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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系列:「斯大林式楚門秀」,一場平行世界中的社會實驗

斯大林式楚門秀

「2009年,超過400個人離開了他們日常的生活,回到前蘇聯時代。」

上述文字,來自一場從電影出發、最後卻以極其詭異的方式突破電影概念的世界首映。

常有人戲言想去「平行世界」,但我們都知道,這種行為目前還只能存在於瘋狂的設想之中,可是世界之大,不代表不可以自己創造一個「平行世界」。儘管這也很瘋狂,但這不是玩笑。

2019年2月17日,巴黎剛剛結束一場恐怕是迄今為止,全世界工程最龐大、最難以想像的影像展映——在法國巴黎的蓬皮杜藝術中心以及另外兩個劇院裡,人們可以沉浸式地感受一個被複製還原的前蘇聯社會,以及生活其中的人們。

請注意,這個「前蘇聯社會」是真實存在於21世紀,位於烏克蘭東北部哈爾科夫的某個地區,仿佛前蘇聯遺留的一個幽靈。

而處於其中的人們,與其說他們是在表演,不如說他們是生活其中,就像生活在另一個平行空間。

如此浩大的實驗性項目,只因為當初的一個電影計劃,它有一個相當簡潔的名字:《DAU》。

當然這個電影計劃早已「變質」,有人形容它為斯大林式楚門秀」,一場人類學社會實驗。

01   一座「幽靈城」隱祕的誕生

準確說,DAU不是一部影像,而是一場視覺呈現,取材自上述那個「前蘇聯社會」複製品歷時三年的資料記錄。

據DAU官網介紹,這一項目,目前已累積700小時的影像素材、250萬張圖片、4萬件衣物、8000小時的聲音素材、4000份文件資料。

此次巴黎展映,也許只是這些資料中的一部分,也許這些資料所記錄的,也只是DAU這個前蘇聯複製品的冰山一角。

DAU的展映計劃,還有接下來的倫敦、柏林兩站,另外據說電視劇、紀錄片,甚至可能包括發行最初構想的電影,也都在未來的計劃中。

回到這些資料、這些計劃的起點——

2009年,有超過400個主要演員和10000名的參演者,離開現實生活,來到這個「前蘇聯幽靈城」——斯大林時期一個巨大、封閉、獨立,猶如小型社會的祕密機構(下文統一以DAU代稱)。

在這樣龐大的人員構成中,大部分人卻都不是真實的演員——他們從世界各地被招募來,其中有真實的藝術家、哲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也有街道清潔工、酒吧工作者,甚至臭名昭著的罪犯。

 

官網信息顯示,諾貝爾物理獎得主David Gross參演,其角色為1956年在此舉辦的國際科學大會的參與者。

他們隔絕與外界的交流,成為「蘇聯公民」,基本上都會被賦予和DAU之外一樣的身分——清潔工仍是清潔工、服務員仍是服務員、學者仍是學者,甚至罪犯、黨員、巫師、納粹。

他們工作、生活、發展友誼、墜入愛河、誕下新生兒、接受前蘇聯的制度管轄,經歷1938-1968年前蘇聯的變化——項目雖只持續三年,但DAU內部也有自己的「時間」。

參演者扮演「1952年」的店員

然而一開始,你能想像這浩大複雜的工程,初衷只是想拍一部簡單的傳記片?

目前豆瓣上還能查到早已過時、卻記錄了導演最初構想的相關條目,譯為《列夫·朗道》。

列夫·朗道,一位天才型前蘇聯物理學家,Dau其實就是他的暱稱。他在理論物理的諸多領域都有非凡成就,1962年曾獲得諾貝爾獎,也是那一年,因為一次嚴重的車禍,他的身體與智力都受損,到1968年時,終因惡化而去世。

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janovsky)原本只是想拍一部關於他最後30年的電影,這個影視計劃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2005年。

Dau在課堂上教授學生,此劇照出自原構想的傳記片素材

於是為了長期的拍攝,開始建造起約有兩個足球場大的巨大布景,儘可能地還原出了Dau生前所居住的環境——也就是複製了當時一個位於莫斯科的祕密研究機構。

只是到了2009年這個複製品完成時,這龐大的項目也開始走向一個始料未及的野心:

在完成一年拍攝後,導演乾脆放棄了傳記片的初衷,專心於眼前這個「前蘇聯社會」。

02   複製品可以有多逼真?

