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一意味著什麼?

美股

註:我們又一次見證了歷史。美東時間3月9日,星期一,美股開盤4分鐘左右,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開盤狂瀉1800點,跌幅逾7%,報24048.4點;標普500指數跌7%,觸發第一層熔斷機制,暫停交易15分鐘。納斯達克100指數跌6.8%,報7988.2點,跌破8000大關。

這也是自美國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道指暴跌22.6%)後,於1988年2月推出股指熔斷機制(分為7%、13%和20%三層熔斷)、當年10月實施以來的第二次熔斷。第一次熔斷還要追溯到1997年10月27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暴跌7.18%,觸發熔斷。

實際上,3月9日一整天都在創造歷史。

恢復交易後,三大股指繼續下跌,截止收盤,道指下跌2013.76點,跌幅7.79%,報23851.02點,創2008年以來最大單日跌幅;標普500指數下跌225.81點,跌幅7.60%,報2746.56點,創2008年12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納斯達克100指數下跌624.94點,跌幅7.29%,報7950.68點。

大型科技股,蘋果暴跌7.91%,微軟跌6.78%,亞馬遜跌5.29%,谷歌跌6.38%,Facebook跌6.4%……

3月9日,美股再次遭遇黑色星期一。

 

作者|清和  智本社社長

2020年3月9日,星期一,這是足以載入史冊的一天:

國際油價閃崩,全球股市暴跌,觸發熔斷機制,債市遭受重創,資本紛紛逃離,全球恐慌情緒蔓延。

黑色星期一,見證歷史的時刻,金融危機要來了嗎?

就在3月5日,我剛發的《新冠疫情刺破全球貨幣泡沫?》一文斷言:「不論全球央行釋放多少貨幣,危機都不可避免!」

再發此文(有刪改),從貨幣制度的角度,深度探討全球貨幣政策及金融風險。

一、全球貨幣泡沫崩盤?

新冠疫情向全球蔓延,國際資本市場持續瀰漫著悲觀情緒,美股大幅度下跌,美債收益率創新低。

近日,經合組織考慮到疫情衝擊,將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從2.9%下調至2.4%。

具體國家方面,將美國2020年經濟增速預期從2.0%下調至1.9%,歐元區經濟增速從1.1%下調至0.8%,日本增速從0.6%下調至0.2%,英國增速從1.0%下調至0.8%,將二十國集團(G20)國家經濟增速預期從3.2%下調至2.7%。

經合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布恩警告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暴發的風險下,世界經濟處於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不穩定的狀態。

為了挽救金融市場,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率先降息,日本向市場注入流動性。

3日,美聯儲宣布緊急降息50個基點。緊接著,沙特、阿聯酋、約旦、中國香港、中國澳門跟進降息,加拿大、英國、歐洲準備採取行動。

但是,降息有用嗎?強刺激有用嗎?

美聯儲突然降息,其實加劇了市場的恐慌,嚇壞了投資者。

有個段子說得好:一個人生病住院了,但不知何病。醫生檢查確診後,他媽突然給他一大筆錢:「拿去花,該吃吃,該喝喝,過得開心就好。」

這時,病人嚇倒了,大事不妙,絕症。

其實,現在全球金融市場都知道自己「生病」了。華爾街大佬對美聯儲的錢求之若渴,但又極為擔心。

美聯儲印發再多錢,都很難流到實體,只會短暫地助長愈演愈烈的金融泡沫。

如今,國際油價閃崩,黑天鵝起飛,全球股市暴跌,正在刺穿全球貨幣泡沫。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央行撒了太多錢:

從2008年到2018年,美國基礎貨幣增加了6.2萬億美元,累計增幅為76%。

中國M2在2008年為47萬億,到2018年為182萬億,翻了四倍。今年M2突破200萬億。

但是,最近十年,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沒有爆發大規模的通脹。很多人心存僥倖,認為休謨、弗里德曼等主張的貨幣中性失靈。現代貨幣理論大行其道,鼓吹財政赤字貨幣化。

其實,這個問題,與休謨同期的經濟學家、金融家理查德·坎蒂隆早就說清楚了。

坎蒂隆在其唯一的著作《商業性質概論》中提出貨幣流通的非均衡性:

貨幣增量並不會同一時間反應在所有的價格上,貨幣量增加會導致不同商品和要素價格漲幅程度不一致。貨幣增加對經濟的影響,取決於貨幣注入的方式、渠道以及誰是新增貨幣的持有者。(《商業性質概論》,坎蒂隆)

這個理論被後人稱為「坎蒂隆效應」。

我們看過去十年,中國100多萬廣義貨幣流向了哪裡?

