他的生活細節曝光,衣食住行都被放大。

一年除夕夜,整條街上沒什麼人,譚喬把車停在路邊,下車買個涼拌菜,不過幾分鐘,就有人拍到圖片:譚警官亂停車;乘公共交通,譚喬更是不敢坐的,但凡有老年人站著,就容易留下話柄:譚警官不讓座;買了一套商品房,因為在成都南面,價格普遍較高,有人就說,譚警官住豪宅。

一旦涉及商業,大眾變得更加敏感。一個典型例子是,一個牙醫朋友幫譚喬矯正牙齒,後來,朋友邀他參加一個分享會,譚喬覺得,一來體驗不錯,二來朋友之間幫個忙,也沒什麼,就同意了。後來,活動現場掛了譚喬的照片,儘管是在商場一個隱避的角落,還是有人發現並解讀,搞商業活動去了,不知道掙了多少錢?

這增加了譚喬的心理負擔。「我背後永遠是有一個集體的,代表一個單位的整體形象,但是所有人都不會把譚喬割裂開來看,覺得 譚喬不是生活中的一個人,他無時無刻不是『譚警官』。」

有時候,譚喬捅了簍子,投訴到電視台,鄭爽像個危機公關,一條條去解釋。不過,很少有人知道,《譚談交通》背後有編導的存在。遇到採訪,鄭爽往往會推掉,讓聚光燈打在譚喬一個人身上就可以了。「他(譚喬)承載的那種壓力,我不見得能承受。」

兩人能一直合作,也是因為如此。鄭爽對名利沒有什麼要求。為人處事方面,也比譚喬情商更高。他還記得拍節目第一天,在單位食堂,就給譚喬打飯,拿盤子裝了菜,送到面前,「譚警官請吃。」譚喬說,你那麼客氣?鄭爽說,「對。」等譚喬把飯吃完,他又把盤子收回去,「我們先禮後兵,我先尊重你,希望你以後尊重我。」

但在別人看來,譚喬有時太過隨性了,不懂收斂。一名熟悉譚喬的朋友說,「一個普通交警,也許做到兩分謙遜就可以了,譚喬恰恰需要做到五分,可他連一分都做不到。」

為了減少市民投訴,鄭爽和譚喬約法三章,出鏡不再穿名牌,改戴一塊兒童卡通手錶,穿一雙老布鞋。

譚喬參加線下活動。

不過,節目到這個階段,市民的交通意識和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難再抓到什麼奇葩現象。

在這片四方而窄小的車蓋下,工作了十三年,譚喬像是被囚禁住,壓力越來越大。每天一睜眼,就感覺欠電視台一檔節目,「今天抓誰?今天還行不行?能不能抓到?那種心裡沒有著落的感覺,太難受了。」 什麼都沒拍到的時候,壓抑得想死。

鄭爽每天都得給他樹大旗,「像小孩子一樣,必須要哄」:這類節目,你做的時間最長,也是最好的,扭轉了很多人對交警的刻板看法,不管從哪一個道理來講,你都應該堅持,我就陪你熬唄,有什麼了不起的!

在車上聊著,他們經常會臆想一些東西出來。鄭爽對譚喬說,最好是把節目做到七老八十,拄著拐杖,錄著節目,突然吐一口鮮血,躺在地上,微微地睜開雙眼,對著鏡頭說,今天的《譚談交通》就到這裡,明天不見了。「堅持一生的事業,這是最美好的一件事。」

「所有人都認為這個東西會一直做下去。鄭爽說這個話,其實還是帶著點認真的,這是他覺得理想化的狀態。」譚喬說。

但連續幾期下來,節目拍得平淡無奇,甚至有時候,對方一言不發,一動不動,只是盯著看,整個節目就譚喬一個人在說話。打完收工,黯然失落,「整個人的狀態到冰點了。」

譚喬去找電視台領導,「這個事情算了吧,有點干不動了。」領導對他說,你好好看看,欄目這幾十號人,都指著你吃飯呢!你有沒有一點責任感?