2012年以及之前,此項目都還有見諸報端,那時大概以為總快要完成上映了,國內《南方人物週刊》上也能找到一篇相關文章,可是之後,消息沉淪,DAU似乎隱匿不見了。

自從導演轉變目標,DAU便從一個影視拍攝場地轉變成了一個滯留在20世紀、隔絕於現實世界、實際存在並運行著的「平行世界」。

直到距離開始拍攝的2009年近乎十年後,2019年1月24日至2月17日,這25天時間裡,我們這些「局外人」才終於有機會在巴黎真正親眼目睹這座傳聞已久的「幽靈城」。

有意思的是,進入劇院參觀DAU影像,你所需要的門票也不叫「門票」,他們管它叫Visa,簽證,分為三種:6小時、24小時、無限制。獲得後兩種簽證,你還需要特別通過一項心理測試。

這倒算不上是為了這次展映特別想出來的點子,因為實際造訪DAU,你也真的需要得到一本「護照」,審核、入關。

項目拍攝期間,能夠獲得過許可進入DAU探訪的記者,屈指可數。而外界的大部分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這個隱祕的存在。

如前所述,這個蘇聯複製品啟發自Dau最後30年工作生活的祕密機構,這裡設施齊全、秩序井然,近乎一個封閉獨立的生活區

機構內部,復古的建築、裝飾、衣著、生活用品,都真實複製於蘇聯,乃至髮型、食品包裝、香菸牌子等等,都會照著1938-1968年的時間推進而有相應的更新。

同樣,這裡似乎進行著真實的商業活動,人們用盧布交易。有參與扮演者試圖在這裡使用自己從蘇聯時期留下的盧布,結果被判為「使用假幣」。

我們可能會把DAU想像成一個「老大哥」式的生活區,其實完全不是。

這裡沒有到處裝著隱藏的監視器,也沒有片場可見的沉重繁多的攝影設備,事實上攝影團隊只有三個人,他們會在隨意漫步時記錄下某個人物、某個事件,而這也僅僅只是占用了DAU的一個小角落的一小部分時光,大部分時間裡,人們不會被觀察、被拍攝。

2011年,當蘇格蘭一位製片人Eddie Dick要跟導演赫爾扎諾夫斯基談論一個新項目時,他被允許進入DAU,當時,按照DAU的時間,已是1953年。

進入之前,他和他的同事被要求穿著合時的服裝,剪短頭髮,還會得到「護照」和一些盧布,並被審問來訪目的。

但是進入DAU之後,在Dick造訪的全程,他都沒有看到拍攝的進行。

Dick描述說,有警衛在行進,有人在喝咖啡,人們各自幹著自己的事。他甚至去了Dau的公寓,與他的妻子Nora喝茶聊天。「我沒有對任何人說,拜託,這是在搞什麼鬼!你會發現,你就好像被催眠了一樣,只管順其自然了。」

Dau的妻子Nora

03   是現實還是造作?

儘管我們知道了DAU項目的具體內容,但許多地方依然令人困惑,比如「真實」和「楚門秀」被同時用在這個地方,本身就是一種矛盾;再比如,我們知道電影裡的楚門是被蒙蔽的,這裡的人們卻是出於自願。

就在巴黎展映開始沒多久,英國《衛報》發布了一篇詳細介紹DAU的文章,作者Steve Rose表示,由於2019年的展映計劃,他在多年的「無效請求」之後終於被應允可以採訪導演,在此之前,他被要求先觀看13部DAU影片中的至少四部——這13部正是剪輯自前面提到的700個小時的影像資料。

在Steve所觀看的四部影片中,前三部相當於Nora的三部曲,第一部是Nora的母親來機構看她;第二部是Nora與Dau,及Dau的舊情人Maria之間的糾葛;第三部則發生在十多年之後,那時Dau已近乎臥床不起的狀態,他們的兒子已成長為一個古怪的男孩,Nora感到無聊而孤獨。

 

此為「1968年」Dau與妻兒。Dau由首席指揮兼劇團藝術總監Teodor Currentzis扮演,妻子Nora由俄羅斯演員Radmila Shchyogoleva扮演,Nora母親的扮演者,也是Radmila真實的母親。

