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 革命實行家」的迷惘與痛苦

一個「 革命實行家」的迷惘與痛苦

文:言九林

東京是孫中山的福地,也是傷心地。

1905年8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科學補習所等團體,在東京宣布合組「 中國同盟會」,推舉孫中山為總理。孫氏自此成為一名具有全國影響力的革命領袖。多年後憶及此刻,孫氏仍感慨萬千:

「 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

至1914年7月,也是在東京,孫氏宣布成立「 中華革命黨」,卻遭到了舊日同志的強烈抵制,與會者不足流亡東京之革命黨人的半數,不但李烈鈞、程潛、譚人鳳等老同盟會員拒絕加入,連黃興這樣的老戰友,竟也選擇與他分道揚鑣。

在這段歷史進程裡,孫中山與老戰友們愈走愈遠;在後世關於這段歷史的敘述中,孫中山的個人形象與專制愈走愈近。其實,在這兩重變化之外,也還有一種「 革命實行家」(胡適語)的迷惘與痛苦,值得後人體察並引為經驗與教訓。

一個「 東京實行家」的迷惘與痛苦

孫中山

一、組織渙散之痛

同盟會曾被簡單粗暴地定性為「 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

「 資產階級」之說的不確切,已有許多研究,不必贅述。同盟會究竟能不能算作一個「 政黨」,則仍有廓清的必要。若能摒棄先入為主的成見,其實不難發現,同盟會不過是一個「 革命大拼盤」,只是諸多革命小團體的簡單聯合。雖然它有「 綱領」、有「 口號」、有「 總理」、有「 會員」,像極了一個標準的政黨,但其領導體制,從該會成立之日起,即已陷入癱瘓。

據該會章程,其領導體制,採行的是總理領導下的三權分立的權力架構。本部暫設東京,以總理是最高領導人,任期四年。總理之下,本部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執行部承擔行政職能,由總理直接領導;評議部承擔立法職能;司法部乃是執法機構。三部獨立行使職權,立法、執法分割,總理的權限受到高度製約。包括總理在內的主要領導機構,由選舉產生。

若同盟會乃是執政團體,上述領導體制,無疑是極好的。但它是一個以「 造反」為本職的革命團體,而且是一個由眾多秘密小革命團體,組成的秘密大革命團體,總部還懸居海外。採用這麼一種權力高度分散、決策速度遲緩的領導體制,同盟會運轉不靈,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據執行部書記田桐披露,「 當時以秘密結社,最忌手續繁複,稽考時日,司法、評議二部,尤難實行」,為遷就現實需要,自成立之日起,評議、司法二部就「 未曾獨立行使職權」。 9個月之後,1906年5月,新修訂的同盟會「 總章」,乾脆取消了司法部;同時還削弱了了評議部的職能,將其改成「 議事部」,彈劾總部的權力被取消,只餘下「 制定本會規則之權」。相應的,總理的權力略有提升,除對外代表本會、執行會內事務、節制執行部各員外,還可以「 提議於議會,並批駁議案」。

即便如此,同盟會的運轉也還是無法擺脫癱瘓。核心原因有二。 1、總理及其所直接領導的執行部,沒有約束會員的權力;2、盟內會員,亦缺乏服從組織的自覺。

比如,1907年1月4日,宋教仁接替黃興代理同盟會庶務幹事一職。 2月28日,同盟會總部開會,孫中山與黃興因未來國旗樣式問題發生爭吵,孫定欲使用青天白日旗,黃興堅持認為該旗設計不美觀,且與日本旭日旗相近,主張用井字旗,二人均以退出同盟會為辭要挾對方——孫放言「 僕在南洋,托命於是旗者數万人,欲毀之,先擯僕可也」,黃興則「 發誓脫同盟會籍」。宋教仁自黃興處聞知此事,認為孫「 不能開誠佈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遂於3月1日辭去同盟會庶務幹事一職,徑自前往遼東運動「 馬賊」。稍後,黃興雖回心轉意同意孫的主張,但至辛亥年,共進會在武漢所用乃是十八星旗,陳炯民在惠州所用乃是井字旗;陳其美在上海所用乃是五色旗。可見孫中山名義上雖為同盟會總理,事實上並無辦法(無論是符合程序的辦法,還是不符合程序的辦法)使盟內會員接受自己的意見;盟內會員也只是抱著一種「 以義相合」的理念而來,並無服從組織的覺悟,宋教仁的輕於去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身為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其實相當痛苦。在他看來,自己名義上雖是黨魁,實際上卻不過是個傀儡:

「 曩同盟會、國民黨之組織,徒以主義號召同志,但求主義之相同,不計品流之純糅。故當時黨員雖眾,聲勢雖大,內部分子意見紛歧,步驟凌亂,既無團結自治之精神,复無奉令承教之美德,致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

簡言之就是:會員填過盟書,舉行入會儀式後,並無切實的組織管理和組織監督。總部無力約束會員及下級組織,會員及下級組織也不必向總部履行義務。總理亦只能靠革命理想、傳統道義、個人威望來指導各人的行動。

一個「 東京實行家」的迷惘與痛苦

類似「 內部分子意見紛歧,步驟凌亂」這樣的感受,並非孫中山個人所獨有。 1910年廣州起義失敗,黃興總結教訓,也曾這般感慨:

「 廣州之敗,半在統籌部組織之不善,純慕文明參議體制。所以有二十七忽而解散,二十八忽而集合之活劇。不知發難之事,非專斷不可,一容異議於其間,立可見其破敗。……吾黨發難時之組織,不可不以軍律行之,補救其偏,在多設參謀。凡事先重計劃,由參謀作成之計劃一定,只有命令,不得違抗,如此庶可收指臂之效。」

武裝暴動之時,尚且如此這般兒戲,組織渙散的程度可見一斑。

認為孫中山「 作事近於專制跋扈」而不願與之共事的宋教仁,對同盟會病症的診斷,其實與孫中山完全一致。 1911年,宋教仁等人另起爐灶成立「 同盟會中部總會」,其宣言如此形容同盟會總部:

「 有共同之宗旨,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無切實之組織也。」

所謂「 有共同之宗旨」,正是孫中山說的「 徒以主義號召同志,但求主義之相同」;所謂「 無共同之計劃」、「 無切實之組織」,正是孫中山說的「 內部分子意見紛歧,步驟凌亂」、「 無團結自治之精神」、「 黨員則有類散沙」。

對病症的診斷雖然相同,但孫身為「 總理」,宋身為「 革命大拼盤」之一員(華興會領袖),位置不同,立場不同,對病因的理解,於是也就各異。宋很自然地把同盟會總部癱瘓、組織運轉不靈的責任歸咎於孫——「 同盟會中部總會」宣言中說:「 嗚呼,有此二病,不從根本上解決,惟挾金錢主義,臨時召募烏合之眾,攙雜黨中,冀僥倖以成事,豈可必之數哉?此吾黨義師所以屢起屢蹶,而至演最後之慘劇也!」所謂「 挾金錢主義,臨時召募烏合之眾」,顯然是在指責孫中山。孫則很自然地抱怨「 革命大拼盤」的成員們沒有團結精神,也不懂得服從組織,讓他這個黨魁形同傀儡。

今人已無必要去糾纏孫、宋二人對病因的理解孰對孰錯。在宋的立場,他希望同盟會能夠健康運轉;孫也同樣。但無論孫、宋,實際上都無力將一個「 革命大拼盤」,改造成一個「 切實之組織」。革命的現實需要,和將「 革命大拼盤」拼合起來的權力架構,本身就難以相容。