從消費價格來看,從2008-2018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大部分時間都維持在103以下,CPI月度增速大部分時間都不超過3%。

這四十年間,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均落後於廣義貨幣增速。從各類資產價格來看,絕大部分的工業品、大宗商品、債券、銀行理財產品等都跑輸了廣義貨幣的增速。

什麼跑贏了貨幣增速?

房價及大型房地產商。

房子,是中國貨幣的蓄水池。2008-2018年,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都較大幅度上漲,一線城市的增速,與貨幣增速持平,有些城市及核心地段甚至跑贏貨幣。

2008年,上海住房成交均價為1.8萬元/平方,北京為1.7萬元/平方,深圳為1.2萬元/平方,廣州為0.9萬元/平方。

到2018年,上海為5萬元/平方,漲幅接近3倍;北京為6萬元/平方,漲幅為3.5倍;深圳為5.4萬元/平方,漲幅為4.5倍;廣州為3.3萬元/平方,漲幅為3.6倍。

從2008年到2017年,國內房地產投資從2.53萬億升至11萬億,漲幅超過4倍,累計總投資高達74萬億元。僅2017年的投資額就相當於加拿大當年的GDP總額。

再看大型房地產商,問題就更加明朗了。

以恆大為例。2006年到2018年,恆大銷售額由17億增長到5800億,增340倍。從2006年到2016年,恆大現金餘額由20億增長到3043億,增152倍;總資產由78億增長到一萬億,超過150倍。

除了房地產及大型地產商外,央企資產的增加也是驚人的。從2003年到2016年,央企數量減少了90家,資產規模卻擴大了近7倍。

再看美國。

最近十年,美國通脹率都控制在4%以內,大部分時間都徘徊在2%左右。可見,美國雖然超發了6.2萬億基礎貨幣,但並未發生通貨膨脹。那麼,錢是否也流向房地產?

從2008年到2018年,美國房地產價格指數從152漲到205,累計漲幅達34%。這一漲幅並未跑贏基礎貨幣增速。

我們看看股票和國債。

從2008年到2018年,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從1782漲到6329,累計漲幅高達255%;道瓊斯指數從2009年的6000多點漲到此輪暴跌之前的近3萬點,漲幅均遠遠高於同期貨幣增速;國債規模從10萬億美元漲到22萬億美元,累計漲幅達119%,超過基礎貨幣增速。

很明顯,最近十年,美國的貨幣大量流向股票、債務市場,製造了大量的金融泡沫,美債規模達22萬億之巨,而同期美國GDP增速保持低迷。

中國大量的貨幣流向了房地產和基建,推高了房價和經濟槓桿率。家庭槓桿率從2008年的18%上升至2017年的49%,個人住房貸款占全部新增貸款的近四成。

這次是否刺破全球貨幣泡沫?

全球央行救市嗎?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美聯儲、日本及歐洲央行其實早已陷入了死胡同,他們手上的子彈並不多。

本次降息後,美聯儲的降息空間只有1.25個百分點,大概5次降息的機會,再往下降就是負利率了。鮑威爾一直比較謹慎,每次只降25個基點,這次一口氣使用了兩次降息機會。

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已經沒有降息空間,正在零利率徘徊,甚至滑入負利率。

歐洲央行目前的利率為-0.50%,預計在3月或4月實施量化寬鬆的方式向市場注入流動性。

降息,可能繼續加劇金融資產泡沫,推高美債風險;

不作為,可能導致經濟下滑,金融資產價格崩盤。

不論全球央行釋放多少貨幣,危機都不可避免!

二、危機為何不可避免?

美國的股票漲到多少,中國的房價漲到多少,泡沫才會崩潰?

