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南方農民「不看《新聞聯播》」?

南方農民
文:楊華

南方村落,無論是從《新聞聯播》的偏愛度上看,還是從鄉村治理上看,我們都能感受到農民的國家觀念的淡薄。

在中原農村調查時有這樣一件事:訪談正起勁,一個受訪人突然起身,說「《午間新聞》快開始了,我得回家看新聞去」。他如此惦記午間新聞,是因為他錯過了前一天晚上的《新聞聯播》。我們發現,《新聞聯播》在該地的受歡迎程度僅次於《天氣預報》。由於經常看《新聞聯播》,這裡無論婦女還是老人,都能海闊天空地談論國家政策,還能準確地列舉許多國家領導人的姓名與職務。新聞成了當地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農民只有看了《新聞聯播》,「心裡才感覺踏實」。

01 北方農民信權威,南方農民「看熱鬧」

我們對北方農村的問卷調查顯示,絕大部分農民相信新聞的真實性。當被問及為何愛看《新聞聯播》時,農民的普遍回答是:「因為《新聞聯播》最好,最真實,最權威。」他們甚至反問:「不是真的,能上新聞嗎?如果中央新聞都是假的,那國家不全亂套了?」

我們這些來自高校的老師,調研時「深入到基層,深入到農村」,這與《新聞聯播》裡關心群眾生活的領導幹部的形象極為相似。所以每次調研進村後,農民總會急切地詢問:「你們是不是國家派來的?」接著便向我們抱怨村裡諸多沒人管的事:村道沒人管,一下雨便進不了村;澇災沒人管,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玉米地被淹;治安沒人管,看著自己的羊被騎摩托車的人抱走;種大棚遭了雪災,養豬趕上瘟疫;等等。這些事情都沒有人過問,沒人管。他們希望我們向國家反映,要國家來管。

我們在村莊中訪談時,老人們總是問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兒子不養爹,你們能不能向國家報告,或者向我們的縣委、省委書記報告?」我們建議:「這事不用找國家,可以找村幹部。」老人聽後很生氣:「告訴他們就像蚊子叮牛角,沒用!電視上的領導天天講『三個代表』,送溫暖。我們底下的幹部卻在下面瞎胡鬧,不關心群眾生活,啥都不代表,就代表他們自己,他們才不管『兒不養爹的事』。」最後,老人十分無奈道:「國家的政策好,一切為農民,種地非但不要交錢,還補錢,這是從來都沒有過的好事,就是下面的不管事。」

然而,我們在江西、湖南等地的農村調研時,卻發現了不一樣的情形:南方農民不像北方農民那樣,對《新聞聯播》有著強烈的喜好與期待。這些地方的農民似乎更喜歡電視劇。即使是村莊精英,也不太重視《新聞聯播》,更談不上寄託和期待。少數看《新聞聯播》的農民,也只是愛看後面的國際新聞。他們看伊拉克問題、六方會談問題,說看這些國家打來打去,很有意思,可以開闊眼界。

顯然,南方農民看新聞不是為了解「國家大事」、「國家政策」或「國家領導人」,而是「看熱鬧」。在他們日常的談論中,我們也很少捕捉到「國家」這個時常掛在中原農民嘴上的詞,既聽不到農民對國家的抱怨,也感覺不到他們對國家的期待。南方農民總是說,「中央新聞(離我們)太遠了,不實用」。在他們看來,左右他們生活的不是電視上的國家,也不是遙遠的國家領導人,而是其身處的村落和地方上的規範。村民可以不關心國家大事,但一定得通曉地方上的事。

02 北方農民對「公」的信仰

不同地區農民對《新聞聯播》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訴求程度不同,表明他們的國家觀念存在差異。那麼,為什麼北方農民的國家觀念如此鮮明,對國家的訴求那麼強烈,而南方農民的國家觀念就幾近冷淡?這與村莊的性質有關係。