在第四部影片裡,Steve看到研究機構的看門人喝醉酒,看到一個老夫人嘔吐,而影片相當大一部分是兩個男人在某個夜晚溫柔又笨拙的性愛、身體與言語的侮辱。

根據Steve的形容,這些,都不像是演出來的。然而所有這些影片,即吸引人又無聊,對話冗長又凌亂,幾乎未經剪輯,其間的情感卻又如此生猛、令人信服,就好像是在看一部道格瑪95的電影。

道格瑪95是一場由拉斯·馮·提爾等人發起的電影運動,旨在強調電影構成的純粹性並聚焦於真實的故事和演員的表演本身。或者如果你看過拉斯·馮·提爾的《白痴》,大概也能捕捉到一點Steve的觀感體驗。

如果我們沒有理解錯,也就是說,在DAU內部,一方面仍是在演繹Dau生平最後30年機構內部的歷史和社會變遷;另一方面,所有人同時又都儘可能真實地生活著。

那麼,是不是可以這樣形容:這就像一份真實可見的、活著的檔案記錄。

 

巴黎展映其中一個劇院,Théatre du Chatelet的藝術總監Ruth Mackenzie說,「我100%確信,我們所正在經歷的,將來會被載入巴黎、藝術、科技、電影的歷史。」

已回歸現實身分的Teodor Currentzis,Dau的扮演者,如此描述這種表演體驗:「關鍵是,如何同時成為你自己,又不是你自己。」

可即使如此,在那些資料中我們還會看到一些相當驚人的東西,比如——

以訪問學者角色進入DAU、穿著50年代服裝的知名行為藝術家阿布拉莫維奇,正在進行一場薩滿巫師主持的潔淨儀式;

或者一名警員正在監獄房間裡折磨一個裸身、流淚的女子,此處不展開細節,但可聯想到斯坦福監獄實驗,這個實驗在6天後被迫結束,而DAU持續了至少兩年……

這一切是如何進行的?

04  是噩夢還是樂園?

在導演所製造的那種真實與虛假之間的曖昧裡,我們展現了自己的恐懼、焦慮、自大,我認為這是工作的一部分:它會激活你內部或強或弱的某一面。

DAU的「執行製片」Martine d』Anglejan-Chatillon如此說。當被詢問關於監獄那一幕時,她的回答是:她並沒有完全被剝奪權利,這一切其實還是表演。

「她(照片中裸身的女子)知道她可以停止,每個人只要說一聲『這個我應付不了』,就可以停止,但她選擇了繼續置身其中。或許是為了尋找另一面的某種東西。」

當然,Steve表示,由於無法向那位扮演者求證,這段說辭真實與否也只能見仁見智了。

另外根據Dau的扮演者Teodor的描述,生活在DAU內部,他有絕對的自由,儘管他也會害怕被克格勃逮捕,也會感到不安,「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也會感到這種不安。」(註: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KGB或克格勃,1954年至1991年期間蘇聯的情報機構)

項目進行的三年間,他約有一年時間是在拍攝影片,其餘兩年斷斷續續地待在「機構」裡,吃飯、睡覺、生活,每次一待就是幾個星期,當他或其他人離開時,他們反而會覺得自己來到了另一個時空,現實世界看起來倒更像是一個布景。

我知道有一些人,如果讓他們決定是留在那裡還是回到「未來」,他們會選擇留下。

實情確如Teodor所言嗎?也許不盡然,許多參與者都不願與Steve交談。

有傳聞說有人搬到烏克蘭,在DAU住了幾個月,甚至更久;也有人來去很快,認為這個極權主義的地方已經轉變成壓抑黑暗的地方——它的存在只是為了滿足導演對性和權力的享受。

至於導演本人,則認為DAU不僅僅只是一個蘇聯社會的複製品,它同時也在折射現實

在蘇聯、在DAU,人們會自願服從極權主義,但這一點,其實今天的我們更明顯,比如今天我們對手機的趨之若鶩。

手機這些東西知道我們什麼呢?其實它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自己。這是一個透明的世界,但我們拒絕承認,這就像我們坐在這裡,但是拒絕承認正在一個運動的星球上移動。

儘管如此,有一點他是坦承的,那就是在DAU這樣一個架空的地方,人類的行為得以釋放,而在現實生活裡,通常你不敢做得太過,因為要承擔的代價太高了。

對此,製片Martine的說法是,DAU是一個觀察人類本性的顯微鏡。

05  是魔鬼還是天才?