這個問題其實不重要。

危機不可免的判斷,並非源自金融資產的價格,甚至不是全球央行的政策,而是央行本身的制度。

什麼樣的貨幣制度,比什麼樣的貨幣政策,更加重要,更加根本。央行制度出了問題,央行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

新制度經濟學開創者道格拉斯·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西方世界的興起》,道格拉斯·諾斯)

目前,全球央行是一種低效的經濟組織,甚至是一種引發危機的經濟制度。

央行的性質是什麼,其使命是什麼,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錯誤的貨幣理論占領了高地。這些根本性的問題,要不被扭曲,要不是模糊的。

世界上最早的央行英格蘭銀行,是由蘇格蘭人威廉·彼得森於1694年創立的。這家英國皇家特許的央行最初是私人性質,成立的目的是為政府籌措戰爭經費。

1844年,英國皮爾首相推行了新銀行法《皮爾條例》,削弱了私人銀行發幣權,控制了私人銀行發幣額度,確立了英格蘭銀行的央行地位以及英格蘭銀行券的法償貨幣地位。

1946年,英格蘭銀行由工黨政府收歸國有,成為國家央行的標準模板,扮演「最後貸款人」的角色,是「發行的銀行、銀行的銀行、政府的銀行」。

美聯儲的成立時間,要晚於歐洲國家的央行。1907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大量銀行倒閉,美國人逐漸意識到央行的重要性。

美國參議員奧爾德里奇花了兩年時間完成《奧爾德里奇計劃》,提出應該建立一個中央銀行性質的組織。

為了防止聯邦政府操控央行,這個計劃將央行界定為私人銀行,但遭到美國民眾的反對。他們擔心,美國少數銀行機構控制央行謀取利益。

1912年,威爾遜當選美國總統。次年,在他的支持下,國會通過了以《奧爾德里奇計劃》為藍本撰寫的《聯邦儲備法案》。美聯儲就此成立。

美聯儲,是權力博弈的結果。它的性質變得模糊,它既是一個公共部門,又是一個私營組織。

美聯儲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避免聯儲銀行倒閉,它的股東是美國各大聯儲銀行,美聯儲是聯儲銀行的「最後貸款人」。

但是,美聯儲又是一個公共部門,其權力機構聯邦儲備委員會,是一個獨立機構,其決策不受聯邦政府、國會以及聯儲股東控制。

更重要的是,貨幣是公共契約,美元是法定貨幣,美聯儲的決策必須為每一位美國公民負責。

當危機發生時,美聯儲就會陷入矛盾之中。出手救市,尤其是拯救聯儲銀行、金融市場,是其作為「最後貸款人」的使命。但是,如此相當於傷害了美國公民的利益。

這次美聯儲突然降息,有人質疑美聯儲喪失獨立性,頂不住特朗普的壓力,毫不掩飾地拯救金融市場。

那麼,美聯儲怎麼做才是正確的?

換言之,央行什麼情況下才能降息或加息?其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什麼?決策參考是什麼?

這些問題,涉及到貨幣本質。

貨幣的本質,是解決交易流動性的公共契約。(詳見《灰天鵝 | 全球貨幣大潮危機》)

貨幣不能服務於任何組織及個人,應該服務於公眾;也不能服務於任何宏觀經濟目標或私人目標,應該服務貨幣本身。

德國弗萊堡學派創始人瓦爾特·歐根早在1940年就提出了貨幣政策優先原則。

他認為,貨幣政策優先原則,是根本性的原則,是整個經濟政策體系的核心。貨幣政策的目標永遠高於一切宏觀經濟目標,當央行的這一政策目標與其他經濟政策目標發生衝突時,必須堅定不移地把貨幣政策目標放在首位。

那麼,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什麼?

歐根認為,央行必須把穩定貨幣作為其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

幣值穩定,是貨幣的靈魂。

這其實很容易理解,貨幣的使命是提供穩定的交易媒介,降低交易費用。換言之,貨幣是經濟系統的價格與交易的參照物,如果參考物移動,整個系統就亂了。

歐根說:「不是經濟為貨幣作出犧牲,恰恰相反,幣值的某種穩定,才能為經濟過程提供一個使用的調節手段」,「堅定不移地把穩定貨幣放在首位,這樣做事實上是對其他政策目標的最大支持,也是對經濟發展的最大貢獻」。(《經濟政策原理》,瓦爾特·歐根)。