故此,儘管在病因上互相指責,孫、宋二人所選擇的「 治病之路」卻又是相同的,即脫離「 革命大拼盤」另造新組織。

宋教仁

1910年,宋教仁籌劃糾合同志另組中部同盟會。孫中山自1907年3月離開日本,即漸有拋開東京同盟會總部,另設嚴密組織的計劃。 1908年,孫整頓南洋各地同盟會,新訂立的《中國同盟會分會總章》,與東京總部的章程已大有不同。其第十三款特別規定:

「 本會欲使會眾團體密切,聲氣靈通,特仿革命軍軍隊編制之法以組織會眾。」

具體辦法是八人一排,三排一列,四列一隊,四隊一營。孫還在該條款後著重批示:

「 此條請即施之實事。」「 注意:組織會眾為營、為隊、為列、為排一條,為極緊要。有此則會員之感情乃能密切,團體乃能堅固,不致如散沙。」

至1910年,孫中山甚至乾脆將美國舊金山同盟會分會更名為「 中華革命黨」。同年,在給鄧澤如的信函中,又再次強調,在接納、訓練會員時:

「 最要者為十三款,務望切實舉行,將新舊人員編為排列,則團體可以團結矣,否則仍如散沙也。」

簡言之,孫希望通過軍事化的管理和訓練,來造成一個真正有組織力的革命團體。這種軍事化的管理和訓練,在同盟會這個「 革命大拼盤」裡,是無法實現的。

當然,「 同盟會總理」這個頭銜仍有其價值,尤其是在海外籌款方面,其號召力能帶來不少便利。這也是孫中山雖然有意另造組織,但卻不願意拋棄「 同盟會總理」這一頭銜,新組織的名稱在很長一段時期裡也仍挂靠同盟會(如「 同盟會南洋支部」)的緣故。

這種做法,自不免與「 革命大拼盤」中的其他派係發生矛盾。如陶成章、章太炎等作為光復會首腦,雖加入同盟會,但在其指導之下,江浙一帶的革命活動仍以光復會的名義進行。用陶成章自己的說法,則是「 是時浙江內地多不知有同盟會事,仍其名為光復會」。如此,孫中山1907年3月被日本政府禮送出境前,僅將所獲贈的一萬七千元款項中的兩千元撥給章太炎,作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為經費,其餘則欲全部用於自己所謀劃的南方邊境起事。此舉引起章的極大不滿。章希望獲得其中的一萬元,未果後,不但要求報社將孫的畫像取下,且提議革除孫的同盟會總理職務。此乃同盟會內部第一次反孫風潮。

章太炎

1908年,陶成章前往南洋,要求孫中山為《民報》撥發三千元印刷費,為「 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協會」(以光復會名義而非同盟會名義組織)籌集五萬元活動經費。孫未滿足陶的要求,陶自行在南洋籌款也收效甚微,且懷疑孫在「 暗中設法播弄」,終於又在1909年掀起第二次反孫風潮,要求撤銷孫中山的總理職務,改組同盟會。 1910年,光復會在東京重設總部,實際上也脫離了同盟會這個「 革命大拼盤」。

二、思想分歧之痛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困擾孫中山的,並不僅僅只是同盟會的組織渙散。會內成員間的思想分歧,同樣也很嚴重;甚至可以說,同盟會的組織渙散,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各「 拼盤」之間的思想分歧太大——雖然在推翻滿清這一點上眾人立場一致,但具體該用何種手段推翻,推翻後該成立何種政府,實施何種政策,卻一直都沒有統一的意見。

比如,1907年倒孫風潮的核心人物之一張繼(寫公開信要求孫辭去總理職務),乃是無政府主義信徒,1903年即翻譯有《無政府主義》一書,主張在推翻滿清之後,在中國「 行無政府」之道。第二次倒孫風潮的核心人物陶成章、章太炎,也深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按陶成章的理想,革命成功之後,「 或是因為萬不得已,暫設一總統,由大家公舉,……或者用市民政體,或竟定為無政府,不設總統,也未可知。……到那時候,土地沒(公)有,也沒有大財主,也沒有苦百姓」,「 要把田地改為大家公有財產,也不准富豪們霸占;使得我們四萬萬同胞,並四萬萬同胞的子孫,不生出貧富的階級,大家安安穩穩享福有飯吃呢。」