北方村莊地處平原,易受戰亂衝擊,村莊歷史較短,遷棲頻繁,形成多姓共居的村莊結構。多姓共居的顯著特點是村莊一般以家族為認同與行動單位,家族作為「大私」負責解決家族內部的事,但家族之間缺乏一致行動的能力,因此必須訴求於家族之上的某種「公」的力量,比如臨時家族代表會或村組幹部。在這種農民能夠真切感受到的、具體的「公」之上還有一個抽象的「公」,即農民對國家的想像。北方農村離中央政權較近,在傳統上經常受到政權力量的介入,較容易接受主流的意識形態。因此,當村莊具體的「公」無法切實滿足村莊的功能性和社會性需求時,人們便傾向於訴諸抽象的「公」。

因多姓共居,村莊被多個家族「大私」所分割,所以其內部一般缺乏一種能籠罩村莊、統合共同體的內在力量,村民對村莊缺乏一種「我們」感,即村莊僅僅是一個「公家」的村莊,而不是「我們」的村莊,村莊事務應該由一個具體的「公」如村組去管理,而不是「我」應該負責的。所以,我們在中原農村看到:院子之外的事便不再是「我」的事,而是公家的事,是小組長等具體「公」的事情。村莊中的紅白喜事、糾紛調解、修路築壩,甚至村莊的垃圾堆放都是這個具體的「公」的事。村民把小組長稱為「當官的」,在村民眼中的,小組長就是他們的「官」,是管理村莊公共事物具體的「公」;村莊是小組長的村莊,應該由他們小組長去管。在我們調查的北方村莊的公共治理層面上,除了小組長、村委會,我們似乎很難觸摸到其他承載著村莊公共事務的具體的「公」。

但是,取消農業稅後,一些地方取消了小組長,村級組織也逐漸弱化和虛化,村莊中承載著公共事物的具體的「公」被抽空了。村莊沒有了「當官的」,沒有了「管事的」,村民猛然發現眾多的事成了「沒人管的事」。村民甚至在遺憾失去了具體的「公」的同時,慶幸政府實施了火葬,不然就連喪事中被指派抬棺材的人都沒有了。當失去了具體的「公」的農民已不能在其所生活的村莊尋求一個可以訴求與期待的對象時,便只能轉向外部遙遠的國家,尋找一個抽象卻公正的「青天大老爺」。在農民的日常生活、生產和交往中,一方面是《新聞聯播》裡處處體察民情、關心民生的國家官員形象,另一方面卻是村莊公共事務「沒人管」。這種強烈的對比使農民對新聞上的「國家」——抽象的「公」懷有更急切的期盼與更強烈的訴求。正因為如此,農民對我們這些「國家派來」的學者,也充滿著想像與期待。

北方農民觀看新聞,相信新聞,不僅是要獲得一種心理的安全感,更在於尋找在村莊中所不能找到的訴求與期待對象。所以,農民才會說「要是《新聞聯播》都是假的,國家不就亂套了嗎」。《新聞聯播》維繫著農民對國家這個抽象的「公」的信仰。

03 「大私」解決南方農村公共需求

在南方農村,自然村或是村民組一般由一個宗族(或房頭)構成,它不僅保留著鮮活的宗族歷史,還承載著深厚的、多層的村落整體感與主體感。因此,在南方宗族性村落,相對於家庭「小私」,宗族(村組)是「大私」,在「大私」之上沒有北方多姓村莊那樣的具體的「公」,而是直面國家這個抽象的「公」。宗族性村落的功能性和社會性事物都由「大私」來承擔和完成,無須在「大私」之上構建具體的「公」,更少訴諸抽象的「公」。

在南方宗族性村落,高大雄偉的宗祠是村落歷史與宗族主體感的體現。在當地農民看來,一個沒有宗祠的村落就如一個沒有臉面的人,這個村落裡的所有人將會在「地方上」被其他村落瞧不起,地方上的人也將不會把這個沒有宗祠的村落視為村落。然而在村落內部,宗祠不僅僅是臉面,還承擔著村落裡眾多公共事務:舉辦紅白喜事、召開村民代表大會及各種理事會議。圍繞宗祠所延伸的村落主體便是宗族的「族長公」(族長)、各房的「長房」(房頭長),還有過了六十歲的「老生」以及喝了點墨水、專門主持紅白喜事的「斯文」等。這些人輩分高、有威望,是村落裡的積極分子,他們積極參與村落裡的各種理事會,還受邀出席村落的紅白喜事與糾紛調解。