貨幣主義創始人弗里德曼在《美國貨幣史》一書中,使用了接近一百年的歷史數據說明了一個道理:但凡幣值穩定,宏觀經濟都穩定;但凡幣值不穩,宏觀經濟則地動山搖。

所以,從貨幣本質出發,央行的貨幣政策只能為公眾服務,只能服從於貨幣本身,即維持幣值穩定。

事實上,歐根和弗里德曼的理論都得到驗證。二戰後,西德政治家艾哈德利用歐根的理論成功實施貨幣改革,並開創了持續幾十年的低通脹、低泡沫、高增長的局面。(詳見《以德為鑑 | 這才是真正的德國模式》)

1979年保羅·沃爾克執掌美聯儲後,使用了弗里德曼的理論成功地控制了肆虐多年的通脹。這時,歐美世界的央行才逐漸將貨幣政策的目標回歸到幣值穩定。

到了八九十代,在弗里德曼、蒙代爾等經濟學家的推動下,歐美世界的央行紛紛將通脹率(幣值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

不過,1987年,沃爾克在與里根的鬥爭中敗北,格林斯潘開始掌控美聯儲。他連續掌管美聯儲十八年,任期橫跨六界總統,曾經一次次力挽狂瀾,被譽為「經濟沙皇」。

格林斯潘雖然天賦絕倫、絕頂聰明,但過度迷戀於手中的權力。在著名的「黑色星期一」後,他開始追求自由裁量權,故意模糊政策目標,痴迷於與市場博弈,與「魔鬼」做交易。

1994年11月,格林斯潘突然上調利率後,弗里德曼如此批評:「格林斯潘難以壓制自己要精準調節經濟的慾望。」(詳見《美國國運 | 一個大危局時代》)

這導致美聯儲在目標機制上落後於全球主要央行近20年。由於政策目標的模糊,格林斯潘利用其強大的駕馭術與市場做交易,長期在通貨膨脹、金融穩定、政府赤字之間來回平衡。

這樣缺乏標準和原則的結果是,主導了一系列的「不對稱政策」:每一次降息幅度都要大於加息幅度,如此利率呈波浪式下行。(詳見《美國國運 | 一個大困局時代》)

圖:聯邦基金利率走勢圖,來源:興業證券,智本社

1982年降息開始算起,幾乎每一次降息幅度都比加息更大——

1982年寬鬆周期降14個點,1987年緊縮周期只加3個點;

1990年寬鬆周期降6個點,1994年緊縮周期只加2個多點;

2000年寬鬆周期降4個點;2005年緊縮周期加將近4個點;

2008年寬鬆周期降5個點;2015年緊縮周期只加2.5個點;

2019年8月開啟降息閘門,如今美聯儲的降息空間只有1.25個點。

這樣,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相當於進入了一個死胡同。

如此操作的原因,表面上是政治壓力與人性驅使,根本上是受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支配。

格林斯潘之後,伯南克與耶倫致力於美聯儲的公開化、透明化,明確了三大政策目標:即通脹率、就業率和金融穩定。

即便如此,美聯儲的決策機制依然落後於歐洲、澳洲、加拿大央行。因為在這三大目標中,只有通脹率符合貨幣的本質,就業率和金融穩定都不應該是央行的職能。

這會導致什麼問題?

美聯儲以就業率與金融穩定為目標,不但容易與政府合謀,支持金融機構,還容易破壞幣值穩定這一根本性的目標。

事實上,自格林斯潘時代開始,美聯儲一次又一次地以拯救就業與金融為名,不斷地給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導致金融泡沫持續膨脹。2008年金融泡沫崩盤後,美聯儲更是變本加厲地直接購買金融資產。

這次,鮑威爾降息的理由依然如此:「鑒於這些風險,為了支持實現其最大的就業率和價格穩定目標,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今天決定降低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範圍。」

美聯儲如果不回歸到幣值穩定這一唯一的目標上來,如果不放棄泰勒規則,危機則不可避免。

三、何時迎來變革窗口?

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日本央行以通脹率為目標,還不是金融泡沫高企,還是走向了負利率,這是為何?