按章太炎的看法,孫中山孜孜於發動武裝起義,乃是誤入歧途,真正的推翻滿清的辦法,是發動勞動者,「 一市之內,閉門七日」,如此,不但官府的「 饋餉役使」無人供給,軍隊也將「 雖有利器,且縮不前」。

光復會重組之後,陶成章所製定的革命方案,是「 專主個人運動」,也就是謀劃暗殺行動。他曾批評孫中山把所籌巨款「 轉用地方起兵」,乃是「 東放一把火,西散不把沙」的「 喪民費財,禍莫大焉」之舉。陶甚至設想過一種「 中央革命」之妙法,欲一舉顛覆清廷:「 與女士孫曉云密謀,欲在北京開設妓院,以美人誘滿清貴族,席間下毒,以為一網打盡之計。」

陶成章

其實呢,和宋教仁一樣,陶成章也很清楚同盟會的病症所在。 1910年6月,他曾致函南洋光復會同仁,如此解釋光復會既已重建,為何又「 專主個人運動」,不願大量擴張會員:

「 今者革命之黨遍於國中,人人有一方針,人人有一目的,各欲向其目的之地,以謀進取,於是有欲向雲、貴以進取者,有欲向兩廣以進取者,有欲向江、浙以進取者,有欲向兩湖以進取者,有欲向山東、河南以進取者,有欲向中央革命者。如此紛紛之熱心人,各欲乞此總會以運動款項,其將奈之何?當是時也,不與則名不正,言不順,欲與則無款以紿之。即令有稍稍之款,與其一不與其二,不可也,與其先不與其後,又不可也。全力助他人,未見他人之能集事,而本已之方針且先亂矣。」

陶所描述的,乃是光復會大量吸納會員走擴張之路,所必然面臨的困境。這也正是孫中山作為同盟會黨魁,曾面臨過的困境。只不過,身在同盟會時,陶並不能體諒孫;至光復會重建,陶做了「 黨魁」,又不得不如孫中山一般要求同仁體諒於他。

比如,陶曾一再指責孫中山逃避改良同盟會的組織沈痾,也曾一再要求孫為自己的革命方針承擔籌款之責;但至此時,陶也不得不承認:若光復會收納那些「 人人有一方針,人人有一目的」的革命黨人,自己也並不比孫中山高明,既不能將他們擰成一股繩,也不願意在籌款問題上對他們雨露均霑,因為那樣一來,「 未見他人之能集事,而本已之方針且先亂矣」,不但同仁的目標難以實現,自己的方針也得打水漂。

再如,雖然「 平均地權」四字被列入同盟會的十六字綱領之中,不過會內真正贊同此說者,卻並不多。據馮自由記載,籌立同盟會,首次集議時,便「 有數人對於’平均地權’有疑義,要求取消。孫總理乃起而演講……剴切解釋至一小時之久,眾始無言」。

無言,並不等於接受了孫的意見。事實上,很多同盟會的地方組織採取了「 刪改平均地權一項,以應付時宜」的辦法。如歐洲同盟會骨幹胡秉權、史青、魏宸組、賀之才等人,另立名目「 公民黨」,其誓詞只有「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十二字;共進會領袖張伯祥、焦達峰、鄧文輝、劉公等,則把「 平均地權」四字,更改為「 平均人權」。組織之綱領,尚且可以輕易刪改,成員思想分歧之大,組織渙散程度之深,也就不難想見了。

當然,孫的「 平均地權」理念,脫胎於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既非沒收富人土地,簡單粗暴地重演史上農民軍「 打土豪分田地」的快意劇;也非任由土地在市場自由流動(地價因社會文明發展而上漲將徵收土地增值稅);更非如陶成章那般要搞「 土地公有」「 土地國有」。這套理論,無論對錯,均非一般同盟會成員所能理解與消化。