「我真有這麼重要嗎?」像打了一劑嗎啡,譚喬一下來了精神,繼續往下干。沒過兩天,藥效一過,他會突然有一個感覺,「全世界都在騙我,他們該不會是裝的吧?」

反反覆復,被這種搖擺的心緒折磨,譚喬對自己越來越不認同,甚至妄自菲薄起來,「自己可能真的不算什麼」,以至於很多人請他撐場子,他都感到膽怯,第一想法是,「怎麼推脫呢?」

責任與慾望

實際上,譚喬並不是唯一獲得公眾知名度的交警。北京一名交警,在路上指揮交通,有節奏地移動步伐,動作像跳「恰恰舞」,在網路走紅;深圳熊警官,主持了一檔《交警說法》,其中一期由深圳交警官方發布,因此出了名。

不過,前者只是曇花一現,後者也只出了幾條較火的節目。不像譚喬,持續了這麼長時間,隔三差五就有一個好玩的點出來。

2018年,湖南衛視視頻採訪譚喬,做成一檔《平民英雄》。當時,衛視的人對譚喬說,我們隨便打造一個IP,創造的利潤是以億估量的。你砸在四川,太可惜了。

在這之前,譚喬也遇到過一些機會。早在央視搞《高峰體驗》那年,中央電視台一個領導就和譚喬提議,願不願意調到北京去;幾年後,譚喬參加每年一度的交通年會,又一次收到北京電視台的邀請;再到後來,湖南、青海一些省級電視台也來問過,譚喬都一一拒絕了。

「我就想偏安一隅,哪兒都不想去。」譚喬享受成都的巴適,每次閑下來,可以給三五個朋友發消息,「好久沒有聚了,快點快點,我在等你,10分鐘給我回話。」或者幾個人找個農家樂,去郊外出遊,談論八杆子打不著的國際形勢,爭得面紅耳赤,「那種感覺,就這麼好玩」。

譚喬幫妻子取快遞。

實際上,電視台給譚喬做了很多商業計劃。2012年左右,就有很多廣告商找來,想要植入廣告,合同都擬好了,但最終還是泡湯了。「其實他也會感覺到,這個身份給他很多束縛。」鄭爽說。

到後面,鄭爽就想明白了,「他本身有一個問題就是,所有的光環都是警察上面的。如果沒有警察這個背景,他不是不可替代的。」

鄭爽告訴譚喬,他看到了另一個契機。短視頻平台日益火爆,有消息傳來,要在成都扶持一些頭部。他對譚喬說,「平台比個人努力更重要。你需要再堅持幾年,會有更多的粉絲關注你,在更大的平台上,去實現你的價值。這是一條小路,但是你沒有問題,可以過去的。」

但在那時,譚喬一直沒有搞清身份問題,「所有事情都是我自己的,想幹嘛就幹嘛」,他覺得自己壓根聽不進去勸,已經處於一個非常混亂的狀態了。

責任和慾望,像是被兩股力量拉扯,譚喬感到無法平衡。他經常在車裡跟鄭爽吵著,不想幹了。周邊有太多人鼓動譚喬去做生意,這些人住著千萬別墅,出入開的是豪車,周末還可以去澳大利亞、紐西蘭度個假。而譚喬仍開著川A5211V,一輛破舊的捷達車,不停換擋,踩離合器,一天下來,腳痛得下不了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管颳風下雨,天天就在成都的街頭打轉,置身在塵土中,到了夏天,為了節油,連空調都不敢開。

到後來,鄭爽覺得譚喬失控了,狀態真的出了問題,深更半夜突然給他打電話,說人在香港,被人綁架了;甚至有那麼一兩次,譚喬開車上坡到一個高架橋,猛然加速,他說,「我現在好想從這衝下去!不想活了!」

命運的一滾

我第一次見到譚喬,是在一個茶飲店裡。燈色灰黃,他穿著一件高領羊絨衫,外面套了一件黑色馬甲,褲子是普通的運動褲,腳上是不太相稱的皮鞋,款式老舊,外皮也磨損失去光澤。

他不太像一個接近五十歲的人,卻也不再意氣風發,身材微微發胖,肚腩凸起,兩頰零星長出芝麻顆粒一樣的黑斑。

二仙橋附近的立交橋。

再聊起《譚談交通》,譚喬說,節目幾乎是戛然而止的。他原本想作一期告別節目,說說這麼多年的感受,甚至哭一場都是可以的。但是,「我們在節目中say goodbye都沒有,就結束了。」

譚喬想和這個IP劃清界限,撕下「譚警官」的標籤。可現實並非如此,直播間里,譚喬和粉絲連麥,談一些生活話題,粉絲壓根不聽,說的依然是,我那兒又發生了一個交通事故……譚喬覺得無奈,「我現在的DNA裡邊都寫上了,這就是一個交通人。」