問題出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通脹率是幣值穩定的標準,但不是唯一的標準。

幣值穩定的參考標準有很多,通脹率(物價)、房價、股價、債券價格、外匯價格、證券價格、大宗商品價格、利率、工資等。

歐美國家將通脹率設定在2%,相當於控制了貨幣流向商品市場,但是大規模的貨幣流向了房地產及金融市場。過去幾十年,房價及金融資產價格大規模上漲,這說明貨幣是不穩定的,大幅度地貶值了。

所以,央行不僅要以通脹率為目標,還必須考慮金融資產價格。

受張五常「以物品成交價做指數為錨的理想貨幣制」(《經濟解釋》,張五常)的啟發,我曾建議:

「建立一個以物價為基礎,包含利率、外匯、房地產及資產價格因子的綜合價格指數,作為貨幣政策之目標,或許更為科學。」

二是「泰勒規則」的推行,用利率手段達成通脹目標。

進入90年代,美國執行新的預算法案以約束聯邦政府的債務擴張。為了降低聯邦政府的債務壓力,格林斯潘果斷地放棄了貨幣數量控制,徹底轉向利率手段。

1993年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翰·泰勒將這種政策概括為一種簡單的規則:即通過利率調整來達成通脹目標。這就是泰勒規則。

實施泰勒規則的結果是,貨幣數量失控。表面上,歐美國家一直保持著低通脹,但大量的新增貨幣流向房地產和金融市場,貨幣已經嚴重貶值。

金融危機後,全球央行聯手救市,蘭德爾為代表的現代貨幣理論崛起。他們認為,政府不需要關注債務,只要維持利率穩定,就可以持續發幣。

格林斯潘、伯南克以及這種後凱恩斯主義的貨幣理論,逐漸侵蝕了當年沃爾克與弗里德曼開創的局面。

如今,美聯儲及全球央行若真要控制資產泡沫,則需要重拾弗里德曼貨幣數量論的思想,與當年沃爾克一樣,同時將貨幣數量增長率與利率作為調節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貨幣數量增長率不是絕對量,而是相對量,與GDP增速掛鈎。這樣可以避免1970年蒙代爾和1988年張五常提出的質疑:投資銀行時代,貨幣數量無法準確衡量。

三是全球化治理的落後。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與貨幣國家化矛盾尖銳。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是全球交易者的公共契約,但美聯儲的決策不考慮全球交易者的利益。這樣才有美國前財長康納利的那句話:「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是你們的麻煩。」

作為康納利的同僚,沃爾克並不認同這句話。後來沃爾克回憶說,他試圖調整美聯儲的政策將國際金融納入貨幣決策的考量範疇之中,但因辭職風波未能如願,成為「未竟之事」(《時運變遷》,保羅·沃爾克)。

此後,法定貨幣國家化與經濟全球化的矛盾愈加尖銳。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歐洲央行、英格蘭央行、日本央行都以美元為儲備貨幣,美聯儲降息或加息,他國央行基本都會跟隨,並努力將本國的金融周期調整到與美國的金融周期同步。

這樣的結果是,歐盟、英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及其它亞洲國家,一定程度上放鬆了對貨幣數量的控制,幾乎與美聯儲同步持續下調利率,推高了金融泡沫和債務風險。

圖:歐元區、丹麥、瑞士、瑞典的利率,來源:Wind,CEIC,莫尼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沒能起到「世界央行」的作用,美聯儲的制度劣勢綁架了全球金融市場。

如果將這個問題擴大,如今全球經濟增長遭遇全球化治理落後和倒退的挑戰。

全球化不僅僅是貿易全球化、要素全球化、資本全球化,還是全方位治理的全球化。貨幣制度、財政制度、貿易規則、公共衛生系統、司法系統等落後,都可能給全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比如,如今英格蘭銀行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和開放性,其9名貨幣政策委員,有4名是非英國人擔任,其行長馬克·卡尼還是加拿大人。但是,英國在財政、難民、社會福利等問題上與歐盟存在嚴重的分歧,二者在今年一拍兩散。

再看歐洲央行。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後,德國央行及歐元區國家的央行都將貨幣發行權、管理權讓渡給了歐洲央行。

但是,歐洲的問題,並不在歐元本身,而是缺乏統一高效的財政系統。當年推出歐元時,歐洲央行沒有嚴格遵循蒙代爾提出的財政要求,意大利的財政狀況糟糕,但依然作為創始成員國成功加入歐元區。之後,希臘等未能達標的國家也加入歐元區。