除了以宗祠為中心的村落主體外,南方村落還有以神樹為象徵的「社神」。但社神也只是「我們村」的神,只管本村的事,僅保佑本村的子孫,與村落外的人無涉。社神不僅僅是村民儀式性的祭祀對象,更是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予以訴求與期待的對象。村民時常來到神樹下敬奉社神,祈求在外打工的親人能平平安安、好好掙錢,在外不遭騙、不遇搶,更不要碰到搞傳銷的。喜逢殺豬、買牛,生仔及過年過節,家家戶戶都會提著酒菜、拿著香燭,虔誠地來到神樹下祭祀社神,感謝社神的保佑。一些兒子不孝順的老人則在神樹上掛上寫有兒子姓名的紅帶,聲淚俱下地向社神述說自己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把兒子養大,如今兒子又是如何的不孝,祈求社神能使兒子良心發現,善待老人。

相對於北方村莊只有村組一個管事主體,南方村落中有眾多管事的主體。這裡的村落不單是小組長的村落,更是村民自己的村落,即「我們的」村落。村落裡的事也不光是小組長的,更是「我們自己的」。村落是一個由宗族、房支、家族以及所有村民構成的「私」的領域,它相對於個體家庭「小私」而言,是「大私」,村落裡的各種「公共」需求都是由「大私」去解決。

南方村落中具體的「公」——村組不凸顯,在台前的多是具體的「私」和抽象的「私」。農民的訴求可以通過宗祠、族長公、長房、禮生及各類理事會等諸多具體的「大私」來滿足。當具體的「私」不能解決問題時,農民便向抽象的「私」——社神報告,而不是求助於抽象的「公」——國家。在農民看來,國家是一種外來的「公」,而不是「我們」的「公」。顯然,對於這種外來的「公」,農民的訴求與期待遠遠低於對「我們」的「公」,即村落「大私」。

在南方村落,因為具體的「私」與抽象的「私」滿足了大部分的社會性和功能性需求,人們對抽象的「公」的企盼就不會很強烈,「國家」形象也就不會在人們心中打上烙印。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南方農民很少談論幹部、抱怨當官的,認為《新聞聯播》裡的內容非常遙遠、不實用,還不如看些「既能調節休息,又可開闊眼界」的國際新聞,進而才能理解他們所表現出的國家觀念的淡薄,對國家訴求的冷漠。

04 中國農村的公私觀念與國家觀念

從農民的「公私」觀念變化來看,北方村莊的「公」在拓展,而「私」在退縮。「私」從宗族、家族一步步退至核心家庭,核心家庭之外則屬於「公」的範疇。此時,農民對「公」的訴求也隨之無限地往上推,從村組這個具體的「公」直至國家這個抽象的「公」。簡而言之,當「公」無限拓展,「私」急劇退縮,大部分「私」的領域都退讓給「公」之後,村莊就不再是「我們」的村莊,村莊的事就不再是「我們」的事,而是「公」的事。

從公私觀念的主體看,北方村莊是沒有「私」、只有「公」的村莊,是需要「公」去維繫、去整合的村莊。而當村莊這個具體的「公」也一步步弱化乃至退出村莊公共事務後,農民對抽象的「公」的期待便愈甚愈急切,國家觀念也就愈強,越渴望國家來「管管事」。正因此,我們可以很好地理解河南、山東等地的農民,為何能受得了地方政府「靈活」的政策:種韭菜不成,種大蒜;種大蒜不成,種黃瓜;種黃瓜不成,又改種西紅柿。而江西的農民聽說後卻表示無法理解,不能忍受。

在南方農村,村落是「我們」的村落,村落本身是個「大私」。村落的公共需求通過家族、長房、宗族等具體的「私」來獲得滿足。當這些具體的「私」無法滿足訴求時,農民便轉而求助於他們抽象的「私」(社神)。有著諸「私」的關照,村落之外抽象的「公」(國家)自然就顯得不那麼實用,農民有時甚至對它心存芥蒂。所以,在南方村落,無論是從《新聞聯播》的偏愛度上看,還是從鄉村治理上看,我們都能感受到農民的國家觀念的淡薄。

本文節選自《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紀鄉土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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