亨利·喬治

三、止痛之法過於激進

孫在同盟會時代所經歷的上述痛苦,也是他在1912年國民黨成立後(由同盟會、統一共和黨等多個政黨、政團合組),雖被推舉為理事長,卻刻意迴避介入黨務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選理事長後,孫即表示「 此後欲脫離政界,專從事於社會事業,故不欲任事」,委託宋教仁代理理事長之職。其後,孫與黃興寓居上海、南京,忙於規劃鐵路建設。宋教仁則奔走於長江各省,為選舉宣傳造勢。

此時的國民黨,仍不脫「 大拼盤」的格局。不過,與同盟會不同,國民黨誕生於和平時代,所欲謀求者,乃通過選舉獲得執政黨地位。故「 大拼盤」所帶來的權力分散、決策遲緩、意見分歧等弊端,影響不算太大;國民黨仍很順利地在選舉上取得了大優勢。直至宋教仁被刺,這些弊端,才又再次成為孫中山的心頭之痛。

自九十年代以來,關於宋教仁被刺案,大陸民間學術界捕風捉影之說層出不窮。影響最大者,莫過於「 宋教仁被殺乃國民黨自導自演,幕後主使系陳其美」。所幸的是,學術界對此類陰謀論,近年亦有深入的研究作為駁斥。尚小明教授在《洪述祖——「 刺宋案」唯一主謀》等論文中對宋案的還原,可謂迄今為止,對宋案最接近實際情形的研究。其結論是:

「 ‘宋案’是由多個情節次第演進而成的複雜案件,殺宋是最後一個環節。殺宋之意產生於袁世凱主導、趙秉鈞參與的洪(述祖)、應(桂馨)構陷’孫黃宋’計劃失敗之後,造意者為洪述祖。趙對洪、應圖謀殺宋並不知情。洪、袁關係極為密切,洪曾試探袁是否同意’收拾’反對黨一二人,被袁拒絕,洪遂轉而以子虛烏有的’燬宋酬勳位’及’債票特別準’,誘使應殺宋。洪實為’刺宋案’唯一主謀。袁雖與刺宋無直接關係,但由於案發對其競選正式大總統造成極大衝擊,一旦宋案其他情節再曝光於法庭,對其將更不利,故他明知洪為殺宋主謀,仍故縱其至青島德國租界,明知趙與殺宋無關,仍竭力阻止其到滬自證清白,洪因此得以暫時逃脫嚴懲,趙則犧牲了個人聲譽,成為袁的’擋箭牌’。」

扼要言之,孫中山與陳其美等人,對宋教仁被刺殺一案並無任何責任。

宋案發生後,孫中山、黃興在上海重建國民黨的領導中樞,與袁世凱對壘。此時,「 大拼盤」的弊端開始顯現。國民黨北京本部議員走「 穩健派路線」,拒絕奉孫、黃的決策南下;國民黨籍都督閻錫山、張錫鑾等,則聯名通電,指責黃興等人「 不愛國家」「 牽誣政府」;譚延闓、陳炯明等亦對武力討袁態度消極,不願參與;……鄒魯後來感慨說:「 (同盟會)竟改革命黨為政黨,繼複合各黨而成國民黨。官僚、政客、投機分子悉行滲入黨中,……國民黨以數十萬黨員舉義討袁,不匝月而先後敗亡,非無故矣……總理憂憤交集。」

在這「 憂憤交集」之中,1914年7月,孫中山在東京第三次成立「 中華革命黨」。雖然前兩次也是為了強化組織(一次是在1903年,系針對鬆散的興中會的改造;一次是在1910年,系針對鬆散的海外同盟會組織的改造),但這一次孫中山走得格外之遠。以至於多年的摯友黃興不但拒絕加入,而且在給張繼的信函中,如此激烈抨擊:

「 今日之中華革命黨有包辦公司之性質,非該公司之人俱當視為仇敵,……該黨中之手段其陰險處,較趙秉鈞尤甚,其專制處較袁世凱尤甚,……是誠不知其用心,只可謂之發狂,想以後更狂而亂噬,直至自殺而後已。政治革命之希望均被此等狂徒打消,誠可痛也。……袁賊賣國,黨人亂動,國亡無日。」

黃興

黃興之痛,痛在中華革命黨之誓約中,有「 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之詞,在黃看來,革命應服從主義,而非服從個人,後者有違共和民主;且入黨「 蓋指模」的程序,實屬人格侮辱。中華革命黨之成立,乃是孫中山在「 反對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曾為孫中山保管過中華革命黨入黨志願書的萱野長知,曾目睹孫、黃二人因此事「 有時聲震四壁,有時晚飯後還爭,有時深夜還爭個沒完,吵得幾乎不能見面。」

但在孫中山看來,以上種種,正是自己痛定思痛後的深刻反省:

「 當時立黨徒眩於自由平等之說,未嘗以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為條件耳。殊不知黨員之於一黨,非如國民之於政府,動輒可爭平等自由,設一黨中人人爭平等自由,則舉世當無有能自存之黨。蓋黨員之於一黨,猶官吏之於國家,官吏為國家之公僕,必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絕對服從國家,以為人民謀自由平等。惟黨亦然,凡人投革命黨中,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則當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為國民謀自由平等,故對於黨魁則當服從命令,對於國民則當犧牲一己之權利……是以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要件。」

「 革命黨」不同於「 執政黨」,不能說孫的反省沒有道理。但這一次孫確實也走得過遠。言辭上的鋒利,讓許多人對新組織望而卻步。宮崎滔天曾接孫之函,內有「 中國人都不行,只有我一豪傑,我是中國的救世主,所以必須服從我的命令」之語;居正也聽到孫說:

「 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事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服我。我絕對對同志負責,決不會領導同志向專制失敗路上走」「 再舉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我不是包辦革命,而是畢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對於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見;對於革命方略,有切實措施。同誌鑑於過去之失敗,蘄求未來之成功,應該一致覺悟。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如果面從心違,我尚認為不是革命的同志。況並將’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句抹殺,這是我不能答應。」

黨章中的「 論功行賞」,更是遭人詬病。按孫的設計,中華革命的黨員,按入黨時間先後,分為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三類。 「 革命成功之日,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勳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為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凡非黨員在革命時期(筆者註:即軍政、訓政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必待憲法頒布之後,始能從憲法而獲得之;憲法頒布以後,國民一律平等。」此種黨內等級制度,其終極用意雖佳,但若付諸實施,多半是要釀成災難的。

一個「 東京實行家」的迷惘與痛苦

當然,孫也清楚自己手段過激。故把造成上述形態的中華革命黨的希望,部分寄託在了袁世凱的倒行逆施之上。在給黃興的書信中,孫曾懇切要求黃不要暗殺袁,理由是:

「 若兄分途並進,以行暗殺,則殊礙吾事也。蓋吾甚利袁之生而撲之,如兄計畫成功,袁死於旦夕,則吾之計畫必壞。果爾,則弟從此亦不再聞國事矣。」

從這個角度來看,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的突然病故,對中華革命黨亦可謂一個「 沉重的打擊」。 7月25日,中華革命黨本部轉達孫中山指示:「 革命名義,已不復存,即一切黨務亦應停止」。

胡適曾言:「 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理想很純粹,很美好,故理想家往往易在史書中留下飽滿的正面形象。實行家卻必然面目模糊,因為任何理念的付諸實踐,必然涉及人際、取捨、妥協與立場。古往今來,所有的實行家無不留存著褒貶不一的材料;孫中山從1905年的同盟會,一路走到1916年的中華革命黨,自然也不例外。今人體察這段往事,既應有深度的反思,也應於反思之餘有一些「 同情之理解」(同情不等於認可,理解不等於贊同)。

對孫中山當如此,對與孫存在衝突的眾人,亦當如此。

來源        史料搬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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