意大利、希臘等國的財政系統,無法支撐歐洲央行統一的貨幣政策,最終在金融危機時爆發了債務危機。

再看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組織,其仲裁機構停擺,規則遭遇挑戰。在發展中國家的認定問題上,歐美國家與中國產生了嚴重分歧。這些問題導致全球貿易的交易費用上升。

再看看公共衛生系統問題。一個非洲國家的地方政府在公共衛生管理上出了問題,都可能給全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但是,全球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及制度能夠降低這一風險。這次疫情,世界衛生組織的表現備受質疑。全球幾十萬人在聯合國的網站上,要求罷免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

這就是全球化的脆弱性。

諾斯曾經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悖論:「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如今的全球化時代,人類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國家制度對經濟增長的阻礙越來越大,但是有效率的全球化治理並不容易建立。

何解?

去年12月,保羅·沃爾克去世時,我在思考一個問題:全球央行正在帶領我們走向深淵,這幾乎是人盡皆知的事實,為何沒有第二個沃爾克力挽狂瀾?

我想,諾斯的解釋似乎有些道理:

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有效制度的建立需要相當高的成本。只有當制度變革的激勵、私人收益超過了變革的成本,執政者才會推動改革,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才會出現,否則執政者可能寧願維持低效的制度。

當年沃爾克施以狼虎之藥,大幅度地提高利率抗擊通脹,與白宮為敵,與金融界為敵,與世界為敵。沃爾克的行為是出於其令人尊重的「公職精神」嗎?

經濟學的直覺告訴我,沃爾克依然脫離不了其「私心」:抗擊通脹的私人收益超過成本。

在尼克松時代,擔任財政副部長的沃爾克主導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美元歷經三次貶值,美國陷入多年滯脹危機。

沃爾克在「水門事件」時辭職,進入了紐聯儲。沃爾克認為自己「搞砸了美元」,試圖重構全球貨幣體系。1979年,沃爾克臨危受命,這是他挽回聲譽的最好機會。

沃爾克上任時,弗里德曼寄了賀信:「反正都已經爛透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沒有比這更爛,你儘管放手去干。」

當時,滯脹危機導致連續兩任政府垮台,沃爾克若不成功損失不大,若成功則成就萬世之功。這就是沃爾克變革的收益比。(《致敬保羅·沃爾克 | 半世風雲,一蓑煙雨)

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為何沒有能成為「沃爾克」?

當時,美國公民85%的資產配置在房地產與金融資產上。如果不拯救金融市場,美聯儲相當於與全體美國人為敵,伯南克缺乏「正確」決策的動力。伯南克還寫了一本《行動的勇氣》為自己辯解。

如今,美國公民92%的資產配置在房地產與金融資產上,美股和美債的規模已到天量級別,特朗普正謀求大選,中美正在打貿易戰,美國正在封鎖俄羅斯和伊朗。只要印發貨幣延續這種擊鼓傳花的遊戲,鮑威爾定然不會冒險變革。

事實上,鮑威爾是現代貨幣理論的反對者,但其推動美聯儲的行動卻符合這一糟糕的理論。

可見,金融資產屢次遭遇崩盤,都難以開啟貨幣改革的窗口,反而積重難返、變本加厲。

什麼時候才能迎來變革的曙光?

答案或許是:滯脹危機之時。

貨幣大潮引發通脹螺旋,導致類似於沃爾克時代的滯脹危機。滯脹危機爆發,說明菲利普斯曲線失靈,它是貨幣寬鬆政策的「剋星」,貨幣發行越多,通脹越嚴重,經濟越衰退。

從本質上來看,滯脹爆發意味著貨幣這種公共契約違約,其作為交易媒介的基本屬性消失,其幣值穩定的神聖職責不復存在。

其實,全球貨幣市場已經是「公地悲劇」。

貨幣作為公共契約,央行作為公共用品,人人搭便車似乎難以避免,只有到車毀人亡之時,有效制度變革的窗口才會開啟。

參考文獻:

[1] 商業性質概論,理查德·坎蒂隆,商務印書館:

[2] 西方世界的興起,道格拉斯·諾斯,華夏出版社;

[3] 時運變遷,保羅·沃爾克,中信出版社;

[4] 經濟政策原理,沃爾特·歐根,商務印書館;

[5] 經濟解釋,張五常,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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