為什麼會複製這樣一個蘇聯社會?這多少與導演本人的成長背景和蘇聯情結有關。

作為家中獨子,赫爾扎諾夫斯基生長於莫斯科一個充滿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環境下。他的父親是一名享有聲望的導演,1968年他執導的《玻璃琴》成了蘇維埃政權下的第一部被禁電影;他的教父是一名編劇,也是作家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的好友。

蘇聯解體時,赫爾扎諾夫斯基年僅15歲,但至今他仍視自己為「蘇聯人」,他自述在入境英國時,甚至會在表格文件上「來自哪裡」那一欄填上:USSR(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然而關於導演的謠言四起,更有甚者稱他創造DAU是為了滿足作為「獨裁者」的自我意淫。這個項目被拿來與《現代啟示錄》這部電影作比——DAU就像一個隔絕於現代文明,生存於自己的規則的王國,導演就是其中的科茲上校。

《現代啟示錄》中,科茲上校在柬埔寨建立了自己的「王國」

前面提到的製作人Dick,在那一次與導演的接觸中也並沒有留下好印象。他認為導演是個誇大其辭、對電影所知甚少的人,他自負、獨斷專行,「對待工作人員就像對待僕人,而其他人對待他就像對待王子。」

有一點是確定的,DAU項目開始拍攝的那年,赫爾扎諾夫斯基還是個29歲的新人導演,在此之前他僅有一部影片《4》,儘管獲得了不少讚譽,但此外似乎就再沒有其他作品了。

2011年,《GQ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使得這個項目引起了更多質疑。文章聲稱一位應聘赫爾扎諾夫斯基助手一職的年輕女性,在面試過程中被問及性生活以及是否願意演示一些性行為,當她表示拒絕之後,她很快就被打發回去了。

這是事實嗎?或許也未必。

在同樣會面過導演本人的Steve形容下,赫爾扎諾夫斯基看起來不是一個專制霸道的人,他的行為舉止表現出隨意、健談、迷人的樣子。

我的項目總是有各種謠言,然後謠言開始看起來就像真相,然後它們變成了真相,但其實它們不是。

關於導演身分,赫爾扎諾夫斯基表示自己從來不真的做「指導」,但是會在「外面」與某位扮演者交流,或者帶進新的人物角色以刺激新的事件發生。

我只控制規定,如果規定出錯,我會修改它,但我不能違反它。

聽起來就像個獨裁者,但他又對此否認,相反,他認為很多行為其實都可以稱為「獨裁」,可能是一個家庭中的「獨裁者」,可能是一個公司中的「獨裁者」,可能是你自己生活中的「獨裁者」。

他同樣也否認自己操縱演員做出某些極端行為。「我邀請的這些人不是那種願意進行真人秀的人,你得尊重他們,當你尊重他們時,他們會願意和你走得很遠。」

至於《GQ雜誌》上的那項指控,他澄清自己從未在面試非演員的職位時問過那些觸犯隱私的問題,但對於拍攝,他會討論童年、父母、情感、愛、性、友誼、死亡……

這很重要,因為我們不是和演員共事,而是和真實的人共事。你和他們討論生活,而不是表演方法。

那麼創造出這麼一個龐大的項目,從2005年開始算的話,應該已經付諸了14年時間,可如今還處在大有可為的43歲的赫爾扎諾夫斯基,是否如傳說中那般自大呢?

赫爾扎諾夫斯基說,他認為的天才,有點像古代英雄,有神賦予的才能,這就是為什麼他沒有找一個物理學家,而是讓音樂指揮家Teodor扮演Dau——「因為他是有天賦才華的人,這種品質不是演員所能演出來的。」

至於他自己,「我並不聰明,我只知道我有種強烈的直覺。」

他甚至向Steve透露了一個更大的野心:未來他將建造一座5000人規模的實驗性城市,這5000人來自全世界,這個城市的一切將會被記錄,一切都將是公開、透明的。

如果成真,這一次將是玩笑還是現實?是魔鬼還是天才?

 

參考來源:

www.dau.com(可點擊閱讀原文)

Inside Dau, the ‘Stalinist Truman Show’: ‘I had absolute freedom-until the KGB grabbed me’  | theguardian.com

Stalinist Truman show: artist paid 400 people live as Soviet citizens | theguardian.com

據赫爾扎諾夫斯基說,列夫·朗道有一道關於快樂的公式,其基本元素是:

愛,工作,友誼,自由。

來源:看理想vist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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