他還在尋求改變的可能性。去年十月一個周末,譚喬和演藝圈的一些朋友吃飯,有導演也在。談到最近的狀態,譚喬十分不如意,「如果有機會,我很想去拍一下戲,雖然說肯定很爛,但是我很願意去學。」譚喬說,一輩子就扮演了一個角色,他想通過演戲,去體驗不同的人生。

實際上,演戲也好,經商也好,都只是一個想法,譚喬不是鋪好了後路,才做了停下來的決定,「就是一股氣到那兒了,覺得不能老是困在原地,就那麼做了。」

再次回到單位大樓,座位是一名退休老工人留下來的。譚喬拿了鑰匙,打開辦公室的門,裡面灰塵僕僕,空調很久沒有清洗,積了厚厚一層污垢,四處堆滿了文件。譚喬自己掏錢洗空調,清掃乾淨后,負責處理一些內勤工作。

如今,節目停下來三年多,即便能再做,譚喬也回不到從前那種感覺了。也不是沒有好處,「至少我沒那麼揪心,不需要每天為節目想破頭,沒有必要了。」

不過,譚喬還需要處理一件和節目相關的事——回復市民來信。這兩年,要不了幾天,就有市民來信,包括人大代表、政協,很多機構都在問,《譚談交通》為什麼沒有了?甚至有人打市長熱線投訴。

譚喬在宣傳部門,正好負責這部分工作,有時候一天就有幾十條,「我都不知道怎麼回復。」他給不出答案,就這麼擱置著。

譚喬在成都街道。

譚喬一個朋友知道他心煩,提議去沙漠越野,放鬆一下。譚喬一聽,馬上就來勁了,「太好了,我正想找一個沒人的地方。」

十月初的騰格里沙漠,陽光閃耀,照著一望無際的沙子,金燦燦的,有些晃眼。旅途中,譚喬認識了一幫玩越野的朋友,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企業董事長,也有退休工人,一伙人因為同一個興趣,結伴而行。

十幾台車子,各自配了對講機,行駛在黃沙里,其中一輛先行,在前方帶路。開著開著,突然有車陷入黃沙,車胎打滑,這夥人都停了下來,想法子幫車脫困。到了中午,他們停下來補給,一位六十來歲的大爺繫上圍裙,拿出一套灶具,手上開始搗鼓,譚喬湊近一看,居然是在那兒搓湯圓。夜晚來臨,他們又把帳篷扎在一處,大大小小的,落在黃沙里,大家各自拿上吃的,一口一口地,互相敬酒。

在這片沙地里,手機沒有信號,外界的一切都被屏蔽了,譚喬被這種恬淡的氛圍感染。「一個臨時拼湊出來的集體,相互幫忙,卻能夠走得這麼遠。我第一次感覺到,人與人之間能那麼真摯,沒有功利。」

酒到濃時,突然有人提議,走,我們去刀峰上逛一圈!說著,譚喬和另一名夥伴立馬起身。

他們一步一步往上爬,踉踉蹌蹌,到了峰頂。帳篷處散發著零零星星的微光,譚喬一屁股坐下,背靠著營地的方向,除了茫茫的黃沙,什麼都沒有,畫面十分乾淨。那個夜晚出奇地靜,沒有風,天空也沒有一顆星星,漆黑一片,借著酒勁,譚喬往沙子上一趟,感到前途就像那片天空一樣黯淡。他思考著一個問題:我到底要的是什麼?

或許什麼都不重要了。只要明確一點,接下來的路,好還是不好,都由自己走,也是自己的選擇,由不得別人去評判。

躺了一會兒,醉意更濃了。溫度驟然降了下來,譚喬緊了緊身上的防寒服,感到昏昏欲睡。他閉上眼睛,打了幾個滾,「咕嚕咕嚕」從刀峰上滾下來,頭搖晃得厲害,有那麼一瞬間,他似乎感覺到,十三年,接近五千個日夜,《譚談交通》的命運隨著這麼一滾,其實就結束了。

滾到了峰底,帳篷就在邊上。譚喬沒有停留,走進帳篷,不一會兒就睡著了。

作者 | 古栗雨禾

編輯 | 柯西

攝影|鄒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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